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范文10篇

为纪念建党86周年和建军80周年，经党支部慎重研究决定：在上述两个重大节日到来前夕，对本支部的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以进一步提高退休党员继续革命的思想觉悟，力争做到人退休而革命精神不退休，党的革命传统不能丢，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坚定党的信念不动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早日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创建和谐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

于是，党支部于五月中旬，组织了20多名老党员（绝大多数是过去在岗的处级干部，其中有8名正副厅级干部），历时6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先后到广元、旺苍、南江、通江、巴中、仪陇、南充等革命老区学习参观。沿途学习参观了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的“木门军事会议会址纪念馆”、巴中市“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仪陇县“同志故居纪念馆”，同时也参观了川北监狱和巴中监狱以及革命老区的“皇泽寺”、“光雾山”、“诺水河溶洞”等风景名胜旅游景点。

通过学习参观，所有同志都受到了红军和苏区人民革命精神的极大鼓舞和十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回到成都后，不少同志以散文、诗歌、打油诗、顺口溜等不同形式写出了自己学习参观后的深刻体会和感想。有的同志说：元帅指挥红四方面军不仅与张国表的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还在川陕苏区的深山老林中，遭到敌人“三路”和“六路”的两次围剿，他们克服了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等重重困难，深入发展各界群众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还用“赤化全川”、“赤化全球”的革命宣传口号，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的确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我们是共产党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还应继续学习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党的事业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贡献余热。七十多岁的老党员卢宗玉同志（女）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川北地区建政权。红色种子留山区，革命火种四处燃。先烈英魂牢记住，革命精神代代传。教育子孙不忘本，永做人民好儿男”。又有同志讲：我们这次看到了老区人民在大山区里战天斗地、奋发图强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风貌；看到了即将开通的广巴高速公路和正在修筑的乐巴铁路、巴达铁路；看到了川北监狱尤其是巴中监狱艰苦奋斗的可喜变化，都使我们深受鼓舞、深受教育。还有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退休多年了，外出长途跋涉很少了。虽然学习参观这几天连续颠簸劳顿，骨头都快散架了，“零件”都快掉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革命老区欣欣向荣的景缘；我们经受住了“往上看，道路与对面山尖平衡；往中看，汽车在盘山路上爬行；往下看，一眼不见山底”的严峻考验，而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党支部总结认为：此次有积极意义的学习参观活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收获，能够顺利安全地往返，能够圆满完成既定安排，是与厅领导和老干处的关心，与有关基层党组织及领导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与全体老同志的主动倡导配合，与党支部一班人的团结协作分不开的。

一、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无效

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学家赛塞斯（celsus）曾提出过“给付不能的债务无效（impossibiliumnullaobligationest）”的论断，但根据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一些论述，履行不能在罗马法中适用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适用的案件是误以为自由人为奴隶的给付、不具有交易性物品（如宗教上的圣物）的给付等，对于这些情况也并非一概宣布契约无效，相反却有许多例外的限制，例如，出卖人为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则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罗马法的观点对德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学者麦蒙森（Mommsen）于1853年在其有关著述中强调若合同在订立时就已形成履行不能，则该合同应被宣告无效。该观点被《德国民法典》第306条完全采纳。依据该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契约，无效。”德国学者拉伦茨对此解释为：“此项规定系基于事实需要而作出的价值判断，盖在给付客观不能之情形，契约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故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3）］这样一来，“罗马法上‘impossibilumnullaobligationest’原则，本仅适用于少数特定客观之案例，德国民法将此原则加以概括化”，从而扩大了契约无效的范围。［（4）］

《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如《瑞士债务法》第20条完全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246条仿效德国法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无效。”第247条第1项补充规定：当事人于订约时，明知给付不能或可得而知契约系以不能之给付为标的者，应负信赖利益之赔偿。为解释这一原则，台湾学者洪逊欣指出：“法律行为，如欲发生效果，须其标的可能实现。即以不能实现之可能，则纵令以国家法，对当事人之私法自治与以助力，亦无从促其达成目的之故。”［（5）］

合同因自始不能而无效，从表面上看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既然从订约时合同已不能履行，则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显然无必要，因此应宣告合同无效。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项规定，并非基于逻辑之必然性，盖于此情形，法律仍可承认契约有效，而令债务人负不能履行之赔偿责任。”［（6）］《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规定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该规定未考虑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一概将自始不能的情况宣告无效，将使无效的范围过于广泛，其结果可能会使无过错的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因为无过错的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自始不能履行，他在合同订立后，可能因期待合同有效而为合同的履行支付了一定的代价，而合同无效不仅使其会遭受信赖利益损害，而且会造成期待利益的损害，这些损害未必都能得到补偿。假如对某些合同不是简单地宣告其无效，从而使无过错的当事人基于有效的合同提出违约的请求，或许对当事人更为有利。第二，自始不能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合同的履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如缺乏支付能力、经济陷于困境等，均属于经济上履行艰难。再如债务人因生病不能亲自履行，可能并非绝对不能履行，而只是法律上不宜强迫其履行而已。若对自始不能均宣告无效，则某些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极有可能利用无效的规定，以合同自始不能为借口，将本可以履行而且应该履行的合同变为无效合同。所以，对各种情况均简单地宣告无效，既可能不利于交易安全，也未必符合合同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弥补《德国民法典》第306条的不足，德国法院通过法律解释而提出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概念。法院和学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06条提出的“Unmoglichkeit”（不能）一语，专指客观不能，至于主观不能则另以“Unvermogen”一字表示。［（7）］以自始主观不能的给付为契约标的的，其契约仍然有效，债务人就其给付不能，应负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法院认为，既然每个人在订约时都担保其要履行合同，如果他订约仅仅只是无能力履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必须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如果契约是自始客观不能，如出卖人在订约时就没有货物等，则应使合同无效。然而，何为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如何对两者作出区分？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在学说上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任何人均不能够履行者，为客观不能，仅为该债务人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凡不能的原因在于给付本身者为客观不能，基于债务人一人的情事者为主观不能；第三种学说则认为，凡基于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致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否则，为客观不能；第四种观点认为，依事物的原因而不能者，为客观不能，因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而不能者，为主观不能。正是由于区分标准不明确，因此对判例也无不影响，如德国Dusseldorf高等法院于1953年2月27日的一项判决曾引起争议，该案情是：某大商贾重金聘请一占星家，根据星象变化，以定凶吉，对其公司业务提出建议。Dusseldorf高等法院认为此项约定给付，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和法律方面来考察，均属客观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06条规定，应属无效。德国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观察天象星座而提出建议，属于一项可能的给付，在科学上是否正确，对当事人是否有利，具有何等价值，可不予考虑，故契约仍为有效。这个案件表明契约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标准本身不清楚。正如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认为，“区别各种各样的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下定义－－常常成为争议的原因。”［（8）］一些台湾学者也提出：“主观或客观之分，既然属于学说上之分类，其界限又未确定，则所谓自始客观不能，其范围而非确定，自易引起纷扰”，［（9）］因而不能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最近，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债务人尽了依债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应尽的义务之后，仍然不能履行给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权拒绝给付，但金钱债务除外。这样，在委员会的草案中，就没有客观不能和主观不能的概念了”。［（10）］可见，德国立法正朝着取消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方向发展。

在英国购物，最忌讳的是砍价。英国人不喜欢讨价还价，认为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如果你购买的是一件贵重的艺术品或数量很大的商品时，你也需要小心地与卖方商定一个全部的价钱。英国人很少讨价还价，如果他们认为一件商品的价钱合适就买下，不合适就走开。

脑白金究竟是什么东西？

长沙市天心区黄先生询问：“脑白金究竟是什么物质，到底对人体有什么作用？”

谭利明：脑白金的主要成分之一是MT（褪黑素），这种褪黑素在人体生理状态下是由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目前脑白金里面含有的褪黑素是一种合成的化合物，人体通过补充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具有调节睡眠的功能。至于脑白金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如抗衰老、抗癌等，只是有些实验证明其可能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但尚未得到普遍的公认。睡眠障碍患者光靠服用脑白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其毕竟是一种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所以我不会建议患者服用脑白金。

能继续服用脑白金吗？

家住长沙市下大垅的杨先生询问：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已经了解到，脑白金虽然在宣传上有点夸大其辞，但质量上还是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每天都喊腰酸腿痛，请问他有没有必要继续吃脑白金呢？

刘菊英：保健品并不能起到治疗功效，人体感到腰酸腿痛应该属于疾病，应及时治疗，对症下药为好。

1、好又来包子店

大三下学期，江煜哲突然觉得，混了几年，是该学点东西的时候了，向父母交代是小事

，毕业后的饭碗问题最是关键。于是，他搬出了寝室，离开了那帮“足球王子”“飞车英雄”

之流的哥们儿，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租了一个小套间，租金不贵，每月300元。

从出租屋到学校，要经过一条繁华的老街，沿路的店面全是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好又来

包子店就是其中的一间，独特的风味加上老板的和气，为包子店招徕了好生意。每天早上，江

一个著名的捷克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提到过一个概念，叫做“响词”，凡是那些喊起来很响亮、有号召力、政治上又绝对正确的短语，都可以纳入这个“响词”的词典里，比方说，最近我们经常听到的“效能革命”，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效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高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它对应的另一个响词是“惩治庸官”。不难理解，如果各级机关里充斥着庸官和庸才，自然就会导致政令不畅、办事拖拉，老百姓当然就会感到不满意，因此，呼吁“效能革命”和“惩治庸官”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

说到政府效能低下的问题，有一个现成的事例，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在近日开会时发了火，原因是一份“表扬六名援藏干部的文件”在机关里旅行了两年半的时间，才递到了他的手里。说实话，如果这个事例不是出自省长之口、最后又由海南省委机关报刊登出来，人们是不敢置信的，因为它比较夸张，带有明显的“段子”色彩。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恰恰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并且很难把它归结为偶然和极端的个案，它反映出我们政府里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如卫省长所说的“机关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结是眼中只有自我利益和本位利益，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局，最终导致推诿拖拉、敷衍塞责、执行不力、效能低下。在这种缺乏责任感的“病人”的手里，一份公文旅行两年，也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推行“效能革命”以来，各地频频告捷，比如，浙江省在10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惩治了2390名庸官，仅仅温州市就有400多名庸官栽了跟斗，广东省也在一年时间里处理了6000名庸官，这些数字无疑是相当惊人的！按道理讲，设置了禁区和高压线，又惩治了这么多的庸官，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应该大幅度提高了吧？政风也应该焕然一新了吧？然而，事情未必就这么简单。

首先，庸官是一个模糊的、不尽科学的概念。比如说，一个老老实实坐机关、严格按照章程办事的公务员，他接待群众的时候谦和有礼，但做起事来又缺乏激情与活力，这样的公务员算不算庸官呢？如果这类庸官也要受到惩处，公务员们想必不知道如何才能在机关里呆下去。但事实是，政府效率低下并不是由少数特别怠惰的官员造成的，恰恰是多数这类老实的、守规矩的、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公务员共同营造的行政氛围。惩治庸官固然能把少数极端怠惰者扫地出门，但未必能让多数平庸者积极起来。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一则新闻，说的是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有一条小巷子，里面有30多家无照歌厅，半年前，政府有关部门曾联合下文且联合执法，要求依法限期取缔，但半年过去之后，这些歌厅依然故我、照旧营业和照旧扰民。在接受采访时，该区文化、公安和工商部门都有一套说法，总之是让这些歌厅关门“不现实”，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是软弱无能的呢？显然不是。如果按照“效能革命”的逻辑，把办事不力的几个部门领导撤职处理，会不会就能彻底拿下歌厅一条街了？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按照目前的管理模式，对歌厅这样的娱乐产业，政府是实行联合管理和多头执法的，文化、公安和工商都有责任去管，但哪家单位也无权或无力单独作出取缔的行政决定，于是就形成了越治越乱的怪圈，显现为典型的效能低下局面。这个问题的形成，并非缘于庸官太多，而是机制陈旧、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所导致的。

在笔者看来，要想实施真正的效能革命，不应该只着眼于处理几个庸官，而是要改革“孕育”庸官的行政体制，塑造全新的行政人格，为高效政府打造有力的文化支撑。威权政府的基本模式是“命令—服从”结构，下级对上级负责，一级对一级负责，政令和公文的旅行是程序化的，在这种严密的程序中，普通官员的能动性不可能决定事件的进程，相反，官员很容易就被平庸化了。与此同时，臃肿的行政设置让行政权力极度分散，每个部门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感到乏力，只能等待“综合治理”、“联合执法”乃至“省长办公”。如果这些体制性的问题不能解决，很难想象几个“能官”就能把政府的行政效率托举起来。

我们的拙文《废品不能成为商品》在《政治教育》1996年第8期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贵刊在1997年第1～2期合刊中，刊载了《废品可以成为商品》（以下简称“可”文）一文，对拙文的有关论点提出质凝，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克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

在《废品不能成为商品》一文中，我们首先指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原则。高一《思想政治》（上册，11页）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也叫两个因素）。它们共同存在于商品统一体中。一种东西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即或在它上面付出大量劳动，也不能形成价值，因而不是商品。……一种东西要成为商品，它必须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二者缺一不可。”可见，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不会有价值，这样的物品是不会成为商品的。那么，废品是一种怎样的物品呢？我们在这里借用一下“可”文所下的有关定义：“废品是指在生产中未能实现预定使用价值和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而丧失了特定使用价值的物品。”这种“预定使用价值”或称“特定使用价值”，同经济常识中所讲的使用价值是一回事。否则，“一种东西如果没有使用价值”这个假定就不存在了。我们承认一种商品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但我们购买商品，都与特定的使用价值相联系，特定使用价值的丧失，商品就不成为其商品了。例如：某厂生产的保温瓶如果严重破碎，我们就可说它失去了应有的使用价值，人们就不会当做商品购买它。我们认为作为保温瓶厂也并不是为了给废品站提供商品，或为了给玻璃厂提供原料而生产保温瓶的。我们强调要大力发展的商品生产，都是指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而不是丧失其特定使用价值的废品生产。

我们在《废品不能成为商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废品就是指没有用的，失去了使用价值的物品，使用价值不存在了，价值也就必然消失了。”“可”文指出这段话有三个方面的漏洞，现在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三个“漏洞”。一是说对废品内涵的揭示不准确。我们查了《现代汉语小词典》，它对废品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破的、旧的或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在这里看不出我们对废品的解释有何不妥。二是说从废品失去使用价值推出“价值也就必然消失了”不合情理。“可”文是这样说明“不合情理”的：在生产中报废的热水瓶，没有“保温”这一使用价值，花费在它上面的劳动就是无效劳动，不能算劳动，也就不能形成价值。我们承认这话是正确的。但还有另外的情形，当某种商品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其使用价值才丧失的，随着使用价值的丧失，是否可以说“价值也就必然消失了”？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这样表述的。因为，耗费在这种产品上的劳动，已经被社会承认了，即它形成了价值，只不过随着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的损坏而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就随之消失了。三是如果从一般意义上讲“使用价值不存在了，价值也就必然消失了”也不妥当。在这里，“可”文援引了马克思的话：“生产资料在丧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并不丧失价值，因为它们通过劳动过程失掉自己原来的使用价值形态，实际上只是为了在产品上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虽然价值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态变化表明，它存在于哪一种使用价值中是没有关系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08～209页）“可”文作者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在这里丝毫无助于说明我们的问题，反而暴露了作者理解问题上的随意性。首先，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产过程，而我们讲的是消费过程结束之后。其次，我们讲的“价值消失”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商品而言。例如：一台价值10万元的机器，假定每年的折旧费是一万元，那么10年后，其价值就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如果这时该机器报废了，仍可以把它卖给废品收购站，这个过程也并不违背价值规律，因为收购站并不是当做商品来购买该机器的。再次，我们讲的使用价值不存在了，价值也就必然消失了，是按废品的定义表述的，是同废品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可”文作者断章取义，把这句话拿来与马克思在另一个意义上讲的话对照，是不严肃的。

我们在《废品不能成为商品》一文中为了说明废纸没有价值，因此也就不是商品的观点，作过这样的表述：“废纸的价格并不是由原先生产这些纸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这种比较效益的差别决定的，即废纸价格加制成纸浆的费用不能大于购买木材的价格加制成纸浆的费用。”“可”文就这一点提出责难：在这一表述中，废纸的价格到底是怎样决定的，大概谁也看不懂。接着，作者指出：“废纸作为再生纸的原料，凝结了人的过去劳动，含有劳动产品成分。当废品站收购废品时，就以生产纸品原料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废品的价格。”对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废纸价格是以生产纸品原料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在讲商品的价值时，都是指凝结在商品本身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凝结在他种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能成为此种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

“可”文在最后引用了我们的这样两句话：“纸币没有价值，因此就不是商品。”“生产纸币所耗费的劳动与票面额所代表的价值是两个不相等的量，相比之下，纸币本身所耗费的劳动量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并指出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对于这种批评，我们想举一个科学史上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自由落体实验时，让两个不同重量的铁球同时下落，最后同时落地，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没有阻力的条件下，不同质量的物体都是按相同的重力加速度下落。在这里，空气对铁球的阻力显然被忽略了。一方面空气的阻力是个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忽略它并不违背科学研究的原则，伽利略是否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其实，“可”文也是一面承认纸币没有价值，一面又承认生产纸币耗费了大量的劳动。

倒是“可”文本身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例如：一面说“在生产中报废的热水瓶，没有‘保温’这一使用价值，花费在它上面的劳动就是无效劳动，不能算劳动，也就不能形成价值。这类废品本来就无价值可言……”一面又说，“废品可以成为商品”，这样一种既没有价值，又没有使用价值的废品是怎样在“可”文的魔术盒里变成商品的呢？这确实“谁都看不懂”，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懂得了。

职业道德与职业礼仪紧密相连，职业礼仪又日益与效率相接，现在社会的发展已不允许在礼仪上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信息化的社会要求速度与高效，效率是时代生活的主旋律，所以礼仪也在日益简化，但有几点在职业场所还是需要注意：

一、接电话。这在外企和在酒店行业做得较好,先报自家单位名称或个人职务姓名，如果对方要找的通话人不在场，就应要求留下联系方法，包括对方姓名、回电号码等，但我们多数职业人员都缺乏必要的耐心，殊不知由此丧失很多商机。

二、咨询对话。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酒店、邮局、银行、商场等大门内都设有大堂副理又称咨询台、值班主任专柜等设施，但有一点常常使人不快的是客人站着问话，而职业员工却坐着对话，遗憾的是一些职业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失礼行为。其实只要把顾客当成和你一样有时也会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平等相待就可以了。

三、预约制度。我常常受人之托邀请一位外国朋友出席一些会议、仪式等等，但常因没有留给他人一定的时间余地，所以只能作罢。这说明如果缺少职业礼仪将会对业务发展构成损失。不仅对外，对待国内各行业、各部门之间，事务往来都应尊重对方的工作秩序与计划，提前三两天通知对方，在异地更要考虑对方的方便等等，这样做才会使对方感到你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职业化的合作者，有利于交流。公务员之家:

包装：送给他人的礼品，尤其是在正式场合送人的礼品，一般都应认真地进行包装。即用专门的纸张包裹礼品，或是把礼品装入特制的盒子、瓶子之内。包装礼品，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反对华而不实。进行包装时，要讲究材料、包封、图像以及捆扎、包裹的具体方式。

时机：赠送礼品不仅要慎重选择礼品，更需要考虑送礼的时机，也就是什么时候送礼。一般情况下集中在重大传统节日，如春节、元旦等，此外，交往对象遇到困难，挫折、身处逆境时，也可以赠送礼物以表示慰问或鼓励。

场合：送礼还需要注意场合，尤其是在商务活动中，如果是公司的同事退休，通常由部门或者公司提供统一的礼物，或者大家集资购买礼物，没有特殊的原因最好不单独赠送礼物，以免造成比较引发尴尬。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要求，全面、准确、精辟地阐述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八荣八耻”的每一条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笔者对“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感触尤深。

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和创造的伟大事业，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必将有助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助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些至理名言，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这些古训，自觉做到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带头反对贪图享受、铺张浪费、奢侈挥霍和以权谋私。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绊脚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敌。对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绝不可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两个务必”，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力戒骄奢淫逸的腐朽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