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范文10篇

一、引言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所获利益大小的一项重要指标，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它一些机构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缺乏连续性。自2002年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采用不同的样本数据对中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条件进行测算，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1］、林丽和张素芳［2］、崔津渡和李诚帮［3］等。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没有对中国的分类商品贸易条件，特别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

贸易条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长期趋势的变化，二是其波动性(volatility)。并且Blattma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条件的波动对其宏观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也更值得关注［4-6］。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其贸易条件的波动及波动的原因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到目前为止还尚未涉足。

本文将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的基础上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对数据的说明；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对中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最后是总结部分。

二、数据说明

由于在1992年之前中国对进出口商品贸易的统计是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进行的，而在1992年之后则是按海关协调编码制度(HS)进行的，所以，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1987~2006年)都来自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Depts/unsd/index.html)，它有各种分类标准之间的转换，并且也与中国海关的统计相一致。本文在SITC第2版4分位数的基础上，根据Lall对进出口商品的分类，共选择初级产品145种、资源型制成品196种、低技术产品161种、中技术产品200种、高技术产品66种［7］①。另外，为了反映观测期内进出口数量变动在价格指数构成中的作用，本文在计算进出口价格指数时均采用帕氏公式(Paascheformula)②。

摘要：随着中国汇改的推进，汇率波动越来越大，对于中国这些多年来并无需管理汇率风险的进出口企业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挑战。但汇率波动不仅带来风险，也能给企业带来机遇。本文对一些特定企业分析，得出出口的本质类似美式看涨期权，并给出中国外贸企业的对策。

关键词：汇率波动企业对策

中国汇改走过三年，很多企业学着如何对自己的风险进行规避，但最基本的还是要改变汇改前中国企业的心态与经营作风，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汇率波动率的意义。

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数量为多少时，出口与否即可以看做企业的期权。汇率的随机波动越大，便会增加这一期权的价值。可见，汇率波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出现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对风险的认识。

假设企业的目标是使以本币标价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对于一个公司的一定的生产量（y），由于汇率的变动，导致以本币计价的收入随机变动，即等于px+eq(y-x)，p是国内产品价格，q是国外价格，y是总的生产量，x是决定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在国外销售的数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生产决策在汇率变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当前时间0，公司根据当前汇率作出生产量的最优化决策y。这时生产成本为C(y),C是一个以产量为自变量增函数，并且C(0)=0。在时刻1，当汇率已确定，企业根据汇率变动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分配，这时利润为P1=px+eq(y-x)-C(y).销售最优化决策取决于在此时的汇率e。从理论上讲，如果只考虑利润最大化，当汇率向不利于企业出口的方向变化时，即本币升值时，eq〈p，企业决策y=x,出口量为零,反之亦反。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仅根据汇率变动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因为企业同样关心市场份额，转换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实务中，企业决策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显著。但这种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价值正相关于波动率的期权。在时刻0，企业只做生产决策，在这时不考虑销售于国外或是国内市场，企业预测的最低收益是将产品全部销售于国内市场时能够取得的收益。出售单个商品，企业的收益为max(eq-p,0)，等价于一个看涨期权，具体来讲，企业即拥有了一个以敲定价格p来购买一个资产的权力，如果该资产的现价eq大于了敲定价格，企业便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利。

摘要摘要：本文目的在于回答调压井连接管较长时，其内水体惯性对调压井水位波动和水锤压力有何影响，有多大影响，设计中能不能忽略。文中首先通过理论和解析方法探究了连接管影响的性质和规律；然后针对典型的水库——调压井——阀门引水系统，用特征线法计算，具体分析了不同连接管长度下调压井水位波动幅值、阀门端水锤压力上升率、水锤穿井率的变化规律；最后以某抽水蓄能电站为实例进行了对比计算。探究表明，连接管增长使调压井水位波动幅值减小，但幅度有限，通常可忽略；连接管使水锤压力和穿井率增大，在实际工程可能的范围内其增幅有时较大，应加以考虑。

摘要：调压井水锤压力水位波动连接管

近年来，高水头引水式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的设计中，经常碰到调压井连接管较长的情况。例如设计中的某抽水蓄能电站(见本文实例)，上游调压井连接管长度约120m，和引水隧洞和高压管道的长度比分别为8%和11%；下游调压井连接管长度约60m，和尾水管和尾水隧洞长度的比值分别为35%和4%。以往计算调压井水位大波动和水锤压力时，无论解析法还是数值法，通常不计连接管的影响，因为在连接管较短时，其内水体惯性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但连接管较长情况下，过渡过程中连接管内动量(惯性)相对于引水(尾水)隧洞和压力管道(尾水管)内的动量(惯性)所占比重较大，再不考虑其影响显然不行。但究竟连接管内水体惯性对调压井水位被动和水锤压力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在什么情况下应加以考虑?以往无人进行过认真分析。本文将是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来探索这个新问题，目的在于为以后的设计、计算和分析提供依据和参考。

1理论和解析分析

1.1连接管对调压井水位波动的影响水电站机组动作(甩负荷或增负荷)所产生的调压井水位波动是由引水隧洞中水体的惯性所导致，反映的是引水洞——调压井系统中水体的动能、势能和惯性能的交替转换，并在阻力功能下逐渐衰减的过程。波动水位的大小和波动发生前该系统中水体的动量直接相关。连接管的长短并不影响该系

统中动量的大小，因为在水位波动发生前，连接管内水体静止，动量为零；但连接管的存在使波动水体增加，也使水流波动的路径增长。从物理概念上看，引水洞中水体进出调压井时，须克服连接管内水体的惯性阻力，因而计及连接管后的波动振幅要比没有联结管情况小；另外，由于水流波动路径增长，波动的周期也相应比无连接管情况长。这两点可由以下的推导证实。设连接管面积f3等于引水洞面积f，连接管长度L3和引水洞长度L之比为χ=L3/L，则考虑连接管的水流波动路径长是L%26acute;=(1+χ)L。根据引水洞——调压井系统动量守恒，若忽略弹性，波动开始时引水洞和连接管将具有相同的流速ν%26acute;0=Lν0/L%26acute;=ν0/(1+χ)。对于阻抗式调压井，在机组忽然甩负荷工况，若假定机组流量瞬间由Q0降为0，在忽略各项水头损失的情况下，根据文献[6中的推导，得到波动的振幅是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高房价产生的财富效应推动了居民消费升级形成，挤出效应抑制了消费升级增速，而消费升级净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叠加。文章利用2008—2016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面板数据分析房价波动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内部水平及结构的影响，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促进消费升级的质性增长。

【关键词】房价波动；消费升级；消费水平；消费结构

一、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房价和消费升级的现状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撑整体消费升级的螺旋上升，消费升级也没有伴随房价上升引发的财富效应得以改善，而是更加疲软[1]。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商品房平均售价自2008年的3864元/平方米上涨到2017年的10455元/平方米，而居民消费率则由2000年的46.7%下降到2008年的27%，2011年后房价上升速度放缓，但居民消费率却开始缓慢上升，2014年达到37.4%，2017年突破58%。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以往多数研究过于肯定房价的财富效应价值，于是李春风等（2014）[2]学者开始将关注点转移到房价波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探讨上。当然，尽管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在中国房价上升中同时作用于消费，但伴随中国房价的不断攀升，挤出效应愈来愈大于财富效应，并在房价影响消费的过程中成为主导因素。所以，房价的高增长并未带来居民消费升级中“量”与“质”的共同繁荣，并且房价低速增长时消费却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这些现实表现与经典消费理论似乎不相符。有鉴于此，探讨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因果关系及显著性程度，不仅能为国家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分析

毫无疑问，对于房价波动和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关系研究，其理论依据是Case、Quigley以及Shiller提出的消费决策居住价格影响模型[3]。鉴于此，消费决策居住价格理论模型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决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能够获取相关基础数据，就有可能研究出房价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升级“量”与“质”的影响关系[4]。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之间的作用关系机理在于，二者谁在房价与居民消费升级关系中占据主导需取决于住房双重属性（消费品属性或投资品属性）的影响程度[5]。此结论可以归因如下：一是，有研究认为正向的财富效应和负向的挤出效应是能够相互影响的，正负效应对比是房价上升对消费升级最终净效应的决定因素，若侧重住房的投资品属性，最终影响将是财富效应，对消费有利，若侧重住房的消费品属性，最终影响将是挤出效应，对消费不利；二是，有学者指出，对于存在不完善信贷市场的国家来讲，房价上升是否能变现成为流动性资产更加重要，因而需要更侧重挤出效应的影响；三是，还有学者指出房价上升并不会直接导致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6]，而是与诸如信贷、利率、收入等具有约束条件特性的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消费升级和房价之间的关系，才使得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那么，假如摒弃这些影响因素，会得出住房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将会被削弱，挤出效应可能出现甚至影响程度逐渐强化的结论。具体表现如下：

一、基本状况

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热烈欢迎。虽然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大学生到村任职。缺少对农村的解，但是思想上积极上进，工作上踏实主动，逐步克服了重重困难，表现出了很强的综合能力。08年的大学生村官经过一年的磨合，从最初的犹豫徘徊，转向踏实工作，逐步适应了环境，至此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由“大学生”基层村干部的角色转换。至目前，通过最初的岗前培训，以及“结对帮带”帮扶农户科技致富工程等政策的落实，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对村情基本数据、地理人文环境已基本熟悉，对农村政策，村主导产业发展，农民增收渠道和重点工作思路也比较清晰。据调查，大部分大学生村干部均表示将安心在农村工作，认为农村成果转化比较快，干起来比较有成就感。

男21人，仲村镇到村任职大学生原有成员30人。女9人，分别担任15个行政村的书记或主任助理，中共党员11人担任书记助理，其余担任主任助理，截止日前，经村官本人申请，解除协议6人，留任24人。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到村任职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在这一年的管理过程中通过与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深入性。通过座谈发现，有34%的乡镇领导干部反映大学生村官存在眼高手低的情况。部分大学生村官想干事、更想干大事，但是由于对村级班子的运行模式不了解，虽然经过了各种培训，但是短期内面对盘根错节、琐碎繁杂的农村问题仍然无从下手，因此容易造成失落感，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和深入性。二是有些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工作认识不够到位。调查中发现，有60%的村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是镀金，过一段时间就会离开，不会在农村长期工作下去。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大学生村官认为，村民不把他们当作村里人，对他们不信任或有所防备，认为他们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只是把他们当作客人，只安排一些临时性任务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影响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深入开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等，具体请详见。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1、股市政策的二重目标:稳定和发展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1、股市政策的二重目标:稳定和发展

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股票市场的功能主要是甚至可以说唯一是为国有企业融资。我国股票市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好与1984、1985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吻合。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经营责任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开始自筹资金，第一批股票就这样因为其筹集资金的功能应运而生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得到了官方正式承认，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规范和改造，有意识地组织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并逐步明确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所以，中国股票市场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应归功于其简单而实用的筹资功能，特别是为国有企业筹资的功能。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股票市场的目标主要是甚至唯一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林义相，1999)。而长期以来中国股市都不能满足国有企业的融资需要，但随着银行对国有企业资金支持的减少，国有企业对股市融资的依赖却越来越大。因此，股市政策的制定者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如何发展股市，扩大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股市扩容。股市政策的另一重目标是保证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即避免股市的大起大落。这在政府一系列的政策中都有表示，典型的如1998年4月证监会表示，证券市场要着重抓两件事，一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解困服务，二是通过改革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而避免股市大起大落就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措施。所以股市政策的目标可归纳为二重目标:稳定和发展。⑧这二重目标虽然长期来看是一致的，但是在短期内也存在冲突。股市要增加为国有企业融资的能力，必须扩容。而扩容就要求股价不能持续下跌，显然，股市的持续低迷是难以吸引到投资者的。为了弥补股市融资量与国有企业资金需求之间的巨大差异，股市“超常规发展”被认为是必须的(王开国，2001)。我们认为提出中国股市超常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它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急于求成思想在证券市场发展中的表现;其次它也是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国有企业对股市依赖性的逐步增强要求股市超常规发展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大的融资量。然而一味地追求“超常规发展”，却有可能造成股市的大起大落。实际上这种追求超常规发展而造成大起大落的现象在股市短短十来年发展历程中已多次出现，严重损害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实现居民消费增长，激发国内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是提高居民生活福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党的报告明确指出，需要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消费刺激增长的作用。这对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市场，实现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1998年以来，住房市场化制度改革激发了我国近20年的房地产市场暴涨，居民信贷和消费因房地产市场繁荣实现了倍数扩张。数据表明，1999年每平米住宅销售价格为1860元，到2017年每平米住房单价已猛涨至10500元左右，近20年增长了4.6倍，年均涨幅10%。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消费总额不断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03年的45842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316亿元，年均增长16.46%，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35.4%增加到2016年的64.6%，增长了接近一倍。我国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拉动转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马车”。然而，分析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发现，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存在诸多争论。就目前房地产市场而言，买房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更多地承载着投资资产的期望，成为一种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涨跌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且房价波动还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整体居民福利产生影响。因此，厘清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到底是什么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文献综述

在房价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财产财富效应”假说产生较早，影响深远。这一理论认为，房价上涨将导致业主消费增加。庇古提出的财富效应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其认为家庭财富的增长会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家庭财富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家庭资产，具体到本文就是住房等不动产。莫迪利亚尼和布隆伯格也指出，住房价格上涨，直接导致住房拥有者增量财富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意愿。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方向，尽管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发展中，但仍然具有财富效应。基于生命周期储蓄假设，Quigley和Hiller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各州的面板数据和25年来14个国家的跨境面板数据发现，“财产财富效应”是显著的。21世纪初，美国股票价格大幅波动，虽然居民工资增长迟缓，但居民消费和投资并未呈现颓势，甚至有强劲的趋势。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认为，无摩擦和预期粘性成为用财富效应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尽管住房的财富效应和抵押贷款效应很有利地解释了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住房价格波动的消费挤出效应也为学者所关注。Sheiner认为，房价上涨将迫使潜在的购房者节省更多的首付，减少家庭开支。由Yoshikawa和Takagi对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本地房价上涨时，打算买房的租户花费更少，从而提高了储蓄率。Aoki、Prodman和River使用了伯南克未定义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再分配效应将抵消动态总体均衡中的部分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不仅刺激了卖方消费，还抑制了买方消费。因此，从国家层面而言，房价并未体现出应有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颜色与朱国忠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生命周期模型来模拟房价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通过刻画市场摩擦，改变传统模型假设中无摩擦的市场假设，传统意义上的财富效应会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效应而减弱。基于这一假设，买房者在买房后，会受制于还款压力而压缩消费需求。

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机制分析

（一）房价波动促进消费增长的机制。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对消费、物价水平与金融资本的研究，其认为物价下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观察到，由于物价下降，虽然消费者本身自有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他本身所感知的财富量是增加的，因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根据凯恩斯的宏观增长理论，消费的扩张直接刺激生产活动的增加，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率的提高。随后，庇古进一步提出庇古效应，也可以称作是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其认为，由于价格下降，会导致可感知的各种财富的实际总量会增加，财富收入比会提高，其实这也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这一结果会诱发居民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支出，刺激社会总体消费需求，增加国民收入水平。由于传统的财富效应分析中，仅仅关注金银货币等传统家庭财富价值的变动，但经济社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财富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金银货币。开始出现了房地产、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形式，因此社会财富形式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特征。结合本文的研究，房地产作为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会直接导致家庭财富效应的变动，进而会引起居民消费行为变化。当房价上涨，居民可感知的财富余额会增加，消费者感觉自身拥有的财富价值会增加，从而会激发消费者增加消费，提高消费支出。因此，房价波动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刺激作用。（二）房价波动抑制消费增长的机制。传统经济理论对挤出效应的解释在于，政府支出增加，会抬高商品价格，从而会挤出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这一理论思路将其运用到房价波动研究中发现，房价波动挤出效应是由于房价上涨导致居民负债增加，从而挤出居民消费和投资。从199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加上国家政策推动，金融市场的泡沫化操作，房价呈现连续20多年猛涨的态势。对那些投资者来说，房地产价格上涨为他们带来了财富效应，会增加他们的财富总额，刺激其消费，产生消费刺激作用。而对于那些房屋刚性需求者来说，房价上涨会限制其获得住房，并进一步抑制其消费行为。首先，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要想获得城市户口，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与住宅挂钩的。因此，对于想要获得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他们是住宅的刚性需求者，为了实现拥有住房的目的，他们不得不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其次，还有一部分租房者，由于房价上涨，会导致房地产市场供需紧张，由此抬高房租价格，也会挤压居民消费支出。最后，房价上涨会引起社会恐慌，形成必须拥有一套住房的社会氛围。尤其在婚姻市场，为结婚而买房成为标配，这又会增加为结婚而储蓄，降低消费。综合以上三点，房价波动会对消费产生抑制效应。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根据上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和抑制作用，借鉴石大千（2018）的实证模型，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双边效应，具体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设定如下：其中，xit为一些影响居民消费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δ为参数估计向量，i(xit)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消费水平。i(xit)=λxit，λ为特征变量估计参数。复合残差项ζit=ωit-μit+εit，εit为随机误差项。ωit表示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刺激效应，为正效应，且ωit≥0；μit表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为负效应，且μit≥0。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水平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房价波动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对外开放、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所使用数据为2003-2016年中国实证结果分析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效应，为了测算这两种效应的大小，并比较净效应的大小，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对两种效应进行分解，首先估计了五个模型，然后从五个模型中选取一个最优模型来进行效应分解。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对数似然比值最大，因而选取模型4作为最后的分解模型。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正效应显著为正，负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房价波动的正负两种效应均是显著的。基于上述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基于模型的两个残差进行方差分解（见表3），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刺激消费的正效应系数为0.3426，房价波动抑制消费的负效应为0.8348，总体而言，房价波动的负效应超过了正效应。

为了便于比较，进一步测算了两种效应影响消费的比重，发现刺激效应的影响比重明显小于抑制效应的比重，也就是说，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抑制了消费增长。在上述方差分解的基础上，最终分解出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大小及其净效应。表4结果表明，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刺激效应提高了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降低了居民消费29.26%，两者净效应大小为房价波动抑制了居民消费10.23%。通过对不同百分位数的估计表明，只有在90百分位数上的那些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才产生了刺激作用，而50百分位数以下的群体，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总体以抑制作用为主。结论与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解了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双边效应。理论分析表明，房价会产生财富效应进而增加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房价增长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形成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而最终两者效应孰大孰小将由两种效应的净效应决定。基于这一理论分析，不同于以往实证分析只能估计房价对消费的单方面影响的文献，本文将两种效应纳入统一模型框架下，借助双边随机前沿模型优势估算两种效应的大小，实证结论表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同时存在刺激和抑制两种效应，房价增长导致的财富效应可以增加居民消费19.03%，而房价增长挤出居民消费29.26%，房价的财富效应小于挤出效应，房价波动总体而言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抑制了10.23%的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继续坚持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基本思想，保持房价平稳发展，警惕房价过快增长。具体而言，一方面，避免一刀切政策，产生打压刚需的负面效应。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坚决遏制投资性房地产需求，保持房价稳定。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价收入比过高的现实，逐渐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能力，降低房价波动的负面影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一是要采取更加积极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真正藏富于民。只有当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平抑房价过高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采取更加规范和稳健的金融政策，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尽量控制金融资源向房地产等泡沫行业的投放，更多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只有当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才能稳定，经济发展便彰显活力。

摘要：非线性科学不仅起到开阔眼界、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效手段。金融交易市场（股票、期货）价格波动是非线性的，对价格进行描述只能是一个非线性方程组，而非线性科学研究表明，孤立波正是非线性方程的解。“金融市场交易价格波动投机模型”是凯恩斯“选美问题”求解途径。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相信在新世纪将会涌现出金融学的新纪元。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孤立波，金融市场，选美问题，价格波动，投机建模

一、非线性科学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向更完美的目标的持续追求，复杂的自然界不断促使我们逐渐地把一个个线性理论发展为非线性理论。现代科学已进入非线性科学时代，非线性科学是目前世界性的热门课题，其内容之丰富，应用之广泛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它已应用到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非线性科学的主体是混沌、分形和孤立波。确定性系统中的混沌使人们看到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而人们多年来又视而不见的一种运动形式；分形的研究把人们从线、面、体的常规几何观念中解放出来，而面对更为多样且更真实的大自然；孤立波则揭示了非线性作用引起的惊人的有序性。显然，非线性科学的这些认识无疑会起到开阔眼界、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效手段。对于非线性现象的研究，目前主要从可积系统和不可积系统两个极端方面展开。

二、金融市场与非线性科学金融市场研究在理论上遇到的非线性问题以及在实践上(如投机或投资等)遇到的复杂现象正是非线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把非线性科学引入金融市场研究中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很有现实意义、借助于非线性科学的方法与成果可以更加深人地理解许多复杂的金融市场问题。罗素（J.S.Russel，1808～1882）是研究流体力学中波的形成如何影响船舶阻力的第一人，他在流体表面波的实验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孤立波。罗素对流体中船舶停止时，出现的孤立波现象进行了生动、精彩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凡读到过罗素孤立波描述的人，对我们下面的叙述将不会感到陌生。这一叙述也是长沙非线性特别动力工作室的同仁们对金融市场（股票、期货）交易价格波动实验研究的独到发现。“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动力作用给予市场交易的价格传导上，立刻就观察到一个非同寻常而非常绚丽的现象，她是如此之重要以致我们将首先详细描述她所表现出来的外貌。当我们正在观察一股高速运动的动力作用，当它突然停止时，在市场交易价格传导过程所形成的小波浪中，一个紊乱的扰动现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在动力作用的价格区间中，一些因子（因其追随价格波动的特性，此处被称为非线性特别动力因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廓线很清楚的隆起，最后还出现一尖峰，并以相当高的速度开始向前运动，并继续保持她的形状不变，在价格涨落的表面上，完全孤立地向前运动成为一孤立行进波。”“我们立刻离开原来关注的价格位置，准备用裸眼去跟上她，但发现她运动得很快而神秘。于是，我们即刻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挖掘，很快就跟踪上了她，并发现她以一均匀速度沿价格涨落表面作孤独的运动。就这样跟踪着她，我们发现她开始逐渐衰减，并在下一个价格波动的峰或谷转捩点处最后消失。这一现象只要是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波动，都可以重复观察到。”孤立波（SolitaryWave）是局域化、大幅度的相干脉冲波。它具有与另一孤子相互作用（例如碰撞）后仍然保持其完整性（保持波形、振幅和波速不变），并呈非线性行波（孤波）持续地在空间作长距离传播的特性，最终形成某种准规则的相干结构。孤子具有宏观的波－粒（波动－粒子）两重性。可积系统的孤立波是非线性方程的行波解。所有存在相互作用的体系，只要其中有相对稳定的客体，孤立波理论都大有用武之地。因此，孤立波及其数学方法必将进一步发展，必将更加深入地应用到各个领域。

三、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投机建模毫无疑问，金融市场（股票、期货）交易价格波动是非线性的，对价格进行描述只能是一个非线性方程组，而非线性科学研究表明，孤立波正是非线性方程的解。换言之，发现市场价格波动中的孤立波，也就是找到了价格波动方程的解，通过反问题求解，就能求出非线性问题的初始值，在市场中也即意味着价格波动峰、谷的最高、最低值。可是，非线性理论极为复杂，非线性方程的求解也很困难，加之迭加原理对此不成立，从而傅里叶展开和拉普拉斯变换都不适用，只能用数值分析的方法。我们的工作是对现代金融市场交易数据，如价格、成交量、时间区间等，进行多种特定的相空间重构和时间序列处理；在重构的高维空间中，构造非线性特别动力因子。根据交易市场高频数据所构造的空间时序结构，选择与其相匹配的尺度并进行划分和变换，应用分形原理发掘“标准布朗运动”中的关联增量过程，从而发现相应尺度的有偏随机游走的趋势（上鞅或下鞅）。这样以来，就将市场中无规则可寻的锯齿状价格波动映射成较光滑的函数曲线；运用鞅方法和不动点理论，以动力因子处理连续时间的市场价格波动（即所谓布朗运动），随机逼近股票、期货价格波动的相应低或高点；结合资金头寸管理的动态规划，最优化建仓、出货时机，最终实现在市场价格波动投机的博弈中通过学习进化争当少数获胜者。[NextPage]

四、金融市场凯恩斯“选美问题”有解可求直观形象地说，我们的“金融交易市场价格波动投机模型”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开放的金融交易市场中，找到了凯恩斯“选美问题”的求解途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在股票市场上从事职业投资，就如同参加一场选美竞赛，即“选美博弈”。我们发现经典的“选美问题”的困难，是由于参与选美投票的群体的高阶逻辑思考过程几乎完全是一个“黑箱”，此可谓凯恩斯时代的经济难题。然而，现代计算机科技手段处理下的股票、期货等交易市场，提供了巨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数据，我们发现这些高频数据有效地描述了参与者的行动过程，而行为心理的原理表明，这些交易活动就是群体的高阶逻辑思考过程（信息）的反映。可以证明，现代金融交易市场中，凯恩斯选美难题有解。就像大女子主义国的集体杀夫行动可以推算出来一样，股市的崩溃，金融市场交易价格波动的峰、谷点，凭借数据挖掘，在有限时间内是可逼近的。不过这是一个推算逼近（求解不动点）的过程，就像气象预报、地震预测专家们的工作那样，我们须坦诚地接受不可能长期预测的事实。所以，“算命先生”是做不了的。至于实际投机（投资）过程中，效果的稳定性问题，我们认为这取决于参与时机和条件的选择，或者说，取决于市场非线性方程组的解的适定性。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皮卡不动点的确定（数值分析）。应该说这些为经院学者们所不屑的“投机原理”，的确不是传统的金融学的内容。但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又确实是金融投资市场中的一场博弈（信息经济学）。我们很遗憾地发现，长期以来学者对市场“技术分析”人士的工作内在原理（物理学、动力学）没有足够的重视，尽管价格波动问题困惑着包括学者们在内的所有人。所幸，复杂系统理论，非线性动力学（混沌、分形、孤波）在新世纪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会不会出现金融学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