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范文10篇

能否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成为关乎中国共产党存亡、人民军队性质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当前，必须一如既往地坚守历史沉淀下来的宝贵经验，始终不渝地遵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一、夺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唯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欲达成推翻剥削阶级暴力统治、实现彻底解放之目的，必须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下。诚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而其“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笔者看来，此一论述至少蕴含三层含义:其一，“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正是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而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则是其达成夺权目的的重要手段;其二，“建立自己的统治”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亦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军队，巩固政权同样需要革命武装;其三，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群体不可能直接领导军队，必须由政治代表领导，建立自己革命武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先进性，由其代表无产阶级实现这一重要历史使命，无疑是正确的。这一理论奠基正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华民族、军队的重要性。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中国共产党夺权、固权以及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之目的，唯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革命导师高屋建瓴的论断仅仅只是此一指导思想萌生的源泉，而真正对其加以了解、信服和掌握则是源于实践的催生。“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然而，稚嫩、盲目始终是任何一政党成立之初的“弊病”，而这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亦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事实上并未真正意识到“兵权”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尽管一大通过的党纲既已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辛亥革命的失利曾一度敲醒了沉睡的后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亦已“觉察”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对达成革命目的的重要性。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正确理论的提出，也需其能得以有效的坚持。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未“充分”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只是注意从事工农运动。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辛亥革命失败的“前车之鉴”事实上并未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接受“兵权决定成败”的“后世之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一论断的提出绝非偶然，亦非空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摸索后得来的惨痛教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前所述，尽管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秉持着推翻资本家政权需要革命军队这一朴素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思想，并在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加以明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尤其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认识不足，导致早期大革命时共产党并未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当对方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则无力抵抗，蒙受巨大损失。最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共产党人未掌握“兵权”而难逃失败的命运。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豁然醒来”，放弃了过去较为天真和单纯的“幻想”，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切实认识到军队之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主张。于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一条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党指挥枪”的思想亦逐渐确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在我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与其相“左”的声音同时存在，有时甚至占据了上风。当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孰是孰非终会一览无遗。秋收起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终究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弱化难撇瓜葛;相反，国共二次合作期间，正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西北红军的独立的绝对领导，才最终保住了自己，赢得了胜利。夺取政权需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政权同样需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其必然面临如何巩固既已取得政权的问题。而军权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保障，在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巩固政权亦应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西方灭我之心不死，国际敌对势力不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能否有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直接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方能确保军队永不变质、勇往直前

人民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缔造的，其成长、壮大亦离不开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九十年的历程再一次昭示我们: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保持统一的意志、昂扬的斗志、空前的团结和强大的战斗力;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才能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反观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在缔造人民军队的初期我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遇到过巨大的挫折;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过程中，党内也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它们与“党指挥枪”的思想相“左”，断然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度使我军蒙受巨损，几近葬送了这只人民军队。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人民军队是党一手缔造的，不会忘记缔造过程中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不会忘记一路走来的磕磕碰碰，更不会因党内一小撮落后分子而否认党的先进性，继而放弃党的领导。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再一次启示我们: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我军才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反之，则会败于挫折之中。“三湾改编”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人民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确立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措施，以保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的实现。正是因为坚持了上述原则，红军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则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断然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从而导致失败的在所难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武器装备先进并由国外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能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加强党委和支部的建设，从而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带领全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决策，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全党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而团结奋斗。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对组织还是个人而言，实践活动的动力和自觉都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因此，搞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首要问题是从全面认识和理解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背景、根本依据和条件入手，深刻体悟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这对于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发展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有关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主要涉及发展的本质属性、地位作用、发展的目的、方式途径及发展的成效评估等。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发展观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它来自于人类实践，又对实践发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而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表明，寻求、选择正确合理的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必然要求，也是古往今来各个国家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总的看，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期，受历史和时代条件的种种制约，传统发展观及其导引下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言及“发展”，人们大都侧重于经济增量，以追求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壮大为主，而对社会生产关系、体制制度及精神文明水平的改进和发展，相对比较忽视；在发展目的和作用上，虽然封建社会也有所谓“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也曾高扬“天赋人权”大旗，倡言“人本主义”理念，但在落后的生产力尤其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实质上推行的是“以神为本“、“以君为本”乃至“以物为本”，发展的成果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自工业革命发生以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的逐步确立，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其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高，世界各国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大提升。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社会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乃至危机，突出如：能源、资源快速消耗，浪费严重，殃及后人；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各国之间乃至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由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各种利益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物质文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精神文明的相应同步提高，人文素质下滑，人的“异化”问题空前严重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如在发展的内涵、发展的方式等方面，一些学者开始强调人类要走“均衡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合理发展”、“科学发展”的思想逐渐兴起。

二十世纪中期以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伴随高科技突飞猛进、电子化、信息化技术逐步广泛应用，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全球化时代到来，人类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提高到亘古未有的新高度，但是另一方面，上述矛盾问题却依然在持续加重。这种情况客观上也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化，世界各地、包括我国在内的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深刻认识到，那种倡行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张扬科技理性、对大自然疯狂掠夺式的“发展”，那种以经济至上主义为标榜、单纯追求GDP增长、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那种忽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存量、竭泽而渔、实际上以牺牲后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代价的“发展”，那种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之手”、听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自发作祟、忽视人际平等和人文关怀的“发展”等等，都是极其愚蠢而短视的，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最终只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由此，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协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追求“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科学发展理念俨然成为时代潮流，也深刻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在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路线，发起了以改革开放为最大特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场伟大实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在世界上创造了经济条件落后国家通过改革创新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推进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奇迹。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上述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此，近十多年来，从党中央领导人到许多学者专家都有不少深刻的论析。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各国之间以经济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就在这期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切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新的目标和任务，迫切需要我们深化对“什么叫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迫切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战略、拓宽发展途径，以长远眼光、科学思维来认识和解决好发展问题，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之路。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教育信息化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而信息化教学是教育信息化的必然要求，它给传统的教学样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走近。在教学过程中，大家都用过信息化的教学资源和手段，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一、信息化教学：现实和时代的要求

为贯彻落实全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提高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平，教育部从2010年起开始举办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大赛包含三个类别，即信息化教学软件、信息化教学设计、信息化教学实训，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的展开。我校也举办了同步的信息化教学大赛，以赛促建，以赛引领，职业学校教师信息化教学意识不断增强，信息化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当下的课堂较多的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处于被动、消极状态，学生厌倦，昏昏欲睡。教学脱离学生实际，忽视和掩盖学生的个性兴趣、心理需求和潜能发展，其内在的主体精神隐而不见，学习行为丧失了主动的心理回应，学生的思维处于睡眠状态。信息化教学“活化”了中职课堂，采用信息化教学，可以分类建立学习群组，可以利用视频、素材等资源，进行虚拟现场教学。我上过一堂公开课，名字叫玩转远程登录，大家知道，如果远程登录这一内容按照平时的上法，学生难免会昏昏欲睡，而以信息化教学为手段，虚拟登录过程，以“玩”为主要形式，教学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信息化教学“契合”了中职生心理，中职生是中考的失意者，我们必须采用不同于基础教育的教学方式，通过信息化教学（虚拟仿真、空间教学）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枯燥的内容直观化，丰富中职生的感性认识，契合中职生的心理现实。我曾上的一堂公开课，讲的是win－dows基本操作，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很枯燥和无聊，我改变了传统的“教师演示—学生操作”的惯有模式，以“室内寻宝”为话题，以学生游戏闯关为主形式。整堂课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真正做到了“活起来，动起来，笑起来”，受到了观摩者的高度肯定。可以说，信息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应当加快步伐，快速地融入信息化教学中，而不应是等待和观望。

二、信息化教学的主要应用形式

当前，信息化教学的应用形式是非常多的，我只是举例与职业教育教学关系密切的几种应用形式。

（一）专题学习网站

一、问题的缘起———《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所折射出的立法导向

《刑法修正案(七)》已于2009年通过，此次修正案共15个条文，涉及20多个罪行规范，亮点颇多。其中《刑法修正案(七)》第11条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修改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条对原逃避动植物检验罪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对该罪行为的扩大，即将动植物检疫扩大到动植物防疫和检疫，“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相应后果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其二，也是对本条修改的最亮点，增加了有关危险犯的规定。

该条明确指出，“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也可构成本罪。而关于本罪的主观罪过，学界历来争议颇大。有学者主张为故意;［1］有学者主张是过失，同时认为行为人违反有关国家规定可能是故意;［2］也有学者提出有关“复合罪过”的概念。［3］

笔者认为，罪过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是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主观联系。在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中，虽然行为人实施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可能是明知故犯，但对于行为将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者有引起情节严重的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在主观上应当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却轻信能够避免的态度。如果行为人故意以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的行为引起重大疫情，则其构成的不应该是本罪，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主观心态表现为过失，而有引起情节严重的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也可构成本罪，易言之，因过失行为所引起的严重危险状态也被定罪量刑，纳入了刑法评价和规制的范畴。至此，围绕过失危险犯的有关争论又一次被推向了前沿。

二、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基础

对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确立过失危险犯，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

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路口，未来十年是关键期。预测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尤为困难。国人有了私人财产、自主生活和独立人格，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企望。利益群体在成型但无组织，相对独立的公共媒体和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越来越严重;上访、社会抗议、群体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强，但是管控能力减弱。

未来十年，一种可能是执政党和政府顺应公民社会要求，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尊重民意、民利和多元趋势，奉行宽容妥协精神;健全法治，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改革，中国社会就能向现代政治文明顺利转型。

但也要防范另一种可能：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支持，坐失改革良机。社会的腐败和不满情绪增加，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对公共事务达不成共识，一旦遇上危机，中国出现倒退不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以下三点政治改革无可置疑：

第一，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形成权力交替规则。未来十年政治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重建政治权威以支持利益分化社会的改革和矛盾整合，它有赖于民意对政府的支持。增强政府执政基础的方法是人民的投票，从中国目前政治发展情况看，十年内不可能把直接选举全面推开，但是，过去靠权威确定的做法肯定不可持续，所以，通过党内民主，在一定范围以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领导的规则可能建立。地方市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也将普遍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产生。

其次，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最重要的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必然提上日程，实行预算公开和民主化。近年，民间对公共预算改革的要求日益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公共预算改革。在民间的压力下，中央政府有关部门透露，3年内要公开政府部门预算。看来预算公开已成定局，公开后的预算必然招来公众的评论、挑刺，从而促进预算的细化、可读性和民主化。这将是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大变革。

第三，公众参与将在各个不同层面上更规范地展开。近年来，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和公共事务上表现得越来越出色。不过这种公众参与主要是以民间自发的、冲突性的、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府只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些公众参与必将推动政府不断改进，使公众参与成为重要的民主制度形式。预测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尤为困难。国人有了私人财产、自主生活和独立人格，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企望。利益群体在成型但无组织，相对独立的公共媒体和借助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同时，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越来越严重;上访、社会抗议、群体事件在增加。政府管控也在加强，但是管控能力减弱。社会仇官仇富心理和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中国处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路口，未来十年是关键期。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统计方法的作用；统计方法的实践应用；如何提高统计的有效性；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统计方法是一种能使企业管理体系增值的资源，它是一种素质和思维方法、概率论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在企业中的实践应用、产品的质量检验问题、好的管理基础是关键、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组织保证、提高统计方法培训的有效性首先要开展统计方法应用的意识教育、统计方法的应用必须注重产品分析和使用条件、企业应用统计方法的基础是质量记录的真实性、有计划地进行统计技术的推广和验证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在偶然中寻求必然是应用统计技术的核心。统计方法作为一种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了解产品质量状态的分布情况，找出问题、缺陷及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统计作用方法实践应用

0引言

有不少著名企业在市场分析、产品开发与设计、工艺设计、生产控制与营销策略方面应用统计技术，结果使得其产品成本下降，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1统计方法的作用

摘要：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受到经济周期及贸易因素，国际利率调整，资本帐户管理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政策意图等因素的影响，是历史发展客观必然因素和有关国家或组织人为推动两种力量融合的结果。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发展过程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其收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但是，这种复杂性和不均衡性并不影响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的客观持续性。

Abstract:Asanintegralpartoffinancialglobalization,theglobalizationofcapitalflowsisinfluencedbybusinesscycleandtradefactors,internationalinterestrateadjustments,capitalaccountmanagementpolicies,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aswellasotherfactorssuchasthepolicyintentions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releva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nditresultsfromthecombinationoftheobjectivecertaintie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theman-madedrivingforcesbyrelevantcountriesororganizations.Theglob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ofcapitalflowsischaracterizedwithunprecedentedcomplexity,whilethedistributionofitsbenefitsispossessedofvisibleinequality.However,thecomplexityandinequalitywillnotinfluencetheobjectivesustainabilityofcapital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流动，推动因素

keywords:Globalization,Capitalflows,DrivingForces

作者：

吴念鲁，男，1936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翻译职业与职业化是时代的产物。文学翻译是翻译产业的一部分，一些著名的学者，出于一种崇高的文学使命感，曾疾呼文学翻译不能被职业化，理由是时下译著质量泥沙俱下，文学翻译也逐渐成为批量生产。［1］文学翻译是翻译史上最早、最重要的翻译活动。［2］文学翻译虽然只占到翻译产业的1%左右，但它在社会上的精神引领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既然翻译职业化之路业已形成，那么文学翻译职业化之路究竟如何?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一、翻译职业化的基本概念

在英语中，表示职业的词无论是vocation还是calling都是和“神召”、“天职”、“使命”等密不可分的。［3］可见，西方人所信奉的神学把“职业”定义为“天职”。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家和翻译家马丁•路德，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天职”(vocation)被引进到我国后，在汉语中却一般把它译为“职业”。这个词本来对应于英语中的calling(神的召唤)一词，包含着宗教上的含义:上帝安排的任务。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汉语中“职业”一词，并不能表达出西方宗教语言的“天职”中的意思，而把职业解释为:①个人服务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②专业的，非业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4］在西方，无论从源于宗教的“职业”概念提出，还是到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对职业和职业化的发展和诠释，职业都被定义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冯骥才所担心的文学翻译被职业化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如果循着西方“职业”的本意，理论上讲，翻译文学职业化完全可以“继承百年翻译史的两个优秀的传统:即为了精神的传统与追求经典的传统”。［5］关于翻译职业化的概念，很多学者把它归纳成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翻译职业技能、翻译职业意识、翻译职业道德。［6］然而，无论是职业技能、职业意识，还是职业道德，更多是从译者自身的职场素质来定义的，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职业化来讲，管理本身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应把翻译管理纳入翻译职业化的范畴，因为“把管理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是职业化的重要标志”。［7］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翻译职业技能、翻译职业意识、翻译职业道德是“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职业化的含义要求我们按照职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来管理一个企业，对于翻译产业来讲，翻译管理涵盖了译员管理模式、流程管理模式、质量管理模式、营销管理模式、信息化辅助手段管理模式等翻译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翻译职业化是时代的必然。长达数千年的宗教翻译与文学翻译并没有产生翻译职业。随着市场对具有专业翻译技能译员的需求增加，翻译在20世纪初成为一种职业，并在二战后迅速地被职业化。

二、文学翻译职业化的演进

(一)文学翻译活动回顾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从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到中世纪托莱多“翻译院”，［8］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近代翻译史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各国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翻译家及其典籍。中国文学翻译最早可追溯到六朝时期。钱钟书先生曾考证外国文学的译介应从1864年董恂翻译出版朗费罗的短诗《人生颂》开始;有人认为应从1853年英国传教士威廉翻译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开始之后，［9］林纾、徐志摩、巴金、萧乾、傅雷、朱生豪、董乐山等翻译大家改写了中国文学翻译往日不景气的状况。

进口洋垃圾治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贸易升级、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只有有效开展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发展中国家才能全面进行国际贸易的升级，也只有科学开展进口洋垃圾治理，才能实现国家和区域的经济转型。

1洋垃圾的危害

洋垃圾是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固体、液体、化工、电子废弃物的总称，受到利益的驱使，洋垃圾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局部区域甚至形成了洋垃圾村、洋垃圾镇，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从总的方向上看，洋垃圾以走私形式进入国境，由于没有规范的检验检疫程序和处理过程，洋垃圾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特别是洋垃圾中气体、生化、重金属等危害会长期、稳定、连续产生，不仅危害了洋垃圾产业链条中相关人群的健康，还造成了大范围区域土壤、水源、环境和生态的污染。

2进口洋垃圾治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和困难

2.1科学发展理念普及不足。进口洋垃圾治理存在认知和理念上的问题，公众和社会对进口洋垃圾治理不理解，这导致进口洋垃圾形成一个稳定而高效的产业链条，其中涉及地方政府、部分群众、部分企业的利益和价值，导致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不能有效而全面落实。2.2法制化进程滞后。进口洋垃圾治理没有法律体系和法制机制作为基础，不能有效调节进口洋垃圾治理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和现实冲突，不能规范进口洋垃圾治理活动，不能体现进口洋垃圾治理的法制化刚性，最终形成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功能和价值上的弱化。2.3公众参与度不高。进口洋垃圾治理既是一项政府职能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公众工程，当前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不能取得治理区域内公众的认可、参与，也就形成了进口洋垃圾治理范围、力度上的问题，造成群众对进口洋垃圾治理82工作的不理解，甚至在局部形成了公众与进口洋垃圾治理工作的对立关系。

3加强进口洋垃圾治理，推进经济转型中国际贸易的方法和措施

5．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在上面的问题上的深刻性。康德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显然他要问科学的必然性从何而来。克里普克则不言而喻地将科学理论视为必然，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康德是否会认为“水是H2O”是先天综合的，非常难以判断。因为康德只说了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是先天综合的，没有提及具体的科学命题。这绝对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康德在这里考虑的是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考虑的是纯粹自然科学的原则，称它们是先天综合的，没有把具体的科学理论中的命题称为先天综合的。比如，康德喜欢说的“任何事物都有原因”这个先天综合知识，在科学的实践中从来没有被否定，而且从科学活动的可能性来看，唯有假设它才能够进行----科学实验都是为了找到某些现象的原因而做的，当然假定了现象都是有原因的。即使我们把某一现象的原因搞错了，如同用“以太”来构造物理理论，也并不表明所解释的现象没有原因----而是这原因还没有找到，原因是存在的。所以，任何经验都不会否定“任何事物都有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它是先天的。而否定康德的想法，似乎是认为“某些现象是没有原因的”----人们马上会期待我们给出反例，我们当然给不出；而且，“某些现象是没有原因的”与科学的主流（也可以说是唯一之流）相悖谬，看起来根本没有可能。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则会得到相反的结论：运用这些纯粹的原理所得到的具体科学命题总有可能是错的，不是必然的----搞错“原因”即一例，物理学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以太”的例子以及从爱因斯坦理论取代牛顿理论等事实可以知道，现有的科学理论不是永恒真理，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必然真理。从科学哲学中的整体论来看，当经验与科学理论矛盾的时候，受到修改的有可能是科学理论，显然这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因此，说“水是H2O”至多是先天综合真理，也是在忽视了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实际上根本不能说“水是H2O”就是先天综合真理。

康德只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是先天知识，没有说具体的科学命题是先天综合知识，表明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既然是对“纯粹自然科学”讲的，他的结论自然不肯定任何现有的科学理论是必然的，因为它们不是纯粹自然科学，而是运用“纯粹自然科学”的原理所得到的“不纯粹的自然科学”，自然是可错的、不必有必然性。康德考虑的实际上是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考虑的是科学如果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源于何处。显然，这是以从任何经验都得不到必然真理这个休谟式的结论为起点的。

克里普克则肯定没有这么多的考虑（本来应该有），其结论依赖于现有科学理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说的科学理论当然都是“现有的”）是必然的，仅此一点就有逻辑缺陷，对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及其与科学理论的必然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考虑。当然，康德用图型说试图证明范畴的运用是必然的，似乎主张我们在具体的经验情境中能够知道该用哪些、不该用哪些范畴，因而运用范畴所形成的命题好象也应该是必然为真的，显然也不符合科学实践：我们总有可能错误地确定出因果关系。“水是H2O”即承接了这种尴尬，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先天综合的。这种尬尴说明，“水是H2O”的必然性无法确认，我们只能说，如果“水是H2O”是必然的，其必然性应来源于经验之外的、先天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否被确定为科学理论）。

6．甚至这也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即使我们靠分析实物的水的样品得到的结论“水是H2O”有必然性，我们也仅是对那些被仪器分析过的水（样品）有此结论，对于那些靠外观相似而被判定为“水”（克里普克语）的所有物质，都能得到这个结论吗？分析哲学中对这个结论的肯定论证，都隐藏着内在的矛盾（如普特南等人的论证），但这里不能予以分析64。在这个意义上“水是H2O”如果被认为是有必然性的真理，则其必然性仍然如同前面已经多次总结过的，不是经验所能证明的，需要经验之外、即先天的条件，从不同角度考虑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这些简单的述评式论证足以证明，克里普克关于“水是H2O”是后天必然真理的断言漏洞百出，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可能正确。但凡呈现出什么必然性，则或是定义，或是要求有先天的条件保证它（不管保证得了与否）。康德对“先天”的解释：问题可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