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辩权范文10篇

11999年3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缺乏统一合同法的历史。可以说，这部合同法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大量的立法、司法经验以及学者的学说理论，在某些方面还有突破性的发展。然而，在这样一个继承、发展、突破的过程中，如何消化传统的合同法制度，使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成功移植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并能够接纳新理论、新经验，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实践来充分验证的复杂问题。同时，一部法律的孕育和制定，包含着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创造和更新。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定的法学知识资源和理论背景。不安抗辩权就是在这部法律中所正式确立的，有着丰富的法学知识资源和理论背景的一项法律制度，不言自明，也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样需要实践来验证。

应该说，不安抗辩权的理论和制度对当今世界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今要将其纳入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使之发挥预期的作用，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不安抗辩权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能否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框架下找到合适的定位？如何合理的界定其与预期违约制度的逻辑关系？现行立法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是否完美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对于这些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尤其是新合同法颁布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的文章也有近百篇之多。但是，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全面系统论述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该制度在中国的落实提出具体建议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结合我国合同法实践和学者专家的观点，博采众长，对不安抗辩权进行一下理论上的检讨与整合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不安抗辩权的法律界定和立法渊源

2.1不安抗辩权之法律界定

抗辩是一法律专用术语，它既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针对其所进行的控告的辩解，也适用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诉求的反驳或对原告请求的拒绝，或是一种反诉的请求。所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主张的权利，也被称为异议权。[1]其功能在于通过行使权利而使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效力延期发生。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对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请求权，暂时拒绝履行其债务（合同义务）的权利。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2]三种类型，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3]或延迟抗辩权[4]。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5]，传统大陆法将它定义为：“当事人一方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6]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我国的统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进了不安抗辩权这一合同制度。[7]

1不安抗辩权的法律界定和立法渊源

1.1不安抗辩权之法律界定

抗辩是一法律专用术语，它既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针对其所进行的控告的辩解，也适用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诉求的反驳或对原告请求的拒绝，或是一种反诉的请求。所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主张的权利，也被称为异议权。[1]其功能在于通过行使权利而使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效力延期发生。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对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请求权，暂时拒绝履行其债务（合同义务）的权利。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2]三种类型，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3]或延迟抗辩权[4]。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5]，传统大陆法将它定义为：“当事人一方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6]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我国的统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进了不安抗辩权这一合同制度。[7]

1.2不安抗辩权之立法渊源

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上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对之加以确认。不安抗辩权真正源于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方契约负担债务并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而法国学说称之为“不履约的抗辩”,它来自中世纪罗马法，是从“约因（consideration）”[8]学说出发，认为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约因，因此一方不履行合同为另一方不履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买受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的义务。但若买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另外，瑞士债务法、意大利民法、奥地利民法、中国台湾省民法等都对不安抗辩权有所规定。

一、关于履约担保权问题：即先履行方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后，是否可以请求后履行方提供履约担保？

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安抗辩权包括请求提供履约担保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不安抗辩权不应当包括主动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理由如下：从法理上分析，抗辩权是一种对抗权，是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抗辩的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击，因而必得等他人之请求，始得对其行使抗辩权，因而请求权与抗辩权是处于对立位置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抗辩权的一种，其必然囿于抗辩权的性质，与请求权不同，也只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防御性权利。所以说，如果允许先履行方在后履行方不能履行之虞时，可以要求提供其履约担保的权利，是不符合抗辩权性质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脚的。

以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为例，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8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笔者认为，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中止履行人没有获得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在其尽了通知义务后，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在后履行方履行期限届至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为给付，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这时中止履行人可以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这对对方来讲明显不公平。法律不能为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

二、关于解约权问题：即在不安抗辩权中，如果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而相对人（即对方）拒绝对待给付或提供适当的履约担保，那么先履行方有无解约权（解除合同的权利）呢？

对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民法规定得不明确，按照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拒绝提出担保，不使对方限于延迟，也不因此使先为给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权。[4]对于先履行方是否有解约权，我国学者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赞成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的观点，认为没有解约权，认为“不安抗辩权作为延缓的抗辩权的一种，只能使对方的请求权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行使，而不应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包括合同的解除权”；[5]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应当理解为先履行方享有“诚信解约权”，主张“如果相对人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相当期限后，应认先给付义务的人有解除权”。[6]

笔者认为，从不安抗辩权的性质上看，它是不应当包括属于积极性权利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显然是不利于周密地保护预见到他方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笔者也同意上述第二种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先履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基于诚信原则赋予的“诚信解约权”，这种解约权只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补充，不是源于不安抗辩权制度自然发展。与此同时，笔者也坚持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理解为包括合同的解除权的观点，不认为解除合同是不安抗辩的当然权能。但是，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诚信解约权”在“一定条件”下行使，“一定条件”是相对方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不过，这里的“反复”认定是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诚信解约权”的行使还存在一定风险的。

【摘要】出于对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履行期届满之前，发生当事人意志以外以及意志以内的情形的违约风险，在不同的法系里，该精神由不同的制度得以表达和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其体现为不安抗辩权，与此同时，在判例法当中，其体现为预期违约。而我国的《合同法》同时将这两种制度予以规定。但从这两个制度的概念出发，作为一种消极被动型的权利，不安抗辩权是合同的一方可以对抗其应当先履行的合同义务，可以说是一种消极性的权利制度，然而，预期违约则更像是一种积极进攻性权利制度，其可以在合同履行期截至之前向合同一方主张违约责任，两种制度从不同的法律后果上实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平衡的价值追求。完善两种制度的内容，使其更好衔接并行从而达到对双方当事人利益期待权的保护。

【关键词】默示预期违约；不安抗辩权；取舍；冲突

一、问题的提出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上极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双方当事人缔结合同并基于诚信原则期待着任何一方都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从而达到各自的交易目的。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衍生出大量的交易不是即时完成的，交易上的时间差使得交易风险无处不在。当合同的先履行义务一方提前预知，合同相对方因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表示其将不会履行合同义务，而此时对方履行合同的期限尚未届至，违约责任无从适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其加以救济，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在第68、69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94条第二项，第108条设立了默示的预期违约制度。于是就产生了疑问：两种制度各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能否在这两项制度之中择一？我们不禁会问我国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两者当中择一设定呢？难道会是因为这两项制度差异大到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全方位的涵盖这一精神？也或者是因为不这样设置，就会引起因为所属的法系不同而导致两种制度发生互相矛盾继而影响法的统一性，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抑或这两种制度经过适当的改造可以在同一法系中并存？那么我国实务中对于出现既符合不安抗辩权的情形，又符合默示预期违约的案例时，法官是如何适用法律呢？笔者拟从学理以及他们在司法案例中是如何体现的，并立足于解释论的视角，尽可能的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概念体系内明晰不安抗辩权和默示预期违约的衔接点。

二、不安抗辩权和默示预期违约能否并存的学理争论

两种相似的制度，虽然出自不同的法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其最初设立的初衷无非是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下，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可以理解为一种期待利益，那么这样以来我们不禁会问，这两种制度到底属于什么关系？他们的调整范围又是什么关系呢？是完全的重合关系？亦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还是说只是简单的交叉重叠关系？可以说从这两种制度存在之初，这样的问题就疑惑着我们，也常常困扰着我们，所以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不少学者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从各个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些观点做如下的分类，其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两种制度是有其固有的制度特点的，我们不能简单机械的将两者进行混淆，他们因此归纳出两种制度在适用的前提条件、行使权利的原因、过错是否为构成要件、救济方式等的不同。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则做出如下的认定，其觉得作为学者的理论层面的分类，是过于吹毛求疵，太过微观的来看待这两项制度，我们应该从立法的初衷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出发，不能仅仅因为两种制度因为有不同的细微差别就把微观的差别放大了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因为我们做一切工作的初衷也是为了进一步的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果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同样的作用，那我们大可不必大费周折，做无谓的区分。在我国大陆法系的框架下，可以说从我国实际存在的情况中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抉择，也即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保留属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即使两者之间的价值观相差不大，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异，我们认为可以将合同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即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情形完全可以将其包含在第68条中。很明显，我们能够从以上的对比中发现，之所以有以上的区别，是判例法在判断情形的时候所采取的标准相比于大陆法系来说是更加精准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国的李永军老师也是坚持在大陆法系的大背景下，坚持不安抗辩权，上述各位学者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正如韩世远教授所说的：法学学科的学习，解释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学习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解释论上，将其作为入手点同时也是着力点，只有在做好解释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考虑兼顾立法论，民法作为法学中的重点学科，我们可以说，也是大量通过运用解释论，来得以将书本上的民法规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并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中来回穿梭，得以发展的。所以笔者赞成韩世远教授的观点。首先，不安抗辩权和默示预期违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制度，不能相互取代，制度价值上的一致并不代表制度性质上的一致；其次，即使处于不同法系的制度，只要加以合理的改造和适用可以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共存，不存在绝对的互相排斥的情况如过失相抵和减损规则共存，直接和隐名等；再次，法律制定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解决纠纷，所以不能僵化的看待各国法律，要进行恰当的移植，制定适合本土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国合同法已经在第68、69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94条第二项、第108条确认了预期违约制度（通说这样认为），且2009年，在最高法颁布的关于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的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到：在如今的社会实践形势之下，我们为了最大程度的督促合同履行一方履行自己的义务，积极行驶自己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我们针对当事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与此同时，虽然约定的价款给付期间还没有合理到来，同时其诉请未到期的付款方对价款进行支付的，此时，如果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赋有给付义务的义务人，有很多种情形存在不能给付和故意不给付的，也就是所谓的存在明确的违约不给付行为情形的，例如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或者存在故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丧失商业信誉等等情形时，除非是存在付款方已经提供了合适的担保，确保债务的履行，同时法院也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判令付款的期限已经到了或者加速其时间的到达。可见我国现行立法的态度是同时承认该两种旨在解决违约的制度。而出于这样的考量也是认为，只有这样兼取两者之间的优点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两种极为相似的制度，不恰当的规定两种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诸多的重合和矛盾，给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带来难题。

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品房预售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预售方和预购方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允许作为无过错的预购方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适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直至解除合同，是其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有效手段。同时，不安抗辩权作为先履行方特有的一项权利，也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获取非法利益所利用。其行使应当具有严格的条件。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的适用条件

（一）必须存在于依法订立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

只有有效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有效，除了要审查预售方是否取得预售资格，即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筑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外，还要审查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诸如预售方缺少“三证”中的一证，有关部门同意补办，事实上已投入资金总额25％以上的情况，该类合同仍应作为有效合同对待。

不安抗辩权须在有效的双务合同中才能行使。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双务合同，这是勿庸置疑的。预购方取得预定房屋的权利，同时预售方取得收取预付款的权利。只有在双务合同中，才可能存在一方履行义务而对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而在单务合同和不完全的双务合同中均不能行使不安抗辩权。

（二）不安抗辩权存在于履行义务有先后之分的预售合同中

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品房预售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预售方和预购方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允许作为无过错的预购方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适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直至解除合同，是其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有效手段。同时，不安抗辩权作为先履行方特有的一项权利，也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获取非法利益所利用。其行使应当具有严格的条件。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的适用条件

（一）必须存在于依法订立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

只有有效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有效，除了要审查预售方是否取得预售资格，即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筑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外，还要审查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诸如预售方缺少“三证”中的一证，有关部门同意补办，事实上已投入资金总额25％以上的情况，该类合同仍应作为有效合同对待。

不安抗辩权须在有效的双务合同中才能行使。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双务合同，这是勿庸置疑的。预购方取得预定房屋的权利，同时预售方取得收取预付款的权利。只有在双务合同中，才可能存在一方履行义务而对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而在单务合同和不完全的双务合同中均不能行使不安抗辩权。

（二）不安抗辩权存在于履行义务有先后之分的预售合同中

前言

违约制度是合同法的重要，完善的违约制度是合同顺利履行的有力保证。国际贸易立法统一化运动的产物——《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有关国家在消除货物买卖冲突、促进国际贸易方面的重大成果，得到各国政府、贸易界、法律界的重视和好评。该公约的大多数条款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也是切实可行的。它规定了两种类型的违约制度：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预期违约，又称先期违约，是英美法上的制度，公约借鉴了这一制度并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大陆法系没有预期违约制度，他们的不安抗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与之相同的作用。《合同法》兼采两大法系，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们的位置，但其规定与公约、英美法、大陆法都不同，而且尚未达到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的效果，其逻辑上的统一性、严密性、适用性等诸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本文将对预期违约制度的各种模式进行比较，探讨一下《合同法》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不足，特别是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的结合问题。

一关于预期违约

预期违约，是英美法上的独创制度，它是为了解决合同生效后至履行前发生在合同履行上的危险而建立的一项法律制度。预期违约制度充分体现了合同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它对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预期违约救济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实际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及时的解决合同纠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人为浪费。可以说，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制文明的一大贡献。

（一）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制度

在英美法中，预期违约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明示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英国法院在1853年做出的关于霍切斯特诉德拉图尔案（Hochsterv.DelaTour）的判决1，它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明确肯定的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英国法院1894年辛格夫人诉辛格（Syngev.synge）一案2，它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其自身行为或某些客观情况表明他将不履行合同或不能履行合同。英美法预期违约立法，以美国《统一商法典》最为典型和完善。该法典第2610条对明示预期违约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表示拒步履行商味道期的合同义务，而这种毁约表示对于另一方而言会发生重大合同价值损害，受害方则可以：（a）在商业合理的时间内等待毁约方履约；或（b）根据第2703条或第2711条请求任何违约救济，即使他已通知毁约方等待其履约和催其撤回毁约行为；并且，（c）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均可停止自己对合同的履行，或根据本篇第2704条关于卖方权利的规定，将货物特定于合同项下或对半成品货物作救助处理。”3第2609条对默示预期违约规定为:“(1)货物买卖合同意味着买卖双方负有不辜负对方要求自己及时履约的期望的义务。一方如有合理理由相信对方有不能履约的危险，前者可以致函后者要求其对及时履约提出充分保证，且在他收到这种保证之前，可以暂时中止与他尚未得到约定给付相对应的那部分义务，只要这种中止在商业上合理。（2）在商人之间，应根据商业标准确定认定具有不能履约危险的理由是否正当以及履约保证是否充分。（3）接受任何不当的交付和付款并不受害方要求对方对未来履约提供充分保证的权利。（4）一方收到另一方的正当要求后，若未能在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提供这种根据实际情况能按时履约的充分保证，即为毁约。”4

刍议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的适用

我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品房预售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预售方和预购方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允许作为无过错的预购方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适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直至解除合同，是其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有效手段。同时，不安抗辩权作为先履行方特有的一项权利，也可能为一些不法分子获取非法利益所利用。其行使应当具有严格的条件。

一、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商品房预售纠纷中的适用条件

（一）必须存在于依法订立并生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

只有有效合同才受法律保护，才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有效，除了要审查预售方是否取得预售资格，即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建筑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外，还要审查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在审判实践中，遇到诸如预售方缺少“三证”中的一证，有关部门同意补办，事实上已投入资金总额25％以上的情况，该类合同仍应作为有效合同对待。

不安抗辩权须在有效的双务合同中才能行使。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双务合同，这是勿庸置疑的。预购方取得预定房屋的权利，同时预售方取得收取预付款的权利。只有在双务合同中，才可能存在一方履行义务而对方不履行义务、致使一方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而在单务合同和不完全的双务合同中均不能行使不安抗辩权。

摘要:肯定说关于租赁物毁损系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时出租人不负维修义务的观点，否定说关于租赁物毁损系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时出租人仍负维修义务的意见，都不够全面。可取的方案是，租赁物毁损系因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时，出租人原则上仍负维修义务，但设有例外。维修义务和租金支付义务、维修义务和维修费用支付义务，有时可成立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

关键词:租赁；维修义务；租赁物毁损；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220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中所谓对租赁物的维修义务，简称为维修义务，有些立法例上称作修缮义务，是指租赁物毁损致不适合于约定的使用、收益的状态时，出租人应予修复的义务。

维修义务的成立，应当满足如下要件:其一，限于租赁物本身的缺陷，对承租人增添于租赁物的缺陷自无维修之理；其二，须租赁物有维修的必要；其三，须租赁物有维修的可能；其四，当事人无相反的约定。对此，未见有实质的反对声音。争论激烈的是，租赁物毁损的原因如何，是否影响出租人的维修义务。本文拟就该争论问题进行探讨，就教于大家。

二、肯定说和否定说

所谓预期违约制度，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届至之前，明示或默示其将不履行合同，由此在当事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这是英美法以判例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有的合同法律制度。在我国新合同法颁布之前，关于是否应该引入预期违约制度，学术界颇有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正式颁布后，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是对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继承，第108条是对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引进。

一、大陆法不安抗辩权制度及其缺陷

不安抗辩权渊源于传统大陆法，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对之加以确认。《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后，受买人陷于破产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给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物之义务，但若买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德国民法典》则将《法国民法典》中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加以延伸，不再拘泥于买受人破产处于无清偿能力的限制，提出如买受人财产于缔约后明显减少，出卖人即可拒绝给付。该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务契约负担债务并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本人认为，传统大陆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存在以下缺陷：（1）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实际上仅限于英美法预期违约制度中的默示预期违约，对于明示预期违约的情形则不适用。尽管有学者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明示预期违约只不过是拒绝履行的一种特别情形而完全可以将其包容在拒绝履行制度之中。但本人认为，明示预期违约与作为实际违约情形之一的拒绝履行毕竟差别巨大，如果把拒绝履行做扩大性解释，使其既包括实际违约的相关情形又涵盖明示预期违约，似乎有些牵强。即使确实要涵盖明示预期违约，法律也应作出明文规定，以便操作。像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那样，对明示预期违约不作出明文规定而仅通过判例或学理来予以补充，就我国而言是很不可取的。（2）不安抗辩权仅给予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而未给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以相应的法律保护。但事实上，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有预期违约的行为或情形，对后履行债务的当事人也应当给予救济；而不应当让其只能坐等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在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债务，然后再去向其主张实际违约的违约责任，因为这样做就很有可能人为地造成或扩大不应有的损失。

二、英美法预期违约制度及其不足

预期违约包括明示和默示两种形态。明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届至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的预期违约是指在履行期限届至之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至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另一方又不愿意提供必要的担保。英美法认为：预期违约在性质上不同于实际违约，但在发生了预期违约之后，允许受害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和损害赔偿的诉权。如此，预期违约在实际效果上与实际违约基本相同。但是，其与实际违约仍然存在如下差异：（1）预期违约行为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像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2）预期违约侵害的是期待的债权而非现实的债权；（3）预期违约在救济方式上不同于实际违约。当出现了预期违约的情形后，由于合同尚未到履行期，所以债权人为了争取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可以不顾已经出现的预期违约情形，而等待合同履行期限届至后，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如对方仍然不履行，则预期违约已转化为实际违约，从而债权人可以采取实际违约的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