补正范文10篇
时间:2024-01-09 19: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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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文补正论文
[内容]
任俊荣先生的《高考之前话称谓》(见《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4期)一文对古代的称谓现象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可算是中学古代文化常识助学的一篇佳作。然其在某些方面尚有疏漏,个别处说法亦似可商榷,因而还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一些称谓现象,也不能完全适应高考的要求。鉴于此,兹作如下补正:
一、姓氏。任文未述。上古时代,“姓”和“氏”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姓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而来的族号。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嬴等皆从“女”旁,即可视为母权社会在“姓”上之烙樱同一族中,子孙繁衍多了,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一支又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就是“氏”。《通鉴·外纪》中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姓和氏的关系。高中语文教材《之战》中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这里的“同姓”就是郑、滑两国,它们与晋国同为姬姓国,是一姓(即周王室,姬姓)之下的三个不同氏(分支),犹如三个同父母的弟兄;而秦国则是嬴姓,是周王室的异姓封国。所以,秦袭郑灭滑,晋就认为是对自己“无礼”,(尽管两年前,它还伙同秦国围攻了郑国)于是以此为借口,在伏击了秦军。
周代,贵族女子称姓,用来“别婚姻”(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下同不注),姓同则“婚姻不可通”,以防男女同姓结婚,后代不兴旺。因而,贵族女子姓比名更重要,可以无名,但不可无姓。若嫁给了别国的国君卿大夫,也要将娘家的姓放在丈夫的谥号或国(邑)名或氏的后面,用来构成自己的“大号”。如《之战》中的“文嬴”,她是晋文公之妻,秦穆公之女,因而丈夫的谥号“文”就在前,娘家的“姓”就在后。有的,还可以接在后面加“氏”字,旧时已婚妇女称谓常如“赵王氏”,“姚姜氏”者可能即源于此。
贵族男子则称“氏”,用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的季康子(名肥),是鲁国大夫,鲁哀公时权臣,因而就称为“季孙氏”,又叫“季氏”。《庖丁解牛》中的“庖侗,只有名“侗,而无氏,因为他身份低贱:庖者:厨师也。《柳敬亭传》说:“如优孟摇头而歌”,这个“优孟”也只有名“孟”而无氏,“优”是“优伶(演员)”之意,身份亦低贱。
氏来源较复杂。可以封国封邑为氏。如《之战》中的“原轸”,本氏“先”,因受封于“原”,就又以“原”为氏了。《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之同姓”,意即屈原本与楚王室同姓“芈”;后因其祖上受封于“屈”邑,所以又以“屈”为氏。也有以官名为氏的。《五蠹》在注释“共工”时就说:“(共工)传说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其后人以官为姓(即本文的‘氏’、下同不注)。还可以所居地名为氏。像复姓“南官”、“东郭”等即如此;《之战》中的秦军统帅“百里孟明视”,其姓“百里”本也是地名。另外,以技为氏或以祖先的字、谥号为氏的情况也有;不一一赘述了。
“补正”的涵义及司法使用规范研究
摘要:“补正”的涵义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字补正类:例如判决书笔误、遗漏的补正;二是程序补正类,例如申请程序不完整的补正;三是刑诉法特殊的瑕疵证据补正。刑事诉讼法中对补正对象并没有明确规定,众多刑事审判文书中也体现出对“补正”一词的使用出现混乱。首先明确“补正”一词的涵义,分析“补正”在目前刑事裁判文书中的使用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立法规范和司法使用规范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补正”;瑕疵证据;规范
一、引言
立法语言应当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简洁性等特征,其首要目的和任务在于对立法原意的准确体现。立法语言的背后大都蕴藏着深刻的立法意图。刑事诉讼中,准确解读刑事诉讼法,对于正确执行刑法是非常必要的。立法者起草或者修改一个条文的意图、考虑因素等问题,社会各界无从知悉。这些文字上的缺陷给执法司法过程中原原本本地领悟法律意图、落实立法规定带来很大挑战。本文将探讨“补正”一词的涵义,考察目前刑事裁判文书中对该词使用所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并提出规范建议。
二、“补正”一词的涵义探析
(一)“补正”作为日常用语的涵义。“补正”在古代汉语中有“补充”和“纠正”的意思。“补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补充和修改”,“补”的意思有添上材料,修理破损的东西;补充,补足,填补缺额;补养身体;姓。“正”有不偏不斜;正当合适甚至动作的进行,状态的持续之意。“补正”在现代汉语里原意是对历法或书籍的增补订正。(二)“补正”在法律中的一般涵义。“补正”在法律领域中集中用于商标申请、仲裁申请、合同内容等方面,多为对文字材料的补充和修改,占62.5%,同时“补正”也用于申请流程不完整、不规范的情况,属于程序补正,占37.5%。对文字的补正是对程序补正的两倍。从上述研究结果看,在法律涵义中,“补正”的使用不是立法审查阶段对法律条文的补齐,也不是对现行法律条文内容的修正、修改或扩充。在文字层面上是对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司法文书等内容的补正;在程序层面是对程序规范性、完整性的补正。(三)“补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特殊涵义。《两个规定》的颁布是“补正”第一次出现在刑事诉讼相关法律中,2010年7月1日施行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规定“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虽然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补正”的涵义,但是根据补正的对象规定,可以明确其在此是对物证、书证收集的瑕疵程序、方式补正,且主要是针对文本记载遗漏的补正,而不是对于证据本身的补正。文本的补充和改正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通过此种方式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式存在的问题进行补正。法律文件中虽涉及“补正”的规定条文,但都没有对“补正”一词作明确解释说明,直到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中第六十六条对“补正”一词做出了明确规定,“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瑕疵进行补救”。至此,“补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涵义有了司法解释的依据。
刑事裁定书(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用)
××××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刑×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经本院审理,于××××年××月××
日作出(××××)×刑×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现发现其
中有错误(遗漏)字句,特此补充裁定如下:
行政行为补正研究论文
一、补正界说
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有惩戒性法律责任和补救性法律责任。行政法是公法,“公法是国家法,统治者的法;因此人们不能想出反对国家行使的一种公法的直接制裁方式。”同时,“规定国家所担负义务的任何一种公法条款也不能直接执行强制制裁,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不能直接对自己行使强制。”[1]因此,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不能追究实施者即行政主体的惩戒性法律责任,而只能追究其补救性法律责任。
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包括补救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依职权的行政补救等)和补救方式两个方面。行政行为的补救方式,又包括行政行为本身的补救方式和对行政行为已发生的法律效果的补救方式两类。补正与撤销、宣告无效等一样,是对行政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予以法律补救的一种方式。
有的学者称补正为行政行为的“治疗”、“痊愈”、“治愈”。“行政行为的瑕疵,是指在因其后来的情况而实质上已经得到纠正的情况下,作为当初为无瑕疵的行为来处理,并维持其效力,称之为瑕疵的治愈。”[2]补正区别于更正。补正是以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或瑕疵为前提的,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责任或补救方式。这种违法性或瑕疵基于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存在。补正不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只能将已作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补充完整。经补正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瑕疵得以消除,“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从此就变成合法的了”。[3]更正则是对行政行为中明显的计算及书写错误等的纠正。这种计算及书写错误等并不是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违反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正因为“这种错误不是行政机关意志上的瑕疵,而只是意思表达中的过失,‘纯机械性的过失’(如书写或计算上的错误),按照规定这种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错误必须是‘公开’(明显──本文作者)的,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客观的中等的观察人员来说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如果他具有一个参与人的真正的信息水平的话。”[4]这种明显的错误不被认为具有违法性,更正并不是消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经更正后,行政行为成了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不一定是合法的意思表示或行政行为。因此,更正并不是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或补救方式,而属于对已作意思表示的一种解释规则。并且,更正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得依职权随时更正“明显错误”,即使这种更正不利于相对人。《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程序上和方法上错误之更正”,尽管使用的是“更正”,却属于本文所说的补正;第42条“行政行为中的明显错误”的更正,则属于本文所说的更正。同样,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2项所规定的补正,只能解释为本文所说的补正,而并不包括更正。
二、补正的理论依据
违法行政行为包括实质上的违法行政行为和程序(包括形式,下同)上的违法行政行为两类。程序上的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但意思表示本身合法、公正的行政行为。对程序上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应予以法律补救。因为,个别的程序上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可能无关紧要,但大量程序上违法行政行为的流行并得以容忍,最终势必使行政行为丧失公正性、准确性、可接受性和效率性,[5]就难以维持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那么,对这种违法行政行为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予以补救呢?机械的行政法治理论认为应采用撤销的方式予以补救,但在当代的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中则多采用补正的方式予以补救。
刑事裁定书(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用)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40
××××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刑×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经本院审理,于××××年××月××
日作出(××××)×刑×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现发现其
刑事裁定书(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用)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40
××××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用)
(××××)×刑×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经本院审理,于××××年××月××日作出(××××)×刑×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现发现其中有错误(遗漏)字句,特此补充裁定如下:
民事裁定书(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用)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89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字第××号
本院××××年××月××日对……(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
作出的(××××)×民×字第××号民事××书中,文字上有笔误,应予补正,
民事裁定书(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用)
××××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民×字第××号
本院××××年××月××日对……(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
作出的(××××)×民×字第××号民事××书中,文字上有笔误,应予补正,
现裁定如下:
违法行政行为研究论文
[摘要]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多元的,并非一概撤销或确认无效。在一定条件下,违法行政行为可被治愈。治愈方式包括追认、补正及转换。《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关于违法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规定不适应现实需要。作为权宜之计,应通过法律解释增加治愈制度;作为根本措施,应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规定治愈制度,同时删除《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正确理解和应用违法行政行为治愈理论,有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理论的精细化和行政法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违法行政行为治愈追认补正转换
一、问题缘起
案例一:养路费征收合法性问题一度引起热烈讨论。学者们多认为《公路法》修改后的养路费征收行为违法,1各地也出现了不少相对人诉请撤销养路费征收行为并返还费用的案件。2基于与上述学者大致相同的理由,笔者亦认为,1999年《公路法》修改后的养路费征收行为是违法行为。3但进一步的思索和追问也许更有意义:违法的征收行为应否撤销,并返还费用呢?如不能撤销,应如何对待违法的征收行为?
案例二:秦某与唐某同居并怀孕,为快速顺利办理结婚证,双方都跨越了各自户籍所在地而找到有“熟人关系”的某乡政府民政办办理结婚证(注: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婚姻登记机关应在一方户籍所在地)。在填写登记申请书时,秦某多次作了虚假填写,双方又均无婚前健康检查证明,且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应秦某、唐某的要求,办证人员将颁证时间提前了一年。在唐某分娩不到一年,仍处于哺乳期内的情况下,秦某以颁证机关为被告,以唐某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机关颁发结婚证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要求法院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结婚证书,并宣布婚姻无效。4本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结婚证应否撤销?如不能撤销该如何处理?
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行为欠缺合法要件者,构成违法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要么是撤销、部分撤销,要么是确认违法或无效。无论哪种法律后果,都是对行政行为的否定。而从上述两个案例看,无论是否定征收行为还是否定结婚证,都将损害行政行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上述困境在行政法上并不鲜见。但囿于理论研究的匮乏和法律规范的缺失,实务部门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往往不知所措,很多案件变成了棘手的难案、甚至无心的错案。为解决这类问题,应对现实需要,本文将探讨一个未被重视的理论话题——违法行政行的治愈。
违法行政行为探究论文
[摘要]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多元的,并非一概撤销或确认无效。在一定条件下,违法行政行为可被治愈。治愈方式包括追认、补正及转换。《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关于违法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规定不适应现实需要。作为权宜之计,应通过法律解释增加治愈制度;作为根本措施,应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规定治愈制度,同时删除《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正确理解和应用违法行政行为治愈理论,有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理论的精细化和行政法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违法行政行为治愈追认补正转换
一、问题缘起
案例一:养路费征收合法性问题一度引起热烈讨论。学者们多认为《公路法》修改后的养路费征收行为违法,1各地也出现了不少相对人诉请撤销养路费征收行为并返还费用的案件。2基于与上述学者大致相同的理由,笔者亦认为,1999年《公路法》修改后的养路费征收行为是违法行为。3但进一步的思索和追问也许更有意义:违法的征收行为应否撤销,并返还费用呢?如不能撤销,应如何对待违法的征收行为?
案例二:秦某与唐某同居并怀孕,为快速顺利办理结婚证,双方都跨越了各自户籍所在地而找到有“熟人关系”的某乡政府民政办办理结婚证(注: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婚姻登记机关应在一方户籍所在地)。在填写登记申请书时,秦某多次作了虚假填写,双方又均无婚前健康检查证明,且为逃避计划生育管理,应秦某、唐某的要求,办证人员将颁证时间提前了一年。在唐某分娩不到一年,仍处于哺乳期内的情况下,秦某以颁证机关为被告,以唐某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机关颁发结婚证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要求法院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结婚证书,并宣布婚姻无效。4本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结婚证应否撤销?如不能撤销该如何处理?
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行为欠缺合法要件者,构成违法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要么是撤销、部分撤销,要么是确认违法或无效。无论哪种法律后果,都是对行政行为的否定。而从上述两个案例看,无论是否定征收行为还是否定结婚证,都将损害行政行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上述困境在行政法上并不鲜见。但囿于理论研究的匮乏和法律规范的缺失,实务部门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往往不知所措,很多案件变成了棘手的难案、甚至无心的错案。为解决这类问题,应对现实需要,本文将探讨一个未被重视的理论话题——违法行政行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