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范文10篇

一、四平调剧种发展概况

四平调是流行于豫、鲁、苏、皖四省广大接壤地区的一个地方剧种，由苏北花鼓演变而成，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建国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四平调获得了很好的发展。1956年商丘市四平调剧团排演的《陈三两爬堂》在河南省首届戏曲会演中获表演一等奖,极大地增加了该剧种在豫、鲁、苏、皖的影响，短时期内四平调从一个剧团，发展成立了三十多个专业和业余的四平调剧团，该剧种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时期四平调的发展落入低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平调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商丘四平调剧团也被恢复，该剧团所演的《小包公》一剧，唱响了全国各地。1980年12月，由商丘市文化局倡导，在商丘市召开了首次“四平调唱腔音乐座谈会”。这个年轻的剧种的发展达到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流行音乐和电视剧成为人们娱乐的新宠。包括四平调在内的很多戏曲剧种由于诸多原因而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濒危剧种。

二、四平调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四平调之所以成为了濒危剧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来观众群的流失。在四平调辉煌的年代，其流传地区的百姓文化生活可选择性较小，没有电视、网络等现代娱乐工具，没有歌厅、迪厅等娱乐场所，有的就是农闲时节村头的大戏，听戏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人们的文化生活有了多种选择的今天，要想使濒危的四平调剧种得到好的保护与发展，首要的就是培养听众群，这比任何保护都有意义，因为保护仅仅是使它不消失，而一旦培养起了持续的听众，四平调就有了广阔的前景。笔者认为，培养听众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由四平调主要流传地的商丘地方政府牵头，协调文化、宣传等部门，组织四平调剧团的演员排练优秀经典剧目，对全市人民进行义务演出，并到商丘所辖的各地包括每个乡镇进行巡回义演。充分利用商丘本地的媒体资源，对四平调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在商丘全地区造就一个四平调戏曲的热潮。在此基础上，对四平调的经典剧目进行录制，并在商丘电视台、河南电视台播放，争取把一些原来的戏曲听众吸引到戏曲节目上来。其次，商丘四平调剧团还应组织创作班底加强新剧目的创作。因为原来的听众多为中老年听众，对老剧目较为熟悉，用经典的老剧目就可能把他们吸引回来，但对于中青年听众，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听众，他们对戏曲普遍不感兴趣，要把他们吸引到戏曲上来需要下大力气。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四平调剧团创作人员要大胆创新，搞出一批有时代气息的、适合年轻人口味的新剧目，把他们从网络、电影、电视剧中拉到戏剧舞台前。再次，培养听众群要从娃娃抓起，在商丘的幼儿园、小学掀起听、唱四平调戏曲的热潮。可以把四平调的经典剧目的故事做成卡通影片，让小朋友从小就熟悉家乡的剧目。在小学的音乐课上加进以四平调为主的乡土音乐教学，让同学们了解和掌握四平调的知识，进而喜爱四平调戏曲。这样，才能使四平调的听众群越来越多。

保护和发展四平调，除了培养听众以外还必须加强四平调的改革创新。就像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现在的现代化一样，很多的剧种就是在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之下，其自身改革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濒临灭绝。四平调主要流传地的豫、鲁、苏、皖四省接壤处，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改变。以商丘市为例，商丘原来只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现在商丘市发展成辖两区的以工业为主的新型地级市。城市面貌、生活方式和80年代有了根本性改变，而四平调的改革和创新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加大四平调的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在剧目创新上，可以选择一些有时代气息的，反映现代商丘城市、农村生活的体裁进行创作。在唱法、唱腔创新上可以像当年创立四平调一样，更多地吸收其他剧种、其他唱法的经验，甚至可以借鉴一下美声唱法的气息和发声方法。

1湘南山区的自然环境条件表一南岭山区各地的气候（略）

湘南山区的地带性植被是常绿阔叶林。以常绿的壳斗科树种为主，并含有大量的樟科、杜英科、金缕梅科、桑科以及安息香料的一些成分。

湘南植物区系属泛北级植物区，中国—日本亚区。三级区划单元是华东、华南、滇黔桂、华中四地区交汇的区域。

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地史时期，丰富的水热条件，复杂的地形地貌，是孕育湘南山地区植物多样性高，区系成分复杂，保存各地史时期残遗种以及珍稀濒危植物最为根本的原因。

2湘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基本特征

2.1种类组成丰富

内容摘要：河南是戏剧大省，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剧种濒临灭绝。文章以四平调为例，从剧种创新、培养听众、高校传承等方面对河南濒危剧种的保护与发展作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濒危剧种四平调保护发展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孕育了辉煌的传统文化。艺坛上独领风骚近千年的中国传统戏曲(剧)艺术,在这里也有其深厚的积淀和文化渊源。历史上曾有几十个剧种在这里产生流行过，但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之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很多剧种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主要有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兴起的“罗戏”“卷戏”“大弦戏”“怀梆”“怀调”“宛梆”；道光咸丰年间的“北调子”“二夹弦”“落腔”“道情”“花鼓戏”“咳子戏”；同治、光绪年间的“四股弦”“羊羔戏”；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四平调”等。这些剧种在河南都有过兴盛的历史，代表着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这些剧种的保护与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下面以“四平调”为例谈一下河南濒危剧种的保护与发展。

一、四平调剧种发展概况

四平调是流行于豫、鲁、苏、皖四省广大接壤地区的一个地方剧种，由苏北花鼓演变而成，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建国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四平调获得了很好的发展。1956年商丘市四平调剧团排演的《陈三两爬堂》在河南省首届戏曲会演中获表演一等奖,极大地增加了该剧种在豫、鲁、苏、皖的影响，短时期内四平调从一个剧团，发展成立了三十多个专业和业余的四平调剧团，该剧种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时期四平调的发展落入低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平调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商丘四平调剧团也被恢复，该剧团所演的《小包公》一剧，唱响了全国各地。1980年12月，由商丘市文化局倡导，在商丘市召开了首次“四平调唱腔音乐座谈会”。这个年轻的剧种的发展达到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流行音乐和电视剧成为人们娱乐的新宠。包括四平调在内的很多戏曲剧种由于诸多原因而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濒危剧种。

摘要：河南是戏剧大省，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剧种濒临灭绝。文章以四平调为例，从剧种创新、培养听众、高校传承等方面对河南濒危剧种的保护与发展作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濒危剧种四平调保护发展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孕育了辉煌的传统文化。艺坛上独领风骚近千年的中国传统戏曲(剧)艺术,在这里也有其深厚的积淀和文化渊源。历史上曾有几十个剧种在这里产生流行过，但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之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很多剧种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主要有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兴起的“罗戏”“卷戏”“大弦戏”“怀梆”“怀调”“宛梆”；道光咸丰年间的“北调子”“二夹弦”“落腔”“道情”“花鼓戏”“咳子戏”；同治、光绪年间的“四股弦”“羊羔戏”；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四平调”等。这些剧种在河南都有过兴盛的历史，代表着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这些剧种的保护与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下面以“四平调”为例谈一下河南濒危剧种的保护与发展。

一、四平调剧种发展概况

四平调是流行于豫、鲁、苏、皖四省广大接壤地区的一个地方剧种，由苏北花鼓演变而成，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建国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四平调获得了很好的发展。1956年商丘市四平调剧团排演的《陈三两爬堂》在河南省首届戏曲会演中获表演一等奖,极大地增加了该剧种在豫、鲁、苏、皖的影响，短时期内四平调从一个剧团，发展成立了三十多个专业和业余的四平调剧团，该剧种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时期四平调的发展落入低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平调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商丘四平调剧团也被恢复，该剧团所演的《小包公》一剧，唱响了全国各地。1980年12月，由商丘市文化局倡导，在商丘市召开了首次“四平调唱腔音乐座谈会”。这个年轻的剧种的发展达到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流行音乐和电视剧成为人们娱乐的新宠。包括四平调在内的很多戏曲剧种由于诸多原因而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濒危剧种。

1湘南山区的自然环境条件表一南岭山区各地的气候

附图

湘南山区的地带性植被是常绿阔叶林。以常绿的壳斗科树种为主，并含有大量的樟科、杜英科、金缕梅科、桑科以及安息香料的一些成分。

湘南植物区系属泛北级植物区，中国—日本亚区。三级区划单元是华东、华南、滇黔桂、华中四地区交汇的区域。

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地史时期，丰富的水热条件，复杂的地形地貌，是孕育湘南山地区植物多样性高，区系成分复杂，保存各地史时期残遗种以及珍稀濒危植物最为根本的原因。

2湘南山区珍稀濒危植物的基本特征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进口或者出口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当遵守本条例。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依照本条例有关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规定办理。

第三条国务院林业、农业（渔业）主管部门（以下称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主管全国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管理工作，并做好与履行公约有关的工作。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履行公约，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经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准出口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批准进口或者出口的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进口或者出口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当遵守本条例。

出口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依照本条例有关出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规定办理。

第三条国务院林业、农业（渔业）主管部门（以下称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主管全国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管理工作，并做好与履行公约有关的工作。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履行公约，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经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批准出口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批准进口或者出口的公约限制进出口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核发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相较于一般意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与规模、分布范围及生存发展现状而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是大自然中的“活化石”，其生活环境及自身生存发展受威胁程度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制度性规范和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的法律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自1989年1月14日由林业部、农业部以来，在强化濒危物种拯救保护、打击乱捕滥猎及非法贸易、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名录自实施以来，除了将麝类、穿山甲所有种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外，其至今已有30余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更新。2020年6月19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在时隔31年后再次被提上法律修订日程，名录的修订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治理领域的大事，其开启了生物多样性下我国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新时代，回应当下我国最广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需求，其必将有力地促进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恢复，成为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直接驱动力。此外，名录作为我国野生动物受保护力度与灭绝风险程度的测度与风向标，其必将直接体现出新时代我国野生动物受保护种类与范围的变化情况以及野生动物物种数量的整体状况，为后期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物种恢复举措提供法律指引与制度依据。

名录制定的现实背景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生存发展现状

迄今为止，地球上可以辨认的物种的数量有175万种左右，绝大多数是昆虫一类的小生物。这些丰富多样的生命是地球逾35亿年进化的结果，可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生活环境及生存发展状况正被人类改变，特别是许多极其令人喜爱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如考拉、大象、鲸鱼等的数量持续下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许多物种正以超过自然灭绝50100倍的速度消失，而且据预测，该速度还将急剧加快。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有34000种植物物种和5200种动物物种，包括世界上八分之一的鸟类，正濒临灭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2020年年底更新了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信息，IUCN红色名录目前收录了全球128918个物种，其中35765个物种濒临灭绝，包括40%的两栖野生动物、25%的哺乳动物及14%的野生鸟类。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也显示，1970年以来，全球的哺乳动物、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00，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破坏对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的生存发展造成了致命威胁，世界野生动物生存现状不容乐观。我国野生动物生存现状近年来受野生动物背后所含商业利益与经济刺激的驱动，我国环境资源尤其是野生动物资源遭到巨大破坏，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灭失严重。根据WWF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在2015年共同的关于中国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需求状况的研究报告一一《地球生命力报告·中国2015，从1970至2010年这40年I司，中国的陆生脊椎动物种群数量下降了一半，中国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中国虽然在全球公认的12个“生物多样性巨丰”的国家中排名第八位，拥有脊椎动物6347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4%，但就濒危物种数量而言，我国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濒危野生动物分布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原产于中国的濒危动物就有120多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有400种，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还有成百上千种。根据IUCN2019年统计数据，中国野生动物资源濒危种类多且濒危程度严重，约76%的野生动物种群依然处于下降趋势，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日本、埃及、加拿大、德国、英国9个国家比较分析显示，中国受威胁野生动物物种数量排名居第三位。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制定的可行性宪法为名录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最高的上位法，具有至高无上性；在动态上，宪法由下位法加以具体化；在静态上，下位法从宪法中获得有效性的根据。因此，从名录制定的宪法渊源看，名录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野生动物资源国家保护义务的一种制度范式与具体展现方式，特别是《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为国家正常干预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是名录制度制定的逻辑起点《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该法律条款从权利角度说明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权属，但在社会实践中，仅仅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归国家所有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是因为国家不可能真正去行使所有权的占有、使用等权能。《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在宏观上规定了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但到野生动物管理层面上还需将这种权利具体下放到某个国家部门身上。特别是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在实际应用中，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制度的制定与管理较为典型。《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名录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的配套性规范依据，名录制度既自成体系，又紧密依附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立法时首创了濒危物种保护的名录制度，为名录的实际生成与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也是名录制度合法化的基本法律渊源。名录制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此次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修订是在地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背景下，对我国境内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所作的一次科学而全面的系统评估，符合新时代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顺应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历史潮流，其从制度层面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构筑起一条法律红线，为我国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拯救与保护工作架构起一张严密的制度“大网”，不仅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政策制定提供了制度层面的直接驱动力，而且能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完善提供科学的法律依据。因此，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上，名录制度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名录可以为我国今后采取更具针对性的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能为物种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规划提供制度化指引；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普及教育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其也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一环，是我国积极履行CBD公约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义务的外在表现。

完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的建议

1993年麦凯（A.Makkai）在他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迈向语言科学的新范式》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个术语，从此，“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定义在不同的论著中表述也不尽相同。俄罗斯的语言学界给出的定义是：研究影响语言发展和言语活动的消极因素，研究丰富语言的方法和途径，完善言语交际的道德伦理及其实用的公理体系的学科[1]。我国的《语言学逻辑辞典》上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尽管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涵义的基本点是相同的，生态语言学家们一致认为；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与自然、社会、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害，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不良影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两个领域：语言中的环境问题（简称语言生态环境问题）和语言自身的生态问题；产生两大分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批评语言学；细化为两个层面：1.宏观层面，主要运用生态学原理，考察语言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简称语言生态环境），分析研究影响语言功能的各种因素，并对此环境下的语言活力和生存状况做出评估；2.微观层面，对话语或语篇做结构上的分析研究，分析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非生态特征。本篇主要从宏观层面入手，综述当前国内语言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

语言的生态环境可细分为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两个部分。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2]；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对语言的外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三个：濒危语言的研究；语言多样性的研究；语言和谐问题的研究。

（一）濒危语言的研究

语言濒危、语言消亡现象并非当今社会所特有，它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在国外，梵语、哥特语、巴利语、赫梯语、高卢语等都是强盛一时的地方语种，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布于辽阔北方草原的语种如西夏语、女真语、契丹语、鲜卑语等语言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而先后消亡。语言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呈加速发展的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到了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3]。在国内，语言濒危现象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记载了我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中的53语言，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数很少。如：云南麻栗坡县彝族使用的普标语，使用人口只有50来人；西藏察隅县使用格曼僜语的仅有200人；四川阿坝州的业隆话，使用人口仅450人。严重的“语言濒危”现象也引起了我们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一批研究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戴庆厦、孙宏开、徐世璇、张公瑾、李锦芳、范俊军等。他们围绕濒危语言的界定，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对濒危语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等方面展开研究，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对“濒危语言”的界定，目前我国学界尚没形成共识，过去主要把操用这种语言的人口多少作为判断依据。中央民族大学的李锦芳教授认为：“濒危语言”指两三代人之内将要自然消亡的语言，可以用语言使用者的年龄、辈分来界定，使用者的数目并不那么重要。中央民族大学的戴庆厦教授与邓佑玲教授提出了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濒危语言，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最为重要。戴庆厦与张景霓又提出了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观点。他们指出：有些民族虽然因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语言转用，但主体部分或一部分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这样的语言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只能称之谓“衰变语言”而非“濒危语言”。虽然学界对“濒危语言”的界定不一，但大都赞同濒危语言以下几个特征：使用人口较少；使用功能衰退；儿童不再使用；两三代之内行将消亡。对于如何保护“濒危语言”，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张公瑾教授认为：“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谁也替代不了谁，从语言的共生关系来说，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没有多种语言并存，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发展，多种语言的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幸运[4]。这个观点被称为“多文化主义”。另一种观点叫“跨文化主义”。它鼓励各个语言群体之间的接触，使不同的语言文化相互吸收，从而达到语言趋同，形成一种新文化。薄文泽教授在2000年10月召开的“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对濒危语言而言，保护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语言消亡是个自然规律，人为地干预不会对濒危语言的保存或消亡起任何积极作用。对于濒危语言只能顺其自然，我们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将濒危语言材料记录保存下来”[5]。关于濒危语言的成因分析，李锦芳教授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历史原因有：民族融合、文化变迁、政权更替、民族歧视等；现实的原因有：民族杂居、通婚、汉语文化教育的普及，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黄行教授认为：造成语言濒危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徐世璇教授则认为：由于主动的文化同化而造成的语言转用是当前语言衰退消亡的主要原因。戴庆厦教授的观点比较辩证，他指出，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往往千差万别，任何寻求单一原因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纵观各家之言，有一点是比较共性的：他们大都认为导致语言濒危的根源在于语言的外生态环境，而不在语言的本身。在抢救与保护濒危语言的方法策略上，持“跨文化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我们能够做的是尽快将其语言资料记录保存下来。持“多文化主义”的学者抱着乐观的态度，提出“统一多样”的语言发展战略，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并且围绕“统一多样”这个大前提，设计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如保护少数民族区域语言生态环境，坚持语言平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靠新的科技成果，维护语言的多样性等，这些措施对缓解我国语言濒危的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语言学家先驱J.Fishman曾告诫：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6]。笔者认为当前语言濒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我们应直面现实，搁置争议，先把濒危语言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起来，至少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其衰老消亡的速度，不要坐等“濒危语言”成了“语言遗产”时才亡羊补牢。

（二）语言多样性的研究

前文提到过，“生态语言学”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作为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因此，语言多样性的问题是生态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与生物的生态系统一样，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多种语言在系统中共生共存，并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美国康涅狄克大学的学者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与语言多样化程度在地区的分布上具有一致性。如太平洋婆罗洲岛有丰富的物种，栖息着多个土著民族和族群，他们使用着100多种语言。非洲热带雨林的雨季分布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分布明显相关。可见，生态多样化造成人类种群的多样化，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语言的多样性。邢福义教授谈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总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源的保护开发更为重要。与语言多样性的一个反观点是：语言的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的王远新教授指出：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观点看，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非但不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它在极大提高人类丰富性的同时，还可以为人类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放弃了一种语言同时也就失去了蕴含在这种语言中的独特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不是绝对等同的，语言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文化具有超语言性，并不一定一种人类语言的消亡，就意味着人类失去一种文化。因为生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语言遵循的是社会规律。

当时，辰山植物园基址的土壤现状是质地黏重的水稻土很难满足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生境来源植物的生长需求，各专类园(以分类单位、场地特征、服务对象和研究类群为聚类特征)建设对土壤要求各异，项目建设过程中原有土壤翻腾扰动严重。为了创造多样的地貌结构，更为难解的是200万m3全部客土构成绿环的实施，大量来源不明的土方运到园区，土质理化性质复杂且指标低下。因此，为满足植物园景观营造和植物种植的需求，建设过程及开园以后需持续检测土壤质量，并结合种植物的立地要求加以改良。植物是植物园的主角，如何科学配置各类植物，营建优美的景观，展现各专类园的植物种植特色，体现其丰富的文化与科技内涵，一直是风景园林不断探索的问题。辰山植物园设置的30多个植物专类园，可分为4种类型，第一类是世界各地普遍设置的植物园，按照植物的季节特性和观赏类别集中布置展示的园区，如月季园、鸢尾园、银莲花园、百合园、金缕梅园、纤维植物园、能源植物园等；第二类是为增加植物园趣味性，吸引某类特殊人群或为游客进行科普活动设置的园区，如儿童植物园、盲人园、绿色剧场等；第三类是结合植物园的研究方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专类植物收集和植物新品种引进展示为主的园区，如配合桂花品种国际登录而建设的桂花种质资源展示区；收集华东地区3000种原生植物建设的华东植物收集展示区等；第四类是根据辰山植物园的场地特征营建的特色园，如沉床花园、水生植物展示园、岩石药用植物园等。这样，如何满足特色植物专类园区景观的营建与维护需求，既构建出结构稳定的植物群落，又能与园区周围的环境相融合而形成安全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从选择植物种类开始进行科学配置，并从实施适宜的保育措施入手。园区景观的主体结构——绿环，规划打造成植物的“联合国”，种植与上海气候带相近，汇集世界5大洲的植物类群而形成别具风格的国际树木园，与绿环内“华东地区乡土树种收集区”的植物形成对比。同时，也可利用温室等收集并展示国内外的代表性植物，为游客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而外来物种，尤其是洲际代表植物，由于生境变化因种而异，如何在辰山生存需要对其生态适应性进行研究，并根据其科学文化内涵进行合理的配置与景观营建。华东区系拥有珍稀濒危植物400余种，辰山植物园作为华东地区的一个综合型植物园，对区域珍稀植物资源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规划中设立的珍稀植物收集与展示区，可在建设初期从对少数旗舰濒危物种开展保育生物学研究入手，制定出相应的迁地保护策略，从而为园区收集保护其他众多珍稀植物资源提供技术参考。

主要技术对策

在对区域内的水质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以园内封闭景观水体的水质维护利用为核心，研究与景观相结合的人工湿地生态处理措施和辅助性的人工强化处理措施，以保障景观水体的水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技术集成和工程示范，保证了园区内景观水体的水质安全、构建了稳定且健康的水生生态系统。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取样，对辰山植物园周边水系的水体状况进行了监测和分析，探索周边河道水文、水质及水量的变化规律，为景观水体的生态修复与建设提供了基础资料；对植物园水体的功能定位和水质进行科学评估，为水体净化和生态处理提供了应对策略。对景观水体的补充水量、蒸发量、渗透量和循环量等关键参数进行了研究，选择合适的水体复氧技术[1]；研究了人工湿地处理系统、植物—水土界面契合体系、水生植物处理系统等不同生态修复技术的作用机理、适用条件、处理效果和成本，筛选出了合适的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具体措施另文介绍)[2-3]。建立起了以生态修复技术为主，人工强化处理措施为辅的水质整体维护方案、运行机制和管理措施，并进行工程示范。针对辰山植物园中瘠薄土壤和不明性质客土对未来植物种植的压力，进行了土壤质量的动态监测和重点区域的土壤改良措施对比研究，确定“适地适树”植物的合理种植方案以及“改土适树”土壤改良的技术措施。针对工程建设需要，选取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壤类型，进行了0~20cm、20~40cm、40~60cm、60~90cm、90~120cm5个层次的采样，分析土壤的pH、EC值、有机质含量、容重、通气孔隙度、质地、水解性氮、有效磷、速效钾等理化指标，摸透了辰山植物园杂合土壤存在的生态本底值。针对土壤的实际状况，根据典型植物生长需要的条件，制定适合辰山植物园绿化工程的土方质量标准，指导了各个地段和环节的具体施工，形成了辰山植物园土壤改良的详细施工方案。当时选择了植物园具有代表性的10个典型植物群落，如牡丹园、木兰园、杜鹃园、玫瑰园等，在进行pH、有机质、氮、磷、钾等常规指标测定的基础上，重点针对能敏感反映各植物群落土壤质量或生境系统土壤生物学变化的指标，进行定期和长期的监测，重点监测土壤酶(脱氢酶、磷酸酶、尿酶和转化酶等)、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微生物总量、水溶性碳和土壤呼吸等的变化，分析预测不同群落土壤生境生态的发展动态，预测了不同群落土壤质量演变的趋势。针对典型土壤改良措施下不同群落土壤生态的演变趋势，系统分析植物的长势和潜在的问题，对不同改良方案下植物的生长状况、植物本身对土壤改良的适宜性进行分析，确立了合适的植物种植技术和土壤改良对策。通过世界5大洲各植物地理区的植物配置技术研究，为植物园内不同植物专类园区的营建提供技术参考。另外通过开展代表性的濒危植物或旗舰物种的保育技术、植物养护与病虫害防治等的研究，为园区的植物配置、生态管控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参数。通过抗性生理和生态习性的实验，开展洲际代表植物的引种驯化、选育、安全性预测及应用配套技术研究。根据各种洲际植物的科属特征、原生群落特点和当地民族风情，确立各大洲代表植物的配置方案，塑造出别具5大洲植物区系风格的国际树木园。1)园区洲际代表植物的选择与栽培。选择景观效果好、具有一定文化或科学研究价值的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主要的代表性植物在辰山引种栽培。在为这些植物创造适宜生长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驯化试验。通过观察洲际代表植物的生长发育节律，检测其生态适应性的强弱以及是否存在生态安全隐患。2)洲际代表植物的生态适应性研究。对引种的洲际代表植物进行抗性生理和生态习性实验，找出限制植物生长的不利环境因子，提高植物的生态适宜能力。通过相似优先比的方法寻找到了世界各地植物引种到上海适应度的优化链[4-6]。3)五大洲植物配置技术研究。以洲际代表植物的文化和科学内涵为基础，根据不同地形条件下植物景观特色营建的需求，确定了基调植物和园林搭配种类。根据植物的生态习性，确定了植株体量参数与植物种植密度的关系，进行合理配置。运用种群生态学、生殖生物学和保育遗传学等研究手段，以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为研究对象，多角度、多层面分析研究目标种天然群体的时空分布格局、遗传变异水平与系统进化路线、以及它们在不同生境中的生态适应性与分子进化机制，找出了其濒危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迁地保护与复壮措施，以此提高植物园的科研水平与国际影响力。以大果青杄(Piceaneoveitchii)和天目木姜子(Listeaauriculata)为例，二者均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虽原产地与上海气候条件各有差异，辰山植物园作为这些物种的迁地保护场所，具体实施策略如下：首先，采用“相邻格子样方”法进行野外定点调查，深入了解大果青杄和天目木姜子现有的种群数量、种群规模、种群结构、地理分布式样、濒危现状及保护状况，查明其濒危过程中的种群生态学表现特征，建立了反映种群全部生活史的生命表(包括各年龄组或生活态、出生率、死亡率等)，预测自然种群的发展趋势。其次，在全面收集大果青杄和天目木姜子多个居群及个体的基础上，运用分子标记手段，系统分析其遗传多样性，揭示不同居群间的系统进化关系和种群濒危的遗传机理。条件具备时，利用播种、扦插、组织培养等多种繁殖手段对大果青杄和天目木姜子进行繁殖实验，借此扩大种群数量，避免种群灭绝。经过该研究，推动了大果青杄在最近的国际裸子植物濒危等级评估中，成为东亚最为濒危的物种，引起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从植物个体、小景观到整体景观等不同尺度、不同视角，研究维护园区标志性景色需要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对新引进的植物病虫害开展监测，制定园区病虫害防治月历以及维持园区景观效果的植物季节性调控计划。构建有害生物入侵的预警机制，将有害生物控制在园区以外[7-8]。

回顾与展望

本项目运用多学科手段，对园林设计和工程实施中的要点和难点进行了研究，解决了辰山植物园建园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推动了项目建设进程，为植物园按时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业内的赞许。针对园区封闭景观水体修复和水质保障技术的研究，直接应用于辰山植物园景观水体的建设中，对提升了园区的水环境质量，减少径流水量和面源污染，其水位调控水平和水质园林净化技术融合了市政水环境和河道水环境处理的优势，摸索出一种工程措施和生态技术整合的优化模式。针对植物园绿环200万m3客土来源不明的难题，选取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壤类型，进行不同立地剖面5个层次的采样，通过分析土壤的pH、EC等10余项理化和生理指标，找出在土壤中种植不同植物存在的实际问题。确立了因地制宜的土壤改良对策，采取普遍改良、局部换土和群落土壤生境自然演变的方式，提出“改土适树”和“选树适地”的综合处理措施。根据“历史引种调查”和“模糊相似有限比”的模型分析法，对北美洲、欧洲、地中海地区、澳洲、南美洲、非洲地区和亚洲各地与上海地区引种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基本确立了五大洲植物引种的范围，明确园区扩大引种的种源地和引种对象。大果青杄是东亚地区濒危级别最高的裸子植物，通过立地调查和对濒危机制的探讨，找出了濒危的原因，提出了针对该物种的保护措施和行动计划。天目木姜子是长三角地区有影响力的特有物种，通过自然生境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的综合保育策略。现在，辰山植物园已对公众开放，为缺乏地形变化的上海地区增加了一个集自然山体、观光河流和人工湖泊于一体的园林作品，也逐步成为了园林科研的基地、科学普及的课堂、老少皆宜的游憩场所和中外科技交流的桥梁。

本文作者：张德顺工作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