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分类和证明责任的分担；一方主张为非给付而另一方主张为给付的,应如何认定不当得利的类型并分配证明责任；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民法通则》并未将不当得利作实体法上的类型区分、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财产的变动以有因为常态,以无因为例外、获利人获得利益、占有财物为给付或准给付的结果,受占有的推定效力保护、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原告应先提出证据说明发生财产利益变动的原因,以及该变动何以欠缺法律上原因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诉讼中不当得利要件事实,尤其是受益人获益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司法实务中多有争议。一般而言,该证明责任应当由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人承担;在权益侵犯型不当得利中由受益人承担;而在一方主张为非给付、一方主张为给付的特殊不当得利案件中,仍应当由请求人提出初步证据,但可以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

关键词: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特殊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构成不当得利有四个要件: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合法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这是不当得利的关键。在诉讼中,如何证明获利“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案件的核心。应由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人(受损方、诉讼中的原告)证明被请求人(获利方、诉讼中的被告)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还是由被请求人证明获利具有合法依据,会直接导致截然相反的诉讼后果。对此,学者多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该类诉讼的证明责任有特殊规定,而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看,应由请求人即原告来承担不当得利构成的四要件成就的证明责任,其关键是“无法律上的原因”的证明责任。笔者亦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但认为此种证明责任主要适用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利益的变动是因受损方的给付行为引起的,受损方如欲回复到利益变动前的状态,应承担给付基础已不存在或丧失等证明责任亦合情理。这一观点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已有所体现。【1】

但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如何配置举证责任,关键是如何配置获利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这一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存在争议。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这些事由包括:受损人的行为,如误以他人的事务为自己的事务而管理;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如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的侵权或错误(即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自然事件,如他人之鱼跃入自己的鱼池;法律规定,如添附。【2】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相比,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产生的事由复杂,类型多样,对其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难统一,更值得研究和探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必须一方获得利益；必须他方受到损失；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受益必须没有合法依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必须一方获得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的必要条件、财产利益的增加也就是财产总量的增加、所谓他方受到损失,指因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使其财产总额减少、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弥补损失,而是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所取得的利益、取得利益和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两种学说之争的焦点集中在因第三人行为的介入而发生的受益与受损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造成他人损失而使自己获得利益所以构成不当得利,是因为该项利益的取得没有合法根据等，具体请详情见。

摘要:不当得利制度发源于罗马法诉权,是民法中一项重要内容。构成不当得利有四个条件:必须一方获得利益;必须他方受到损失;必须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受益必须没有合法依据。

关键词:不当得利赔偿责任民法

不当得利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而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又分为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

一、必须一方获得利益

必须一方获得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的必要条件。若不具备此条件,即一方当事人只使他方的财产受到损害,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则可能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但不能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责任。

[摘要]许多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随意性，威胁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据此，笔者确定了在不当得利法律适用选择过程中应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基础，并通过列举限定的几种连接因素，及制定依法选择的顺序规则的方式加以限制，再辅之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关键词]不当得利，最密切联系原则，国际私法

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国际私法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衔接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必将加快，从而必然会加强我国国际私法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同步发展的态势[①].借鉴国外相关法令，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在立法上创设一些国际私法的条文，进行从无到有的研究，是提升我国国际私法水平的捷径。在此，本文参考国外相关立法和学理研究，尝试探讨在国内尚属空白的国际私法上的不当得利问题。希望抛砖引玉。

一。不当得利概论

不当得利源自罗马法，虽然罗马法上并没有概括的不当得利概念。《十二表法》第7条规定，果实落在邻人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人有权将其取回[②].后来，大法官创立了“请求返还之诉”，以此来保护丢失东西而要求取回丢失物的权利人的利益，后世法学著作概括罗马法这一精神，称其为不当得利[③].

在我国，不当得利成为一项独立的债法制度，是由《民法通则》确立的。《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益，致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④].

[摘要]许多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随意性，威胁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据此，笔者确定了在不当得利法律适用选择过程中应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基础，并通过列举限定的几种连接因素，及制定依法选择的顺序规则的方式加以限制，再辅之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关键词]不当得利，最密切联系原则，国际私法

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国际私法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衔接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必将加快，从而必然会加强我国国际私法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同步发展的态势[①].借鉴国外相关法令，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在立法上创设一些国际私法的条文，进行从无到有的研究，是提升我国国际私法水平的捷径。在此，本文参考国外相关立法和学理研究，尝试探讨在国内尚属空白的国际私法上的不当得利问题。希望抛砖引玉。

一。不当得利概论

不当得利源自罗马法，虽然罗马法上并没有概括的不当得利概念。《十二表法》第7条规定，果实落在邻人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人有权将其取回[②].后来，大法官创立了“请求返还之诉”，以此来保护丢失东西而要求取回丢失物的权利人的利益，后世法学著作概括罗马法这一精神，称其为不当得利[③].

在我国，不当得利成为一项独立的债法制度，是由《民法通则》确立的。《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益，致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④].

摘要:不当得利不阻却财产犯罪的成立,当然也不阻却侵占罪的成立。不当得利是否构成侵占罪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罪所得的不当得利不构成侵占罪,因其行为已经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种类物的不当得利应构成侵占罪,因为设立侵占罪的旨趣在于保护各类财产;不表现为物的不当得利不能构成侵占罪,因其根本无法持有;不当得利是否善意取得不影响侵占罪的成立。

关键词:不当得利;财产犯罪;侵占罪被捕

关于不当得利与犯罪的关系,也即不当得利情形下是否存在行为构成犯罪的可能,在学界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相反的观点。笔者认为:

一、不当得利不阻却犯罪的成立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和最后性原则的立场,认为民法规定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在无因管理或不当得利发生后,采用民事制裁手段强令当事人履行。而刑法应具有最后性和补充性特点,不应对民法上已作出专门规定加以强制返还的情况再进行干涉。不当得利在民法上已有完善制度,刑法不应当再介入。这种观点不但否定了不当得利的成立侵占罪的可能,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当得利成立犯罪的可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

首先,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考察,不当得利具有成立犯罪的余地。一般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根据这一定义,在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犯罪中,属于不当得利却构成犯罪的比比皆是。例如盗窃罪中,行为人窃取的他人财产,从性质上将是不当得利。又如,在侵占他人遗忘物、埋藏物的情形中,行为人对遗忘物、埋藏物的占有从本质上也是不当得利。

一、必须一方获得利益

必须一方获得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的必要条件。若不具备此条件,即一方当事人只使他方的财产受到损害,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则可能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但不能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责任。

所谓一方获得利益,是指一方当事人因一定的事实结果而使其得到一定的财产利益。财产利益的增加也就是财产总量的增加。而财产增加的形式有两种:其一为财产利益的积极增加,即财产权利的增强或财产义务的消灭,主要表现形式有:财产权利的取得、占有的取得、财产权利的扩张及效力的增强、财产权利限制的消除。其二为财产利益的消极增加,即财产利益本应减少而没有减少所产生的利益,客观上仍然可以归结为利益的增加。具体表现形式有:本应承担的债务而不再承担或减少负担;应支出的费用没有支出或减少支出;本应设定的权利限制而没有设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若受益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如事前预谋某项利益或者受益后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该项利益的,则可能单独构成侵权或者构成侵权与不当得利竞合;若受益人因主观上的过失,或由于疏忽大意而误将他人财物认为是自己的而处分之,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做分析,但始终会在侵权或侵权与不当得利竞合的范围内。若受益人因偶然性、非主观事件而获得利益,则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不当得利不以受益人主观过错为必要。

二、必须他方受到损失

若无他方的损失,虽有一方得利,也不发生利益返还,则不能构成不当得利。所谓他方受到损失,指因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使其财产总额减少。该损失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积极损失,也包括消极损失。积极损失,又称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消极损失,又称为间接损失,是指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亦即应得利益的损失。这里应得利益是指在正常情形下可以得到的利益,并非指必然得到的利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所指“损失”,不同于因为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前者应当作更宽松的解释。

[摘要]许多学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随意性，威胁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和一致性。据此，笔者确定了在不当得利法律适用选择过程中应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基础，并通过列举限定的几种连接因素，及制定依法选择的顺序规则的方式加以限制，再辅之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关键词]不当得利，最密切联系原则，国际私法

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国际私法走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衔接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必将加快，从而必然会加强我国国际私法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同步发展的态势[①].借鉴国外相关法令，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在立法上创设一些国际私法的条文，进行从无到有的研究，是提升我国国际私法水平的捷径。在此，本文参考国外相关立法和学理研究，尝试探讨在国内尚属空白的国际私法上的不当得利问题。希望抛砖引玉。

一。不当得利概论

不当得利源自罗马法，虽然罗马法上并没有概括的不当得利概念。《十二表法》第7条规定，果实落在邻人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人有权将其取回[②].后来，大法官创立了“请求返还之诉”，以此来保护丢失东西而要求取回丢失物的权利人的利益，后世法学著作概括罗马法这一精神，称其为不当得利[③].

在我国，不当得利成为一项独立的债法制度，是由《民法通则》确立的。《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益，致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④].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分类和证明责任的分担；一方主张为非给付而另一方主张为给付的,应如何认定不当得利的类型并分配证明责任；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该类诉讼的证明责任有特殊规定、如何配置举证责任,关键是如何配置获利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这一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相比,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产生的事由复杂、《民法通则》并未将不当得利作实体法上的类型区分、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财产权益的变动不是由请求人的行为引起的、在不当得利案件中由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应当是一个基本准则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诉讼中不当得利要件事实,尤其是受益人获益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司法实务中多有争议。一般而言,该证明责任应当由不当得利返还请求人承担;在权益侵犯型不当得利中由受益人承担;而在一方主张为非给付、一方主张为给付的特殊不当得利案件中,仍应当由请求人提出初步证据,但可以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

关键词: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特殊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构成不当得利有四个要件: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合法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这是不当得利的关键。在诉讼中,如何证明获利“有”、“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案件的核心。应由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人(受损方、诉讼中的原告)证明被请求人(获利方、诉讼中的被告)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还是由被请求人证明获利具有合法依据,会直接导致截然相反的诉讼后果。对此,学者多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该类诉讼的证明责任有特殊规定,而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看,应由请求人即原告来承担不当得利构成的四要件成就的证明责任,其关键是“无法律上的原因”的证明责任。笔者亦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但认为此种证明责任主要适用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利益的变动是因受损方的给付行为引起的,受损方如欲回复到利益变动前的状态,应承担给付基础已不存在或丧失等证明责任亦合情理。这一观点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已有所体现。【1】

但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如何配置举证责任,关键是如何配置获利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这一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存在争议。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这些事由包括:受损人的行为,如误以他人的事务为自己的事务而管理;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如受益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的侵权或错误(即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自然事件,如他人之鱼跃入自己的鱼池;法律规定,如添附。【2】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相比,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产生的事由复杂,类型多样,对其要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难统一,更值得研究和探讨。

【摘要】不当得利制度的产生缘由不是单纯保障受损失当事人利益或请求受益人返还原物，而是强调受益人取得利益的不适合性。不当得利在数年前就出现在《民法通则》中，属于民法上历史比较悠久的制度。不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受到学者和立法者的关注，但我国对于不当得利的研究还略显粗浅。在民法与刑法中涉及到的一些法条竞合的地方，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一些适用性的问题。因此处理清楚不当得利在刑法民法中的交叉，是民法的需要，也是司法的需要。

【关键词】不当得利；民法；刑法；交叉问题

一、不当得利

（一）不当得利概念。《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二）不当得利的类型。不当得利存在着多种划分类型，依据给付行为而发生法律关系，把不当得利定性为因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与基于给付之外的事实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两种情形。1．因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受益人所取得的财产或利益不是基于当事人有意识或因一定的目的，而使得自己财产增加的情况。包括以下三种情形：①自行为一开始就没有给付的目的。例如，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误以为对方当事人为债权人或有追偿权的当事人，自己形成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向对方当事人给付债务。事实上，他们之间不存在相互给付义务，从而构成不当得利的情形。②因为情况变更，原来的给付义务消灭，而受益人获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上的规定时，构成不当得利。③给付目的不能实现，此类情形往往因为客观原因从而阻却给付的实现。2．基于给付之外的事实而发生的不当得利这是指除了给付以外的事由，因人的行为、自然时间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事由而构成的不当得利。首先，人的行为包括收益人的行为、受损者的行为以及第三人的行为。基于受益人的行为指的是无权处分他人之物，无权处分或消费他人之物、擅自转租或出租他人之物以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人格权这四种情形。而基于受损者行为这种不当得利形式是以受损人为他人支出费用这一情形最为典型，如误将他人的家畜当作自己的家畜饲养，误以他人事务为自己的事务而管理。另外，基于第三人行为的不当得利主要包含债务人对债权的准占有人（债权凭证持有人）清偿，而使债权消灭，导致真正的债权人产生损失的情形。其次，基于法律规定。基于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是指在一定事实或行为发生时，法律直接规定发生一定的效果。如在因附合、混合、加工而获取被添附物所有权时，允许被添附物原所有人向受益者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主张以被添附物价值相当的利益返还。最后，基于事件。如因山洪爆发，A池塘的鱼冲入B池塘；甲饲养的家禽吃掉乙的饲料等等，都是基于事件发生的不当得利的情形。（三）不正当得利的构成要素。1．存在一方获得利益的事实存在一方获利的事实是不当得利的前提，且这种事实是可以通过财产的增减来体现的。因为法律调整的是实体问题，不调整思想，所以需要具象化的财产增减来反映案件情况。2．存在另一方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一方的获利对应的则是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失，如果只存在单一方的获利，则被定性为拾得遗失物、无主物的情形，因为在单方法律行为中，缺乏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诉求，则当然不构成民法所规定的不当得利。3．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不正当得利中，除了需要一方获得利益，另一方存在财产及权益的损失事实之外，还需要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即可以认定为受损人遭受的财产或权益移转到了受益人控制或能够支配的范围内。4．受益人获利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合理的财产增加方式包括按照法律规定继承财产或是财产权利的扩张等情形。而不符合法定情形取得财产的情形则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定性为非法取得财产。因不当得利中的受益人获得利益的方式不是合法取得的方式，因此他获得的财产属于非法取得的财产。（四）不当得利中民刑交叉的含义。民刑交叉即在一件案件中，不同的行为分别侵犯了民法与刑法所调整的法益，且这一案件中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而对于这些行为应适用民事行为规范还是刑事法律规范存在异议的现象。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总和。两者的内涵虽然都是保障受害人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但因矫正手段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合理定性民刑交叉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不当得利与盗窃罪、侵占罪的比较

（一）从两者的构成要件上来看。对于不当得利的四项构成要件，在刑法中所规定的盗窃罪与侵占罪一样需要。但盗窃罪和侵占罪都强调主观上的故意，且盗窃构成要件需要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而在侵占罪中，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及拒不交还。这两个要素是不当得利所不具备的。（二）从两者所反映的立法原则来看。不当得利隶属于民法，且它所体现的是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不当得利行为中，获益人因在受害人疏忽的情况下，获得了受害人一定的财产或利益。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获益人应当归还原物。而盗窃罪与侵占罪规范中体现的是对犯罪人实施犯罪后的惩治，只要符合刑法中的定罪依据，都应当被定罪，这所体现的是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三）社会效果上的考量——功能价值。不当得利之所以纳入民法所调整的范畴，因其案件本身对社会的危害性小，其所反映的主要功能价值在于矫正利益或财产的变动情形。而刑法中的盗窃罪与侵占罪的惩治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强制性，体现的是对犯罪人进行惩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摘要：终审判决在实体以及程序上解决了许霆案,但是在理论上，许霆案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对象,可以预见其探讨的成果将有助于现行刑法典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深层次的契合,乃至推动现行刑法典的完善和发展。本文就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进行定性分析,并论证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同时分析认为应当对此类不当得利行为考虑入罪化处理,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确定其最终定性和处理。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不当得利；恶意取款入罪化

虽然许霆案的定性和处理早已随着终审判决的宣判而尘埃落定,但是围绕该案的争论依然激烈,各方观点针锋相对,延续至今,在学理上仍无定论。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是对刑法典的一次检验,在许霆案的定性和处理上,检验现行刑法典所得到的结果应该只是及格,尚不能做到人意的程度。也因此,对许霆案的探讨依然需要继续深入。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全面的从实体和程序等各个方面全面的分析此案,而是着重探讨最核心的问题,即许霆案的确切定性。

一、对案件的定性

笔者认为,再论许霆案的定性,首先要抛开法院的判决结果,不能以这个既存事实来影响本文的探讨走向,即把许霆案作为一个纯未定性的案件来分析,以做到客观。学理上的讨论本无对错之分,只有道理成与不成之别,但讨论的前提一定要是客观公平不受干扰的。所以,本文的探讨分析均在判决结果之外,即假设没有权威定性的自由状态。

探讨是建立在各方观点基础之上的,是通过了解各方的观点,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反思自己的失误,在赞同和吸收他方观点合理之处的同时也能更进一步促进自己观点的完善和合理性,以做到最终结论能有可观之处,不至于流于泛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