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范文10篇

什么方面平等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毕业于加尔格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他曾经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并且当选过1982年的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年届的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院长。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他为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数项贡献。森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等学科，对不平等的研究被视为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平等问题上，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为什么平等？”看成是争论的关键。以为一旦谈论平等，首先必须表示是赞成平等还是反对平等，进而为之辩护。可森坚信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平等观念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1)为什么平等？(Whyequality?)，(2)什么方面平等？(Equalityofwhat?)，后者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

为何这么说呢？森指出，那些探讨如何安排社会才是合理的各种规范理论，其实在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寻求着某方面的平等。收入平等主义要求物质收入或财富的平等，福利主义要求福利水平的平等，功利主义要求平等地衡量个人效用，法学家们要求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罗尔斯正义论要求“基本善”持有的平等。而且，不仅仅赞成平等优先的理论如此，甚至那些被视为反平等的理论也同样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例如诺齐克的个人权利至上体系，尽管强烈地反对效用平等和分配平等，可却要求自由权利方面的平等——无人有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许多反对经济平等的经济学家，在政治和法律上却坚决地捍卫平等。所以，“假如我们成功地证明了x方面的平等（无论x是什么——某种成就，某种权利，某种自由，某种尊重等等），那么我们就已经以这种形式——x作为比较的标准——证明了对平等的赞同。”依次类推，即便我们反对x方面的平等要求，也只是表明反对把x作为比较变量，并不意味着反对平等本身。虽然各种理论所要求的平等内容不一样，但他们至少都坚定地赞同每个人应该在某一重要方面获得平等对待，它们都体现为一种“平等主义”。一种理论也许在很多方面要求不平等，但是，当它为此辩护时，最终不得不求助某一方面的平等。如果这是事实，“什么方面平等？”自然要比“为什么平等？”涵盖更为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来得更为重要。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把“什么方面平等？”当成核心问题的重要意义。

首先，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可谓纷繁众多，而“什么方面平等？”是区分和理解他们的关键。因为它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把何种变量作为平等量度，每个理论在坚持基本变量方面平等之时，必然容纳了次要变量方面的不平等。当自由和结果发生矛盾时，一个要求自由权利平等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结果平等，而一个要求平等衡量每单位效用的功利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要求自由权利的平等。于是，只有通过考查不同理论对“什么方面平等？”的回答，才能够看清各个理论把什么当成评价的基本方面，什么当成次要的方面。假如我们把这些理论之间的争论，只是看作“赞成”平等和“反对”平等两大阵营的事，就会忽视平等问题中的那些重要内涵。

第二，“什么方面平等？”是解决“为什么平等？”问题的必由之路。肯定“什么方面平等？”为核心问题和争论焦点，并不意味着问题“为什么平等？”毫无意义。只不过合理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借助对前者的回答。我们无法在不知道究竟谈论什么平等的情况下，就赞成或反对平等，亦即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回答“什么方面平等？”之前，就对平等表态。“为什么平等？”其实在这里转换成，为什么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亦即需要对被选的评价变量进行辩护。为各种规范理论都要求平等这种共性进行辩护，本身就说明了平等的重要性。既然那么多理论都以不同方式要求平等，表明平等确实是一种实质要求。不关注平等，将使一个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没有合理性，平等要求是一个社会合理与否的体现。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对转移性收入的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按区域分解的不平等分析，二是按收入来源分解的不平等分析。

(1)GE指数计算。考虑到区域分解的分析需要，我们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Entropy，简称GE指数），Shorrocks(1980;1984)对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衡量。GE指数的表达式如下：

附图

在(1)式中，y[,i]是第i个样本的收入，u是总样本的平均收入值，f(y[,i])是第i个样本人口占总样本人口的比重。

［摘要］国际不平等交换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国际实践和国际应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从形式还是运行机理上，国际不平等交换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应采用新方法和思路，多维度解析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对于中美之间的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通过结合投入产出技术的分析方法，构建出口投入占比指标，对一个时期的中美贸易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在中美之间的现实存在性，确定两国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的地位，以此回答中美贸易中“吃亏”的热点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价值；国际不平等交换；吃亏；投入产出；现实存在性

国际不平等交换（InternationalUnequalEx⁃change）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分析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矛盾的重要理论。它揭示了贸易双方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将引起国际不平等交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共识，但当今世界形势多变，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均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然而，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后，依赖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实现了逆势而上的赶超势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关系处在深度调整和变化之中。为维护既有国际利益格局，世界经济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倾向，国际贸易活动中“吃亏”言论喧嚣尘上，然而就“谁吃亏”问题，贸易双方各执一词。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又抛出在中美贸易中美方吃亏的言论。因此，很有必要对中美之间世界贸易利益进行深入分析，运用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剖析其产生根源及发展趋势，为我国经贸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及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马克思关于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国家之间在贸易交换的价值转移问题，指出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不同这个因素是造成国际交换不平等的原因。他谈道：“比较发达的国家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但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1]由于生产率提高使得发达国家商品的国别价值降低，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是按照国际价值进行交换的，则发达国家就能够获得高于其国别价值那一部分价值。他说：“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2]因此，马克思说：“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3]这里，马克思透过公平贸易表象，洞察了国际贸易中“吃亏”问题，面对百年后今天的争论，依然显现出强大的理论魅力。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国际实践，来源于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探索，尽管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已经比较清晰地给出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框架，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不平等理论的研究方向。（二）马克思主义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发展。奥托•鲍威尔认为国家因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上就可能存在互相对抗的情况，若两个国家的有机构成存在差异，贸易将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占有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剩余价值[4]。伊曼纽尔认为在资本可以流动，劳动要素不可流动的情况下，利润在国际范围内平均化的过程，实现了价值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转移[5]。萨米尔•阿明批判和借鉴了伊曼纽尔“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并提出了他的不平等交换论，认为不发达的原因是世界“本源积累机制”的结果[6]。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则进一步以世界整体作为对象，发展了世界体系学说。他们认为世界体系存在中心和边缘的结构性特征,国际不平等交换使得剩余价值从外围流向中心，从而引致了外围国家的不发达[7]。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研究，在理论上日臻成熟，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国际不平等交换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理论。（三）中国国际不平等交换问题的研究。钱书法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的提高，会导致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价值量减少，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存在减缓的效应[8]。李真、马艳构建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多种因素诱因模型，用多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论证了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的现实存在性以及影响因素[9]。宋树理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存在的原因，验证了马克思“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的”现象的存在性[10]。马艳、王宝珠等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中的不平等性进行推理和实证，提出这些领域中不平等性之间渗透及融合的新状态[11]。冯志轩使用森岛—奥乔亚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对存在发展差异国家间不平等交换进行了验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995-2009年的时间跨度内，国家之间存在价值转移，并且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12]。以上这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就国际不平等交换的成因机理而展开的，并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在复杂的国际交换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国际不平等交换的三个维度

让·雅克·卢梭是18世纪法国有巨大思想影响的启蒙思想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系统阐述了社会不平等观，是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

这篇文章是卢梭写给第戎科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l

卢梭是从自由、平等、独立、没有私有和不平等观念的自然人开始论述人类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产生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2，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3]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耕耘法和农耕的出现，人们从最初对土地产品的占有逐渐转化为对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人类就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并且随着文明进步，不平等状况不是缩小而是加剧，“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4]这样人类社会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来了。在这不平等的过程中，第一步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第二步是国家政权的产生，第三步是君主专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卢梭是从自由、平等、独立、没有私有和不平等观念的自然人开始论述人类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产生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2，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3]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耕耘法和农耕的出现，人们从最初对土地产品的占有逐渐转化为对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人类就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并且随着文明进步，不平等状况不是缩小而是加剧，“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4]这样人类社会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来了。在这不平等的过程中，第一步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第二步是国家政权的产生，第三步是君主专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1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2000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中图分类号：D92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99(2007)05-0033-06

平等是合同的本质和根本属性，《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然而，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它仅仅是确立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法律形式，《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不平等才是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看不到劳动合同的这种不平等性，必然产生理论上的不同认识①，实践中的认识模糊，往往是以合同的平等性特征掩盖劳动合同的不平等，从而无法正确适用《劳动合同法》、也无法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也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一、劳动合同的性质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当前的劳动法理论和法制实践仍然非常薄弱，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预期大为降低，导致这种薄弱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劳动合同的特殊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于劳动合同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许多争论，有的认为劳动合同应独立于民事合同；有的认为《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劳动合同，或者说《合同法》是劳动合同的基础性法律规定；有的学者甚至把《合同法》未能在有名合同的种类中规定雇佣合同视为一大憾事。[1]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劳动合同的纠纷不服仲裁起诉至法院的，按规定由各级法院民庭来审理，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笔者认为，劳动合同确实源于民法的雇佣契约，但劳动合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内容之一是作为当事人的劳动者须提供自己的劳动，这有别于一般的商品交换，不能简单地将劳动者提供劳动，雇主给付报酬看作简单的商品交换。所以，劳动合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协议，劳动合同尽管也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签订，也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与一般民事合同有很大区别，劳资双方的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的天然属性，劳资双方在竞争上的天然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内在基因，劳动者的弱者特性决定了劳动合同已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把握劳动合同的本质属性的重要前提。

考察国外劳动合同的发展历史，完全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19世纪以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一直沿用罗马法的体系，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2]，劳动力雇佣完全被作为财产关系来调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继受了罗马法的分类，雇佣合同关系被当作劳动力的租赁，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劳动关系的调整都置于劳动力的租赁之下，如此规定，尽管劳动者人格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决定与任何的雇主签订合同，表面看来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可以随时签订，也可以任意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也不会产生其他任何的附随义务，但却掩盖了在强大的资本支配力下劳动者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苛刻的盘剥的无助。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工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劳动立法，并逐步推行社会福利的政策。各国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开始摆脱了传统民法关于劳动力租赁的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的定位上，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有的将劳动合同作为雇佣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典来规定；[3]有的将劳动合同完全取代雇佣合同，仍然在民法典中规定；②有的则将劳动合同作为劳动法内容来规定，劳动合同脱离于民法典；③由此不难看出，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脉搏而发展演变，在当前世界各国，虽然对劳动合同的性质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劳动合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对劳动合同作出专门规制。

国际经济关系反映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关系以及对国际经济事务和规则影响上的力量对比,文章主要从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为研究出发,分析了在南北两极分化下,富国和穷国之间不平的等国际经济关系的原因,富国凭借高有机构成、高工资、高价格和高壁垒的“四高”优势和措施并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强大控制力，形成并极力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

一、国际经济关系概述

（一）背景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加深，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各国的贸易与合作中，它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利益的分配却并不公平，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中，由于实力差距，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不利的外部经济关系，如果国内缺乏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将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

两极分化的日益突出，南北穷国富国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论述。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暗含着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

（二）文献综述

一、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

最早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是贝克尔，他(1964)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也越低。随后他和契斯威克(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教育平等的前提应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教育费用，从而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Perotti(1994)研究指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有利于使富人先接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未来收益增加；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利于使大量的穷人也能够接受教育，使得收入分配均等，收入差距缩小。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费用也相应的逐渐增加，一些贫困生出现了无钱读书的困难，教育助学贷款是资助贫困生上学受教育的有效途径。奥肯(1999)认为，只有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能力，即促使高等教育资助机会均等化，使得教育机会均等才能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得国家获得更多效率和更多平等的道路，因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格利高里奥和李(2002)以l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水平变量，以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作为教育不平等变量，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在相对完整的100多个国家的时序——截面数据基础上进行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教育因素，如较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相对平等的教育分布、政府教育支出等，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一、改革国民收入分享机制以实现国民收入分享平等

国民收入分享机制的改革首先需要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1.理清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

就是说要正确认识市场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边界和力度，确定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得以解决。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过程中，私权利主体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行使相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权力；政府既要履行成熟市场条件下初次分配中弥补市场功能性失灵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职能，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扩展市场功能的任务。这样可以避免市场失灵，恢复市场的权威，重新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2.使权力的约束制度化，构建权力与权利均衡机制。

现阶段国民收入分享中权力侵害权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与权利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乏、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等制度安排缺陷，导致权力难以约束，而普通公民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制度、完善制度，以便保障制度的科学性，从而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效益和效率。当前，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缺失和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意识的张扬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政府与社会全力倡导并尽快树立正确的权力和权利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注重强化正式制度约束与保护；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构建和完善权利约束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内外约束机制。具体可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