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政策范文10篇

一、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现状分析

1、农业保险补贴的内容单一。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农业财政补贴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补贴形式，分别为保费补贴、保险责任分摊与财政兜底。而在全国范围内开设的只有保费补贴，致使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只拥有这一种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单一化的补贴方案无法满足新农村多样化建设的要求，也无法发挥其实际效益，进而形成一种财政浪费，严重的影响到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2、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与支农政策。没有紧密结合国外的农业保险大都与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农业各补贴政策的结合也能够形成对农业保险的有效覆盖，进而构成系统化的农业保险补贴体系。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较晚，且保险补贴与粮食直补等政策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致使农业保险与补贴间产生断带，十分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3、补贴品种有限。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与果蔬等，不同地域间的果蔬分布不均匀，除此之外，其他的经济作物也较少，致使农业保险的供需都产生严重的不足，影响到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4、农民参保方式不科学。由于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广播宣传来获知农业保险的相关内容，因此，对于其中具体的操作流程与理赔情况等都不甚了解，进而影响到了农民的购买决策。此外，部分农村将保险理赔的款项进行平均分配，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农民即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后，也无法得到足够的理赔用于生产，致使保险失去实际的效益，这些做法都有悖于农业保险的作用机制，使农民对保险产生消极的看法。

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及其对农户购买保险的影响分析

1、农户的文化程度。农户的文化程度高，对于农业保险的了解就更加细致，并能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办理保险。此外，经济条件与农户的文化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的经济水平就相对要高，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2、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或多或少的会对农民的居所、耕地资源等造成影响，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农民更容易想到农业保险，且灾害程度越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就越大。3、保费补贴的预期。当农户对于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越高时，在现阶段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越低，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就会越大。4、地区虚拟变量。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保险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的农村保险业务由村委会的人员负责，并通过广播的形式进行宣传，因此农民购买保险的意愿与宣传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村委会不重视，就会为农户办保险带来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农村的信息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办理保险业务的详细流程，或者通过网络咨询相关的业务人员，进而提升了农村保险业务的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地区虚拟变量对于农户购买保险的重要影响。

三、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有效措施

1、扩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地区为了能够有效的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我国应将所有的农业产量大县都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内，以提升中央财政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农民的承担能力，制定区别性的保费补贴政策，例如，在西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比例应不低于70％。2、开设特色农业保费补贴。除了要扩大农业补贴的面积外，还要增设补贴的品种，为了谋求区域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央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特色农业补贴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减少地方财政补贴的配套要求，开办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有长远计划的，具有一定保费补贴规模的保险品种，进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3、优化财政补贴资金的拨付流程。为了有效的规范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有关部门应当从制度上进行创新，丰富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流程。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政策与保险办理机构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因此，农业保险的支付不同于其他农业补贴政策。有关部门应当避免转移支付的现象发生，并保证第四季度的补贴资金能够提前下拨，以缩短划拨周期，提高资金的安全。4、设立灾害风险基金。农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无法准确的预判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需要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可以提升农业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构建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的筹资方式建立起的补贴机制，可以有效的规范对风险基金的管理。有关部门需要从防灾、减灾与救灾等方面出发，制定专项的扶持计划，每年从国家其他风险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可为农业财政补贴带来一定的保障，最大限度的减轻自然灾害为农业经济带来的损失。

二十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政策，但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自3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正式通过农业补贴政策，直接干预农产品市场。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大多是通过法律形式规定的。1933年大危机期间，为拯救农业，美国出台了第一部系统的农业法。此后，随着农业发展要求、市场行情、甚至政治因素的变动，美国又对农业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可以说，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是在不断调整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自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以后，经过70多年的调整和充实，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复杂的政策体系。

不同的农业法中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农业法的出台都意味着美国的农业补贴在作相应的调整。专家认为，总体看来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3~1995年，可以称为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补贴政策以限制农产品播种面积、政府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农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农业补贴直接与市场价格相挂钩；

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可以称为收入补贴政策阶段。补贴与当年市场价格脱钩，直接计入农民收入；

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既保留了收入补贴，又保留和创造了一些价格补贴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类型

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容易形成误解，把对机械化技术推广性的补贴简单的当成对农民的收入性补贴。准确把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质，对加快农机化发展、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全面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机械属于技术生产的范畴

从实质上讲，农业机械应属于农艺装备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范畴，就像工业生产中，工业品的加工工艺和实现工艺的生产线都是要由机床等各种加工设备来实现一样，现代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全过程的农艺也同样是要靠机械和设备来实现的。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已由代替人（畜）力劳动、功能单一的简单工具的初级阶段，迈入了具备增产、节本、环保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功能的中级阶段，这也是现代农业所赋予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农业机械就是农业生产工艺过程的装备，属于生产技术的范畴。

农业机械应用是农业技术改造、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从人类农业发展进程看，农业机械这一先进的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推动着农牧业生产迈上新的高度，实现了耕种面积的不断扩大、产量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和抗灾救灾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等。

粮食生产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安全是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自2004年起，在全国不断强化农业投入、加大农业补贴政策背景下，作为经济大省和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省也对水稻种植实施了一系列补贴政策，以促进广东水稻的生产。然而，从近几年来的数据观察，广东省水稻生产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一方面，在播种面积上，2010年广东省水稻播种面积比2000年减少了46.26万hm2（图1），2007年水稻播种面积更是降至193.90万hm2、是广东省30年来水稻播种面积最少的一年；另一方面，从产量情况分析，广东省水稻的单产与总产出现了增长停滞的现象，2005—2010年水稻单产增幅缓慢，总产量降幅明显，2008年广东省水稻总产量仅为1003.3万t、比1998年减少685.23万t、降幅近41%（表1）。为什么广东省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之后，水稻播种面积仍在减少？水稻产量不增反降？政府对农民实施的补贴政策是否真正起到鼓励农民种植水稻的作用？农民领到补贴之后是否真正投入到水稻种植中？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农村基层开展了调查分析。调研组分别走访了江市徐闻县龙塘镇、韶关仁化县丹霞镇和乐昌市、梅州市梅县和五华县、广州市花都区等地的农户，对水稻播种面积、种粮成本、单产、补贴数额等项目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对比往年相关数据，分析了各项政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针对出现的问题，结合农村现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1广东省水稻种植及补贴情况

1.1水稻种植现状

粤北韶关等地的农业生产一直以水稻为主，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2%以上；而在广州花都等珠三角地区，农民主要种植蔬菜等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相对较小，一般在45%~50%左右。调查发现，除个别地区外，水稻种植比例逐年缩小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粤西湛江徐闻县调查的58户农民中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60%以下的有41户，粤北韶关乐昌市调查的30户农民中有22户水稻种植面积低于耕地面积的60%，而在2000年，两地70%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表2）。

1.2水稻种植补贴情况

在补贴种类方面，广东省农业补贴项目大体包括良种补贴、种粮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综合直补等，但是大多数农户只能领到其中的1~2项补贴。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领到面积补贴和良种补贴，而农机具补贴等有资格要求的项目领取的人数甚少、在农民中的适应范围小。在补贴数额上，各个地区因地制宜，略有不同，每667m2大多在100~130元之间，其中徐闻县和花都区补贴较高、分别为122.5和117.0元，五华县最低、平均为106元（表2）。

一、政府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

从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看，凡是农业保险开展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国家重视、政府支持的结果。主要表现在，除了对农业保险给予专门的立法保障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农险发展模式外，政府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是关键环节。这些经济支持不仅表现在政府对农户给予较高比例的保费补贴，减轻农户的保费负担，还对从事农险具体运营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业务费补贴和税收减免待遇，以及建立由政府兜底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首先，农业的自然风险大，保险赔付率高，保险公司往往收不抵支。以美国为例，1981年至1990年，美国农作物保险赔款额超过保险费总额达25亿美元，累计赔付率高达150％。1960年至1991年，加拿大累计收入农作物保险费51亿加元，累计赔款57亿加元，累计赔付率也达到110％。因此，在没有政府财政扶持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一般不愿经营农险业务。

其次，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影响很大，每年成灾面积约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5％。而农业保险对于分散风险，保障农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障农民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作为保护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农业保险同商业保险区别开来，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上、法律上和必要的行政上的支持。

二、中央农险补贴政策对新疆农业保险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新疆的农业保险早在1951年即已开办，后因种种原因一度停办，直到1982年才开始恢复。目前，全疆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前者负责新疆地方范围内的农业保险工作，后者则主营兵团领域。新疆农业保险经营的险种主要为种植业险，绝大部分为棉花保险，其余为粮食、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和养牛保险。“十五”期间，全疆农业保险累计为6716万亩农作物、217万头(只)牲畜提供了风险保障，为农村防灾防损支付防灾费6600万元，赔付达9.63亿元，社会效益十分显著。此次中央农险补贴政策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提升新疆农险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对新疆农险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摘要]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是美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住房保障政策。纵向考察可知，其产生和兴起根植于对已有住房数量和质量、政策实施成本、宏观经济周期以及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公平性的考量之中。公共住房建设在选址、设计、质量和设施等方面的失当，使贫困集聚和种族隔离状况加剧，向货币化补贴政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共住房集中供给的纠错。但是，以住房流动为低收入家庭创造更多经济和社会福利甚至为种族融合带来更多新机会的政策目标正受到长期以来公共住房建设投入锐减、住房租赁市场日趋升温的挑战，此状况在次贷危机后尤甚。研究显示，仅以满足流动性为目标的市场化战略不会显著改变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由贫困分散到贫困消除，需要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并出台就业与教育等支持性住房干预措施。

［关键词］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低收入家庭；居住隔离；贫困分散

和多数发达国家公共住房发展进程相一致，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兴起同样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息息相关。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种新的复杂状况，而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的恶化，尤其是贫民窟的存在，往往与贫困、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城市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相伴，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与住房改革的呼吁。住房改革者们认为，恶劣的居住条件不仅损害了居民的健康，而且也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住房改革者的推动下，部分城市制定了新建或现有住宅的最低可居住标准，并立法限制可能给民众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工商业开发。但由于长期坚持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地方自治传统，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公共住房进行直接干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联邦政府先后两次共拨款一亿美元，通过公共住房建设改善军工人员居住环境，提高工业生产率。但是，联邦政府对住房保障的首次尝试并非出于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的意图，而属于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重新退出住房领域。

一、公共住房政策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现实依据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构建。有关政府应在穷困阶层住房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吁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更为强烈。也正因如此，自由党才拥有国内政治力量以发起重大的联邦事务。1934年美国通过《国家住房法案》，并先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和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为彼时受到大萧条冲击的“沉没的中产阶级”提供金融援助,并在此后持续增进美国民众住房购买的支付能力。同时，《国家住房法案》授权联邦政府直接为低收入家庭建造出租房。由此，住房保障制度成为正式的制度设计。不同于向自有住房提供的金融信贷制度设计，出于对公共住房可能挤压私人住房投资的忧虑，公共住房政策遇到了强烈的政治阻力，拨付给公共住房建设的资金一再被削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低收入家庭公共住房建设则被国防住房项目取代。1949年，美国重启低租金公共租房项目，颁布《住房法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提供御寒庇护所使民众生命免于遭受寒冷的直接威胁，《住房法案》“让每一个美国家庭在适宜居住的环境中拥有一个舒适的家”的宗旨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基本义务。然而，伴随着这一远大目标而来的是极度贫困户之外谁还应得到住房援助、援助的形式为何以及谁来负责运营管理、住房援助对住房市场供给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等问题。因此，60余年来，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基于不同时期已有住房数量和质量，公共住房政策实施的成本是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平性而不断演变的。虽然公共住房的发展一波三折，公共住房总量自1949年的17万个单元发展至1994年的峰值140.9万个单元，大多数公共住房项目还是提供了合适的住房。然而，从外观看，公共住房选址、设计以及建筑质量与设施配备都显见失当。不仅如此，贫困集中和种族集聚是后期公共住房政策设计所致力于扭转的目标之一。此外，高犯罪率和辍学率、管理和维护困难等都影响了公共住房实物配给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公共住房政策由实物补贴向货币补贴的转向

近年来，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市农机投入逐年加大，一批先进适用的机具得到普及应用，全市农机化水平不断提高。自2005年以来，我市连续享受农机补贴政策，累计落实各级补贴资金1800余万元，农机总投入达到近9000万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机的积极性，加快了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应用，农机化水平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步增强，加快推进了现代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一、主要成效

(一)发挥了财政补贴资金的拉动效应，调动了农民购买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累计带动农民农机化投资7200多万元，年农机作业收入达到2亿元，农机收入占农机户全年总收入的80%以上，农机作业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二)农机新技术、新机具得到进一步推广。特别是玉米联合收获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作为补贴的重点，大大推动了玉米机收、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全市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08年，全市玉米机收率达到81.6%，保护性耕作覆盖率达到13.3%，居全省第一位。我市率先在全省实现玉米生产机械化，农机化水平逐步跨入高级阶段。

(三)农机装备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自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我市坚持把发展大型拖拉机、玉米联合收获机、免耕播种机作为补贴重点，进一步加快淘汰小型、服役时间长、生产能耗大的机械，加快推广我市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业机械及配套机具，农机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农机利用率大大提高，我市农机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

(四)农机补贴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机服务组织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市坚持将农机补贴政策向农机合作社等大型农机服务组织倾斜，一批新型农机具被农机服务组织快速推广，同时也加快了农机服务组织规模扩张和快速发展。农机服务组织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土地资源的整合利用，有利于形成规模生产，农场式的经营，节约和转移了农村劳动力，有效地促进了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民增收农民致富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市村级农机服务组织105家，农机作业公司达到365家，农机专业户达到5371户，农机中介服务组织达到68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达到2家，其中小孟腾飞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为我省首家保护性耕作农机专业合作社，为我市加快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一、我国初步形成了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2004年以来，中央根据粮食产销形势的新变化，先后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2006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国家又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增支综合直接补贴政策。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力推动了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基本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

（一）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专项性生产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的种粮补贴政策框架

1.四项直接补贴政策和最低收购价兼顾了生产、市场和农民收入等多种政策目标的要求。粮食直接补贴作为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出台的补贴政策，把原有对购销环节的问接补贴转变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目的是减轻农产品价格波动对种粮农民收入的影响。农资增支综合直补则是在农用柴油价格调整的背景下出台的综合性补贴，其目的在于弥补农民因农资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支出，稳定种粮成本。两者均属于综合性收入补贴，分别从产出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角度保障种粮农民的收入，从制度上为构建农民收入安全网、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收入差距奠定了基础。

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则是针对我国人世后粮食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品质差等问题而出台的提高粮食产业竞争力的生产性专项补贴政策。其中，良种补贴主要着眼于引导农民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提高粮食品质和产量；农机具购置补贴主要是鼓励和支持农民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提高粮食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和机械化进程。这些专项补贴政策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引导农户生产行为提供了重要政策手段。最低收购价政策在兼顾种粮农民收入的同时，重点在于稳定粮食生产面积，保障粮食市场供给，成为政府调控市场的政策工具。

2.补贴规模快速增加，政策实施范围不断扩大。种粮补贴资金规模由2004年的145.2亿元增加到了2006的398.7亿元，增加了174.6%，占当年财政支农资金预算的比例达到11.7%。如果考虑到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粮食补贴政策支出在财政支持资金中的比例更高。从补贴范围看，2006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施直补政策，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也涉及到了所有省份，良种补贴已涵盖到了13个主产区及陕西、山西、甘肃和新疆等4个省份，农机具补贴实施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126个县和农场。这表明，四项补贴已经成为覆盖全国的农业政策。粮食补贴政策已成为财政支农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1偏远山区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虽然农业补贴政策在偏远山区实施取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效应，但是应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效应是有限的，与平原地区、粮食主产区和一些产粮大县相比，偏远山区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后的效应还没能充分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1.1偏远山区农业生产规模小，品种多，补贴总量小

张家界市国土面积9516km2，境内山多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山地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78.7%，人均耕地面积仅560m2，全市耕地面积最多的乡镇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1666.67m2。长期以来，农村种植结构比较单一，沿袭着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传统农业种植结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0%以上，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40%左右，因此，农民能普遍受益的农业补贴政策是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2012年湖南省下发的补贴标准为：粮食直补为13.5元/667m2，农资综合补贴为80.6元/667m2，良种补贴：水稻15元/667m2、玉米等10元/667m2。按照该标准计算，每户农民得到的补贴金额非常有限，人均耕地面积最多的乡镇人均补贴金额为280元，耕地面积最少的乡镇人均补贴金额为92元。张家界市不仅耕地面积少，而且适宜于耕种的土地面积更是小而分散，加之当初在实行土地承包时采取的是好地与差地、近地与远地、坡梯平洼地搭配分配，导致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加大，农业种植机械用不上，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此外，山区农民大多数手中资金积累少，一些适用于山区的轻简、高效的农机具也因购置成本高农民无力购置，因此农机具购置补贴只有少数农民才能得到。2012年全市申请补贴机具6500台（套），补贴资金为1239.7万元。

1.2偏远山区农业生产设施落后，条件差，政策效果受影响

张家界市许多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土地细碎化程度高、中低产田多，农民经营成本高，经营收益低，农业补贴只是杯水车薪。随着该市乡镇城市化建设推进，市城区建设的拓展，以及农业结构性调整和农民建房、交通用地，大量的良田好土被非农建设挤占，耕地面积由建市初期的12万hm2减少至如今不到9.33万hm2，影响了粮食种植面积；其次，水利工程配套设施未得到很好的修复，尽管农田水利设施年年修，但由于各种原因，加上边修边老化，仍有不少水库、山塘、渠道不断老化，一部分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有效灌溉面积有限，旱涝保收面积锐减，抗御灾害能力脆弱，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再次，有知识、有技术、思维灵活、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纷纷进入城市或工厂就业，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有的无力耕种，弃种撂荒现象较多。

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