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范文10篇

一、我国移动游戏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市场规模庞大

相关研究机构曾经预测中国移动游戏市场的发展规模，预计2015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将达到412.5亿元，2016年将达到523.7亿元，2017年将达到668.3亿元。如今，2015年已过大半，据有关报告显示，中国手游市场规模总体是增加的，2015年第二季度的市场规模增加到108.5亿元，手机用户规模达到了4.91亿元，位居全球手机游戏市场前列，巨大的市场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收益水平比较低

虽然移动游戏的用户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但是这一块的利润不是很客观，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大多数人选择免费的体验模式，对于一些付费产品抱着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态度。另一方面就是文化问题，中国用户会为找到获取免费内容的渠道感到自豪，他们会向朋友炫耀、分享。因此，目前在中国最热门的应用是那些无需越狱手机，就可以免费获取的苹果AppStore应用，这在一定程度都限制了移动游戏的市场收益。

(三)市场竞争激烈

摘要：如何把少数民族地区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和旅游市场优势，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保障措施。

关键词：乡村旅游民族地区开发模式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国家。共有S个少数民族自治区，26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大部分分布地处偏远山区、牧区以及高寒地区。这就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基本物质基础，即范围广阔的农村，而其原始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明、自然与历史遗存相结合的农业和农村景观以及淳朴厚重的民族风情的存在，又进一步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劣势，但另一方面，其在开发乡村旅游方面却是具有显著优势，而如何把这种潜在优势转变咸现实的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分析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借鉴汉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提出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保障措施。

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的制约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技术落后、资金紧缺、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旅游业的发展所要求的服务档次、接待规模以及施标准很难达预期的标准，旅游业运作过程卜分艰难。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的条件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面临如下问题：旅游开发所需资金不足，接待能力和开发规模有限；当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体系不健全，旅游业产品供应不足，市场经济发展落后；旅游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导致配套接待设施条件难以达到规定标准；民族地区自我积累能力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导致商品流通滞后；教育培训严重缺乏，导致旅游人才缺U较大，旅游接待和服务的质量难以向国际标准看齐；旅游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国际青年部落游学活动企划书

计划名称：

邀请年青人参与

唤醒古老智慧、建构永续生态

ReawakeningtheOldWisdom,InSearchofanAlternativeLifeStyle

活动时间：2005年8月16-22日

云南著名的走婚部落泸沽湖不再孤单――走婚、一妻多夫，“大香格里拉”雅砻江流域的一些藏族村寨将女性文化时期的婚俗顽强保留下来。

前不久，一支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科考队深入这里，试图揭开两种婚姻制度的神秘面纱……

走婚文化的两个“孤岛”

这是距离云南许多游客曾经带着空前的“性幻想”来到泸沽湖试图走婚，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摩梭人拒绝外来“入侵者”。

从地图上看，鲜水河、泸沽湖位于雅砻江上下游。江河孕育文化，藏学家任新建说，《唐书》里记载的东女国范围就在今天川、滇、藏交汇的雅砻江和大渡河的支流大、小金川一带。走婚制度是女性文化的标志，雅砻江流域当年很可能被这样的婚姻制度所主宰。但绵延的走婚文化带最终与东西向的汉藏大通道――川藏线相遇了，大通道的非走婚文化淹没了走婚文化，只剩下两个孤岛：鲜水河、泸沽湖。

著名藏族学者邓廷良认为，走婚其实很纯洁，因为它剔除了现代婚姻中的“原罪”：物质和利益；科考队的发现也具有说服力：无论是走婚的鲜水河还是泸沽湖，有着各种血缘关系的大家庭都很稳定；北京大学著名人类学者蔡华说，没有姻亲的单系(母系)家庭确保了支系的代代繁衍。

摘要：“部落儿童”研究视角强调儿童具备能动性，其通过一套完整的、自我良性运行的且符合儿童生活方式的符号和话语创立自我独特的社会类别。在当前影像传播时代，3-5岁的学前儿童不可避免卷入其中。中视频跨越技术壁垒实现了用户深耕，无疑是实现学前儿童教育视觉化途径的有效手段。从长远发展看，中视频将发挥其优势，助力儿童教育实践。

关键词：部落儿童；学前儿童；中视频；教育影像；视觉化

我国拥有庞大的学龄前人口数量与规模，“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全面三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各项新政的出台与实施，使得社会对学前儿童抚养与教育问题的关注愈加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儿童视听媒介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着不同以往的复杂形势与全新使命，其生产既要遵循儿童的基本认知规律也要积极应对传媒产业发展的新趋势。2020年，西瓜视频总裁任利锋提出“中视频”概念：即1分钟至30分钟的视频内容，并以横屏的方式进行视觉呈现。按此概念，中视频并非一个新兴事物，该形式的视频影像早已进入大众消费视野。[1]但当这一概念被单独列出后，是否能为儿童媒介产品的创制带来全新思路。同时，在视听媒介逐渐介入社会表达的当下，3-5岁的学前儿童以其独特的认知机制对视听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中视频如何主动迎合并聚焦这群“特殊的受众”，在当前与短视频和长视频的媒介混战中“突出重围”，为促进学前儿童教育并探索新时代家庭教育途径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从儿童影像视角出发，教育中视频的创制由来已久。一般意义而言，儿童影像的内涵存在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即包括“与儿童有关的影像”和“儿童视角的影像”两种不同解读方式。[2]前者侧重表现儿童在影像中的“存在”，通过视听影像的表达呈现出与儿童有关的言语、行为、外表等现状，意为展现儿童的客观存在。在这种形式影像中儿童只需“出镜”，其创意和拍摄技法的使用全部取决于成人，影像本身实则是成人依据自身喜好建构的结果。后者指的是儿童主观世界的再现：即最大程度还原儿童的所思所想，试图以儿童独特的视角看世界，这种影像即是“部落儿童”研究范式所探讨并加以确认的。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成人创意摄制，但其以学前教育学、心理学、儿科医学等多学科关于对儿童早期认知机制的研究成果为纲，探索出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视听影像，为学前儿童的教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思路。例如，作为全球教育电视生产的重要实践典范，20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已证实儿童视听影像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它能有效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真正融入其认知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儿童建构知识的良性循环机制。该节目将“寓教于乐”作为明确定位，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众多因家庭贫困、无条件接受学校教育的幼儿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媒介环境与机会。同时也为缩小社会“知沟”、促进教育平等提供了有效的媒介方案。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便携化个人移动终端的普及，儿童视听影像的内涵迎来了新时代注解。短视频行业快速兴起，儿童类别在短视频垂直细分类别中所占比重日益突出，具有较高流量比。[3]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短视频“赛道”与学前教育内容不可弥合的现实困境：一方面，由于3-5岁的学前儿童尚未具备独立摄制短视频影像的能力，在短视频视角下的儿童影像通常是成人主导创意与拍摄，视频内容多以客观性的儿童影像为主，表现为成人视角下“与儿童有关的影像”。另一方面，以1秒至30秒时长展现影像见长的短视频在形式上追求快节奏、碎片化与浅层化叙事，将其与为学前儿童创设的严谨启蒙教育内容挂钩显得极不现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儿童短视频市场的火热伴随而来的是内容的泛娱乐化与弱理性化等问题，为人诟病。一些短视频平台所播放内容存在与儿童形象及年龄极不相符的现象。例如，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大量以儿童为对象的无底线恶搞内容[4]，影像创作者均为成人，所涉内容将儿童作为取乐成人的工具；也有短视频内容中儿童模仿成人表现出超出年龄界限的言行等。这类影像似乎成为成人在忙碌工作之余进行娱乐消遣的“一味调剂”。因此，将短视频作为儿童影像的承载媒介显然存在诸多问题，让人不得不思考短视频作为一种视频媒介形态在展现儿童影像以促进学前儿童启蒙教育的可行性与专业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童年社会学”掀起了“部落儿童”的研究范式，其承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丰富的人种学研究经验，对作为独立个体的儿童加以确认：儿童有能力自主创建一个独立于成人世界的自治群体。他们用独有的习俗、规范、仪式形成自己的活动场域，虽不可避免受到成人世界影响，却始终与之保持隔离。[5]对这种看似“自治”的独立社会类别的确立继而得到了来自现代心理学、儿科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证实：学前儿童是能动的主体，其具有积极的信息加工行为与能力。在这一基础上，儿童早期研究获得关注，即尽管3-5岁的学前儿童虽尚未具备完善的智力、身体发育、能力等方面发展，但其区别于成人的认知能力与规律形成了极具儿童属性的特质。由此，“部落儿童”研究范式为儿童影像的中视频探索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即学前儿童具备影像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认知能力，儿童影像的主观层面表达虽无法再现最真实的学前儿童“眼中世界”，但其创作应最大程度符合3-5岁学前儿童的认知规律，充分体现教育启蒙与影像创作的深度融合，通过对儿童受众的精准把握与内容深耕，彰显视听媒介环境下儿童教育影像的新探索。

1.技术支持下的儿童中视频影像

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沉浸于影像中，一方面是传播环境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变迁：智能手机的应用与普及、移动互联网发展、5G技术领先的高速率、低延时和大连接的特点都为影像生产与传播搭建起完备的技术框架。[6]儿童中视频影像的生产区别于传统的儿童电视节目制播体现出新媒介环境下的技术属性：第一，承载中视频影像的数字化终端设备日趋便捷化与智能化，以此拥有突出的用户体验。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儿童掌上学习机等各式智能化终端设备逐渐扮演起微型计算机的功能，硬件与软件日趋数字化、个性化。一部智能设备的功能集通讯、学习、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通过独立的操作系统和运行空间给用户极大的个性化体验。中视频内容可以搭载各式智能化设备，使儿童的观影体验不再囿于家用电视机，极大提升了影像信息传播的便捷性。第二，移动互联网和5G技术的日趋成熟无论从儿童影像的“制”和“播”两个层面均赋予学前儿童更多自主权，拓展了“寓教于乐”的新场景。一方面意味着以视频语言代替文字语言的生产效率更高，传播速度之快，知识获取更具直观性、形象性。这一点明显区别于泛娱乐化、弱严肃性的短视频内容形式。中视频以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Content，专业内容生产）呈现的视频内容使得影像话语表达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为儿童教育性内容的注入提供了理性的“可操作空间”，能最大程度还原“部落儿童”理念所创设的儿童影像视角。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优化了中视频的播出环境。特别是融媒体时代下，即使还未具备完善且稳定的媒介使用能力的3-5岁儿童也卷入其中。一般意义上，学前儿童中视频的播放环境极大程度取决于家长的媒介使用行为，因此，中视频具备同短视频收视便捷、获取信息直观等“短平快”式的观影体验，但更放大了亮眼的“横屏”体验优势，有效扩大了观影时的视野和纵深的层次感，使儿童能更好聚焦于广泛的主体对象，更符合3-5岁学前儿童的视觉认知规律。

2.维系学前儿童与家长的深度用户群

本文作者：桑才让工作单位：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2005年7月26日至8月15日,笔者和几个同事,为了完成一项调研任务,先后去了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泽库县、河南县,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县、班玛县、达日县、甘德县、玛沁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县、治多县、曲麻莱县进行调研。这次调研中的所见所闻,使我们对青南牧区有了很多新的感受和想法。改革开放以后,青南牧区的经济社会普遍得到了发展,所到之处都给人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总体印象,我们心中感到很大的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说明这些年各级政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能会影响青南牧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十分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给予极大的关注。

一、关于虫草经济问题

笔者之所以把当前青南牧区牧民通过采挖虫草增加收入的活动和现象冠以“虫草经济”的名称,主要缘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近几年随着虫草价格的不断看涨(2005年1公斤虫草的市场价为20000—40000元之间),牧民从虫草采挖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多。目前牧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虫草和与此相关的产业中,虫草收入已经远远高于从事畜牧业的收入,依据虫草资源分布的疏密和质量的优劣,牧区家庭中虫草收入的比例有的地区达到60%,有的地区达到80%。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几年牧民凭借虫草收入普遍购买了摩托车,有的家里还买了吉普车,添置了较贵重的藏族服饰,有的牧民举家前往西藏、甘肃、四川等地朝拜。加上这几年政府大力投资,目前牧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提高,虫草资源富集区牧民的生活明显好于海东地区的农民。二是每年采挖虫草的季节,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牧区各个县城,有力地带动了这些地区的运输业、餐饮业、商业、旅店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如2005年挖虫草季节,仅玛沁县的外来人口就达到7万人。人们反映,在虫草采挖季节,牧区各县城表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总之,虫草经济在青南牧区客观上已经形成,并且成为目前青南牧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也发现,由虫草而带来的增长和繁荣的后面,也隐含着一些矛盾和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虫草经济暂时掩盖了青南牧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隐患。青南地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矿产资源少,海拔高、气候寒冷、生态脆弱,现代文化和科技拥有量小,离中心城市和大市场远,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比较多。因此,青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政府和有关方面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近几年,随着虫草经济的兴起,给人一种错觉和假象:青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地有的干部对虫草经济津津乐道,热心于虫草经济的规划和发展,而没有兴趣谈畜牧业等牧区支柱产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其实,只要理性地作一番思考,便可发现,青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长期困扰青南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虽然不能说虫草经济带来的增长和繁荣是一种假象,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一是虫草经济根本上有悖于国家关于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要求,国家会逐步加大对虫草资源的管理力度,人们的虫草收入会逐步减少。据资料反映,采挖1根虫草至少破坏30平方厘米的草皮,按每年10万人次,每人每天挖虫草6—10根,挖掘期为50天来计算,每年采挖虫草破坏的草皮面积就达到8—10.8万平方米。除此之外,践踏、车碾以及做饭用去的灌木燃料的破坏更加严重。据统计,2000年仅做饭一项每天破坏的灌木林有近200多公顷。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越来越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国家逐步实施三江源生态建设工程,大规模采挖虫草的时代将成为过去,人们从虫草经济中获得大量的收入越来越不可能。二是虫草资源分布的区域越来越小,虫草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撑力越来越小。近几年虫草的采挖量很大,据反映,仅玉树州每年的采挖量就达到75吨。这种情况使虫草的生长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导致产量逐年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在海拔高度3500米以上的大部分地区有虫草分布,如今,大部分虫草只分布在4500米以上的地区,且数量和质量逐年下降。总之,随着虫草资源的枯竭和国家生态管理的加强,虫草经济带来的效应会逐渐消失,牧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会再次显现和暴露。因此,对于青南牧区来说,在继续做好虫草经济的同时,要居安思危,积极探索适合青南牧区经济长远发展的新路子。

二、关于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等问题

三江源地区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近几年来,为了恢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政府部门在其核心地区以及生态退化特别严重的地区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据规划,政府准备利用五年时间,完成7921户、43600人的搬迁任务。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已经从三江源核心区迁移出的牧户达到2000户,人口11000人。国家实施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对于保护三江源地区的自然环境,促进牧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实施这项工程中还有些相关的或比较长远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1、生态移民在一段时间内将作为牧区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存在牧民进入城镇生活,从表面看主要是牧民生活空间的变化,但实际上是牧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等众多内容的变化,并且从时间和速度来讲,这些变化都具有突变的性质。因此,生态移民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之中,即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生活和生存模式及观念,另一方面又不能立即融入新的环境,从而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牧区社会群体。这是牧区社会的新情况、新现象,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理论界都应该加强对此的研究。2、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现在已经从草场上搬下来的牧民都住进了政府无偿提供的牧民新居点崭新的房子里,并且根据情况每户牧民家庭,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6000元或8000元的生活补贴。应该说国家对生态移民的政策是很优惠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家的补助能够满足刚进入城镇的生态移民的生活消费。但是,国家对生态移民的补贴政策是有期限的。补贴期限到期后,国家将会终止补贴。到那时,生态移民将依托什么而生存?他们会不会因为在城镇无法生存而重返草场?这里就有一个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当然,一提到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会提到通过技能培训,使牧民参与第三产业和牧区工业等诸多办法。但是,从客观上看,青南牧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狭小的市场以及牧民劳动力的特殊结构,使很多理论上的良策很难在实践中发挥具体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解决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牧区各级政府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从调查中了解到,至少目前青南牧区各县对此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3、生态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从简单层面上讲,生态移民进城以后,应该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国家社会保障的有关待遇,这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从复杂的层面看,因为牧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与以前相比,牧民的生活成本和负担也有了增加,他们甚至不能在短时间内树立新观念、掌握新技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态移民更需要国家社会保障的关照。4、生态移民区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目前青南牧区各县都在县城附近划出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作为生态移民区。这些新形成的移民社区严格地讲不同于城镇社区和牧区社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他们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原有的宗教组织、部落组织以及基层政治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因为缺乏有效的自组织功能,使社区有可能出现相对的紊乱状态;另一方面,移民社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在外部和城镇社区存在物质的、信息的交换关系。这种相互影响和交换的关系,使移民社区变化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社区的这种特殊情况,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并加强对其管理和组织,从而避免有些国家移民社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王亥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个部落首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商朝的始祖叫契。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商部落开始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

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还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

王亥大约生活在夏朝的中期，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这种情形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所以，商部落的经济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管子·轻重戊》记载说：“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说：“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境界上，在它与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从此深入到公社的内部，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

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王朝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资基础。由此也可见，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

[内容摘要]媒介即文化。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3次媒介革命：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和非部落化两个阶段，正在进入重新部落化的第三个阶段。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产生了线性、逻辑、“理性”、分析、专门化的西方文化。印刷术产生了残缺不全的“谷登堡人”。电子媒介是意识的延伸，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重新部落化的全球一体的美好新世界。麦克卢汉奇怪的媒介说终于得到认可。他反常的研究方法终于受到承认。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炎黄文化的全方位再现

当代历史文化小说的表现重心，较多集中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比如杨书案、曲春礼、孙皓晖的先秦文化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以及王占君的隋唐历史小说，而文字记载前的史前文化却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却匠心独运地将眼光投向了炎黄文化，开拓出新的文化表现领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①史料的缺乏、记载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识的严格要求，给试图表现这一文化领域的作家带来了重重困难，而黎正光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历经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为真实再现炎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最终换来了丰硕的艺术回报，《仓颉密码》如同一部五彩斑斓的炎黄文化百科全书，全方位再现了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描绘出一幅涵盖原始氏族社会各个角落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出厚重的远古历史文化底蕴。《仓颉密码》重点表现了炎黄时期的文字、民俗，祭祀与部落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是解读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码。《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发明象形文字，生动再现了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诞生、演变与发展，比如仓颉描绘一只乌龟的侧面形状发明“龟”字，观察两个人行走发明“从”字，从吃鱼肉和羊肉联想到“鲜”字等。仓颉对象形文字的思考与探究，不仅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字知识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黄文化内核的文化符号。黎正光深刻体会到：“作为以象形符号为基源的汉字，便是我们文明古国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说，华夏象形文字的诞生，无论从时间和作用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四大发明，象形字才是辉耀我们华夏历史的第一大发明。”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代先民对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祭祀成为原始氏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仓颉密码》详尽描写了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饰、法器、图腾、礼仪、舞蹈等诸多考古文化领域。小说中仓颉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窥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牛角号音骤然响起，猛烈的皮鼓声也响了起来。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着，扭动着，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头戴狼头图腾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长在崖壁前领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仪式上，“炎帝头戴一顶牛头图腾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则是“头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两根长长羽翎”，“雨师右手持有一根一丈来长的檀木神杖，神杖顶端镶有一个白绿相间玉石雕琢的牛头饰物；雨师左手握着一个陶制沙锤，脸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纹饰，额头涂有三条黑色线纹。”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员装扮成野兽狂扭身躯，在旷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挥洒着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仓颉密码》从服饰、器具、祭品、场地、仪式等诸多细节，真实再现炎黄时期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氛围。此外，《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的足迹，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诸多方面，生动再现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仓颉首先来到的白狼部落，以狼头为图腾，以羊皮为服饰，具有粗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农耕与驯养家禽为生存方式，祭青苗则是部落的祭祀仪式；西陵部落发明了丝绸，以养蚕织绸为劳作方式，蚕成为西陵部落的文化图腾，部落重大节日则是祭祀蚕神的活动，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独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将目光回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生动再现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汇，才奠定了沿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

二、仓颉文化人格的塑造

仓颉是远古历史的传奇人物，如何超越历史史料的缺失，真实再现远古人物形象，是绕不过的艺术难题。《仓颉密码》在吃透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想象与揣摩，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紧紧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点，细腻表现出远古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仓颉的意识深处，从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气质与言行举止，有效避免了远古人物塑造的现代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成功塑造出立体真实的远古文化英雄形象。当代文化历史小说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与刘斯奋《白门柳》，塑造的历史人物积淀着以儒家为主，间杂道、法、墨文化内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对容易且有迹可循。而面对封建正统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会，如何真实表现仓颉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与思想情感？如何将仓颉这一传奇人物请下神坛，化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塑造仓颉这一传奇人物可谓困难重重，作者黎正光将仓颉放在炎黄时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仓颉的文化内心世界，来表现其文化人格的蜕变轨迹。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由于结绳记事丢失猎物，受到酋长神鹿氏的训斥，赌气一定要发明新的记事方法，年轻气盛的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来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娲等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玑、竹媛、绿波、绿浪被仓颉所吸引，纷纷对仓颉表示出异性的倾心爱慕，仓颉甚至沉醉于温柔乡之中不能自拔，逐渐忘却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现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随着仓颉游历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岩画、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接触到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习俗，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文化知识，旺盛的情欲逐渐冷却，文化内涵逐渐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厉走向平和淡泊，发明象形文字深化为仓颉的文化心理内核，激发着仓颉的坚韧意志，成为仓颉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仓颉密码》并没有把仓颉写成完美无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成为某种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绎，作者真实地表现仓颉糅杂并存的文化人格，让原始激情从仓颉生命深处肆意地喷薄而出。由于炎黄时期民族国家、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仓颉身上摆脱了政治理念的束缚，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制约，呈现出充满生命强力的原始文化人格。仓颉发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为了民族国家，仅仅是源于丢失猎物懊恼后的突发奇想，显得非常真实自然。仓颉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英雄，仓颉好狠斗勇、野性冲动、贪恋女色，他每到一个部落就与女性交合，尽情释放原始的本能，仓颉也经常与部落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动辄打架斗殴，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鲁莽与强悍。作者并不因此对仓颉性格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地将其如实再现，发掘远古先民的生命潜能，讴歌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从而使得数千年的远古英雄更加真实，富有鲜活的世俗气息与人性内涵，焕发出独立不羁的生命活力，彻底颠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仓颉密码》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黄帝与金二伯等人物，既非传统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现念的演绎者，而是一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与激情的远古英雄，他们张扬着独立人格与个性，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沾染，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黎正光将笔触深入到远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处，真实还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迹，使得历史人物性格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然展开，与浓郁的炎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显得真实自然又鲜活灵动，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物塑造过于现代化的顽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萌芽、成熟与传承的漫长历程，逐渐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潜移默化沉淀在国民的无意识深处，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也是区别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图腾。与其他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偏离了发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传统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深入发掘远古民族文化精神。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史料的缺失，较多在远古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诗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得以表现。《仓颉密码》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凝聚着远古先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仓颉冲破了鬼神血亲迷信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发明象形文字，无疑点燃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种，自强不息敢于创新成为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质，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驱力。自小受到结绳记事之苦的少年仓颉，在丢失猎物受到训斥后，便立志发明新的记事符号，仓颉受到燃烧篝火的启发突发灵感：“这世间万物，都有形状，我何不以这天地万物之形，描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形状，就可作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为搜集各种符号发明象形字，仓颉开始游历天下各个部落，考察了无数的图腾、石刻与岩画，历经重重险阻与考验，闯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杀，拒绝了炎帝的酋长权位的诱惑，经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验，多次在蚩尤骑兵追杀下侥幸逃生，联合轩辕与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最终发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苍生。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远古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魂，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与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说：“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仓颉密码》对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在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国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借助全球化的名义实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在启蒙神话与现代化浪潮的驱使下，传统文化被视作充满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进否定，内外两者的双重冲击，使得千百年来承传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缺失与盲目崇外成为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症候。面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国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重新审视被遮蔽已久的远古文化资源，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而激活了炎黄文化的生命力，衔接上断流已久的文化血脉，彰显出远古文化的巨大价值与现实意义，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仓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发明中华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在与命运抗争所激发出来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历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独立不羁，复活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改造现实环境的真实足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标。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比较清楚地了解远古传说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概况，包括黄帝其人及他对华夏族的形成所做的贡献、尧舜禹的“禅让”和原始社会走向终结的有关史实，为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演进奠定基础。

学习和思考本课所叙述的远古传说时代的发展进程，首先要通过引导学生对课本中插图的观察、想象以及对具体材料的分析入手，推导结论，初步培养学生进行历史感知、历史想象的形象思维能力；其次是初步培养学生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和追踪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发展观。第一，使学生认识到我们的祖先在生产技术和文化方面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融合而成的，黄帝是华夏族的人文初祖，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增强民族意识。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