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性范文10篇

一、问题的缘起———《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所折射出的立法导向

《刑法修正案(七)》已于2009年通过，此次修正案共15个条文，涉及20多个罪行规范，亮点颇多。其中《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条对原逃避动植物检验罪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对该罪行为的扩大，即将动植物检疫扩大到动植物防疫和检疫，“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相应后果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其二，也是对本条修改的最亮点，增加了有关危险犯的规定。

该条明确指出，“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也可构成本罪。而关于本罪的主观罪过，学界历来争议颇大。有学者主张为故意;［1］有学者主张是过失，同时认为行为人违反有关国家规定可能是故意;［2］也有学者提出有关“复合罪过”的概念。［3］

笔者认为，罪过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主观联系。在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中，虽然行为人实施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可能是明知故犯，但对于行为将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情节严重的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在主观上应当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却轻信能够避免的态度。如果行为人故意以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引起重大疫情，则其构成的不应该是本罪，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主观心态表现为过失，而有引起情节严重的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也可构成本罪，易言之，因过失行为所引起的严重危险状态也被定罪量刑，纳入了刑法评价和规制的范畴。至此，围绕过失危险犯的有关争论又一次被推向了前沿。

二、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基础

对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确立过失危险犯，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

5．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在上面的问题上的深刻性。康德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显然他要问科学的必然性从何而来。克里普克则不言而喻地将科学理论视为必然，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康德是否会认为“水是H2O”是先天综合的，非常难以判断。因为康德只说了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是先天综合的，没有提及具体的科学命题。这绝对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康德在这里考虑的是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考虑的是纯粹自然科学的原则，称它们是先天综合的，没有把具体的科学理论中的命题称为先天综合的。比如，康德喜欢说的“任何事物都有原因”这个先天综合知识，在科学的实践中从来没有被否定，而且从科学活动的可能性来看，唯有假设它才能够进行----科学实验都是为了找到某些现象的原因而做的，当然假定了现象都是有原因的。即使我们把某一现象的原因搞错了，如同用“以太”来构造物理理论，也并不表明所解释的现象没有原因----而是这原因还没有找到，原因是存在的。所以，任何经验都不会否定“任何事物都有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它是先天的。而否定康德的想法，似乎是认为“某些现象是没有原因的”----人们马上会期待我们给出反例，我们当然给不出；而且，“某些现象是没有原因的”与科学的主流（也可以说是唯一之流）相悖谬，看起来根本没有可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则会得到相反的结论：运用这些纯粹的原理所得到的具体科学命题总有可能是错的，不是必然的----搞错“原因”即一例，物理学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以太”的例子以及从爱因斯坦理论取代牛顿理论等事实可以知道，现有的科学理论不是永恒真理，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必然真理。从科学哲学中的整体论来看，当经验与科学理论矛盾的时候，受到修改的有可能是科学理论，显然这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因此，说“水是H2O”至多是先天综合真理，也是在忽视了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实际上根本不能说“水是H2O”就是先天综合真理。

康德只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是先天知识，没有说具体的科学命题是先天综合知识，表明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既然是对“纯粹自然科学”讲的，他的结论自然不肯定任何现有的科学理论是必然的，因为它们不是纯粹自然科学，而是运用“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所得到的“不纯粹的自然科学”，自然是可错的、不必有必然性。康德考虑的实际上是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考虑的是科学如果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源于何处。显然，这是以从任何经验都得不到必然真理这个休谟式的结论为起点的。

克里普克则肯定没有这么多的考虑（本来应该有），其结论依赖于现有科学理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说的科学理论当然都是“现有的”）是必然的，仅此一点就有逻辑缺陷，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及其与科学理论的必然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考虑。当然，康德用图型说试图证明范畴的运用是必然的，似乎主张我们在具体的经验情境中能够知道该用哪些、不该用哪些范畴，因而运用范畴所形成的命题好象也应该是必然为真的，显然也不符合科学实践：我们总有可能错误地确定出因果关系。“水是H2O”即承接了这种尴尬，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先天综合的。这种尬尴说明，“水是H2O”的必然性无法确认，我们只能说，如果“水是H2O”是必然的，其必然性应来源于经验之外的、先天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否被确定为科学理论）。

6．甚至这也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我们靠分析实物的水的样品得到的结论“水是H2O”有必然性，我们也仅是对那些被仪器分析过的水（样品）有此结论，对于那些靠外观相似而被判定为“水”（克里普克语）的所有物质，都能得到这个结论吗？分析哲学中对这个结论的肯定论证，都隐藏着内在的矛盾（如普特南等人的论证），但这里不能予以分析64。在这个意义上“水是H2O”如果被认为是有必然性的真理，则其必然性仍然如同前面已经多次总结过的，不是经验所能证明的，需要经验之外、即先天的条件，从不同角度考虑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些简单的述评式论证足以证明，克里普克关于“水是H2O”是后天必然真理的断言漏洞百出，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可能正确。但凡呈现出什么必然性，则或是定义，或是要求有先天的条件保证它（不管保证得了与否）。康德对“先天”的解释：问题可能在哪里？

先天知识就其定义来说是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为真的，先天真理为真不依赖于特定的经验，任何经验都不可能像在后天知识那里一样充当知识的构成成份。但是，先天真理与经验也不是绝对没有关系，因而与经验的关系更为复杂。即使解决了经验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先天真理与经验的关系也仍有其特殊困难。就我们已揭示出来的而言，对于任一经验，都需要存在先于它的东西，这没有肯定存在先于一切经验（当然也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因而可正当地称之为先天的东西。虽然我们揭示出必须存在先于单个的经验的东西，此经验才有可能，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而称这些“先在于此经验的”的东西为“先天的”，“先天的”是对“一切经验”讲的，不是对单个经验讲的。这似乎使我们无法研究“先天真理”、“必然真理”之类的东西了，因为它们都涉及“独立于一切经验”。但是没有这么糟，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先天”与“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一定要求我们决定出“一切经验”，只要从“经验”的基本规定出发证明“先天命题”与“必然命题”都是“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即可。

就认识的发生来说，任何认识都发生于经验中，先天知识也必发生于经验中。然而仅仅有感性经验或特殊经验，只能有经验知识而不能是先天知识。照此看来，先天知识如果有的话，感性经验对于先天知识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最多是一种激发作用，而不能是参予构成作用；而所激发出的先天知识既然不是单纯的经验认识所能够达到的，必定有超出这些经验知识之外的东西参与，否则无法超出经验认识而达到不依赖于经验为真的先天知识。我们可以保守地、然而却在逻辑上极其可靠地将这里所需要的经验之外的条件称为先天的条件，它们使“独立于一切经验”借经验手而得以实现。至于它们是否康德所说的范畴，那需要判断康德哲学是否正确----对于肯定对每个先天知识来说都要有超出经验之外的条件，这不是必需的。

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个先天知识，我们都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要认识它，那么任何经验都是不充分的，那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知识的堆积，它们不能自动地达到先天知识；要想得到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为真的先天知识，必须有不受一切经验左右的条件存在，它们既体现于经验中，又独立于一切经验。先天综合真理（或“后天必然真理”）如果有，其“先天为真性”（或“必然性”）显然不能来自于经验，那样只能得到经验知识；它只能来自于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因而是先天的东西，唯有如此这种知识才是必然为真的而不可能偶然为真（那是经验真理）。

这个结论是利用“先天”与“经验”等概念的规定推导出的，其实所肯定的只是：如果先天综合知识存在，它们必须要求什么必要条件。我们只是断定，如果一个真理是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为真的（先天或必然）真理，那么它的这种性质依赖于先天的东西才有可能，靠这种东西才有可能超出经验知识之限制。但我们没有作更多的断言，如认为存在先天综合真理或必然真理，那些先天的条件就是康德的先天范畴等等。这样做有一个根本的好处：即使康德对先天条件的解释不被接受，只有先天的东西才能带来必然性也是不受否定的。当然，这在总的趣旨上与康德是相呼应的。

2．认识先天知识，就是认识一个命题中诸概念被断定的关系是不依赖于经验而成立的。“诸概念间被断定的关系”表明，动词的“认识”必须在概念的层次实现这个关系。而在概念的层次，我们只有名词的知识，动词认识（有过程、有时间性，过程本身是经验性的）必须靠超出经验的先天条件实现为名词知识。

以简单的例子1＋1＝2来说，它往往被认为是必然的、先天为真的。若真的如此，它就不应当受到经验的反驳，而它的真理性也只能体现于经验中。认识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与认识1＋1＝2在逻辑上是不同的，这在常识中难以体现。前者只有具体性，只表现为具体的经验事实；而后者则有一般性，可以从前者中把“苹果”这个单位抽出，同时也可以换上任何一个单位，如“香蕉”、“石子”等等。由于1＋1＝2所适用的事情无限多，而1个苹果＋1个苹果＝2个苹果并不能直接表明这一点，必须要有此经验以及任何有限多的经验之外的条件，如直观能力参与，我们运用这种能力才能够形成一般的1＋1＝2的认识。由于正常人、甚至幼儿都有能力认识1＋1＝2，所以认识它们在逻辑上的区别格外困难。在动物那里，我们可以明显地见到或想像出二者的差别。

导言

“先天的（apriori）”是康德首先在哲学上予以精心刻画的重要概念，自那以后，“先天的就是必然的”几乎已经成为哲学中的定论。康德认为，虽然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但是却不能说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存在有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这就是先天的知识1，这是康德对“先天的”这一概念的最初说明。康德区分“来自”经验的知识与“先天的”知识，乃是因为在他看来，经验不能提供真正的普遍性知识，而只能提供偶然的、由归纳而来的相对的普遍性知识。对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比如数学知识等等，用“来自经验”解释是不通的，说明不了其普遍必然性的来源。为了说明经验知识与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根本不同，康德才把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称为“先天的知识”。从这个说明即可推知，所谓先天的知识，肯定就是“普遍必然的”知识，内在地隐含着这些知识独立于一切经验而为真，不可能受到任何经验的反驳。故而对于康德来说，“先天的知识就是必然的知识”可以说是个分析命题。康德研究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是以肯定这个命题为前提的。

20世纪以来哲学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成就之一就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无论在研究的方法还是在所研究的问题上，都与传统哲学与很大的差别。不过，对于先天性、必然性，在分析哲学中也有研究。在这种讨论中出现了康德的名字，出现了康德“先天的就是必然的”这一命题，似乎表明所研究的是与康德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只是在“研究的方法”上与过去不同了。美国哲学家克里普克（S.Kripke）在他发表于70年代的《命题与必然性》（NamingandNecessity）中，提出了与康德“先天的就是必然的”矛盾的“先天偶然命题”和“后天必然命题”，在分析哲学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被认为是运用新的哲学方法所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只要翻看一下介绍分析哲学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克里普克的思想一般总是被单独列为一章或至少若干节。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在其颇有影响的《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对克里普克的这一新贡献大加赞赏，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克里普克对包括康德在内的许多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在此之后又抛弃了他们的观点。尤其是，克里普克对康德关于先天与后天、必然与偶然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必然性”是形而上学概念，而“先天的”则是认识论概念，康德以及其后的哲学家们常常把二者等同看待，实际上是混淆了概念的不同2。1999年出版的CONCISEENCYCLOPIDIAOFPHILOSOPHYOFLANGUAGE，在“先天”条目中比较清楚地阐述了先天这个概念（apriori）的特性，澄清了一些谬见，也把克里普克的一个结论当作普遍原则的特例提了出来3。

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没有对康德进行文本研究,也未提出什么理论；他基本上只是轻巧地举出了几个“先天偶然命题”和“后天必然命题”的例子。有了这些反例，康德的观点显得不攻自破。克里普克的做法就像是四两拨千斤，用纤细的木棍把沉重的大厦拨翻了。诧异之余，我们也许百思不得其解：从康德对“先天的”这一概念的阐释来看，“先天的就是必然的”是显然的，怎么可能有反例呢？

这种疑虑即使在克里普克的书中都提出了4，然而却没有得到他本人以及其他哲学家的认真对待。

本文认真对待这一疑问----从标题即可看出，本文对克里普克的结论持否定态度，认为克里普克是“错误地发展”了康德。不过，这种说法需要作些说明。

经验概念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不依赖于经验而成立，可是总是用到了经验概念，而经验概念只能来自于经验，当然与经验有关系。康德对此也考虑过。他把先天知识中是否有经验概念、是否有经验的东西相混还是做了区分，先天知识中包括一类“纯粹先天知识”：先天知识中若无什么经验的东西和它相混，则为纯粹先天的知识。40

与此相应就有“非纯粹的”先天知识，像“一切变化都有原因”虽然是一个先天知识，但“变化”这个概念却是来自于经验，因而不是纯粹先天的知识41。

康德定义“先天知识”为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定义“纯粹先天知识”为无经验的东西相混的先天知识，显然包含着这样的区分：独立于一切经验与无经验的东西相混是不同的，前一个概念的外延比后一个的要大，一切先天判断都适用，而后者则仅仅是纯粹先天判断才适用。先天判断不管其中的概念是不是经验的，只管概念间的关系是不是经验的；而纯粹先天判断还必须满足其中不出现经验概念的要求。可是，孤立地从字面上理解，“绝对独立于经验”完全可以被理解成“无任何的经验混入”----混入经验的东西，还怎么能说是“绝对独立于经验”呢？这说明，“独立于一切经验”这个表述大有讲究，只能从命题中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否经验性的来看。

如果“独立于一切经验”具有最广义的内涵，意思是指与经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瓜葛，那么一个“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

认识的内容不是经验的；认识也不能与经验有任何间接的关系。

这一要求暗含着，这种认识之获得不需要认识过程。这样的认识如果有的话，当然只可能是天赋知识了。但天赋知识之不可能有，已经是定论了。因为任何知识的发生都在经验中或现实中，没有任何知识的发生不在经验中。康德也认为任何知识都始于经验，但这却不能否定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的可能性42。所以，

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路口，未来十年是关键期。预测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尤为困难。国人有了私人财产、自主生活和独立人格，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企望。利益群体在成型但无组织，相对独立的公共媒体和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越来越严重;上访、社会抗议、群体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强，但是管控能力减弱。

未来十年，一种可能是执政党和政府顺应公民社会要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趋势，奉行宽容妥协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改革，中国社会就能向现代政治文明顺利转型。

但也要防范另一种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机。社会的腐败和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公共事务达不成共识，一旦遇上危机，中国出现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以下三点政治改革无可置疑：

第一，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形成权力交替规则。未来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建政治权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会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赖于民意对政府的支持。增强政府执政基础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从中国目前政治发展情况看，十年内不可能把直接选举全面推开，但是，过去靠权威确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续，所以，通过党内民主，在一定范围以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领导的规则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也将普遍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产生。

其次，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最重要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必然提上日程，实行预算公开和民主化。近年，民间对公共预算改革的要求日益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公共预算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透露，3年内要公开政府部门预算。看来预算公开已成定局，公开后的预算必然招来公众的评论、挑刺，从而促进预算的细化、可读性和民主化。这将是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变革。

第三，公众参与将在各个不同层面上更规范地展开。近年来，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和公共事务上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不过这种公众参与主要是以民间自发的、冲突性的、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府只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些公众参与必将推动政府不断改进，使公众参与成为重要的民主制度形式。预测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尤为困难。国人有了私人财产、自主生活和独立人格，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企望。利益群体在成型但无组织，相对独立的公共媒体和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越来越严重;上访、社会抗议、群体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强，但是管控能力减弱。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路口，未来十年是关键期。

摘要：本次研究的主题是探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电子信息产品包装工作内容，希望能够通过发现问题认识到绿色包装的重要性及必然性，在实际的工作中提出科学的建议，优化包装工作的细节。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品；“绿色包装”；必然性

一、电子信息产品打造“绿色包装”重要意义

关注到当下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提条件，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针对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巨大负担，采取科学的方式进行环境保护，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认知体现。本次研究就从环境保护工作的角度出发，针对电子信息化产品的绿色包装工作内容进行细致的研究，希望能够认识到实际工作的重要性和正面影响价值，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绿色环保的包装概念就是利用可循环体系的特征进行产品的包装，在包装的过程中使用不毒害效果的材料，以不侵害人体健康为重要标准，同时还需要兼顾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目标和需求。包装产业在工作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对于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如何科学的应用绿色包装优化电子信息产品的包装是当下以及未来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选择科学的绿色包装方式，就是争取市场竞争权益的关键，也是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与国际标准相融合的关键目标[1]。

二、电子信息产品打造“绿色包装”现状分析

从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行业发展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能够发现，传统的电子信息产品包装在改革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在相关的法律、法规角度上进行优化和完善，才能够满足实际的社会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和进步要求。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也就决定了相关联的生产和制度体系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无法紧紧跟随社会发展的效率，就会导致实际的工作出现困境和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对于环保类型的产品保准理念推广存在缺失的问题，导致很多生产厂家随意的进行产品包装，严重的影响了环境保护工作的质量。为了追求短暂的经济利益，很多企业为了降低包装的成本，就会选择污染性大的包装材料，对于社会环境保护工作存在严重的阻碍情况。由于法律监督和管理力度的不足，也导致这些企业的不良行为没有受到合理的管控，造成进一步恶化的环境问题。电子信息产品多沿用传统的包装理念和设计，缺乏创新的意识，在包装原材料的选择上也呈现出明显的质量不达标问题，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保证需求[2]。

克里普克对康德的新发展集中于后天地认识先天命题是可能的这一点上，迄今为止尚未得到证明----克里普克没有进行过理论研究，而他的例子并不成功。这是我们仅仅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对“先天真理”、“先天地认识”等进行较为形式化的研究得知的。

“先天偶然真理”之混乱

“先天”与“必然”分离的正规实例，是“先天偶然真理”和“后天必然真理”。前一种例子其实是克里普克在概念发生了混淆；后一种例子又包括两类，都是由于克里普克没有认识到“先天”与“必然”的深层意义造成的。这里我们先着手解决克里普克的“先天偶然真理”的例子，我们将证明两个结论：

并不存在“后天”认识“巴黎米尺是一米长”这个真理的可能性；

“巴黎米尺是一米长”也不可能是偶然真理。

1．“巴黎米尺在时间t0是一米长”是米的定义，从定义就能知道它为真。克里普克据此说它是先天真理，说明他是根据命题为真是否依赖于经验判断一个真命题是不是先天真理的，里面存在经验概念是不用考虑的。

[摘要]房价的涨落归根到底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是价值、供给与需求诸因素共同博弈的结果。近几年来国家基于价值规律的宏观调控导致商品房价值在下降，非理性需求受到抑制，有效供给在增加，房价下跌已成必然。

[关键词]宏观调控价值规律房价下跌必然性

一、土地价格下降是房价下跌内在原因

商品房价值是决定商品房价格的基本因素。价值下降最终要传导至市场价格，导致价格下降。要控制物价首先要控制商品房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即C+V+P。商品房生产价格与其他商品一样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理论生产成本主要由“地价+建筑成本+营销成本+税费”等构成，按常规，建安成本只占房价的18%～22%（地区、楼层不同略有差别），各种税费在房价中的比重占到15%～20%，营销成本不超过3%，以上三项占总价值的33%～45%，土地费用在房价中的比重，一般占到20%至30%左右，特殊城市、特殊地段所占比重更高。地价的回归将直接引发商品房成本下降，导致其商品房价值下降，进而降低房价的价值基础。

2007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地价正在理性回归。央行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贷款管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及2008年1月《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宏观组合拳，加强了土地资源的开发管理，打击开发商囤积土地现象，土地流拍成为普遍现象,土地价格大幅下降，许多地块以底价成交,“地王”不惜损失高价违约金、保证金纷纷退地,房企挂牌转让项目股权现象增多。地价的走低降低了商品房价值，房价应声而落。国家发改委8月12日数据显示，全国房价同比涨幅自2008年2月起已持续回落六个月，且回落速度有加快趋势。房价下跌或持平的城市数量进一步扩大。7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29个城市房价出现下跌或持平局面，比6月多出8个，比例超过四成。上海、南京、杭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等在内的17个城市房价下跌，其中上海房价出现首降，降幅为0.1%，深圳房价继续下跌0.9%，已低于2007年同期3.9个百分点。根据21世纪不动产监测数据显示，7月北京二手商品住房买卖成交量环比6月下降了0.9%，成交价格下跌3.6%。

二、住房贷款新政的实施有效抑制了投资、投机性需求

摘要：遏制与治理日益严重的行政腐败问题，是我国法治国建设的要求。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范，行政权力的腐败是会得到有效治理的。我国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和法律机制的缺失或者说严重不足是不容乐观的问题。行政程序法律化是世界各国法治建设的趋势，我国也在积极研究行政程序的原理与机制，并以控制行政权为价值取向，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权力制约运行机制，做到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有监控，防止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以免诱发更多的行政腐败。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行政腐败行政程序规范

一、行政权力及其异化

人们对权力的崇尚，自古至今未有稍减。权力是容易被滥用的东西，行政权力更是如此。我们对行政权力的理解，是从分权角度，把它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行政权是一种职权，是由最高权力所委任、所体现或由法律制裁所支持的权力。宪法赋予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复杂性为行政权创造了广阔空间，事实上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一般包括行政立法权、行政命令权、行政决定权、行政监察监督权、行政制裁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裁判权等。

行政权在一个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9世纪西方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一生”。此时的行政权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只从事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好似“无为而治”。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行政权大为扩张，已扩展到对经济、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出现了经济行政、社会安全行政、文化教育行政、卫生行政、交通行政等，行政权干预和规制经济活动，调控国内国际贸易，兴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等等。而且，行政权向立法权、司法权渗透，行政立法（委任立法）和行政司法（委任司法）的兴起，突破了严格的三权分立的格局，而且由于行政权有着更大的实权来控制社会经济事务，行政权很快超过了立法权。另外，行政权扩张表现在行政人员的增加和行政机构的膨胀，导致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同样造成行政权的异化、腐化。

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定规章制度、乱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甚至实施肉体和精神折磨。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