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范文10篇

1知识增长与反归纳主义

>波普尔(K.R.Popper)认为，科学知识即理论内容的增长是科学进步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如果接受这个论点，那就必须放弃以理论的高概率或高真实度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他给出两个公式：

>Ct(a)≤Ct(ab)≥Ct(b)

>P(a)≥P(ab)≤P(b)

>前一公式表明，理论a和b之内容的合取大于（或等于）a和b各自的内容；后一公式表明，理论a和b之合取的概率小于（或等于）a和b各自的概率。波普尔由此得出结论：“如果知识增长意味着我们用内容不断增加的理论进行工作，也就一定意味着我们用概率不断减小（就概率演算而言）的理论进行工作。因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知识的进步或增长，高概率（就概率演算而言）就不可能也成为我们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1]

>既然理论的内容丰富程度与概率相反，那么追求理论内容的丰富性就不是追求理论的高概率，而是追求理论的低概率，不是追求理论的可证实性，而追求理论的可证伪性。波普尔说：“高的可证伪度或可反驳度、可检验度也是科学的目标之一——事实上，跟大量信息内容恰恰是同一个目标。”[2]据此，波普尔从追求科学知识增长的动机出发，高举起证伪主义的旗帜，来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分庭抗礼。

摘要:波普尔证伪主义以可证伪性原则作为判别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依据，以猜想与反驳(试错法)为方法论。证伪主义方法论中的敢于怀疑、大胆猜想、勇于试错的精神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理念，对于创新思维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培养创新性思维需要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大胆的猜想能力、主动的实践能力，还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确对待错误和失败的态度等。

关键词:波普尔;证伪主义;猜想与反驳;创新思维

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以可证伪性作为其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依据，主张通过猜想与反驳的方法，即通过试错法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可证伪性原则以及猜想和反驳的方法论，都蕴含着独特的创新理念。在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证伪主义方法论中的敢于怀疑、大胆猜想、勇于试错、在错误和失败中进步等思想，对于培养科学创新思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证伪主义方法论概述

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以可证伪性为原则，以猜想与反驳(试错法)为方法，通过不断证伪和试错，从而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一)可证伪性原则。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可证伪性原则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是指这一理论或假说具有被经验观察证伪的可能性，但是并不等于这一理论或假说必然被证伪。也就是说，某一假说只有符合可证伪性这一条件，它才是科学的。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可证实原则被普遍认为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在于理论或假说能否为经验归纳所证实。即如果一个理论或假说能够被一定数量的经验事实所确证，那么这个理论或假设就是科学的;反之，如果一个理论或假说不能够被确证或者说至少目前还不能被确证，那么这个理论或假说就属于非科学，就要被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波普尔从根本上否定了证实主义的科学划界标准。他主张可证伪性才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即一个命题或假说只有符合可证伪性这一原则，才是科学的。所谓的可证伪性就是指科学理论或假说必然具备被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证伪的可能性，而不符合可证伪性原则的理论或假说就不是科学的。由此，证伪主义者认为逻辑学、数学以及宗教学都不是科学，因为它们都不符合可证伪性原则，即不具备被经验事实所证伪的可能性。然而，可证伪性并不等同于必然被证伪。可证伪性只是科学理论应该具备的一个必要前提，而被证伪则是这个科学假说被另一个科学假说所推翻从而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个已经被推翻了即被证伪了的假说还是属于科学的范畴，原因是它具备可证伪性这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可证伪性是指这个假说命题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它存在着被一些经验事实所推翻的可能性，被证伪就是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这一假说被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证实为错误的。而这个推翻和证伪了原先假说的这一理论或假说就取代了原先的假说命题，作为一种新的命题接受其他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证伪。(二)猜想与反驳方法论。猜想与反驳方法，也可称之为试错法。波普尔利用猜想与反驳的方法向我们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即科学知识是在大胆的猜想、无止境的反驳以及永不停止的试错的过程中取得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者认为，通过归纳法对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科学理论的确证观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仅仅通过一些经验观察得到普遍的定律与理论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主张以确定的经验事实命题作为前提，借助逻辑推理证明普遍的定律和理论是谬误，这样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永远不会被经验事实所证实，只能被证伪。或者说，假说或理论不会被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确证为绝对科学的理论，它只可能被可观察的经验事实所否证，即被确证为是谬误或错误。因此，他们推崇猜想与反驳法，即试错法，认为先进行大胆的假设和猜想，然后进行反驳、批判和证伪。波普尔在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时用:P1→TT→EE→P2四段图式来表述试错法。在试错法的四段图式中，“P1”代表“问题”，“TT”代表“试探性理论”，而“EE”则代表“(尝试)排除错误”，尤其是利用批判性讨论排除错误，“P2”代表“新的问题”［1］321。波普尔试错法的四段图示可以简单解释为:科学首先起源于“问题”，即源于对某一客观事物的怀疑和提问。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之后，由于知识背景和智力等要素的支持，我们会对问题的解决进行大胆的猜想和假设，即在脑子里会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方案或线索。这些猜想和假设也就是四段图示中的“试探性理论”。这些“试探性理论”数量不定，有的问题可能只有两种方案，而有的问题可能有多种方案和线索，那么，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方案才能成为众多方案中最有可能解决此问题的“钥匙”呢?这就要靠解决问题者依靠其当前所掌握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智力背景，通过观察和实验对这些“试探性理论”进行比较、批判和反驳，对这些方案进行筛选，从而排除错误、优胜劣汰，这个过程就是四段图示中的“排除错误”。接下来就是用这个暂时经受住观察实验的批判的“试探性理论”，去尝试着解决问题。这一步可能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这个试探性的理论不能解决原问题，或者离解决原问题有一定距离，这个时候解决者就要试图进一步去寻找更合适的“试探性理论”，或者他还可以在保留此“试探性理论”的前提下改进此理论的细节部分，然后再用修改后的理论去尝试着排除和纠正错误。第二种结果，即这个试探性的理论成功解决了原问题，那么它就取代了原问题变成了一个新问题，此时产生的新问题就是“新的问题”。但是，这个“新的问题”并不是终点，它同样要接受各种不同猜想或假设，即其他试探性理论的反驳或证伪。科学就是在这四个步骤中不断循环，取得进步和发展的。(三)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意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鼓励创新，以其独特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赢得了很多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的赞赏。加拿大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邦格认为，波普尔“已被公认为当代最深刻、最严谨、最富有才华和独特精神的思想家”［2］2。确实，波普尔能够发现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推崇的归纳法的缺陷，并且反其道而行，通过大胆的猜想和严谨的求证，对权威进行批判和反驳，进而提出与以往权威理论即逻辑实证主义截然不同的证伪主义理论。尽管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在今天看来也有缺陷，但是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证伪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充分肯定了科学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鼓励了科学家发挥想象力来进行自由探索，给科学创新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中的创新精神

《论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波普尔历史哲学》一书，是谭扬芳同志在马捷莎教授悉心指导下，通过刻苦钻研写出的较优秀的博士论文。我有幸主持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她又在我们所做博士后研究。她正式出版此书，请我写序，对我来说，几乎成了义不容辞的事。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舒炜光先生。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实现，但也始终未放弃。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思想。谭扬芳同志请我写序，我所以欣然允诺，也是想以此为契机，逼着自己利用这个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有关著作再认真研读一遍，然后在此基础上好好写一篇。当我开始这样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谭扬芳同志告诉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这样，我只好把正看着的波普尔的著作放下，赶紧把谭扬芳的书稿本身再细读一遍，写出一篇，以兑现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思想的著作写序的资格的。

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提到他，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哲学、研究世界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过区分科学、非科学的界限的可证伪原则；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还提出过以推测和反驳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大量大胆、新颖的思想的。由于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毁誉参半。

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响大；其错误，同样对社会负面影响也大。

波普尔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接受了社会、共产党关于战争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确宣传，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19年春，波普尔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我17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不过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波普尔对这一事件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批判自然带有严重轻率和偏见的成分。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总的说来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但毋庸讳言，这一批判在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一些人对波普尔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颂扬即是证明。布赖恩·马吉在其《“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一书中曾讲：“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波普尔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塞莘采访汇集成的访谈讲演录《二十世纪的教训》中译本的导言也讲：“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篇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2]有的西方学者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称之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

卡尔·波普尔（1902－1994）可称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终其一生都在与“本质主义”及其变形“历史主义”（又译为“历史决定论”），与“整体论”作不懈的斗争。令人高兴的是，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的二卷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终于在世纪末摆上了大陆书店的书架。也许总有一天，卡尔·波普尔的名字会像牛顿和达尔文的一样，出现在我们中学课本和黑板上。

我知道波普尔是从他的一本讲演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版）开始的。在一个“知识”及“理性”都受尽西方及本土后现代主义奚落的时代，波普尔在这本书中自始自终坚持自己是“启蒙运动最后一名追随者”，坚持自己是一名“理性主义者”，“信仰真理与人类的理智”。当然，这不意味着波普尔“信仰人类理智的全能”，并不意味着他希望自己和别人都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西方信仰什么》，《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院版第238页）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自始至终坚持“批判理性主义”立场：“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同上第239页）

波普尔作为启蒙运动追随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坚持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理性立场出发，进而认为是人赋予生活、赋予历史以意义，从而同黑格尔之流的历史理性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后者往往为“预言家”和“救世主”们提供了合法性论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同上第181页）另一方面他坚持，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从而同专以“知识即权力”论（尤其在汉语语境中）搅局的后现代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后者把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偷偷换成对各自“动机”的探索。（《框架的神话》，同上第84页）

在人类的各种权利中，思想自由可说是唯一真正的天赋人权。我们有理由像斯宾诺莎一样骄傲：能对国家主席生杀予夺的却无法剥夺顾准的思想自由。然而，波普尔指出：思想自由“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页）尽管谁也无法剥夺我们的思想自由，但万马齐喑的时代究竟是悲哀的，没有一个公共批评空间，没有思想者之间的自由交流，思想自由必然是残缺的不充分的。

处身于西方语境里的波普尔认为，“批判理性主义”因其内在逻辑注定要与一切传统相冲突相决裂，但归根究底，“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政治自由的传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页）在波普尔看来，自由主义是一种传统，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产物，更非洒热血抛头颅的产物。于是文化相对论者底气十足：既然本土缺乏自由主义传统（但从不缺少庄子式的“自由”），那么，国人命中注定只能谈“纪律”，不能谈“自由”了。我以为汉语语境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虽然“稀薄”了点，却并非全无血脉。且不说自孔子倡“有教无类”以来绵延几千年的私学传统，单是明清之际遍及江南的文人社党运动，晚清维新变法以降的结社办报热潮，多种诠释版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毁誉交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洪流，九十年代至今的学院派自由主义思潮（我先前在一首小诗里讥之为“罐装自由主义”实在有失厚道），无一不在为本土自由主义传统培本固元。我们虽然无法预测本土自由主义传统何时才能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却能断言：自由主义作为人类普遍伦理之一决非任何风刀霜剑所能戕害的。

波普尔信奉“批判理性主义”，却从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普世宗教或普世真理，从未主张把它载入宪法条款。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问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后者回答是信仰基督教。波普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回答，西方社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残忍和恐怖。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6页）波普尔的告诫不仅对因小安或大富而有意无意地忘却者，对因无知和愤激而莫名其妙地憧憬者，是一剂不可或缺的良药，而且对一切奉“市场”为唯一宗教，奉“发展”为唯一真理的伪自由主义者，是一帖不可多得的清醒剂。针对柏拉图提出的“谁应当统治”这个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波普尔指出：无论是“哲学家为王”的柏拉图式答案，还是“人民为王”的卢梭式答案都是错误的，因为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换言之，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政治权力的独断专行如何用制度控制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55页）

摘要:经济学的科学属性影响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性质长期以来受到包含部分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的质疑。试图从波普尔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角度,从科学的可证伪性、科学的发明方法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角度来说明经济学的科学性质。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础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谈论21世纪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属于老生常谈。发达国家的人类存在完全依赖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当然，这些影响是好是坏可以争论，不过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健康、工作、通讯、娱乐和交通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社会中科学知识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让人们相应地对科学证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尊重。为了被看作可靠、理性、值得信赖、让一个主张或者观点看起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就非常重要。我们认为由科学支持的观点比其他主张更可靠，任何一个销售商，任何一个观点都要寻求科学证据的支持。

但是，政治、宗教和经济目前正在就如何正确理解科学而争吵不休。在当今科学和伪科学无处不在的气候下，科学家以外的人要弄清楚媒体、健康或者消费领域所谓的科学主张，应该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是非常困难的事。现在正进行着一场企图影响非科学家的公众观点战斗，我们接受或者不接受科学上的可靠性会产生重大后果。

因此，所有人都严肃思考科学的本质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用深奥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发疯，或者穿上白大褂戴上并不诱人的眼睛加入实验室里满脑子检验的科学家群体。但是，它确实涉及对科学证据的一些思考，反思我们尊重科学观点的理由。真正的科学家欢迎公众对他们观点的仔细检查，而冒牌的科学家就不这样。认真花些时间和精力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观点因此成为避免权利被剥夺的简单方法。或者更坦率的说，思考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防止吃亏上当。

绪论

科学证据在人类文本的任何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洗发水生产商想说服我们他们的商品值得购买，他们典型的做法是添加这样一些话“科学研究证明”本产品能够增强头发光滑度和弹性。同样的，湿润剂经过皮肤病学测试，牙膏被证明可以减少齿菌斑，香水经过临床证明可以吸引男士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谈论21世纪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属于老生常谈。发达国家的人类存在完全依赖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当然，这些影响是好是坏可以争论，不过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健康、工作、通讯、娱乐和交通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社会中科学知识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让人们相应地对科学证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尊重。为了被看作可靠、理性、值得信赖、让一个主张或者观点看起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就非常重要。我们认为由科学支持的观点比其他主张更可靠，任何一个销售商，任何一个观点都要寻求科学证据的支持。

但是，政治、宗教和经济目前正在就如何正确理解科学而争吵不休。在当今科学和伪科学无处不在的气候下，科学家以外的人要弄清楚媒体、健康或者消费领域所谓的科学主张，应该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是非常困难的事。现在正进行着一场企图影响非科学家的公众观点战斗，我们接受或者不接受科学上的可靠性会产生重大后果。

因此，所有人都严肃思考科学的本质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用深奥的哲学问题让我们发疯，或者穿上白大褂戴上并不诱人的眼睛加入实验室里满脑子检验的科学家群体。但是，它确实涉及对科学证据的一些思考，反思我们尊重科学观点的理由。真正的科学家欢迎公众对他们观点的仔细检查，而冒牌的科学家就不这样。认真花些时间和精力探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观点因此成为避免权利被剥夺的简单方法。或者更坦率的说，思考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防止吃亏上当。

绪论

科学证据在人类文本的任何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洗发水生产商想说服我们他们的商品值得购买，他们典型的做法是添加这样一些话“科学研究证明”本产品能够增强头发光滑度和弹性。同样的，湿润剂经过皮肤病学测试，牙膏被证明可以减少齿菌斑，香水经过临床证明可以吸引男士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绪论

科学证据在人类文本的任何领域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洗发水生产商想说服我们他们的商品值得购买，他们典型的做法是添加这样一些话“科学研究证明”本产品能够增强头发光滑度和弹性。同样的，湿润剂经过皮肤病学测试，牙膏被证明可以减少齿菌斑，香水经过临床证明可以吸引男士拜倒在你石榴裙下。

在更严肃的场合，如刑事审判胜诉与否取决于专家的科学证据。如果证人声称她看到甲先生杀人，那么这对于甲先生是坏消息，但是如果尸体上和犯罪现场发现甲先生的指纹和DNA结果得到法医专家的证据支持，甲先生的鹅就被科学煮熟了。科学证据有独特的，优先于其他任何证据的地位。

这些例子表明科学观点和证据的特殊作用。科学观点受到具体条件，测试方式的限制，需要仔细检验，更重要的是，如果出现新证据的话需要改变和发展。科学家的证据被认为可靠就是因为它一直受到检验而且在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交叉检验。这当然不是说科学观点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可能的，因为科学家也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犯人的（道德的）错误。但是过程标志了科学思维和科学观点的特殊性，普遍认为比别的主张或者证据更可靠。

科学方法被有些人认为是让科学成为理性实践的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科学界的监督制衡，完全根据证据的可靠性得出结论。但是那种认为存在单一的、确定的科学方法的观点仍然引起争议。有些理论家认为没有这样一个可以用在任何学科上的单独的方法，而且科学方法的标准描述与实验室里的行为没有多少联系。

但是科学确实在不断前进。科学知识在增加，技术上的革新非常迅速许多人根本就赶不上。挽救生命的医学发展而提高健康标准和生活质量的程度在5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有没有单一的科学方法，科学家肯定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1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前实证主义阶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基础经验管理论文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