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济范文10篇

在一般制造业中，范围经济是指多种产品共同生产时，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要素，会产生成本节约，从而使其相对于这些产品单独生产时具有更低生产成本。它是一个企业继规模经济之后，规模在纵向上达到饱和，从而转向横向，也就是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策略。而在运输业中，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与一般制造业的略有不同。这主要是由运输产品的特殊性引起的。运输产品是货物和人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是一种位移服务，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等质量维度。在受雇运输的情况下，运输业者从提供的运输产品中取得对应的市场收入。如果将制造业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直接引入运输业，将导致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互包含,使得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几乎无法分开。也就是说，运输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共同作用,构成了运输网络经济[1]。

一、运输业中的范围经济。

在运输业中，密度经济是指在固定设施和载运工具的能力不变时，运输网络上运量的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的情形；幅员经济是由于增加产品运输种类引起产量增加使单位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从而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三个概念可用如下的图示形象说明：上图为A、B、C、D四个节点构成的确定的运输网络系统。其中，密度经济是由于运输线路上（以AB线路为例）运量增加，客货流量提高而引起的单位成本下降；幅员经济是通过增加运输产品种类（如在BD间、BC间使用不同档次车辆、开行更多服务内容的线路等）来使单位运输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则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到E节点处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2]。

二、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

（一）运输的两种主要方式。

一个完整的运输系统是由站口为节点，以固定路线为连接，包括相关管理和服务组成的，具有运输服务功能的网络。直达运输和中转运输是其最基本的两种结构形式。直达运输就是从起点到讫点的运输。其成本主要是运行成本、管理成本、装卸费用等必需的固定成本。轴辐运输，也称中转运输，是指从起点出发，中途经过中转，然后到达终点的运输。采用轴辐式运输可以把不同站点处的货流量合并到同一条路线上，以增加密度经济效应，从而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同时，不同路线的货物可以分享中转处的设施和服务，也使得管理成本减少。但中转运输会增加中转货物的运输距离、装卸时间及费用，使其成本上升。这样一来，采用中转运输是否具有经济性，在于比较直达路线结构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与货物中转运输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增加[3]。前者大于后者，中转运输具有经济性；否则，不具有经济性。

随着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学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校变大之后都会获得预期效益,相反,有些学校在规模扩张前,管理井井有条,教学质量稳定,社会声誉良好,而在一轮大规模的扩张后,领导疲于奔命,老师叫苦不迭,学生怨声载道,社会声誉日趋下降,整个教职工队伍士气不足。学生没有成功感,教师没有成就感,这种情况就是学校规模扩张不经济的表现,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导致单位成本的降低,相反是单位成本的提高。

一般来说,一个组织的效率是以一定的规模为基础的,当一个组织在扩张规模时,效率的提高倍数大于规模扩张的倍数,就可以说这个组织是规模经济,反之则是规模不经济。在教育史上,捷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的确立是让旧的学校崩溃与按照新观念的学校设立同时进行,在教育史上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的工作效率。具体到一所学校,由于教学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班级或学生的费用支出减少,从而使得成本相对降低,收益相对增加,称为教育的规模经济。由于规模扩大,教学设备的利用率提高,是总务后勤规模经济的表现;一个教师同一门课程可以上更多的班级,是人力资源规模经济的表现。因此,从内部来看,似乎学校规模扩大一定会导致办学效益的提高,其实在实践中要做到规模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是相反的情况——学校扩张的规模不经济。

一、学校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1、学校规模的扩大是需要增加人数来实现的,而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管理难度的增加。规模扩张——人数增加——管理层次增加或幅度增加——难度增加。具体表现为管理层次的增多导致传递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管理幅度的增加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同时思考两个以上的问题时,思维效率将大大降低。

2、随着人数的增加,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法国管理顾问V.A.Graicunas在1933年提出了一个在任何管理宽度下计算人际关系数目的经验公式:C=N{2n-1+(N-1)},式中C表示可能存在的人际关系数;N表示管理宽度。由此,随着管理宽度的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数量急剧上升。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使得沟通发生困难,在沟通的过程中任何环节都可能造成信息失真,从而影响沟通的有效性。沟通过程如图(图1)所示。

“发送者”进行“编码”和“接收者”进行“译码”时都要受到个人的知识、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系统的影响。沟通可以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所谓正式沟通即按照正式的组织系统与层次来沟通,代表组织,较为正式和慎重。非正式沟通指通过私人的接触来沟通,代表个人,通常表现为私下交换意见和传播小道消息。单位组织中非正式群体越多能量越大,非正式沟通的影响力越大,而传递的信息往往被扭曲,且会破坏正式沟通,这给管理者在处理人时带来很大的难度。

摘要：绿色建筑已成为建筑行业的趋势，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绿色建筑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绿色建筑外部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一些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建议，以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

关键词：绿色建筑；外部性；税收；补贴

1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1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其主要内涵包括建筑选址、设计、施工、使用运营、管理及废弃的过程中，在维护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满足人类安全、健康、高效、舒适地居住和使用，达到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当代与后代的生活质量，其绿色的本质是无污染，无废物，开放式的综合的良性循环。绿色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环境资源进行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时间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建造、使用、运营、管理、拆除、回收，等各个环节。

总的说来绿色建筑主要是3个理念，第一、节能；第二、环保；第三、与自然和谐。

1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绿色建筑概念以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实践，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完善的设计方法和评估体系，尽管如此,绿色建筑在发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碍，其中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瓶颈。本文从经济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对其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

1.1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回收利用)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士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也被称为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1]。

其主要内涵包括建筑选址、设计、施工、使用运营、管理及废弃的过程中，在维护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源，满足人类安全、健康、高效、舒适地居住和使用，达到建筑与人的和谐共生。这种建筑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当代与后代的生活质量，其绿色的本质是无污染，无废物，开放式的综合的良性循环。绿色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环境资源进行影响。在空间上就是绿色建筑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居住者的生活环境，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时间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建造、使用、运营、管理、拆除、回收，等各个环节。

总的说来绿色建筑主要是3个理念，第一、节能；第二、环保；第三、与自然和谐。

一、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表现及危害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者在从事旅游活动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消费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产生损坏景区环境和景观质量的行为，如在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随意采摘等。这类不文明行为会导致旅游景区(点)环境污染，景观质量下降并最终造成旅游景区整体吸引力下降，旅游价值降低。（2）当旅游地接待的旅游流量长期达到或超过其合理容量值（即旅游饱和或旅游超载）时，其最直接和直观的后果就是旅游污染（如我国著名旅游风景区黄山、桂林等地，每逢旅游旺季，因旅游饱和与旅游超载所导致的水体污染现象就会趋于严重）或拥挤（旅游地到处充斥着游人，旅游者会感觉拥挤不堪，不能获得应有的旅游气氛，旅游的体验质量大打折扣）.所以说，长期的旅游饱和与超载，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旅游摧毁旅游”。[2]

二、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三、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

【摘要】文章初步介绍、分析了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及其表现和危害，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待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并着重指出旅游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外部性；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态伦理

一、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二、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表现及危害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物质基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点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核心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生态环境补偿是指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生态环境补偿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的外部不经济理论。外部不经济是指行为人的行动对外界造成的不良影响。环境问题是外部不经济的必然结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外部不经济会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失当。外部不经济的实质是私人成本社会化了。因此应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即由行为人承担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的后果。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求人们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资产来进行管理，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和恢复重建，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的传统发展模式。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德国政府通过对自然资源开发、水资源利用以及有毒废物的排放等进行收费，筹集补偿金用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美国政府为了调动大河流域上游地区进行水土保持的积极性，建立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收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生态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瑞典、比利时等国家以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绿色税)等形式对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我国的生态环境补偿工作刚刚起步，2001年开始试点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退耕还林政策是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成功实践。近年来，针对生态环境补偿各地也展开了探索性的尝试，如北京市从2006年起，每年给我省承德、张家口两地投入2000万元专项补偿资金用于保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等原因，使得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未能全面普及和推广。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立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有关生态环境补偿的法律，现有立法比较零散、不全面、适应性不强，所以国家有必要制定生态环境补偿法，对生态环境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建设、资金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进行统一协调，科学确定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这是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根本保证。

二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投融资体制。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补偿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支持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积极利用国债资金、开发性贷款，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努力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格局。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违背市场营销道德的原因；提高企业市场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市场营销道德是用来判断市场营销活动正确与否的道德标准、企业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强、生产的外部不经济的存在、市场营销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范围不明确、导致企业营销道德缺失以及社会意识比较淡漠的原因很多、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转变企业的市场营销管理哲学、营销者在制定市场营销政策时，要统筹兼顾企业利润、加强市场营销道德规范的制定、提高企业的不道德成本，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行了10多年时间，我国也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就意味着我国的企业不仅要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而且也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然而，我国企业的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比较缺乏，这就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国内国际的竞争力。因此，应提高企业的营销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论文关键词]营销道德社会责任外部性

市场营销道德是用来判断市场营销活动正确与否的道德标准。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市场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两个概念虽然有一些区别，但二者之间在实质上又有很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企业不遵守市场营销道德标准就很难履行其社会责任，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又必然违背了市场营销道德标准。

一、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违背市场营销道德的原因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济人”和“社会人”身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这就导致许多企业在经营、营销中只考虑自身利益，持有“利润先于伦理”的观念，而很少考虑营销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一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以下这一些原因导致的：

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剧”理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四）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二）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宪政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

（一）环境权理论所谓环境权，是指公民及其相关主体对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从权利的内容上来说，环境权是一个包含有多项子权利的权利体系，如环境使用权，即主体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的权利（李爱年等，2004）。污染物的排放是人类正常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无污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中污染物质的产生。因而，要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也是环境权的内容之一，即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一种利用。在环境容量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保证环境质量必须对排污行为实施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确认排污权并通过排污权的交易以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保障人们环境权的要求。（二）法律价值理论博登海默（1999）说过：“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基本价值”；“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可以说，价值是一个法律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其中，公平和效率是法律的两个基本价值，是法应当促成实现的价值。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以较小的社会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实际效果；法的公平价值是指依照自然法则或自然权利的正义。这两种价值可以和谐共存，但又经常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制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致从根本上损害效率。这就需要运用各种机制来衡缓平价值，尽可能和它们之间的张力，扩大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排污权交易是以经济手段刺激企业减少排污量和充分利用环境容量资源，它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又同时具有公平的价值取向，涉及到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和环境的费用以及利益。首先，通过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合理负担，使生产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得以公平解决。如排污者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污指标，出售排污指标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就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激励。如果排污者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则需支出的费用以购买排污指标，就是市场对不利于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成本的内部化。因此，排污权交易制度既能控制排污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其次，通过排污权交易为新的污染源提供一个获得排污权的较为公平的机会，并在竞购排污权时可以公平自由地竞价；再次，排污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必然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污权节余又会为企业带来收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王育红，2009）。因而，排污权交易制度既具符合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品质，又具保障公平促进效率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