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范文10篇

一、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

“比较文学的学科话语”，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范围和边界、内涵和外延以及相关学术规范等等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路径和准则。比较文学虽然长期被当作一门正式学科，但其学科的正当性却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自比较文学诞生以来的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强烈的质疑未曾间歇，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到美国知名学者华威大学(theUniversityofWarwick，U．S．A)教授苏珊•巴丝尼特(SusanBassnett，1945－)，学界不断有人指责比较文学的“不合法性”。以至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危机”。可以说，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是不断从“危机”中找到“转机”的。这是各学科门类中绝无仅有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ReneWellek，1903－1992)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的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韦勒克的这个警告，其实说的正是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问题，也就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明确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及独特的研究范式。与此相应的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主要在于两方面:比较文学作为研究方法还是一种文学鉴赏、辨析、比较、研究的视野?大多数研究者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三大块综合起来构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本内容和理论模式。早期研究基本上是前两个板块为主。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框架下，下设“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等法国学派常用并激赏的具体研究方法;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理论框架下，又细分为“主题学”、“题材史”、“类型学”、“文体学”、“比较诗学”等文学学科范围之内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宗教”等跨学科的研究范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晚近的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又加入了第三板块，即所谓的“跨文化研究”(曹顺庆先生则在其《比较文学论》等著作中将它称之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2］。这三大板块构筑起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也是时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无论是两个板块还是三个板块，其最根本的缺陷是历时性理论描述带来的一系列困惑:第一个问题是在几个理论发展阶段中，或者说是几个理论模块中，各自理论言说规则不一，难免形成自说自话，分类混乱的现象。比如同样是对主题的探究，在法国学派的所谓“影响研究”中，着重关注的是作品主题如何从A国流传、转变为B国作品中的同类主题。换句话说，就是A国作品的主题如何影响到B国作品中的同类主题。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关注的重心则是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不同作品的同类主题的研究，即所谓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主题”研究。这样，同为对“主题”的研究，但实质内容却大不一样。另外的问题就是理论重叠，相互叠合的问题。同样是关于“主题学”，究竟是归诸于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中，或者既放在影响研究中，又放在平行研究中，花开数枝，各表一点，面面俱倒却又浅尝辄止?这样一来，理论凌乱，容易使人莫衷一是。如前所述，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主题学”关注是的“材料”的寻根溯源，但在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则是强调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文学体系间的主题研究。正因为各有偏重，又都属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关注范畴，因此，给“主题学”准确定位———它是属于影响研究呢，还是平行研究，竟成了不少研究者难以解决的问题。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每位研究者都试图说清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结果却始终没有真正地说清楚它的理论体系。怎么样才能梳理清楚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整合、建构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我们认为，唯有从比较文学的最根本的学理———“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基点来进行融通，才能真正把握住比较文学的理论内核。

二、比较文学是一种跨越性的研究

无论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比较文学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这就是它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眼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跨越性”。对于“跨越性”的学科特征，应该说在比较文学界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是，在“跨越性”这个问题上，各家阐释又众说纷纭。其中传播最广的要数“四跨说”，即指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3］。

可以说，在比较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开放性眼光的“跨越性”成就了比较文学学科，也造成比较文学学科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四跨说”虽然都在法美学派的定义中的有所超越，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或者说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这是因为:有关“跨民族”的问题。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跨国文学研究的观念给出了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界限，但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这个界定并不精准。比较文学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国家”是政治地缘概念。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是一个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因此，比较文学的界限，应该是跨越民族的，而不是国家的界限。其实，在法国学派兴起的时候，在欧洲各国，民族和国家总体而言是重合的，只有极少数国家和民族不相吻合。而且，比较文学兴盛之时，欧洲民族国家尚未大量崛起。因此，更加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这样“跨国”与“跨民族”并无实质上的二致。但是，当比较文学兴起之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问题就显得复杂了。一是大量民族国家的崛起，另一个是比较文学开始越过法国边界，拓展到西欧以外的地方。现代国家大多是多民族的，比如中国，就有56个民族组成，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民族多样性更加丰富。如果每个国家内部的几十上百种民族之间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那么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而且跟比较文学的创始者们提出的比较文学要具有国际眼光的学科初始宗旨也不相符合。所以，尊重比较文学学科实践，把一国内部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仅仅当作一种大的民族范畴文学来研究应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中国有56个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差不多集中了世界各种民族在一起，但在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我们仍然将中国、美国等这样的民族国家的文学当作一个国别文学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合概念。

有关“跨语言”的问题。以语言界限来限定比较文学的学科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语言和国家的界限是难相吻合的，英国和美国、澳大利亚及世界很多说英语的国家之间，虽然语言发音、表述习惯等方面略有区别，但总体而言是没有语言界限的。那它们之间的比较是否就不能算是比较文学了呢?反过来说，同一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语言，比如南美的一些国家，同一国家内部可能既说西班牙语又说法语，甚至还可以说英语，这些国家的文学研究就不能算是比较文学的范畴吗?还有一种现象更让人迷惑，如一些跨语际写作的作家，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这让“跨语言”问题更加扑朔迷离。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充分展示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效果呢?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世界性”的学科情怀。虽然各个发展阶段的理论表述各有偏重，但“世界性”始终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终极关怀。法国学派强调文学关系的重要性，强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4］。基亚(MariusFrancoisGuyard，1921－)更是明确地说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5］。这些学科开创者的理论表述，其实都有一种国际眼光，即强调将跨国文学史的关系研究触角伸到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之外。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更加务实，将比较文学开疆拓土的视界投得更深更远，提出超越文学史的限制，可以将文学性(美学价值)纳入比较文学的法眼中来，格外重视没有实际事实联系的文学比较研究。这样，比较文学研究的“跨越性”就不再仅限于文学关系史的比较研究中，视野更加广阔得多。在此基础上，美国学派更进一步提出了跨学科研究，从而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雷马克(HenryH．H．Renmak)在其著名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认为，比较文学可以“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6］。雷马克实际上说的就是指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为规避跨学科比较研究在可比性上“大而无当”的风险，雷马克提出了可比性的“系统性”原则，即只有当文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比较时，比较文学的学理性才能确立。但是，雷马克虽然注意到了比较研究可比性“系统性”法则，但并没有作出非常严格的逻辑界定，因此，这个“系统性”仍然显得比较空泛无定。即使这样，跨学科研究仍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比如诗与画、文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等等。近些年，中国比较文学界更进一步提出了比较文学话语的“跨异质文化”论。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曹顺庆先生在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学科特征是“跨异质文化”。“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

优美、凝练的语言和意境，再加上精短的篇幅，是诗歌常受读者特别喜爱的原因，同时它也是二十世纪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们采用文本细读法进行研究时所喜欢使用的文类形式。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荪出版于1930年的《含混的七种类型》一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其批评的要义就在于“批评要在诗作为诗的结构中处理诗的意蕴”。[1]同汉语言一样，英语的文体风格也变化多样，各种文体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要真正掌握英语，学会如何去阅读、欣赏英美文学作品，尤其是文之精髓的诗歌，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对《英美文学选读》[2]中入选的诗人代表威廉•华兹华斯、瓦尔特•惠特曼、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我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郭沫若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比较，旨在于让学生对诗歌的本质特征和诗之为诗的独特魅力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领悟，而非要对诗的好坏标准作出界定或评价。

1言志与缘情

有关诗歌本质和艺术特征的论争从来就没停止过。普通读者也罢，文学评论家也好，还是诗人们自己，对诗之为诗的独特体征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比喻。“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歌本质特征的一种普遍认识。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3]强调了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诗人的思想、抱负、志向。而到了汉代，人们对诗歌“言志”本质的认同更是趋于明确，在《毛诗序》中指出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毛诗序》中情、志并提，将诗歌言志、达情的本质与功能两相联系。到了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其著名的《文赋》中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时，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缘情”、“绮靡”，[5]即在于要以精妙、华丽的语言表达出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明确提出了诗歌表述诗人情感的本质以及语言细腻、华美的特征。

2诗是诗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1880年，英国前期浪漫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其为与另一个“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强调，一切好的诗歌应该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该“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该描写诗人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对一个诗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他“应该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再加上一点想象的色彩”。[6]事实上，华兹华斯那些伟大的诗歌正是自己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出生在自然景色优美，有山，有湖，有小溪，有草地的大湖区的华兹华斯，不仅年轻时喜欢自由自在地在这片土地上打猎、划船、上树掏鸟窝、采坚果，成年后的他更是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儿子和妹妹露茜徜徉在大湖区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湖区自然风物的妩媚和丰富不仅陶冶了他的情操，更成为其日后创作的重要背景和不竭源泉。选入《美国文学选读》中的《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IWanderedLonelyasaCloud）常被称作是华兹华斯抒情诗的代表作，据说就是根据诗人与妹妹一起外出在湖边游玩时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这一经历写成的，诗歌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序言”中关于诗歌应该描写“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的诗学理念。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记忆中那一望无际、迎风舞蹈的金黄色水仙花给他孤寂的心灵带来欢乐：“水仙花在我的心灵闪现，使我在孤独中感到快乐。”诗人对自然与人类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给予了揭示，并对人与自然间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充分强调。而这，正是此诗所赋予读者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3诗是对那种抑制不住的自我和自由的宣泄

不同于国族文学的是,比较文学的确需要明晰、准确且自洽的学科理论意识。对于一位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来说,你可以在现有比较文学的多种学科理论体系中择取自己的立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然而,你必然曾经遭遇过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冲突与对话。在这种冲突与对话中思考过与沉淀过,这样才可能获有一种学科的专业意识支撑你的表达与研究,不至于一开口、一落笔让学界感到你是专业外的学者。

前一段时间,因一次偶然的学术交流,我翻阅了一部关于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书稿,①这部书稿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了比较研究。凭心而论,我对中韩比较文学没有多少感性的学术体验,只是在编写《比较诗学概论》时曾向从事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请教过“中韩比较诗学”一章如何撰写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一选题却引起我对比较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一些思考。近几年来,我在复旦大学一直给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概论》的基础课,同时也开设《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课;这里的同学非常优秀,在课上及课后,有许多同学曾就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学科理论问题不断向我提问。坦诚地讲,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相当学理深度的,所以也激发了我对他们所提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与这部书稿的选题及研究观念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想不妨写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对同学们所提出的部分问题给予一种即兴的回答。众所周知,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自觉地获有一种命定,他们在跨界的阅读与书写中汇通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文学艺术现象,并以此来整合自己的思考,这里的“跨界”行动已经被比较文学教科书浓缩为一个暂且不可更改的学理性规范:即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①就在于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国族文学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场上对母语书写的文学现象给出自己的阅读与思考,而这种阅读及思考的逻辑是与本民族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链接在一起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42-)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中言举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时说明了这一点:“雅克•德里达是哲学家中的天才,他认为,‘哲学观念不可能超越习惯的差异。’这种领悟力不仅仅适用于法语、德语,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②因此,从国族语言及其思维观念的链接逻辑来看,阅读与思考的文化亲缘性及无障碍性则是国族文学研究的显在特点。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一旦跨出了本土语言,走向国际化,与另外一种国族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遭遇,问题就复杂且丰富了起来;在两种语言的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③

一种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国族文学研究持续关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与义理两个方面对其投入的研究是穷尽式的或终结式的,很多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为一种相对性的终结,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不再具有研究的选择性与热点性。这种情况在国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的《黑骏马》就是一例。《黑骏马》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所讨论的热点文学现象,许多优秀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评与研究来深度地诠释过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张承志及其《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等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硕士生与博士生选题的热点。但是,时值上个世纪的90年代,学界关于张承志及《黑骏马》的研究不断地在选题上撞车、在结论上重复,从某种程度上客观地讲,至少张承志的《黑骏马》已经处于过度研究的饱和状态。H.R.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W.伊泽尔(WolfgangLser,1922—2007)曾以接受美学(ReceptionalAesthetic)的逻辑力量来论证小说文本的无限敞开性,让阅读者在小说文本的空白点中尽可能地提取无限的意义,以反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客观主义。④我在这里借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在陈述上制造一个反讽的话语:有趣的是,《黑骏马》作为一个文本,已经向那个时段的过度研究给出了封闭的姿态,其不再具有意义提取的空白点,这部小说文本因过度研究向学界宣布了关闭。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言说“过度研究”,绝对不是意大利符号学与诠释学研究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Eco,1932-)所论述的“过度诠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以过度研究使一部小说跌向文本的关闭,这一定是学术时代的产物。并且时值21世纪,在后现代国际大众传媒及后数码工业文明制造的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媚俗性中,《黑骏马》更为70后、80后与90后的生存者所无知,沉寂为一部孤独已久的经典。笔者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从文学艺术的历史性美学品质上来评判,经典一定是孤独的,并且经典再孤独也必然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当然,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

笔者在这里并不希望奢谈历史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及其在价值选择中呈现的史学功能问题,更不想多谈历史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对文学研究应该有着怎样的可能性推动,而是想说,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者是立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上,让自己的研究从本土语境跨出去,在一个跨语际的阅读与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骏马》。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研究者在文化身份上应该是一位在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这位研究者不一定是一位纯粹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但是,他是把韩国现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带入自己的研究中,与张承志的《黑骏马》形成一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同时,这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雾津纪行》。当然,比较文学研究对两部以上不同国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动性同步的,所以,比较文学视域在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我们知道,《雾津纪行》创作于60年代,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声誉,这部小说曾被韩国本土文学批评者评价为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钰也被称誉为韩国20世纪60年代文坛上的“icon”——偶像。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术语在中韩两国学界有着各自文学史观的时限性界定,如果我们走向一种世界文学史观,放大了来讲,《雾津纪行》与《黑骏马》是在全球史观下同期先后创作的两部小说。从中韩两个国族文学发展史几乎同期的时空对位上来看,这个选题把这两部小说及其叙述的相关历史事件、社会政治、民族风俗与人物形象整合在研究者的比较视域中,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给出不同于各自国族文学批评下的结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黑骏马》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同样,韩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雾津纪行》进行的研究也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那么,一位研究者在跨语际中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所给出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勒内•韦勒克(ReneWellek,1903-1995)与奥斯汀•沃伦(AustinWarren,1899-1986)在他们的《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读本中,把文学研究界分为三个层面: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比较文学在总体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应地界分为这三个层面:国际文学关系史、国际文学批评与国际文学理论。首先,我们在这里指出:国际文学理论就是比较诗学。笔者提请学界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第三种文学批评”。

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需要进一步诠释的是,我们在这里启用了“比较文学批评”这样一个概念,以此在细微的差异上区别于“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再度精细地划分“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批评”这两个术语,它们是包涵与被包涵的逻辑关系。比较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国际化或国际化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面向就是跨语际的第三种文学批评。2003年,笔者在北京工作时,全国一批优秀的学者曾集结在一起编撰《比较诗学概论》。在撰写《比较诗学概论》的大纲时,笔者曾第一次提出过“第三种诗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源于笔者对“跨界的文学理论国际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质上,第三种文学批评与第三种诗学在学理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归属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划定的文学批评,后者归属文学理论。当然,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语际的跨界中的确不可遏制地获取了一种全球化的研究视域,同时,这也必然加大了文学研究的难度。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所以,比较文学研究也必然携带着诸种争议,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并且比较文学为守护自身显学的前卫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种防守性姿态,处处捍卫与解释自己学科的合法性。提及跨界与双语的问题,笔者又想起了美国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一书中,托马斯•S.库恩以“范式”(paradigm)与“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求证,阐明了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在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存有的不可通约性,托马斯•S.库恩的理论曾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观念性革命的地震。当然,还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学者给予托马斯•S.库恩于理论上的推波助澜,他就是被称之为“科学理论界的肆无忌惮者”的美国科学哲学家P.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持续地阅读上述两位科学哲学家的理论,并不时地在阅读中体验因思维观念的革命而带来的启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们的理论带入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及翻译研究的理论建设,其可以让我们站在一个崭新的思维观念上,重新审视我们现在所正在从事的研究领域及其学科理论。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在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冲突与对话,在历史的某一共时性上,这种冲突与对话是相当紧张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多年来,比较文学为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所产生的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做出了最大张力的解释与努力。实际上,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每一个国族都因自身独特语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统,每一个国族的语言文化系统在历史的记忆中沉积为一种“图式化阻力”(patternedresistance),这种图式化阻力是以本国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风俗、社会、政治、伦理及经济等形成的结构化与模式化的范式,并对另外一个国族沉积的范式给予自发性的阻抗,最终凸现出这个国族的唯一性与自主性。

比较文学是一门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学科，自诞生以来，就以学院派和精英意识著称于世，一直被认为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学术贵族的事情。这种学院派色彩和学术贵族的倾向也渗透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血液之中。从20世纪上半叶的辉煌到70年代末的复兴，尽管有学者曾经以“精英派”和“大众派”将从事比较文学的人员划分为两大阵营，但学院派依旧势力强大，占据着不容颠覆的强势地位。新世纪伊始，随着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随着比较文学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延伸，有识之士开始对比较文学的大众化之路，对比较文学与新世纪人才培养等问题开始关注，开始思考。2001年，乐黛云在为一本教材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而且是一种生活原则，一种人生态度:它不仅是少数人进行“高层次研究”的“精英文化”，而且是应该普及于大多数人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如果即将成为21世纪栋梁之才的今天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能具有这样的精神，未来人类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大①。至此，中国比较文学开始逐渐告别象牙之塔，开始走向大众，进而拉开了普及之路的帷幕，并且与新世纪的人才培养扭结在一起，成为国内很多高校以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为主旨的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课程。

一、人文精神

学界认为，“人文精神”一词源自英文Humanism。这个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译法，文艺复兴时期译作人文主义，17—18世纪译作人本主义，19世纪以后译作人道主义。三种译法中，人文主义偏重于文学，人本主义偏重于哲学，人道主义偏重于社会，内涵更为复杂一些。在西方，对人文精神的提倡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戈拉和苏格拉底等都对“人”的问题做过精彩而深刻的阐述。一般认为，古希腊是人文精神的起源阶段，文艺复兴是人文精神的复苏阶段。走出中世纪，人们从古希腊的文明中发现了自我，发现了人的价值。法国作家拉伯雷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把人写成巨人，重在强调人的力量。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在悲剧《哈姆莱特》中，对人类进行了高度赞扬: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

诗人所以用了这么多溢美之词来赞颂人类，是因为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上帝面前一只可怜的羔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最有智慧的是人。18世纪是人文精神的发展阶段。期间爆发的启蒙运动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呼吁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法国启蒙运动的四大思想家都对人文精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伏尔泰的“自然权利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还是狄德罗的“天赋人权”和“提倡科学理性”，以及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等，都在强调人性人权，都在对人文精神进行解读。在中国，关于人文精神的探索古已有之。《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说。其时，主张天人合一的先祖们特别强调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时至当下，中国学者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文精神内涵的探索和思考。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发展。人文精神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化表现形式。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出发点，也是人文精神的最后归宿”②。用当今最简单的话语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还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③。虽然是另一种解读，但本质上还是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亦有学者认为:“从历史来看，15、16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是指对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重视，以及强调如何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质，其重点大部分是落在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以与中世纪神学统治对人的压抑相抗衡”④。这里提到了对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重视，以及强调如何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质等。综合上述学者的论点，我们可对人文精神作如下归纳: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地位;关爱人的生存;维护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人文精神。如此看来，人文精神既是一个远古的话题，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一个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话题。为什么时到今日人文精神显得这么重要?究其缘由，均为科技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使人们深陷孤寂，备感孤独所致。科技的高速发展与人类的幸福并非正比。20世纪是人类科技最高速发展的时代，但20世纪的人类并未享受到幸福。因为高科技的发展把很多梦想都给毁灭了。而城市化脚步的加快，高楼大厦的崛起，给人们带来的是噪音和尾气，是人与人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是心灵都被挤压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有钱了，物质上富有了，精神上却更加孤独、寂寞和贫穷了，直到“穷得就剩钱了”!在这个时候，远离了精神家园，丢失了自我的人类，需要一种精神的东西来呼唤我们回家。

二、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培养

比较文学提倡人人平等，尊重人的地位。如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比较文学也提倡人人平等。这里所言的“人人”指的是各种级别不等的作家。刚开始从事比较文学的时候，笔者在撰写一篇有关俄国作家果戈理和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时，就曾遭到过强烈的质疑:这位中国作家的地位怎么能跟果戈理比?果戈理是世界一流作家，这位作家是什么级别?我们暂且将这位中国作家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贡献放在一边不谈，仅就提出的问题而论，方可以断定提出者可能是一个对比较文学不完全理解的人。因为在比较文学领域中，从来就没有作家地位高低的限制。在比较文学领域中，并非只有大作家之间，并非只有同级别的作家之间才可进行比较。只要具备可比性，一个末流作家完全有资格与一流作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进行研究。另外，在比较文学面前，也许很多一流作家的作品未必就有多大的价值，而很多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也许价值更大。所以，比较文学提倡用一种完全平等的目光去对待，去研究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所看重的决不是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多高，名气有多大。比较文学的一视同仁，比较文学对每一位作家和每一部作品的尊重，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对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之地位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文学研究其实是人格上的一种修炼。一个合格的比较文学工作者，与其说在研究比较文学，不如说在修炼自己的人文情怀，而这一修炼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会尊重对方。不是说对方有权有势才对他俯首贴耳，而是哪怕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我们都要对他的劳动，对他的地位给予足够的尊重。人生而平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就要把它落实在对身边每一个人的尊重上。尊重他人的劳动，尊重他人的人格，对社会有感恩和奉献之心。人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等级贵贱之分。一个懂得尊重他人劳动的人将来才能赢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比较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取消了界限，打破了等级，使每一个作家都能够平等地站在一起，互相尊重。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比较文学提倡兼容并包，尊重人的价值。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界定比较文学的内涵时，曾经把“兼容并包”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提出。如今，比较文学的包容性已经使它的外延和触角延伸到很多领域，几乎每一个学科都与它有关联，几乎每一个学科的新观点、新观念都可以拿来为它所用。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常见的两种比较形式。然后详细论述了比较在文学创作中的选材、练意、技法三方面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创作;作用

比较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为了明辨是非，弄清真假。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它。本文拟就比较在文学创作中的选材、练意、技法三方面的作用作一番探讨。

一、常见的比较形式

常见的比较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可见的两种或更多事物的比较。比如，这一盆牡丹花和那一盆牡丹花比较，或者，这一盆牡丹花和那一盆蔷薇花、芍药花的比较。这些花都美，都为人们所喜爱。但在对比之下，总会显出差别，在美中分辨出更美和最美来。如果只有一种相同的事物。人们是不可能产生美的。假如两种或多种事物并存或同种事物多种而又有大小、形状、色彩等不同，人们就能够在比较中加以辨析，从而去发现美，进而分辨出最美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做单调的工作容易厌倦，略加变换、调剂，却可以精神饱满。左拉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陪衬人》，说的是一个巴黎商人收罗了不少丑陋的女人。然后高价卖给那些巴黎上流社会中那些不那么美丽的贵妇人，让她们陪伴着贵妇人出现在大街和社交场合。以增加贵妇人的美。小说写的未必实有其事。但足以说明比较能使人产生美感。事实上。人们在生活中不可能只是接触到一件事物，或同类而完全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事物、有差别的事物到处存在，正如同志所说，“没有差别，就没有世界。”人们随时随地都在使用比较的方法，认识和区别事物。决定对事物的取舍。表明对事物的好恶态度。

还有一种比较，是内心已有的事物形象和面前实有的事物相比。比如花，你已经见过许多种花，脑海中储存了许多花的形象。这时你面前只有一盆菊花，你在欣赏这盆菊花时，会拿脑海中储存的形象和它相比较。你会说，菊花没有牡丹的妖冶和华贵，也没有一串红的娇艳，更不像玉兰的粉装玉琢，但它寒光四射，自有一番冷艳风骨。令人怜爱。这种比较比前一种比较用得更广。即使在使用前一种比较时，那脑海里储存的花的形象也会自然而然地跳跃出来参加活动。

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货物、资本与贸易往来的跨地区和跨国化，全球经济的往来日益密切。随着这种全球化活动的不断发展，全世界已从经济全球化慢慢延伸到文化、社会生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精神领域的全球化，并实现了跨地区、跨国家人们之间的往来、交流与融合。随着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全球化意识也随之崛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并纷纷引起研究热潮。

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

比较文学是一门近年来发展着并逐步引起重视的学科。由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具有跨越性特征，其研究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抑或联系，因此这门学科的研究方向在文学领域中顺应了时展的要求，实现了不同文学类别之间的跨时空对话。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

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以及跨越性是全球化趋势的主要特点。而之所以称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是顺应时展要求的，原因就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正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并且，比较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由经济的联系，不断渗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日益密切，这就使得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现今的学术界中广受重视。在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比较文学的地位正逐步上升。比较文学基本特征是文学的跨越性，其跨越性研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是跨科际的研究，对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性的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和艺术、宗教、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研究。

本文作者：马衡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

目前学生的学习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对于某些课程的学习往往为了一张认证资格证，愿意耗费自己大量的学习时间。例如大学英语，对于一大部分学生来说，是“难学”的而且乏味的。但是在临近毕业前的四、六级考试还可以激起毕业生的“热情”，让他们积极参加，主要原因就是“有用”。“有用”并不是说他以后就要教英语，或者英语成为他以后日常使用的语言，关键在于就业，四、六级考试成绩是用人单位衡量人才的标准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有用”是当今学生学习课程的重要因素。对于比较文学这样“难而无用”的课程当然也就提不起什么兴趣了。

针对调查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地方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师范性”应用型人才的特征，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主动调整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比较文学教学的尴尬处境。首先，要有明确教学目标。根据今年毕业班学生工作意向的调查发现，有接近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准备参加“招教”考试，也就是说师范院校大部分的学生最终要进入中小学做语文老师。因此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的比较文学课程要考虑“师范”人才培养的目标，结合语文新课标要求，制定课程的目标。《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语文课程目标的要求：“1．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2．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语文新课标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要求学生了解民族文化以及人类文化的优秀传统，所以，我们要突出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属性，注重文本阅读以及文学审美价值的研究。通过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对中西文学的比较具体比较了解和认识本民族以及他民族文学的特点，同时能够认识不同民族文学对于构建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意义。因此，比较文学的教学目标就是，学生通过比较文学的学习，了解本民族文学以及他民族文学的特点，认识人类文化特质，构筑世界文学。其次，教学内容的调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一门课程教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用的教材。”“评价一种教材的优劣，主要看它的时代性和针对性”。[2]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目前，比较文学的教材已具有非常浓厚的时代性，学科的前沿理论以及发展趋势在每一本教材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比较文学教材所缺少的是针对性。比较文学教材要考虑教学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在特定的课时安排下，对教材内容（以陈惇，孙景尧和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为例）进行适当的调整。针对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合格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应用型人才的要求，教材中实用性不强或与其他课程有交叉重复的内容可以不讲。另外，当学生对偏难偏深的内容接受起来有一定困难时，在教学中我们就大胆略去那些不合乎学生实际需要的内容。例如，跨学科研究中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这一部分内容很难与文艺心理学相区别，在学生基础知识不牢固的情况下，可以略去不讲。同样的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的内容也可以适当减少深奥晦涩的内容。比较文学课程本身的理论性与开放性无法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水平也不可能因为比较文学的高要求而突然提高，要让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变得“有用”。既然学生要到中小学去做语文老师，我们就要考虑在讲解比较文学理论、分析实例时，结合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内容，寻找相关材料。学生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文本的解读，不仅理解比较文学的理论，而且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藉此实现比较文学教学内容与中小学语文的接洽。例如，新课标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内容包括寓言、童话、故事、散文、长篇文学名著等等。因此，我们可以选择中西寓言比较、中西童话比较等讲授文类学的内容；以《西游记》中人物形象探源为例证，讲授影响研究的特点；通过阿Q与堂吉诃德的比较，讲授平行研究的理论；通过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的讲授，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征，从微观上认识作家作品的特质。比较教学内容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为语文教学的提供实际的材料，还要让学生“获得一种终身受益的比较视域之思维习惯”[3]，尽管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的优秀研究者，学生们通过“比较的视域”不仅可以汇通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而且可以确立文学与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特定关系，在多元化、世界性的文学与文化中认识本民族以及他民族的优良传统，达到“自我”与“他者”的沟通与对话。教师通过形而下的实用例证的讲授，到形而上的思维习惯的培养，让学生真正认识到比较文学的“有用”。第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高校教学的方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充分发挥教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比较文学课程教学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提交教学的质量。利用多媒体，并不代表从原来的板书变成多媒体课件。授课时，教师通过鼠标把大量的教学内容直接搬上屏幕，学生只顾埋头苦抄，而不知何谓“比较文学”。因此，我们应把多媒体教学作为方法和手段，积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因为任何外在的教育力量和因素，只有内化为学生的自觉需要才可能真正奏效，任何教育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客观因素向主观因素转化的过程。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的讲授要理论，例证分析和学生实践三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为班级人数过多，我们基本能完成理论讲授和例证分析的过程，学生实践是薄弱环节。利用互联网络，我们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讲完理论和例证分析后，提出论题，要求学生完成1千到2千字的论文。然后对学生分组，每组提供一篇文章，发到互联网的联系群中，各组互评。利用每周两次的课外辅导时间，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对于大部分要成为教师的师范生而言，我们也要努力培养学生授课能力，可以选择一些论题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比如，鲁迅所受到的外来影响。学生已经学习了现当代文学，对文学的背景，文学交流的情况有大致了解，做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讲解时也能引起其他学生的共鸣。我们努力采用各种方法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提高教学效率。

总之，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学要结合学校“师范性”应用人才培养的目标，结合中小学课程的标准确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顺利完成理论讲授，例证分析和学生实践三个环节，提高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变成一个在教师指导下的、以问题为核心的、师生共同探索知识及其意义的过程,以更加接近于真正的知识发现活动。另外，教师还应通过建立融洽的师生情感、科学地传授有发展价值的知识、让学生享受成功乐趣等提高自身教学艺术修养，从而有效引导大学生自主学习、学会学习，真正实现大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

摘要:新一轮课改下出版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已经启用，其中教材在选文和编排上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比较文学的视野来思考新版语文教材，不仅提供了新颖的解读方式，也有利于拓宽语文教育的视野。新版语文教材的编写从理念上与比较文学学科紧密融合，教师在教学应用上也要将比较文学理念运用于教学实际中，配合教材的改革发展，为培养优秀的人才作出贡献。

关键词:比较文学;语文教材;教学策略

2016年9月，我国启用了新修订的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其不仅更好地体现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特点，充分发挥了语文教材立德树人的优势，在课文编排上更是求精而不是求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教材的编订不仅要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智慧，还同时提出了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的时代性和世界性的要求[1]。面对新一轮的教材改革和教育需求，新版语文教材不仅承担着延续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任，还应当面向国际，走向世界。通过对新版语文教材内容、结构的梳理和探讨，笔者发现新版语文教材较好地体现了比较文学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色，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看待中学语文教材和课程有利于扩大研究的视野，促进治学方法的改进。故笔者采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新一版的语文教材改革进行探讨，以期为语文教材的评析和使用提供新的视角和借鉴。

一、新版语文教材与比较文学的内在联系

当今中国的语文教育理念与比较文学兼容并包的世界文学视野相契合，教材的编订逐步显示出国际化的眼光和世界文学的经典意识。严格来说，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它的定义和研究内容不断被完善，学科的界定还存在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2]。但是它所提倡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研究方法，与新版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一致，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和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在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式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作为主要支柱和研究方法，其研究手段和视角为当下的语文教学提供了借鉴。作为担任传播知识媒介作用的语文教材在多次的修改编订中也逐步体现出包容、创新、整合的学科意识，这一点与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呈现出一致的发展轨迹。比较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新版的语文教材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特征，比较文学也作为研究方法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比较文学理论下新版语文教材的剖析

“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授课有纪律”，即意味着课堂教学具有学术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而在与外国学科的碰撞中，外国文学始终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它向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但由于它的异源异质文化性质，学生在理解上往往会产生距离感、陌生感，造成理解接受上的困难。传统外国文学教学往往采用两条线三大块教学模式（即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体例或东方、西方、苏俄文学体例）；在方式方法上一般依循文学史发展脉络，做出史选结合的综合描述；在内容上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详远略近。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以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讲授为中心。

一、外国文学教学的前瞻与意义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

从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同质关系。外国文学教学在多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考证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都采取以史为纲，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评析的方式。

二、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外国文学教学一直呈现不景气状态。课时被压缩，教研室与文艺理论合并。外国文学的各项教研活动与会议大大减少，教师难以获得新鲜的信息和交流的窗口。学校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扩大招生而造成教学资源紧张，图书资源紧张，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迅速减少的状况，又迫使教师不得不在课堂上大量介绍名著内容，从而浪费了许多课时；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校园的人文精神受到冷落，人文素质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大学生群体明显出现了世俗化和功利化趋势。忙于勤工俭学，忙于搞家教，忙于参加各种商务广告和推销活动，忙于找工作。这种人心浮动的状况，使得学生身在教室而心系挣钱，对学习内容产生疏离与厌倦。高校的学生，大部分已经成人，在现代化都市生活中备受城市文明的刺激；家乡的贫穷、落后、闭塞，使一部分学生急功近利，各自盘算着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关键词〕形象;异国形象研究;文化

〔摘要〕在异国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想象,它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一切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可视作一个创造、生产和传送符号之地。同时,书写者自身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建构异国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研究异国形象实际是在研究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力量关系,异国形象是这些力量关系的表述。

跨文化的文本叙事中,文化是创造异国形象的一个结构性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跨文化的异国形象里,凸现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显示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形象“再现”,在这个“再现”里,实际体现出了“自我”的需要,是自我需要的延伸。因而当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不再是对异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式的描绘,而是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文化关系中的一个“想象性再现”,在这个想象性再现里,透视出了自我的文化心理。

比较文学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异国形象的建构由此上升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塑造,是一个文化的表征。

一、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看法和态度。同时每一个被描绘的国家也都有许多侧面,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代表这个国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