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立法范文10篇

为了保全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往往不得不牺牲一些地区、公民或组织的利益。例如，2003年我国淮河等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为保全国家以及周边地区利益，安徽省淮河流域蓄滞洪区人民就作出了巨大牺牲；又比如，为解决洪水灾害，西部地区大范围实施退耕还林，不少人为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如，2004年初我国部分地区爆发禽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三公里范围的家禽被捕杀。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中央及地方财政及时通过财政专项资金向灾区、受损方作了相应的经济补偿。这对于灾区及灾民恢复正常生活、生产，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应指出的是，大部分补偿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使得补偿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与此同时，已经补偿的资金金额明显过少，与灾区、灾民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我们认为，要使财政补偿及时、足额到位并使其成为一项制度，用立法的方式规范财政补偿就显得尤为必要。鉴此，以下本文拟就我国财政补偿的立法规范问题作些探讨。

一、财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及其立法规范的必要性

对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由政府给予受灾或受损方经济补偿，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既然为社会提供安全、良好生态环境等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其费用或损失理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平等、公平原则的要求。平等、公平是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既然某一群体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遭受了损失，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按照自然法的理念，每一个人应在平等范围内担负着普遍的社会义务，当特定主体为大众做出了某一不可期待的牺牲时，只有补偿才能使个别主体牺牲的不平等性转变为平等；由于补偿是建立在立法者为促进较高利益而为原来利益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所以，补偿原则可平衡两种利益的失衡。这意味着，某人获得了特别利益，自应负担由补偿产生的不利益。如此，法律的平衡原则才能得以贯彻。例如作为生态屏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西的南地区，承担着比环杭州湾和沿海更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要求它限制发展环境容量资源依赖型产业（污染严重的产业），如果不给予其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不仅对其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也不可能长期维系。更进一步说，补偿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为民法原理在行政法领域的、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特殊延伸。实行国家补偿制度，不仅仅体现了对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的补偿，更彰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法治理念。

反观我国相关立法，未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起统一的财政补偿制度，有些虽然已经规定补偿制度，但尚存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我国财政补偿制度所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补偿的规定零散、不系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对此作出了规定。例如《防洪法》第7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第32条第2款规定：“因蓄滞洪区而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对蓄滞洪区承担国家规定的补偿、救助义务。国务院和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蓄滞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制度。”又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均过于原则，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是应该补偿的没有规定，导致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或出现补偿的随意性。例如《环境保护法》未对因生态环境保护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的作出补偿规定；又比如《动物防疫法》未规定因国家实行强制灭杀而致损失的补偿。

摘要]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背景下，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立法初步形成了一般立法、个案立法和以其他法为载体的立法模式，生态保护补偿的立法的基本内容也进一步丰富，但是随着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和立法进程的发展，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补偿概念、补偿类型选择、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条件等问题就尤为重要。

[关键词]生态保护补偿；立法机制；框架性

立法生态保护补偿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在促进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能动的积极作用。在紧迫的生态形势和党中央生态文明理念的敦促下，我国“自上而下”地推进生态体制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政府部门在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方面发挥出职能作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政策在不断完善、资金投入量扩大，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1生态保护补偿概念内涵

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复合型概念，具有复杂丰富的内涵和延展成长的外延。立法概念界定应该在两个方面引起注意：（1）以生态保护补偿的激励功能作为界定依据。激励机制的法律制度设计受到两方面的启发，一是经济学领域生态保护补偿科斯概念强调通过赋予或者创设一定的生态权利，对保护者增加生态服务行为提供奖励；另一种是政治学领域，该制度引用庇古理论注重突出政府的职能作用，要求政府满足生态权益的持续保护，通过政府的强制作用防治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2）注重衡量法理学中正义理论和权利义务对等理论。对生态利益和生态服务的持续保护，给提供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失，基于正义的考量，法理要求必须对此种生态付出提供等值补偿。综上，生态补偿的概念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建立分阶段基础补偿和机制补偿结合的概念定义模式。在第一阶段，利用政策手段对权益受限者提供补偿，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依据个人、单位划分类型。在第二阶段，运用市场激励和惩罚机制达成生态利用获益者和生态服务供应者之间的价值平衡。

2生态保护补偿立法的现有模式

一、国家补偿的成立要件及其限制性因素

国家补偿具有从属性和补充性，只有当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均不成立或无法充分填补广大受害人的健康损害，且未有环境责任保险支付的情况下，国家补偿予以适用。亦即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填补应遵照“民事赔偿→责任保险支付→国家赔偿→国家补偿”的顺位依次展开。但考虑到环境污染致健康损害的地域范围及受害对象范围广泛，在民事赔偿等填补路径缓不济急的情形下，应由国家先行补偿，然后再根据情况行使追偿权。

（一）国家补偿的成立要件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国家补偿构成要件可区分一般成立要件与特定要件。一般成立要件是基础性要件，包括有现实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存在或发生，存在身体健康受损的受害人与损害事实，以及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事件存在客观因果关系等，国家补偿与国家赔偿不同，国家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其目的是恢复到合法行为所应有的状态；国家补偿是一种例外责任，由法律规定为限，其目的是为在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相对人提供补救，以体现公平负担的精神；因此，国家补偿具有后置性，在具体的环境污染实事件中，只有在由于民事和国家赔偿等救济手段均不成立或无法有效填补受害人健康损害的情形下才得以适用，这也是国家补偿成立的重要基础性要件之一。考虑到国家补偿制度刚刚起步和国家的基本国情，补偿的成立条件不宜过宽和太笼统，在一般成立条件之外应有特定要件与之形成现实配套，之后伴随着补偿制度的发展和补偿资金的充裕，再逐步放宽补偿之条件。在国家补偿成立的特定要件设计方面，日本的《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中关于具体补偿给付的要件可以借鉴，其所规定的补偿给付的要件主要为:(1)指定地区(2)指定疾病(3)暴露期间。通过对特定要件的科学合理设计可在现实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公平满足受补偿者的补偿需求。

（二）国家补偿的限制性因素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进行国家补偿确能基于公平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利益保障或填补，但作为一类新的权益保障的补充性制度，其适用及运行必然受到限制性因素的影响。首先，在环境污染造成健康损害的事件中，受害者如果能够基于民事赔偿、国家赔偿或是环境责任保险金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当然限制了国家补偿的就位，只有在民事赔偿等缺位的情形下才可能适用国家补偿。此外，补偿资金的来源问题也是制约国家补偿的重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仅单纯依靠国家财力无法支撑国家补偿的现实需求，而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补偿基金并使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二、国家补偿制度设计（主要包括补偿的适用范围、补偿的对象、方式与标准等）

（一）补偿的适用范围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国家补偿范围不宜过宽；首先应限定于健康权利受害范围，健康权利在法理上属于人身权利范畴，目前大多国家学者均主张人身侵害赔偿可适用于社会保障，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损害可被视为一种集体责任。另外，国家补偿具有集团救济及公益性属性，因此，在有限财力条件下国家补偿应优先保障影响范围大、涉及受害人多的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生命、身体、健康损害的补偿利益实现，而对于非规模性呈现的个体性受害者所受损害，目前情况可暂不列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国家补偿范围，但仍然可给予民事赔偿等方式获得救济。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加强行政补偿立法非常有必要性而且也有现实基础。首要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模式。采用“半统一立法”和单独立法的模式更契合我国的实际，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和立法成本，也有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关键词：行政补偿，立法模式，行政补偿法

行政补偿，又称为行政损失补偿，是指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合法的给特定人的财产带来特别损失时，基于保障财产权和平等负担的原则，对该损失予以弥补的行为和制度。[i]关于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有众多的理论观点，其中“公共负担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该理论认为如果公民为了公共利益受到了“特别损失”就违背了由全体社会成员公平负担的原则，应该由国家对其“特别损失”予以填补。具体的行政补偿制度、标准、范围等一般由法律进行规定。

一、加强行政补偿立法的必要性和现实基础

在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中，加入了保护人权、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的内容，而且直接规定了对私有财产征收和征用的补偿。[ii]把宪法规范的内容予以具体化是行政法面临的首要任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是宪法的实施。”[iii]加强行政补偿的立法，是实现宪法关于补偿规范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否则宪法的规定就很有可能因不具有操作性而被长期的虚置，人们寻求行政补偿也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论及此处不得不让人反思国家赔偿立法的教训，在我国1982年《宪法》中就规定了国家赔偿的条款，但是由于规范过于原则性，在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前，公民谋求国家赔偿仍然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律保障。行政补偿立法不应该再重复国家赔偿立法同样的错误。“人权入宪”以后，人们的人权观念日益增强，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国家公权力运行和完善法律制度的主要价值诉求。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成熟，公民成为自主的平等主体，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既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公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和现实需要。我国目前的行政补偿制度主要规定在单行法之中，由于规定的不统一呈现了诸多问题，已经不能满足保护公民权益的需要。因此规范和健全行政补偿法制，特别是加强行政补偿立法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目前关于行政补偿的理论已经相当成熟，对于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范围、标准和制度框架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为行政补偿的立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推进，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法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目前我国行政机关努力奋斗的目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旧的传统权力观念的影响下所固有权力本位、权力至上的观念也正逐渐被现代法治观念所取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逐渐树立了现代权责观念，有权力必有责任，未有无责任之权力。而且随着法制建设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越来越健全。这些法治建设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为行政补偿的立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尤其是2004年的宪法修改，把保护人权写进了宪法，明确规定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公民私有财产征收、征用的补偿。宪法规范的首要功能是对国家公权力的约束，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划定一个界限，即不得无故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从事合法行为给公民造成损失的也要承担补偿责任。补偿制度“入宪”为加强行政补偿立法提供了坚实的、直接的宪法基础。

[摘要]因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发生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但是因为相关的法律问题缺少理论层面的探讨，也缺少明确法律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量裁不一。同时，由于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各方均无过错，所以往往在赔偿上也只能“点到为止”，被接种人虽受损害，却无法通过诉讼途径得到相当的经济利益。笔者对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概念、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归责原则进行探讨，并提出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补偿救济机制的方案。

[关键词]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基金

有关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立法最早见于1980年卫生部颁布的《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但是当时着重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为充分发挥生物制品在防病灭病工作中的作用，1982年卫生部颁布的《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也再次提及了关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诊断与处理问题。论文百事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上述规定，特别是关于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的赔偿办法已经明显与目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了。因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发生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但是因为相关的法律问题缺少理论层面的探讨，也缺少明确法律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量裁不一。

一、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

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比较特殊，因为医疗法律关系一般都是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符合民法所规定法权模型要求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但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视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为有偿接种而有所不同。根据《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均应接受预防接种。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可根据本人申请，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意，进行预防接种。所以我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预防接种是国家基于医疗的特殊性和对国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维护，在法律上赋予疾病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以强制接种权力和公众强制接种义务的特殊法律关系。此为公权力（Power）的行使，疾病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仅为国家的使用人、人。医疗法律关系是存在于国家和公众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可称之为强制医疗关系。

当然，如果公众基于自愿要求接种非强制性疫苗，例如乙型肝炎疫苗、流行性感冒疫苗等，则此时的法律关系又是民法伴随医疗行为调整医患双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结果，是医患双方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与民事法律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本质上是受民法强制保护的民事关系。

矿产资源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资源浪费和资源枯竭以及生态恶化等问题也日益显现。另外，我国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生态补偿制度很早就被理论界和实践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一些和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有关的法律法规。2014年4月24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为我国包括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提供了法律保障。梳理我国现有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相关法律法规，指出其中之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内涵及理论依据

1.1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内涵。生态补偿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指自然界自我修复与维持的能力，后来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其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为环境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当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时，人类就应该主动采取措施，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性。这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即基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生态的稳定，对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恢复、弥补或替换的过程或活动。从社会制度领域理解，生态补偿制度是运用经济手段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保护的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对生态的破坏者进行科学收费、从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以及受害者进行合理经济补偿，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及其相关制度是生态补偿理论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领域中的运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仅指人类在开发使用矿产资源时，对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进行的治理恢复，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所需成本和对受害者的赔偿成本。广义上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则是指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理论价值进行补偿。既包括对受损失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补偿，也包括对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的补偿。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为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水平而进行的科学研究、教育费用的支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与矿产资源生态赔偿不同，它们之间有根本的区别。矿产资源生态补偿针对的是合法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行为，这些开发利用行为一般已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确保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主体承担相应义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环境和生态。而矿产资源生态赔偿是指因违法行为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破坏的后果所承担的责任。1.2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理论依据。由于矿产开发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损害，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外部性理论、资源耗竭理论等从不同角度构建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理论基础。1.2.1生态环境价值理论。生态环境是具有价值的，其价值来源于其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种环境条件和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入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视野。作为一种资源，生态环境是稀缺的，具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无论是从使用价值还是非使用价值即其内在价值角度，使用生态环境都是要为之付费的。1.2.2外部性理论。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会产生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矿产资源开发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人类从自然资源中受益，这是它的正外部性。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矿区所受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环。负外部性是实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重要依据，需要基于政府的税收政策或者给予清晰的产权界定的市场交易予以纠正。1.2.3资源耗竭理论。1931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在其论文《可耗竭资源经济学》里提出了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理论。矿产资源的耗竭性实际上就是其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耗竭理论即代际均衡理论，是矿产资源在代际间的合理分配和利益共享的理论。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中，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后代的需要，不能给后代人的利益和资源共享产生损害。实际上，矿产资源耗竭补偿是一笔矿产资源代际补偿基金。

2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现状及其不足

2.1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现状。我国没有生态补偿方面的专门法律，有关生态补偿立法比较分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颁布实施了一些与生态补偿有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一般是通过补助手段对生态效益保护者进行补偿。1994年制定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中规定，“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资金补助”。2001年公布的《防沙治沙法》、2002年修订的《草原法》、2002年制定的《退耕还林条例》等都有资金补助的规定。1998年修订的《森林法》、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2010年修订的《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中使用了“生态效益补偿”和“生态保护补偿”等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探索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政策法律制度，建立起了包括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以及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费制度等多种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法规体系。1986年通过的《矿产资源法》中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1993年《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应税资源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都应缴纳资源税”。1994年2月，国务院实施了《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具体贯彻落实《矿产资源法》中有偿开采的原则。2011年实施的《资源税暂行条例》将油气资源税征收由从量征收修改为从价征收。2006年，《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起了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在矿山资源生态补偿制度上，最早是昆明市在1993年试点的磷矿按吨征收的生态补偿费，用于矿区植被和周边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费制度。2002年全国整治乱收费中，由于收取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费缺少法律依据而被取消。2.2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立法不足。生态补偿方面基本法律的缺失，致使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范围、补偿标准和具体补偿方式等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没有形成。2010年4月，国务院启动了《生态补偿条例》立法程序，但到目前为止条例并没有出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囿于这部法律的立法宗旨，生态补偿没有作详细具体的规定。所以，目前零散而位阶不高的有关生态补偿立法与实践使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概念、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界限等没有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生态补偿方面的责任没有厘清。目前主要是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形式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资金来源，而且资金的来源基本上来自于中央财政，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具体到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立法上，我国没有完备的矿产资源生态环境补偿规则体系，也没有明确的资金来源。就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来看，资源税费的征收标准和使用方向表明，矿产资源补偿费设立的目的是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勘察、保护与开发，弥补国家对资源勘探投入的不足，其具有资源耗竭性补偿的性质。侧重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因此，严格意义上该项制度并不具有生态补偿的性质。另外，资源税费征收标准过低，不仅资源耗竭补偿初衷没有得到实现，环境成本也没有体现，最终承担环境破坏成本的仍然是政府和社会。在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方面，由于保证金是一次性缴纳，占用了矿产开发企业的资金，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能力。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企业缴纳生态恢复保证金时并不需要同时提供环境恢复治理实施方案，也就无法保证其治理和恢复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作为一项重要手段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费征收由于合法性问题在2002年被取消。

3完善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立法建议

一、程序正义之下，被害人也不应缺席

如果罪犯未能捕获，地方政府就应当赔偿抢劫犯罪中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至于在谋杀案件中，政府还要从国库中向被害人的继承人支付一笔银子。这样的规定出现在至今已知人类最古老的成文法典——《巴比伦法典》中。

3700多年后的中国，关于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到云南的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再到陕西的邱兴华故意杀人案，传媒事无巨细的跟踪报道让我们见证了凶手的残忍与案件的惨痛，也展示了遭受痛楚之下的被害人因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陷入困顿的悲凉处境。

古往今来，一个文明国家，绝不会置其公民于困顿之中，生活潦倒，孤立无援。而现实中的被害人恰恰就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公民，他们遭受到刑事犯罪的侵害，在通常情况下却无法从侵害人那里获得实质的赔偿。所以，当听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时，我没有欣喜；当听到最高检察院正“力推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时，我也没有雀跃。因为被害人的国家救助或国家补偿，是一项早就该来，但却迟迟未到的制度。

我丝毫不否认，现代刑事司法领域中的诸多进步都是以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强化为标志的。自意大利人贝卡里亚在其光辉巨著《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倡罪犯的人权保障以来，关注被告人人权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涌现。西方国家手持“被告人人权保护”的大旗对抗封建司法的黑暗，开创了刑事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乃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告人本位”在刑事程序法中都位列核心地位，“被告人权利保障”不仅主宰着司法，也主导着媒体话语。与此相反，刑事被害人的处遇却被大大忽略了。

直到20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才得以再度兴起。新西兰、法国、英国、日本等国纷纷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将刑事司法推向了所谓的“被害人时代”。而自1979年才得以重续的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运动，只有28年的短暂历史。我们更多地，仍在为如何校正过往极度漠视被告人人权的司法偏差而费尽心力。因此，对一些个案中展现出来的漠视被告人权利等现象，不遗余力鸣不平者有之，坚持不懈维其权者有之。邱兴华的司法精神病法医鉴定之争，便是最新的一个例证。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和谐社会之价值选择

1．以人为本。而实际上在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时，刑事被害人又一次被伤害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刑事被害人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已成为当今国际主流趋势之一。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关注是刑事司法领域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第二次回归，刑事司法应当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人文关怀的对象不仅应包括被告人，也应当包括刑事被害人，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度契合。2．公平正义。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而司法公正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和生命线。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真谛在于兼顾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并使之均衡。刑事被害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本应具有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但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当然应由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给予赔偿。但当被害人因无法从犯罪人那里得到赔偿又没有其他任何方式获得应有的赔偿而陷入经济窘迫时，会导致被害人对社会的愤恨和不满，进而有可能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产生。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矫正被犯罪行为损害的公平正义，使缺失的公正被找回，有利于重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3．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期盼，也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刑事被害人和犯罪人角色转换理论和现实表明，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若没有获得公正的待遇时，会产生怨恨的心理，受到侵害的人们可能会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手段来报复，从而由刑事被害人转换为新的犯罪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刑事被害人受到侵害后如不能实现公正的待遇，尽管他们不会实施新的犯罪，但他们会进行无休止的上访。一个社会若出现多个涉诉上访事件，也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既要通过惩罚犯罪平复被害人对犯罪人的怨恨，又要通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给予物质弥补，使其能够真正在社会中生存下来，这样，社会秩序才会真正趋于稳定。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制约因素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如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最高补偿可达五万，并且已形成初步框架。但当前，仍有一些关键因素制约着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刑轻民”的思想。在中华法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重刑轻民”的思想，“重刑轻民”思想对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影响公民法律思想观念的形成，很多人包括部分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应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中心，即使有人提出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但也只是关注其诉讼权利，而忽视其实体权利。另一方面的体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使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不能给予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应当说，“重刑轻民”思想是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观念障碍。2．资金供给的有限。司法实践证明，补偿资金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核心因素，是此项制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我国预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资金来源于何处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资金来源于何处，都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而一旦刑事案件无法侦破，索赔对象便无法确定，赔偿也无从谈起。在很多案件中，即使案件告破，但由于犯罪人缺乏赔偿的能力，刑事被害人所应获得的赔偿也成为一纸空文。据有关数字显示:我国近八成刑事被害人所应得到的赔偿难以实现。可见，资金供给的有限成为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经济上的障碍。3．实际操作的难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立法模式的选择。从西方各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模式来看，有的国家如新西兰、日本等国制定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单行法，有的国家如美国、韩国等则是制定一部涵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内的全面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法律。而我国究竟是选择何种立法模式也还存在着争议，这制约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进程。(2)补偿对象和范围。补偿对象和范围的确立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国或各地区关于补偿对象和范围的确立不尽相同。如英国规定，被害人、对被害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及其他受害人扶养的人为受助对象，补偿范围为故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引起的痛苦、受伤、收入损失以及实际开销等直接费用;德国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为受助对象，被害人能获得赔偿的犯罪种类包括犯罪、公共危险犯罪、人身或生命危险犯罪等。从各国的有关制度和实践发展趋势来看，补偿的对象和范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而我国该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范围?犯罪所造成的损害除了人身伤亡外，是否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3)补偿标准的确定。在已经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财政能力，对补偿的标准作出规定。补偿标准通常与其社会生活水平相适应，一般会低于民事赔偿标准。但如何平衡国家补偿与被告人的赔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是否会造成有能力赔偿的被告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应该建立统一的补偿标准，该如何确立补偿标准，采取何种支付方式?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且具有一定的难度。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影响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确立。(4)补偿条件的限定。根据各国的有关规定，刑事被害人要想获得国家补偿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需要考虑的问题有，被害人的表现、被害人的国籍、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其他救济途径等等。我们在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时，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但我们对此的相关理论研究深度还不够，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的以指导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三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想

如前所述，在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过程中存有许多障碍，既有观念上的，也有实践操作过程的，我们惟有针对上述制约因素进行破解，找到相关的解决途径，才会加快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进程。在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要摒弃传统的“重刑轻民”的法律思想，在全社会宣传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和司法理念，给予被害人更多的人文关怀，扫清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观念障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1．立法模式。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根本办法在于走立法之路，且采取单行立法模式比较切合我国的实际。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涉及程序内容，而且还包括实体内容，笔者建议，补偿法可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部分。实体方面，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涉及补偿的对象、范围、标准、条件、方式及数额等方面;程序方面，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程序法》，规定行使补偿权的机关、补偿的申请、受理、裁定及上诉等问题。2．补偿对象。为了使有限的资金能用于最需要救助的被害人，有必要对补偿的对象有所限定，因为被害人的群体的庞大，财政如若要对所有的受害人进行补偿，显然会力不从心。所以在立法之初应将补偿对象限定为较小的对象，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加以及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相应地扩大适用范围。笔者建议，补偿的对象可以界定为因犯罪行为遭受重伤或因犯罪行为死亡的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财产损失的人。3．补偿条件。补偿的条件应包括必备条件和例外条件两部分。根据前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均衡和谐的刑事司法理念，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建议，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应不问财产损失还是身体损失，不管加害人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应以被害的结果及被害人或依靠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为条件，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被害人可以申请国家补偿:被害人被致伤致残花费较大医疗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被致伤致残，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着落的;家庭财产遭受侵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死亡，依靠其生活的人无着落的;因犯罪导致的被害人生活陷入极其困难的其他情形的。补偿制度应以受伤害是因为犯罪行为引起为前提，补偿的出发点是受害后果，补偿的宗旨在于解决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的临时经济困境。此为补偿的必备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可以不予补偿:超过申请时效的;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重大过错的;与加害人有直接亲属关系的;申请人已获得赔偿的，在其赔偿的范围内不予赔偿;其他可以不予赔偿的情形。此为补偿的例外情形。4．补偿标准和方式。补偿是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一种特殊保护制度，是一种救助和关爱性质的补偿，因此补偿的金额不可能是其实际遭受的损失。在确立具体的补偿金额时，应考虑被害人被害的性质、受损害的程度、有无过错以及被害人的实际生活状况等，设定补偿的上限和下限。关于补偿的方式，笔者建议采取一次性的现金补偿方式，既可以弥补被害人的的物质损失，缓解其生活压力，也较易操作。5．补偿的资金来源。如前所述，补偿资金是补偿制度的核心问题，而资金供给的有限是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因素。因此，应尽可能多地开辟资金来源渠道，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助等为辅的被害人补偿资金制度。补偿资金来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1)政府财政拨款，将刑事被害人补偿项目纳入政府财政预算;(2)将罚金收入、没收的个人财产数额按一定比例列入刑事被害人补偿资金;(3)社会各界的捐赠;(4)其他可以纳入补偿资金来源的。可以考虑成立“刑事被害人补偿专项基金”，使资金来源制度化、综合化、法律化，确保刑事被害人补偿资金有稳定的来源。

案例张某系红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的司机，与红星公司签有正式劳动用工合同。2004年4月21日，张某驾驶单位的中型面包车去A市火车站接运货物。当日下午，当张某驾驶的车辆行驶至A市某路段时，与一停放在路边的130型卡车相撞，造成张某脑颅内大面积出血死亡，而路边的卡车停放并未违章。事故发生后，张某妻子李某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工伤保险。但李某认为，其获得工伤赔偿太少，且自己下岗在家无职业，还要抚养不满4岁儿子和年迈多病的公婆，故向红星公司及机械公司请求民事损害赔偿。红星公司认为，张某虽因工伤致亡，但单位已经为其投了工伤保险，且张某的家属已经获得工伤保险金，所以不在负担民事赔偿责任。因协商未果，张某妻子李某便提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没能支持李某的请求。最终，李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红星公司承担12万元的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民事赔偿责任发生竞合时应如何适用法律，具体表现为，工伤保险补偿能否替代单位的民事赔偿。

一、不同意见

就本案，对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赔偿责任关系的处理有以下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为张某已经获得了工伤保险金，所以应当驳回原告对红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张某家属不能重复获得工伤保险金和单位的损害赔偿金。第二种意见认为，单从《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不能得出受害人获得工伤保险而排除获得民事损害赔偿的结论。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刚刚起步，且只处在个别地域范围内进行试点工作，所以，在工伤保险制度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以《工伤保险条例》排除民事赔偿的适用很难保证受害人的权益；所以，可对《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进行扩展解释，即出现工伤情况下，受害人不能直接向用人单位要求民事损害赔偿，但在不能获得工伤保险或者工伤保险与损害赔偿数额有很大差额情况下，在获得工伤保险金后，可以请求单位补足差额。就本案而言，张某家属获得的工伤保险金与张某死亡造成的损失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法院可以支持原告对张某单位的损害赔偿请求。

二、作者观点

本文认为该案采用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或工伤赔偿，是指劳动者因工伤致残或死亡，造成暂行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劳动者及其家属有权根据法律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保险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伤保险立法具有强烈的社会法功能，通过工伤保险使受到职业伤害的劳动者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并分散雇主在工伤上的风险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本文作者：卫德佳工作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引言

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1]。长期以来，作为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地，资源型城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资源衰减等原因，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较多、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维护社会稳定压力较大等。由于资源所在地居民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源赋存具有高度依赖性并承担了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后果。因此，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及其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进行资源开发的通行做法。资源开发补偿是“从法律社会本位出发，平衡资源收益者和资源保护者、受损者之间的利益，资源开发利用者、资源保护的受益者基于其所受益及对资源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所在地发展机会的限制，向资源的保护者和受损者支付代价以治理污染，及对资源所在地主体进行补偿的经济责任和法律义务”[2]。资源开发补偿的内容主要是对环境、生态的不利影响的补偿。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是指通过法律、经济、政策和市场等手段，对因开采利用资源而导致资源所在地生态环境污染、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会受限制或丧失而进行的治理、恢复、校正所给予的资金扶持、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策优惠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依据矿产资源的价值论、资源耗竭性补偿理论以及资源的外部性理论，矿产资源补偿机制包括对现行矿产资源定价下的经济价值补偿，对矿产资源开发中污染破坏的补偿，对矿产资源开发后替代资源研究开发的补偿，对因资源保护和开发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居民的补偿，以及对发展机会受限制和丧失区域发展模式创新的补偿[2]。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应包括对因资源开发而产生的一切溢出性补偿。这些溢出性成本包括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和资源地居民所支付的社会成本，以及能真正反映资源价值的经济成本[3]。2007年12月国务院的《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加强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的意见，并提出了“2015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工作目标。但是，作为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建立依据及其保障的资源开发补偿法律机制在我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大力加强资源开发补偿法律问题研究，尽快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法律保障机制，确立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当前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现行资源开发补偿法律保障机制的缺陷

（一）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特点导致中国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不公平。长期以来，资源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主要生产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我国过于片面强调资源配置与生产力布局的地域分工，使中国能源系统出现“能源与经济的布局不匹配。近80％的能源资源分布于西部和北部，但60％的能源消费在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4]的特点，导致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失衡，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老资源地相继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波及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自然禀赋决定了资源型城市随资源减少、枯竭走向衰退是一种客观必然，其消亡则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极端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忽视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建立，但计划经济体制使资源型城市的各种问题被隐性化，在资源开采进入后期、资源出现枯竭时，资源地在资源开采过程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出现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各种资源逐渐枯竭，产业整体萎缩，发展无以为继；资源地经济陷入危困，城市发展及社会稳定面临极大压力；资源地生态出现严重危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废弃物污染、生物污染、噪音污染严重，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层损坏严重，林地、草地退化、沙化、碱化、沙化加剧。（三）我国现行资源税费费率太低，没有反映资源的真实价格。我国目前的资源税费主要有以下三种：1.矿业权使用费。按照《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我国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收取标准：探矿权使用费以勘查年度计算，按区块面积逐年缴纳，第一个勘查年度至第三个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100元，从第四个勘查年度起每平方公里每年增加100元，最高不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500元；采矿权使用费按矿区范围面积逐年缴纳，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矿业权使用费制度设立的目的是解决矿业权作为一种物权的有偿使用问题[3]。从其计征的方式看，矿业权使用费类似于西方国家征收的矿业权地租金[5]。但在我们的能源垄断企业高呼销售要与国际接轨的今天，这种收费是何等的低廉。2.资源税。矿产资源禀赋数量有限，征收资源税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合理配置，促进资源的合理开采、有效利用。如果征收标准过低，则发挥不了税收的调控功能。从我国资源税征收的税目和征收的税额幅度看，原油每吨为8-30元、天然气每千立方米为2-15元、煤炭每吨0.3-5元、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每吨或每立方米为0.5-20元、黑色金属矿原矿每吨为2-30元、有色金属矿原矿每吨为0.4-30元。反观西方国家，以油气资源为例，美国的石油资源税每吨超过130美元，是我国石油资源税的34倍[6]；荷兰对北海油田大陆架石油资源税采用从价计征的方式征收50％-70％的石油资源税[3]；德国的石油资源税为每升1.22欧元，并于1993年、2003年两次对燃用液化气加收生态税，累计升加收3.45欧分[7]。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上述不可循环的耗竭性资源仍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征收资源税，制度的设计未与市场联动，因此无法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征收税率太低，未与资源耗用成本挂钩，更没有将资源开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3]。3.资源补偿费。按照《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3条的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照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征。采矿权人对矿产品自行加工的，按照国家规定价格计算销售收入。资源补偿费费率为0.5％-4％，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与煤层气为1％、其他非金属矿为2％、黑色金属矿为2％、有色金属矿为2％-4％。按照该《管理规定》第10条的规定，中央与省、直辖市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5∶5；中央与自治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4∶6。其征收准仍然过低，不符合市场经济下国家资源税费征收的发展趋势，未能有效发挥其调控功能；地方分成比例低，不利于资源地的发展。

二、完善我国资源开发补偿法律机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