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范文10篇

【摘要】商事责任体现了商事关系特点和商业交易的价值观念。商事责任应该由法定机关按照法定的原则进行认定，在责任人承担责任之后，还需要追究原始责任人的责任。商事责任对商事交易的发展有着极为显著的作用，如果出现无法追责的情况，就会危及交易双方的切身利益，打消其积极性，最终将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笔者将在本文讨论商事责任的必要性问题。

【关键词】商事责任；商主体；原始责任；替代责任

所谓的商事责任是商主体违反商法规范时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主要涉及一方违反注意义务等违法情况。商事责任是法律明文规定，由国家专门机关进行认定和归结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具有保障商事交易关系正常运行的作用。商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义务，违反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就应该承担责任，使商事制度的约束力得以有效发挥。

1商事责任的制度逻辑

1.1商事责任的诉求。在商业责任中，直接针对的是商业社会不正规的商事关系，目的在于恢复正常的商业秩序，商法在可能损害商业利益的地方建立起商业关系，由此产生法律性质各不相同，商事责任的设置需要以商业关系为特点，追求不同的制度目标，运用不一样的技术。1.2以预定商事功能为导向。商事责任是指因为故意违背或者不履行法定的第一性商业义务所引起的。在违反法律义务和合同义务或者有违法行使权利的情况下，商法为了平衡各方利益，稳定商业秩序，进一步分配更有约束力的第二性义务，也就是商事责任。责任是依据违法的行为产生和承担的，在法律和道德审判中具有否定性，表现在对责任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上的剥夺。通过商事法律责任制度，迫使行为人或其关联方受到制裁，并对他人进行救济。商事责任制度的主要功能有：其一，商法对符合规定的行为进行了积极的评价，承认其合法性，并提供了法律保护。针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认定其违法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其二，由于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商事责任要求负责任人对受害者提供补偿，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是其补偿的功能；其三，商业责任是恢复受损商业关系和商业秩序的一种手段，这是其修复功能。

2商事责任体系安排

我国收费制度形成于80年代初,当时为增强国家行政管理手段,促进社会事业和经济的发展,解决财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允许少数行政事业单位收费,初时收费项目不多,且大都纳入财政管理。但随着利益的不断增大,一些部门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没有收费权的单位想办法挤进收费行列,有收费权的则想办法扩大这种权力。而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财政经费越来越紧张,财政要供养的人员过多,入不敷出,就希望通过收费解决人员开支,这种情况更助长了收费的气焰。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导致了目前乱收费、多头收费、重复收费的不良后果。费改税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这项新的体制将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收费混乱的情况,减轻人民的负担,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费改税加强了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立体调节作用

收费导致了分配立体的混乱,形成政府分配多元化、政府利益部门化的格局。收费大量涌入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众多部门以政府名义插足国民收入分配,造成政出多门、多头分配,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资金分散使用,政府支配权削弱的情况。据调查,收费养人的问题十分突出,如省以下的公路收费部门,70%的管理人员靠收费开支,工商部门、环保部门的65-70%的管理人员依靠收费开支,部门利益分散了政府利益,政府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费改税从此入手,界定了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拆庙赶和尚是收费改革的根本环节。

二、费改税改变了以往混乱的收费秩序收费扰乱了分配秩序,是国家财政困难的主要症结。

收费名义上是政府收入,但实际上收费的流向主要在预算外,大量收费必然形成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挤占和分割。事实上由于以费挤税,财政预算外资金膨胀的过程就是财政收入削弱的过程。在一些地方,收费种类和收费数额都已超过了地方税税种与税收收入规模,这种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行为,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短缺的现状。费改税将归还税收收入的主导地位,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控制预算外收入的规模。

三、费改税有利于减轻企业和农民等纳税人的负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物业管理是一个服务千家万户的行业，直接关联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作。因此物业管理人员是否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健康完美的职业修养，不仅关系到个人、企业和行业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安宁。物业管理人员只有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培育良好的品行修养，才能胜任本职工作。

一、物业管理人员应当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

从行业规范要求角度，探讨物业管理职业道德主要应包括的几方面的内容：

1．守法经营。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经营活动，除企业从业人员需遵守公民的各项义务外，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关于企业经营的各项规定。要真正做到守法经营。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认真学习法律基础知识，深入理解并全面掌握物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政策；其次，要在工作实践中认真严肃遵守各项法律制度，彻底杜绝轻视法律的侥幸心理。

2．诚信经营。关于诚信经营，应首先从认真、细致、实事求是、诚实信用地签订合同开始，并加强合同观念，诚信履行合同。目前，由于我国物业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一部分物业实施了物业管理，还有一部分物业仍沿袭旧有行政管房状态，保留了多年来的行政管房作风和习惯，不同程度存在轻视合同、缺乏诚信的现象，这是造成目前物业管理争议不断、投诉上升的主要原因；另外，有些物业管理企业轻视物业服务合同，不能做到质价相符，还有一些业主的合同意识也很差，只要求享受物业服务，不愿意承担付费义务。

3．尽职尽责胜任本职工作。物业管理人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应当树立团队观念及服务理念。每个岗位从业人员都是企业的组成部分，都对企业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业人员只有牢固树立服务信念，才能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企业形象。

一、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的现状

根据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既可以分离诉讼，也可以合并诉讼，采用哪种诉讼方式，取决于原告的选择。法院则倾向于鼓励原告提起分离诉讼，以便使案件的处理更为简单。然而，原告或者法院这种回避共同诉讼的观念引发了诉讼经济的滑坡和裁判矛盾的风险。下面的案例就是典型例子：原告是专利权人，发现被告甲在重庆擅自销售专利产品，遂向重庆法院提起专利侵权之诉，法院认定甲的产品购自案外人乙，有合法来源，故无需赔偿，但判决甲停止侵权。甲上诉主张其产品使用的现有技术A而非专利技术，但该主张未获采纳，二审维持原判。[2]半年后，原告又以乙和丙在上海擅自生产、销售专利产品为由，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乙以现有技术B抗辩，获得法院采纳，[3]法院判决驳回起诉。原告上诉，二审维持原判。[4]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结果：被控侵权产品在上海制造、销售都不构成专利侵权，但在重庆销售构成侵权。可见，如何建立一种既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又尽可能地通过共同诉讼来解决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的制度，成为了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国民事诉讼实践采用了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扩张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在这种设计方案中，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不再以实体权利可分与否作为标准，而是依据诉讼政策去考虑，即根据诉讼的具体利益来衡量是否采用共同诉讼。[5]采用流动化的视角，把统一裁判的必要和共同诉讼的必要予以剥离，假设出不必合一确定但却有共同诉讼必要的诉讼，从而在解释论上把不属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诱导成共同被告的局面，进而开辟一条开放式的诉讼运营途径。[6]

2．扩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种方案扩张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适用范围，采用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认为其他债务人可以援用确定判决的既判力以对抗债权人，即反射效力；二是认为其他连带债务人也为确定判决的既判力所及”，[7]即既判力的扩张。在题述案例中，我们看到在未能实现统一裁判的情况下，重庆被告甲承受了事实上的不利益，故仅凭事实上的不利益就足以认为应该禁止分开辩论，从而引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结论。[8]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只有成为共同诉讼人才可以统一诉讼步调，因此会要求统一裁判。[9]

3．运用普通共同诉讼制度。这种方案背后的观念是，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以连带之债为例，它是独立的数个债务，仅仅因为以同一利益的满足为目而相互牵连，[10]故此类诉讼采用普通共同诉讼方式即可解决，如遇共通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则适用主张共通、证据共通、统一心证和统一裁判等规则，实现诉讼资料的统一，避免矛盾判决的产生。

本文作者：张锐朱昌蕙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1.全行业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行业严重缺乏全行业的从业管理规范，缺乏统一而权威的法律依据。这种缺失不仅导致了多头管理等各种问题，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的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秩序，更为严重的是阻碍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良性发展。统一而系统的管理规范，不仅有利于落实相关政策，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制度化。因此，从全行业的角度进行立法很有必要，是实现对中医药相关行业有效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涉中医药服务领域专业性的内在要求。2.保障消费者身心健康的需要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行业属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虽然不是专业的医疗服务机构，但是由于会使用到中医药的相关知识、技术、方法、药物等，而且从业人员在服务过程中通常都要直接接触人体，甚至涉及保健药物的外用内服，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该领域在各项服务方面尚不规范，比如，不少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员随意向消费者提供相关医疗服务，如针灸等，给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带来隐患。3.从业管理问题突出，亟待通过法律途径规范管理（1）从业人员服务范围模糊，服务内容混乱，需要立法明确和规范。涉中医药的非医疗服务种类繁多，我国对此没有权威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界定，比如现有管理制度没有严格区分医疗服务从业人员、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和普通的保健养生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从业范围，既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又给管理带来了困难。据调查，在为数众多的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机构中，从业人员服务范围不明确，服务内容也较为混乱，推拿按摩、美容、浴足等不同工作随意交叉，甚至还有部分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机构让完全不具备中医药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草草培训便仓促上岗。因此，有必要严格界定从业人员的服务范围，保证服务的安全性和专业性。（2）管理主体不明，多头管理混乱，需要立法明确和统一。目前劳动、人事、民政、卫生等部门及一些行业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均参与了该领域从业人员的管理，同一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常常出现由多个部门颁发的情况。例如保健按摩师的职业证书，既可由劳动局颁发，也可由人事局和民政局颁发。各个部门在颁发职业证书的同时，也各自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职业资格管理规定。由于多头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整合，导致这些规定之间缺乏内在一致性、统一性，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管理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况。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明确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行业的专业管理主体，进行归口统一管理。（3）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缺乏，需要通过立法构建系统的培训制度。据调查，54.84%的从业人员没有在学校系统接受过中医药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只有39.0%的从业人员认为得到了较多或很多的技术指导。而且目前从业人员的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大多由机构内部人员进行，培训内容也主要是一些专业技能。从总体情况看，现有培训制度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培训标准，且时间安排也不尽合理，很难保证从业人员从培训中获得较为系统的业务知识与技术。系统的培训教育是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前提条件，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构建系统的职前培训制度，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4）从业人员资质混乱，需要立法来构建资格认定制度。目前，相关管理部门并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强制性的从业资格管理，缺乏权威性的从业资格证书（颁发部门不统一、分级也比较混乱），导致从业人员资质混乱，职业素质良莠不齐，大量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员充斥其中，与消费者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对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4.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1）从业管理立法有助于突破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顾客和技术知识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调查数据表明，1/3左右的从业人员认为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来自于顾客（沟通难和顾客少）；1/3左右的从业人员认为最大困难在于技术知识的不足；另有从业人员认为最大困难在于收入低下、缺乏社会认可、员工管理等。因此，若能通过立法构建系统的培训制度和认证制度，不仅有利于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而且也能增加整个行业的认可度和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突破行业发展的瓶颈，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2）从业管理立法符合从业人员的诉求。调查数据表明，71.2%的从业人员认为从业管理立法是必要的，由于当前从业人员管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47.4%的从业人员没有与其所在的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仅有31.6%的企业给从业人员购买了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类型主要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则较少。

当前立法研究缺点和立法缺陷

虽然从业管理立法如此必要，且引起了一些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注意，但是从目前已出台的法律法规看，在立法研究和立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目前立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分行业管理方面，很少将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行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现有研究的重点也主要在探讨行业的服务及技术标准，全面涉及从业人员的准入条件、资格认证、技能培训、技能鉴定、管理制度研究非常欠缺。另一方面，从目前已出台的法规条例和协会管理规定看，立法缺陷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1）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行业管理规定主要集中在服务标准、技术标准及对服务机构基本条件的规定，专门针对从业人员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少；（2）涉及从业人员管理部分的立法重点主要是规范某一具体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没有针对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规定，缺乏共性；（3）目前法律体系的构成以地方法规和协会管理规定为主，中央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不多；（4）相关法律法规以通用性规定为主，未明确区分涉中医药和不涉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界限及一般保健服务与医疗保健服务从业人员的界限。

立法建议

1.国家在制订《中医药法》时，可以授权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制订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2.涉中医药行业在中医药方面需要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国务院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我国专业的中医药职能管理机构，对涉中医药行业负有全面的管理责任，因此目前以国务院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为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管理主体较为恰当。3.通过强化从业资格管理、从业行为管理等方面的立法，严格区分中医药医疗服务从业人员和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的服务范围，严格禁止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但是允许具备中医药医疗服务执业资格的从业人员从事相应执业范围的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工作。同时将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与从事保健养生的一般服务人员区别开来。4.实行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认证管理，提高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建议从业资格证书统一由中医药行政部门颁发，中医药行政部门同时负有对持有从业资格证书人员的监管职责。同时规范从业人员的考核认证制度，强化职前培训教育，明确申请职业资格的培训要求；对技术人员从业资格进行分级管理，明确职业素质的层级差别。5.规范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从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包括规范涉中医药非医疗服务从业人员的服务操作规程、强化继续教育制度、建立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等。

本文作者：毛平工作单位：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

现实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是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堆积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差，普遍存在重要地位虚化、职能边界模糊、管理体制不顺、队伍建设滞后、保障投入匮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问题，而是长期存在又未能解决的老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权威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保障。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立法轨道，通过法律强有力的手段来规范和调整，才能结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软化”的现象，真正提高其实效性。(一)重要地位虚化思想政治教育是关涉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战略性工程，国家多次强调其重要性。1980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院校必须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重大课题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很多学校不重视，认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才是重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有可无。不少教育者，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淡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形式化”、“修饰化”，形成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地位。［2］(二)职能边界模糊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分工更加明确。对个体而言是角色分工，对群体而言就是行业分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业务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在整个教育大系统中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职能，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严重错位，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异化为一般的党建机构、文化机构、事务机构，工作混杂，事事参与，浅尝辄止，工作力度弱化，工作实效不高，严重伤害了自身的发展。［3］思想政治教育职能边界模糊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的支持、规约、保障。因此，应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角色、工作目标、作用及其最终使命等等，从而明确自己的职能边界和角色定位。(三)管理体制不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体制一直是一个多渠道、多层次的系统，这种“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齐抓共管的模式一方面可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工作主体不明、职责不清、工作不到位等现象，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如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工作主体对象、职责范围，使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到人、权利到位、利益落实，就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利益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真抓实干，创造强劲有力的工作局面。(四)队伍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协调者和管理者，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最终效果与他们有着直接的关系。但目前这支队伍却存在着工作待遇差、工作压力大，缺乏责任心和情感投入，教育效果不佳等问题。要使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得到改观，需要通过法律来安排他们的权利与责任。首先，赋予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要的权利，如必要资金支配权、收集信息权、与工作对象同步受奖权、与其他专业性工作的平等待遇权等。其次，为他们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因为没有责任的权利只能是形同虚设。责任的设定是一种压力传导机制，促使他们必须去做好工作。对责任的设定应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责任规定，但总体而言，必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4］(五)保障投入匮乏完善投入保障机制，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课程建设、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基地建设、平台载体建设，加强学生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毕业生就业指导等各项工作，均需要提供必要的经费投入和保障。但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经费投入的整体情况上看，存在着地区不平衡、校际不平衡、投入随意性等问题，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学校负责人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的认识紧密相关，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作用、任务不相称。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合理比例［5］，相对固定投入保障，对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未来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保障

(一)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部教育立法史。近百年来，教育逐渐发展成为一项规模最大的社会事业，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国家加强对教育发展的直接干预，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管理教育事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具有强制作用的法律的支持，教育的国家化，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化是很难完全得到落实的。凭借立法来实现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实，是其走上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历史的原因，思想政治教育从创建之始就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为其存在、实施、资源供给、作用提供充分的依据和保障，也未能形成一套完善的传授体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重要地位如何体现等问题都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来保障其稳定发展。(二)思想政治教育立法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立法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些研究成果可为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立法过程，本身可视为一种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领域，推动学科的繁荣。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提出质疑。所幸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问题不断得到重视。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初步形成了以论、史、原理、方法论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结构体系”。［6］从立法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应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新视角。(三)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是一项关涉思想政治教育长远发展的重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法立法是其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是历史和现实给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来的一项崭新的课题。法律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要求，未经特殊主体和特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上升为法律的调整对象，使它的运行和变动获得一种稳定性支撑，避免了在政策调控下容易因社会形势的某一小变化、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频繁改变的风险，从而获得一种长效的机制保障。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立法，将有助于从根本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化发展，这在当前教育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有着极其深刻的必要性。当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立法是一项关涉思想政治教育长远发展的工作，仅靠少数人的努力是无法胜任的，必须依靠学术界的共同重视，共同关注和共同努力。

汶川地震，揪动人心。不断刷新的伤亡数字令人感伤，我们多么希望：伤亡数字就停止在这一刻———我们将目

光投向四川灾区的同胞，我们期望以最快的速度推进人道救援，为罹难者祈祷安息，为受伤者默念平安。这一刻，汶川不孤单，四川不孤单，受灾同胞不孤单。心系灾区，我们不停在问：救援队伍到哪里了？救助了多少受灾者？救助工作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但是，当救援者用双手扒开钢筋水泥的废墟，当抢险官兵徒步奔跑在险峻的山路上，我们也当意识到：如此高难度、高风险、高强度的救灾抢险工作，绝不可能一两天、或者三五天之内完成，奔赴救援前线的兄弟姐妹，不管是来自部队、交通部门、通信部门，还是医疗卫生部门、社会工作组织等等，他们不是机器，不是超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们在关注废墟下待救生命的时候，也请把镜头聚焦于他们疲累的身心、憔悴的容颜。别忘记给救援者以必要的救援。

首先是要给救援者以体力救援。满目疮痍和废墟，到处是被沉重坚硬的水泥瓦砾禁锢的人们的呻吟和呼救，由于交通完全阻断，没有吊车、没有挖掘机，严重匮乏大型救援机械工具，救援队伍往往连续多日未能充分休息，高强度、高压力的体力劳动带来生理疲劳，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给救援队伍补充高能量的食物与水源。让人心疼的是，眼下不少救援官兵还只是靠纯净水维持体力。这个时候，需要专业营养师给救援队伍补充体力提供建议和主张，救援物质里应该细分出施救者的“蓄能”部分。同时，应更加注意救援工作中的统筹安排，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合理安排好强度梯队，尽量给每个救援者以必要的休息时间。

其次，灾区地形复杂，未知的风险，以及在安抚受灾群众等工作中大量的情感付出，也使得救援者很可能出现心理枯竭的症状，因此，给予他们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情绪调节也很重要。心理疲劳不仅直接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会出现神经衰弱症状。每个身边人都是他们最好的心理疏导员，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次帮助，都可以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与暖意，传递出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温情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给予受灾群众心理救援的时候，不能忘了留给救援者必要的份额。关注救援者的身心状态，也是为了更好地救助受灾的群众。给予救援者必要的各种救援，才能真正打赢赈灾救灾这场艰巨的战役。多难兴邦，科学、高效、可持续的救援工作，必将大写着民族精神与国家力量。

摘要：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故又称为极刑。但是,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人权运动的发展,生命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使得死刑的存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废除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然而,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由于社会矛盾复杂,以及受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本文认为死刑的存在还有其现实必要性。

关键词：死刑存废必要性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安定的刑罚方法。但是由于死刑剥夺的是人之最宝贵的权利——生命权,因此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随着对死刑认识的不断深化,死刑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因此,死刑的存废在我国法学界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笔者也不揣鄙陋,试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论述死刑存在现实必要性。

一、废除死刑的思想及实践

死刑根源于原始社会的同态血亲复仇,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死刑被广泛地使用着,成为阶级社会统治者的重要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死刑开始受到质疑。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次提出废止盗窃罪的死刑。孟德斯鸠认为:“对于自然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①著名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没有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揉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②

18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阐述死刑的弊端及废除死刑的理由,从而拉开了死刑存废之争的序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运动的发展,要求废除死刑以拯救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国际人权运动的加剧和诸多国家废除死刑的实践,使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罚改革的先导,并将是否废除死刑作为衡量各国或地区人权状况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大会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书》明确指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在本协议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死刑废除论已成为时代主流。

摘要：现代药学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药学服务阶段，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社区药学服务的需求度与日俱增，但传统的社区药学服务在发展中出现的瓶颈制约了发展。随着“互联网+”的产业变革开启，利用互联网高效、信息丰富的特点，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社区药学服务优势明显。本文从社区药学服务现状及基于互联网的社区药学服务优势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社区药学服务；互联网；必要性

现代药学的发展从最初局限于保证药品供给的传统阶段，到以合理用药为目的的临床药学阶段，再到现在以人为中心的药学服务阶段，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以人为本”的宗旨，也是科学发展和药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药学服务是指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向公众(包括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提供直接的、负责任的、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以期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1]。药学服务的出现旨在改善和提高人类生命质量。近年来，由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随之推进，以社区为载体的社区药学服务在维护社区居民健康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逐步受到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社区药学服务的需求度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区药学服务起步较晚，存在一定发展瓶颈，导致民众需求度和服务提供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借助于“互联网+”的新兴融合发展模式，利用互联网高效、共享等特点，基于互联网的社区药学服务有利于进一步平衡供需双方的关系，优化社区药学服务结构，进而推进公共卫生资源更高效地使用。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基于互联网的社区药学服务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社区药学服务现状

社区药学服务属于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一部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药学服务这一概念并在大型医院开始实施，起步较晚。以社区为载体的社区药学服务伴随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随之推进，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总体而言仍处于探索阶段。（一）开展社区药学服务体系逐渐完善。社区药学服务的开展主体逐渐由最初的大型综合型医院逐渐过渡到以社区卫生医疗机构与综合型医院为主，零售药店、相关企事业单位院校、各类媒体为辅的主体实施群。各主体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在社区药学服务的持续性、渗透性、专业性以及有效性方面发挥了很强的能动作用。服务主体日趋丰富的同时，服务模式以及服务内容也在逐渐完善。根据社区药学服务对象多为常见病、慢性病、老年病、长期用药患者及健康意识较高的居民这一特点，将社区药学服务定位于医院药学服务的延续[2],将终生药学服务作为方向。服务内容也从过去局限性的药品提供、处方审核扩展到用药教育、用药咨询、合理用药宣传、以及基于社区民众的调研和探索研究。（二）社区药学服务发展中的瓶颈。尽管社区药学服务已在近几年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制约瓶颈。1.政策因素。社区药学服务伴随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随之推进。尽管在体系及架构上形成了一定独立的体系，但是一些政策倾斜方面，诸如社区药学服务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服务体系硬件扩充、社区药师待遇、继续教育、专业提升等仍需进一步细化，以促进社区药学服务的更好发展。2.观念因素。由于传统医疗卫生体制影响较为深远，药学服务长期处于一种从属于医学服务的地位，很多大众的观念是生病吃药找医生，对社区药学服务、社区药师基本没概念。北京市4个社区年龄≥60岁484例老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1.11%的老年人表示曾接受过药师指导，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用药信息来源于医师，有问题咨询药师的仅有15例[3]。公众对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增加，但是出于观念和意识概念的缺失，导致需求度无法恰当对接服务主体。另一方面，以前药学工作的模式是传统的以提供药品为主的阶段，现在进入到的药学服务阶段，要求“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除了以前常规性的药品保障，还涉及用药教育、咨询以达到安全合理用药目的，专业性要求更高。这就要求药学工作人员与时俱进，从主观上改变思想观念从而改变工作模式，积极提高自身素质。但是事实上，很多工作人员自身的观念都依然停留在传统药学服务阶段。3.资源因素。社区药学服务的体系由多主体结合而成，包括以社区医疗机构为主、综合型医院、零售药店、相关企事业单位、院校为辅。但是我国以前长期存在的医疗活动以综合型医院为主的医疗体系结构造成了民众的就医观念，有病就找综合型医院。再加上社区医疗机构起步晚，硬件设施相对落后、医疗人员专业性不强等因素，进一步导致民众对社区医疗机构信任度不够。导致综合型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疗机构门可罗雀。长期的患者资源不均衡，又会进一步加剧医疗机构本身硬软件资源的不均衡，最后形成恶性循环。除此之外，很多慢性病患者、康复患者在就诊的综合医院里有大量的就诊数据等信息资源，这些信息也无法共享，限制其利用，对后续社区药学服务提供用药监护与指导影响也颇大。

二、基于互联网的社区药学服务优势明显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权越来越受到全球各国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权纳入国法律乃至宪法中予以保障。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文本中对环境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将对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筑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从构筑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视角来探究我国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进而对环境权的宪法保障现实价值予以解析。

关键词：环境权；法律体系；必要性；生态文明

一、环境权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利用资源、改造环境的过程，都在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彻底点燃了民众捍卫环境安全及生存权利斗争的怒火，人们为争取清洁、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提出了公民环境权。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在1969年基于“公共信托”理论，率先提出公民享有环境权的观点。此后，环境权的理论和立法实践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逐年为更多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在1972年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该宣言被视为环境权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基础。截至目前，全球的191个主权国家当中，已经有140个国家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纳入宪法文本，有86个国家在本国宪法里已经明确规定环境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加。

二、环境权的含义及性质

（一）环境权的含义。将环境权的本质含义界定清楚，是环境权纳入宪法的前提。国内诸多环境法研究者下过环境权的定义，有学者主张：“环境权是指公民享受良好的、适宜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权利。”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就是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包括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以及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权即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享有在良好和适宜其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的概念认识有细微差别，但对环境权是客观存在的认识是一致的。笔者主张，环境权指的是公民享有的在适宜其健康的环境当中生存、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权利，以及负有使生态环境资源免受恶化的一项义务。环境权不应只是人的一项实有权利，它也应当是一项应有义务，人们在享用环境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势必应负担相应的环境保护层面的义务，这是环境权概念的应有之义。（二）环境权的性质。1.环境权是社会性权利。从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体系上分析，公民的权利类型大致分成四种：①经济性权利；②政治性权利；③文化性权利；④社会性权利。从环境权的概念上分析，把环境权归入社会性权利类型更为合适。社会性权利是指：“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权利，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表征着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性利益、共同的利益继而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比其与环境权的定义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看出，公民的环境权与宪法上社会性权利在归属上有着内在一致性。2.环境权是生态性权利。环境权发挥着保障环境的生态价值的作用，护卫公民对于生态性权益的享有本身是环境权概念里蕴含的内容，因而，环境权应作为一项生态性权利而且也应当是一项生态性类型的权利。再三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见，生态文明理念也要求我国的环境权不只是为保护经济利益，更要为生态利益而服务。3.环境权是复合性权利。环境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应有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复合性是环境权的又一性质。如果过分强调公民享有的环境权利而对其负有的环境义务视而不见，必将导致环境权不能有效实施和实现的困窘。因而，环境权是一项集权利和义务于一身的权利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