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加入WTO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关键一步，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进展。我国要迎接由此带来的严峻挑战，有必要先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比较优势。本文首先回顾了传统比较优势的理论，进而剖析了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我国比较优势的内涵可以从资源、外部经济及竞争优势三个层次予以拓展。本文试图以此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国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这需要富有远见的理论指导。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一、简述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由大卫•李嘉图创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决定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存在不同的机会成本。即使一国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只要该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二、对我国货物贸易的现状分析

2.1我国货物贸易的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贸易的现状，本文先从贸易的总体状况入手，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贸易的总量和结构，然后利用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对我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做定量的分析。

2.1.1我国货物贸易的总量分析

本文作者：董志凯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打开门要找规律”，及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陈云十分重视研究对外贸易的规律。他说：“打开门要找规律”，⑦在对外贸易中要遵守规则、建立信用、知己知彼、灵活操作、提高效益。知己知彼，利用市场规则，防止低价卖出、高价买进20世纪50年代，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共同任务。1950年，中国政府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建立了双边贸易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大量囤购橡胶等军用物资，引起了世界橡胶市场的混乱。1951年4月，美国强迫马来亚停止对中国出口橡胶；接着，又同泰国，印度尼西亚订立垄断橡胶协定。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业。1951年，由于美国囤积橡胶过多，又限制国内民用胶的消费量，减少了从产胶国的进口，致使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降，主要产胶国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遭受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联邦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⑧，成为我国在西方对华“禁运”链条上的东南亚突破口。锡兰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当时锡兰每年需输入40万吨大米，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偿付米价．美国的“禁运”政策使橡胶价格由1950年12月份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1951年9月的0.245美元，导致锡兰胶业濒于破产，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同时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面对锡兰的困难，中国驻缅甸大使及时向锡兰透露可供应大米的信息。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顾美国的“禁运”指令和压力，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以换取急需的大米。1952年9月17日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沈纳努亚克率团来华谈判。中国对外贸易部受总理亲自指导，在谈判中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并经政府批准，给予适当价格优惠。10月4日两国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中锡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1953~1957年，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交换5万吨橡胶。此后中锡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在这场交易中，陈云仔细计算和处理了米价、胶价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1952年10月，锡兰政府提出进口中国的大米由20万吨提高到30万吨。陈云对此指出，按照中锡协定规定，每年出口锡兰的大米按协定价格售出，但中国采购的橡胶是由商人经营，锡兰政府只能给出口证，中国卖大米所得的锡兰卢比，只能在锡兰自由市场上购胶。这样一来，橡胶商人可以随时抬高胶价。虽然锡兰个别商人是无组织的，但锡兰政府或其大资本家组成的私人公司可能收购橡胶，继续抬价。因为橡胶价格涨跌，锡兰政府在换米合同上没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轻易允许增加出口10万吨大米，可能进一步促使胶商抬价。因此，陈云建议如果可能增加10万吨米的出口，不如向印尼售出，换印尼胶。也就是说，进口橡胶的渠道越多，越有可能阻止胶价上涨。这正是尊重国际贸易市场规则，灵活处理对外交易的作法。⑨及时将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新中国的机床制造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通过引进国外机床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陈云及时将以往的比较劣势产品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1955年9月，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9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埃贸易协定问题时提出：我们应该出口一些工业品。我们的工业品虽然基础差，产量少，商品比不过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吃的是面包、黄油，我们吃的是青菜、萝卜、窝窝头，我们的成本要低一些。出口一些工业品，仅从经济上来说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换回些外汇。外汇光靠猪鬃等农产品的出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可以有税收，有利润。除了这两条外，还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就是棉花少了纺织厂要停工，停工要照付工资75%，花了钱还影响不好。我们出口一些工业品，比如机器等，能够进口一些原料来维持生产，比如进口棉花维持我们纺织厂的生产，然后再将纱布出口。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肯定了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关于出口的东西要讲信用，规格、质量要好的意见。他指出，出口的机器是要搞得精密些，需要有个商品检验机构。⑩根据上述思想，外贸部制订了相关政策。1956年中国开始向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出口机床，当年出口了49台，金额为6.1万美元。由于中国的机床具有价廉、耐用、操作方便的特点，很快打开了销路。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在香港等市场上创出了“西湖”牌台钻、明精牌车床等名牌产品，为扩大对港澳、东南亚地区出口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国机床制造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产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床出口有了长足的进展。1981年7月20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工贸结合形式出口了第一艘远洋船，1991年交船十周年之际，陈云题词：“大力发展造船工业。”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是我国工业化战略产生的比较劣势变为比较优势的一个例证。陈云对于一些国营商业的官商作风给予严肃批评。1961年他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他严肃批评国营商店的官商作风：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出口要看进口，要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华封锁升级，对外贸易的难度加大。陈云指出：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国家来往少了，我们可以转口，转向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采用易货方式，把物资收购起来放着，又坏不了，等到有差价时，自然就有商人来了。美国现在已有了两个让步，一是它不能不要猪鬃，二是我们现在可以自香港进口，美国的商人也不都是那样“爱美国”，遵守封锁指令的。我们的步子要稳，经常要有六七千万美金在手里，说动就动。出口要根据进口情况决定，我们出口什么时，要先看拿什么东西进来，进口多了，出口才多，这样就稳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对我国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其中既有易货贸易，也有外汇交易。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重大项目实施，陈云和苏联的账是算得很精的。1952年，当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协议尚未签约时，他指出，在未得苏方答复以前，五年建设的规模虽还不能确定，但我国五年的对苏出口计划不应变更，因为对苏出口是外汇的基本的最大的来源。即令基建减少而外汇需要量减少时，亦应减少贷款而不应减少出口。只要出口计划不变，而苏方又能接受我们出口物资的全部数量，则今后五年我国的外汇情况便可处于主动地位。零星设备及器材订货，宁多勿少，多了可由国家储备。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为了解决内外交流中的市场运作和货币问题，陈云于1951年对上海提出要求：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要在一年内摸索出钞票流通的规律。现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反映钞票少了，上海等大城市反映钞票太多了。我们摸不到其中的规律，不知道一元票子运到农村去几时可到上海，可收回多少，外面还留下多少。要是能摸到这条规律，觉就可以睡安稳了。因为钞票放得少了，农村就不成；放得多了，大城市又受不了。现在，我们对此是盲目的。今年内要摸到这条规律，要把盲目的上海变成自觉的上海。1973年，陈云受委托研究外贸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他的这个想法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价格与货币发行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他指出，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由于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货币还有周转次数）。35美元一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货币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根据我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1：8。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这在货币市场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他预言：世界货币可能会用一种像我们解放初期的那种“折实单位”来计算。1944年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货币体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的美元很吃香，好像我们现在的“全国通用粮票”一样。看来，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他的这番话反映了他对规律的探索在深入，其中一部分已被世界金融体系的历史进程所验证，一部分体现了他注重实体经济的一贯思想，对当下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力主劳务出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两桩事态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市场，这就为中国从西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机遇。1971~1973年，国家计委经过反复修改，制定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了制订实施“四三方案”的领导。这一方案引进技术和设备所需外汇大部分来源于对外贸易。1970~1973年，我国的外贸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l970年，全国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l973年即翻番达到58.2亿美元，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中，土特产、手工艺品占据重要地位。（一）促进抽纱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由于我国资金短缺，收入水平低，劳动力价格便宜，生产同一产品的劳动成本可以比发达国家低。所以用劳动代替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比较优势”。陈云十分重视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如抽纱是刺绣工艺品。我国农民利用空余时间在家中手工生产，成本低、质量高，在国际市场上有卖点。1973年12月，陈云在听取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汇报时特别就出口抽纱工艺品指出，抽纱的生产和出口，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国家可以拿到外汇，老百姓可以增加收入。一个月有几元钱的现钱收入，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件大事。从1972年开始，我国陆续恢复了工艺美术品和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并实行国家投放资金和给予优惠贷款等扶持措施。为了抽纱出口，陈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具体分析了抽纱出口的办法。他指出，抽纱是实用工艺品，也就是非生活必需品。价格适当与否是销售中的一个大问题。现在90%以上是销售到我们贸易有逆差、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对我们非常有利。要巩固和扩大西欧市场，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场；要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中低档货有大量的消费者；手绣和机绣的发展应该根据市场需要而定，做买卖总是以较低的价格打开销路，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站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选择客户、选择中间商。陈云特别举了一个意大利客户由兼销变为主要经销抽纱和汉堡转口的例子，说明外国中间商以及港商在开拓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口商品价格要服从以下原则：要有利于长期扩大销售，要变被动为主动。降价以后，对某些已经买我们货的中间商可以有某些补贴，补贴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新销售地区的价格，可以不受老销售地区价格的束缚，等等。陈云还指出，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自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不这样做就是傻瓜。1970~197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持续走高，从1973年起，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元，达到109.8亿美元，是1969年的2.7倍。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也持续走高。1973年，我国出口总额达到58.2，是1969年的2.7倍。（二）“劳务出口”应当大搞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充裕，劳动力素质较好，成本较低，在世界劳务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力主劳务出口。1982年他从以往进口木材、出口家具受到启发，认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劳务出口”应当大搞。要求中央财经小组商议决策。此后我国劳务出口迅速发展。根据商务部2009年的统计，每年被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或东欧雇用的中国建筑工人高达50万人。21世纪以来，中国成长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很多劳动力在计算机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中国知识型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平均IT劳务成本比印度低三至四成。在此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发展起服务外包产业。中国成为许多跨国大公司拓展外包业务的首选地。（三）建立与发展出口商品基地1954年，华南外贸分局就关于扩大对港澳出口的货源组织问题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构想。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进口粮食，、李先念先后提出扩大“以进养出”以增加外汇的办法。1961年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指出，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那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从1961年开始，外贸部扩大了1957年以来实行的“以进养出”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即增加近50%。经过艰辛的努力，为进口粮食提供了必要的外汇支持。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与完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新的组合形式——出口生产体系得以逐步取代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而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形式。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从“七五”计划开始，建立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主要是引进新品种，改善基础设施；实施“星火计划”，支持乡镇企业技术改造，设计100类成套技术装备、建立500个示范企业，取得实用成果后向全国推广，大批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91年8月28日，陈云为外贸部举办的出口商品基地产品展览会题词：“搞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高出口商品竞争能力。”

关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外贸体制

电子商务是一种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集金融电子化、管理信息化、商贸信息网络化为一体，旨在实现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和谐统一的新型贸易方式。电子商务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念，缩小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距离，大大提高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有效传输和处理，开辟了世界范围内更为公平、公正、广泛、竞争的大市场，为制造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提供了能更好地满足各自需求的极好的机会论文。

与传统的商务活动方式相比，电子商务具有以下几个比较优势：

1.交易虚拟化。通过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互联网络进行的贸易，贸易双方从贸易磋商、签订合同到支付等，无需当面进行，均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完成，整个交易完全虚拟化。对卖方来说，可以到网络管理机构申请域名，制作自己的主页，组织产品信息上网。而虚拟现实、网上聊天等新技术的发展使买方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广告，并将信息反馈给卖方。通过信息的推拉互动，签定电子合同，完成交易并进行电子支付，整个交易都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进行。电子商务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企业间明确的组织界限，出现了虚拟企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联盟，表现为企业有形边界的缩小，无形边界(虚拟企业的共同边界)的扩张。

2.交易成本低。电子商务使得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一是距离越远，网络上进行信息传递的成本相对于信件、电话、传真而言就越低。此外，缩短时间及减少重复的数据录入也降低了信息成本。二是买卖双方通过网络进行商务活动，无需中介者参与，减少了交易的有关环节。三是卖方可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产品介绍、宣传，避免了在传统方式下做广告、发印刷品等大量费用。四是电子商务实行“无纸贸易”，可减少90%的文件处理费用。五是互联网使买卖双方即时沟通供需信息，使无库存生产和无库存销售成为可能，从而使库存成本降为零。六是企业利用内部网可实现“无纸办公（OA）”，提高了内部信息传递的效率，节省时间，并降低管理成本。通过互联网络把其公司总部、商以及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分公司联系在一起，及时对各地市场情况做出反应，即时生产，即时销售，降低存货费用，采用高效快捷的配送公司提供交货服务，从而降低产品成本。七是传统的贸易平台是地面店铺，电子商务贸易平台则是网吧或办公室，大大降低了店面的租金。有资料表明，使用EDI通常可以为企业节约5-10%的采购成本。

3.交易效率高。由于互联网络将贸易中的商业报文标准化，使商业报文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使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申报等过程无须人员干预，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传统贸易方式中，用信件、电话和传真传递信息必须有人的参与，且每个环节都要花不少时间。有时由于人员合作和工作时间的问题，会延误传输时间，失去最佳商机。电子商务克服了传统贸易方式费用高、易出错、处理速度慢等缺点，极大地缩短了交易时间，使整个交易非常快捷与方便。

4.集成性。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兴产物，其中用到了大量新技术，但并不是说新技术的出现就必须导致老设备的死亡。万维网的真实商业价值在于协调新老技术，使用户能更加行之有效地利用他们已有的资源和技术，更加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电子商务的集成性，还在于事务处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它能规范事务处理的工作流程，将人工操作和电子信息处理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不仅能提高人力和物力的利用，也提高了系统运行的严密性。

一、问题的提出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对比较优势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20世纪由赫克歇尔和俄林等人开创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完善，取代了李嘉图的模型成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现代形式，同时也成为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少学者对比较优势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澳大利亚的PeterG.Warr(1994)认为，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公司，而比较优势理论则是关于一国怎样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比较优势理论最适用于生产初级产品和标准化制成品的国家，而竞争优势理论对于单个企业具有指导意义；在国家的层次上后者的适应性是有限的，但对于生产高度差异化和复杂制成品的工业化经济来说，它有很强的适用性。竞争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应的，其政策涵义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虽然他的看法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他错误理解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不管国家还是企业，两者都是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

洪银兴(1997)认为，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长期来看可以获得比较利益，但未必能保证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因为这种比较优势的实现完全依靠价格竞争，缺乏垄断优势。因此，单纯以要素禀赋结构来确定一国的贸易结构，就会掉进“比较利益的陷阱”。洪银兴完全把比较优势理论看成了静态的，其实它是动态的理论，也包括垄断优势。

张亚斌和周琛影(2002)认为，竞争优势从属于比较优势，是比较优势的高级部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而竞争优势理论是其动态化的一个方面；发展竞争优势应该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虽然他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看法有些合理部分，但他把比较优势理论看成静态的，且没有正确理解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

一、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重要性

目前我国服务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

首先表现在服务业规模扩大、比重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提高上。2007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的872.5亿元，增长了100倍还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达到10.8%。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3.9%提高到2006年的39.4%，提高15.5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其次，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猛增到2006年底的24614万人，净增加从业人数19724万人，大大高于同期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加439万个就业岗位的水平，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就业弹性高的特点。1978-2006年，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下降近28个百分点，工业和建筑业上涨近8个百分点，而同期服务业就业比重则上升20个百分点，达到32.2%。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在就业方面发挥着第一、第二产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人口大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并未形成人力资本。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部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像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一、简述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斯密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由大卫•李嘉图创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国际贸易的惟一决定因素,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存在不同的机会成本。即使一国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但只要该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二、对我国货物贸易的现状分析

2.1我国货物贸易的定量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贸易的现状，本文先从贸易的总体状况入手，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贸易的总量和结构，然后利用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对我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做定量的分析。

2.1.1我国货物贸易的总量分析

一、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进展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and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

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应依据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赶超战略最终并没有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久快速增长，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付出惨重代价。赶超战略的失败主要因为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结构形成矛盾，使大规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陷入贫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遵循比较优势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就是使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使资源禀赋结构随之不断提高。他们的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是对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应用。

论文关键词：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

论文摘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强调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变动的，强调有选择地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践中要立足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

一、引言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把比较优势看作是静态的、不变的,包括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而近现代的比较优势论强调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的重点是扶持新兴的幼稚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换,把比较优势看成是动态的、变动的,更贴近国际贸易的现实。

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依据资源禀赋状况确立主导产业

（一）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