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端范文10篇

1严格来说，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具有丰厚而悠久的陶瓷文化历史，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光有辽阔的疆土所提供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上千年的制陶历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有民族文化传递给我们的精神滋养，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先民对陶瓷物质特性和人文品格的深透而独特的理解与把握。这一切，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以及人们接受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1999年以来，密集的展览和活动使中外陶艺家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总体水平。

尽管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与中国的独特国情密切相关，或者受传统的因素影响过大。在此，笔者对中国现代陶艺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有所裨益。

2陶艺作品的风格仍不够多样化

陶瓷本体作为一种表现媒介，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现代艺术中的种种风格、流派，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风格、超写实主义、具象风格、装置风格、极少主义、怪诞主义等，在陶艺领域都可以得到体现。有很多陶艺家仍然仅仅沿用原有的“实用”、“装饰”手法，仍然沿用传统陶瓷语言样式，缺少对陶瓷造型的把握或理解，缺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表达自我的感受。象在景德镇，釉中、釉下、釉上是主流，现代陶艺仍然是以画为主，有很多陶艺家只懂临摹古董。有些人还没有把陶艺作为现代艺术中独有的语言与媒体，观念仍然停留在产品设计上，尽管很多陶艺家已经有了现代设计的意识，但这一观念终究不能取代现代艺术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在西方，无论是材质范围﹑工艺手段﹑形式语言和个体精神，还是对材料非单纯可视性和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等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陶瓷艺术的中国经验。中国的现代陶艺转型较迟，所经历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观念，而且没有较现代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学和社会审美的跟进。中国陶艺一贯提倡向传统和民间学习，一直在传统的边缘徘徊，而这种对艺术传统的过度崇拜，也压抑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不过，我们从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学习西方时，也不应该全部照搬西方，不然就会掉进别人成果的窠臼里。

真正的陶艺家必须亲身实验，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艺语言。一个有创造意识的陶艺家，只有善于用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现代的陶艺创作现象，这个陶艺家才富有创造性，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3国内陶艺缺乏创造性

摘要：医药、医疗广告泛滥，而其中则更是有大量的虚假广告。由于消费者的盲从心理，医药广告在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身心危害的同时，也严重的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面对如此情景，除了寄望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外，笔者还引出了对待医药广告的五项有益的忠告，忠告广大消费者不要被误导。

关键字：医药广告，消费弊端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的医药广告已经不得不用“泛滥”二字来形容了。打开电视（1），黄金时段里充斥着的是大量的医药广告；翻开报纸，各类药品保健品广告通常是以整版、半版的篇幅出现；而晚间的广播节目，则基本上被各种“医学专家讲座”、“健康咨询热线”给占据了。

医药，医疗广告真可谓是铺天盖地而来，但随之却带来了一系列的消费弊端：一方面，消费者盲目听信医药广告的宣传，随意服药物，这样非但不能治愈疾病，反而会因为错误用药致使病情恶化；另一方面，巨额的医药品广告费用使医药品价格连连攀升，严重的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而更让人们心疼的是虚假医药广告的泛滥，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综上所述，本文总引其它相关文章如下：

一、虚假医药广告泛滥

虚假医药广告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2）。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测显示，2004年前9个月药品电视广告违法率达62%，其中6月至8月全国98份报纸刊登的7315例药品广告的违法率高达95%，尤其多见的是法律所禁止的处方药广告。而电视上、广播里许多常见的肝病、糖尿病、心脏病等蓄意诱导的所谓专家讲座，实际目的只是向患者推销医院和药品。报纸上则更存在大量的违规广告，其中出现的“除根”、“治愈”、“治愈率”、“不复发”、“第一药”等都是法规所不允许的。此外，还有许多保健品也夸大地打出治疗作用的幌子误导消费者。而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在全国开展的旨在揭露虚假广告、提高辨别识谎能力为内容的“慧眼识广告”活动也披露（3）：在收到的7240封举报信中，其中对虚假医药广告举报数占到了31.3%。而据统计（2），我国每年大约有250万人因听信虚假医药广告用药不合理。这些虚假医药广告不但贻误了患者的病情，加重了患者的痛苦，而且还给患者造成了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因此，泛滥的虚假医药广告已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大公害！

测验是教学结果的反映，而现行的小学语文测验，尤其是小学升学测验，起不到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业的作用，在有些方面甚至与现行的培养目标相抵触。其中的弊端显而易见，突出者有四：

一是测验过程不科学。一次规范的小学语文测验过程，应包括决定测验目的、制定测验大纲、编制双向细目表、编拟试题、组合成卷、试测、施行及评分、分析测验结果、解释分数从而最终满足测验目的等这些步骤。但是目前学校组织的单元测验、期中期末测验，或市区统一命题，或由题库组合成卷的升学测验，都是临时组织教师凭经验命题。既无双向细目表，题库中的题目也不经试测、校正就直接施用，对测验结果也不作质量分析，一些基本问题如信度、效度等也无法作科学的回答。

二是测验内容不全面。目前小学语文测验卷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基础知识、阅读分析、作文。这种结构的试卷无法反映学生听、说能力，也不能体现现代社会对人际交往之高要求，再加上作文题无法准确真实地反映学生写作能力，临场套题、考前背题大有人在，使语文测验的可靠性下降。

三是测验考编制技术不规范。小学语文测验卷中常有语法性、知识性错误，导语不明确，各类题型的编制不符合题型要求。如判断题本身蕴含暗示性词汇；选择题的选择形式不一致或少于三项；填充题的语境不完整等，干扰学生正确答题。

四是评分和分数解释缺乏客观性。现行小学语文测验评分标准有误时有发生。最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7月发生的四川省江津市三名毕业生状告当地教委?“自作自受”一词读音一案。两种针锋相对的答案来自两种权威性的出处，谁是谁非．连法律都难以决断，评分难以标准化为典型之至了。在一张二年级的语文试卷中有一道选择题：天空是A.蓝蓝的B.灰灰的C.青青的D.白白的标准答案是A，出处是语文课本。但是天空怎么不会是“灰灰的”呢？这样考死的语言，语文测验岂不是走进了一个狭隘的死胡同。小学语文测验，是衡量语文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根据现代社会发展对小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针对现行小学语文测验中存在的弊端，小学语文测验的改革必须以有利于学生语文能力发展为宗旨。

首先，在测验内客方面，应突出能力的训练和考核。

一、目前我国企业执行的现金管理制度

企业目前执行的现金管理制度是国务院1988年10月1日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部分规定如下：

《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立账户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以下简称开户单位），必须依照《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收支和使用现金，接受开户银行的监督。

对企业使用现金的范围和结算起点做了明确的规定。

《条例》第五条规定开户单位的现金使用范围：职工工资、津贴；个人劳务报酬；根据国家规定颁发给个人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种奖金；各种劳保、福利费用以及国家规定的对个人的其他支出；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价款；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差旅费；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支出；中国人民银行确定需要支付现金的其他支出。

同时将企业结算起点定为1000元。规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收到的现金必须存入很行，不得坐支。

一、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得我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骤然加大，并使得经济过热，导致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到2005年末，经常项目收支差额为160，818，311千美元，资本项目收支差额为62，963，916千美元，显然，这种“双顺差”大量来自于外资的流入。这也使得国家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截止到2006年10月，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的大关。由于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中央银行为了买入外汇需要投入大量的本币，构成了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必然增多，使得广义货币M2随之扩张，截止到2006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3.19万亿元，为此，央行不得不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进行对冲，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6年8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只要央行对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进行管制，通过这种途径造成的货币扩张是不争的事实，这必然会给我国造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我国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需要多方努力。

另外，外资的大量涌入和高额的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目前，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中间价已经突破了7.87的水平，进入了升值通道，只要我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引资力度，这种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在中长期内人民币必然升值，这会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较大损失，并有可能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二、国民财富流失严重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由于给予了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使得本应属于我国的国民财富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如由于给予外资企业税收的减免，这部分财富我国无法获得，随着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上升，这种流失速度会加剧，同时，一些外资企业往往采用提高进口设备的价格，降低出口产品价格的方法与政府进行博弈，导致账面出现“假亏损”，而实际却盈利的事实，这也使得我国的财富流向国外。目前在中国境内的40多万家外企有60%账面亏损，年亏损总额达1200亿元。更让人费解的是，这些外企置多年亏损于不顾，在亏损之后竟又接连追加投资。

乡镇干部的“走读”现象，在我市沿江平原乡镇已出现多年。但近几年来，又出现了部分山区乡镇干部“走读”增多、公费“走读”增多等新的不良趋势。

“走读”现象的普遍化，以致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走读”走没了干部耐心，干部工作的责任心减弱了，耐心没了，甚至连上级精神也不肯及时传达；二是“走读”走丢了干部热心。每到下午4点钟和周五下午，心里就急着要往城里赶，有的对群众反映问题不闻不问，推诿扯皮，以致突发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理，真正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减少了；三是“走读”走低了干部能力。乡镇干部名为驻村但不下村，或者“脚”下村“心”不下村，做起工作来无的放矢，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四是“走读”走坏了干部形象。群众真正有困难时，却找不到乡镇干部，老百姓没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尤其是“雪中送炭”式的救助。此外，所衍生的上下班不按时等现象，严重损害了干部本人和部门形象；五是“走读”走失了集体资金。“走读”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公车折旧、油费增多以及办公室失窃等现象。

分析乡镇干部“走读”的原因，一是当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被某些干部当成“走读”的便利条件。譬如，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县(区)、乡(镇)之间距离缩短，快的只需二三十分钟，远的也不过个把小时的车程；通信条件的改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均可在第一时间找到需要找到的人；二是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有些干部认为，机关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回家，而乡镇工作条件相对还差一些，文化生活枯燥，不“走读”，心理上觉得不平衡；有的脱离了自身乡镇工作的实际，认为白天已完成工作任务，晚上再住乡镇没必要；还有的认为八小时之外属于个人支配，“走读”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三是乡镇领导干部异地交流频繁。如此一来，对3－5年左右时间就有可能被交流的干部来说，在某一乡镇安家感到不现实。这样，就出现了“既然不安家，就得走回家”的附属问题。

要纠正乡镇干部“走读”现象，笔者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对乡镇干部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自觉实践“三个代表”。要引导他们牢固树立“群众至上”的观念，增强工作责任心，从“走读”现象中，找出自身与农民群众之间的感情距离，从而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多办好事、多办实事，扎扎实实地解决群众困难，从思想上变“走读”为“住读”。

其次要出台和完善相关制度，针对各地实际，不妨出台《关于纠正乡镇领导干部“走读”现象的暂行规定》，并及时根据新问题不断完善，严格执行。比如，永嘉县出台的《暂行规定》在干部考勤和请消假方面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在岗、值夜、出差、用车、交通费用报销等情况，每月要在政务公开栏上公布。健全和深化乡镇周二下村制、办公无休日、民情访谈等制度，明确规定要深入到农村农户，开展“夜访、夜谈”活动，从而在有关制度上予以保证。

内容提要：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现行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已陷入困境，各种针对乡镇体制改革的方案在理论界被纷纷提出,其中以“强化乡镇体制”、“县政乡派”、“乡镇自治”三种为主要代表观点。本文通过对乡镇现存弊端评析、三种主要改革观点的比较分析，试图论证“乡镇有限自治”是最好的改革路径，并从法律分权制、乡镇长直选和民主合作制等方面对乡镇有限自治模式予以制度设计。通过新的制度构建，期望能为乡镇摆脱当前困境，推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和谐合理的基层政权体制发挥作用。

关键词：弊端改革方案有限自治法律分权直选民主合作制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基层政权的设置历经多次变化，在1954年9月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为乡、民族乡、镇。从此，乡镇政权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制正式确立。但不久后由于实行制度，再加之十年动乱,因此在1958年以后的20多年间乡镇政权体制一度被取消，由“政社合一”的体制所代替。历史轮回，1982年所修订的宪法又重新确立乡镇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地位。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农村民主法制的发展，乡镇政权组织弊端不断暴露出来，时至今日，已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基层民主法制的进程，亟需改进。

一，当前乡镇政权的弊端及评析：

当前乡镇政权的弊端归结起来，可以说有内外两大方面：

（一）内部结构存在弊端：

【摘要】

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与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⒊行政法规和基本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那么，其合法性根据：一是宪法；二是法律。国务院各部委所的规范性命令、指示和规章，也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低于行政法规。但应注意的是，国务院根据人国人大授权而制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而是授权立法。⒋军事法规。军事法规是由最高军事机关，即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一般只及于军队内部。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我们把产生于宪法确定体制的军事法规称为自主性军事法规，产生于法律授权的军事法规为授权性军事法规。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最高军事机关立法的传统，目前的中央军事机关也在行使一定的立法权。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为执行和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地，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因此，这种地方性法规又可以划分为省级法规和大市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其立法是一种特殊性的地方性法规。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具有自治性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不同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特点是：⑴其立法依据不是一般政府的权力，而是民族地方自治权；⑵立法机关只能是民族自治机关，而且只能是人大，不包括其常委会；⑶其立法权限较大，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变通性的规定；⑷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生效，并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⒎规章。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是只国务院各部委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各部委管辖范围内生效，其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它只是一种“准法源”或者是“参照性的法源”。地方规章是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与部门规章处于同一个层次，也是“准法源”或“参照性法源”。另外，经济特区的规章效力与一般地方规章效力相同，其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的规章可以与全国性的法律有所不同。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这种国际惯例是在按国际法行为必须的或正当的信念下形成的。

二、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

⒈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2]。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特殊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第四，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既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与旧社会的根本对立。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与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早、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⑵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与社会关系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制定法是对一定阶段成熟的社会关系的阶段性的总结，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不变性，因为在制定和修改上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即使需要修改也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这些因素就导致制定法具有更强的静态稳定性。相反的是，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变化性是与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极有可能造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对制定法规范的公然违反。⑶制定法的抽象概括性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复杂性的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制定法是一种具有很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行为准则，它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尽量地作出一定的规范，再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制定法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性造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就个案的具体性体现，那么，这两者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一定的对抗。总之，制定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⑷制定法的统一性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制定法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行为都要作出一定的规范，对他们都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一体化的遵循制定法的规定。可是，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情况异常的复杂，尤其是沿海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区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如果运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统一的制定法，势必什么造成许多困难和其他的一些负效应的。

【摘要】

目前中国的法律渊源呈现出以宪法为统帅单一制的制定法模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步地显现出来，其最突出表现为制定法模式工具主义。

一、当代中国制定法模式的法律渊源[1]

中国是制定法与成文法的国家，其主要法律渊源有：⒈宪法。宪法是制定法的首要渊源，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基本特征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法律的立法根据，其他任何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无效；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⒉法律。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全国人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又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在其闭会期间，可以由其常委会在不同原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冲突的进行修改；非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规定和调整除基本法律以外的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方面的法律。⒊行政法规和基本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那么，其合法性根据：一是宪法；二是法律。国务院各部委所的规范性命令、指示和规章，也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地位低于行政法规。但应注意的是，国务院根据人国人大授权而制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规范性文件不是行政法规，而是授权立法。⒋军事法规。军事法规是由最高军事机关，即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一般只及于军队内部。军事法规的合法性依据有宪法和法律。我们把产生于宪法确定体制的军事法规称为自主性军事法规，产生于法律授权的军事法规为授权性军事法规。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最高军事机关立法的传统，目前的中央军事机关也在行使一定的立法权。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及常委会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为执行和实施法律、行政法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和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地，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因此，这种地方性法规又可以划分为省级法规和大市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其立法是一种特殊性的地方性法规。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具有自治性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不同于一般地方性法规的特点是：⑴其立法依据不是一般政府的权力，而是民族地方自治权；⑵立法机关只能是民族自治机关，而且只能是人大，不包括其常委会；⑶其立法权限较大，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作出变通性的规定；⑷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而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生效，并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⒎规章。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是只国务院各部委依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权限范围内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在各部委管辖范围内生效，其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它只是一种“准法源”或者是“参照性的法源”。地方规章是指省级人民政府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地方性规范文件。与部门规章处于同一个层次，也是“准法源”或“参照性法源”。另外，经济特区的规章效力与一般地方规章效力相同，其内容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特区的规章可以与全国性的法律有所不同。⒏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法律渊源。国际惯例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这种国际惯例是在按国际法行为必须的或正当的信念下形成的。

二、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之弊端

⒈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的必然性[2]。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是由我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传统造就的特殊法源思维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⑴从历史上，中华法系的主流是以制定法为法的主要形式，令、格、敕、例都是低一级的法的形式。尽管在历史有过以例破律、律例合一，只不过是一种例外而已。⑵从中国法律形式受外来法律形式影响来看，主要是以日本法、德国法为模式。而这两者是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制定法为其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系把制定法作为主要法律形式与中国固有的法律思想相吻合，易被中国人所接受。⑶解放后，中国的政治态度受苏联的影响，法制建设多以苏联为楷模，而苏联的法律形式也主要是制定法。第四，从理论上讲，新中国的诞生既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中华民族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在世界出现，必然强调国家主权及国家权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与旧社会的根本对立。因此，需要制定法巩固国家政权，制定法便成为我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形式。⒉中国制定法法律渊源模式的主要弊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不断地复杂化，使制定法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法的调整和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这集中地体现出制定法法律渊源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在：⑴法律效力的滞后性与社会关系的相对超前性产生了矛盾。因为制定法的形成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即起早、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环节，其效力始于公布之日或者之后的若干之日。这时社会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制定法所无法预见的。另外，制定法是对以前法律实践活动的阶段性的总结，又是针对未来生活规范的预选设计，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现象，更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制定法对其制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就失去了相当的针对性，制定法当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⑵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与社会关系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由于制定法是对一定阶段成熟的社会关系的阶段性的总结，一经制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不变性，因为在制定和修改上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即使需要修改也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才能进行。这些因素就导致制定法具有更强的静态稳定性。相反的是，社会关系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变化性是与制定法的静态稳定性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极有可能造成的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对制定法规范的公然违反。⑶制定法的抽象概括性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复杂性的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制定法是一种具有很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行为准则，它要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尽量地作出一定的规范，再由于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制定法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因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社会生活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断地发展变化性造成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就个案的具体性体现，那么，这两者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一定的对抗。总之，制定法是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⑷制定法的统一性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制定法是一种普遍性的行为规范，需要对各种具体的行为都要作出一定的规范，对他们都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所有的社会成员必须一体化的遵循制定法的规定。可是，我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各地情况异常的复杂，尤其是沿海与边疆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差距巨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适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制定法，而区分各地的具体情况。如果运用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统一的制定法，势必什么造成许多困难和其他的一些负效应的。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导致各类信访活动剧增，尤其是到中央及其各部门进行走访的人数逐年大幅度上升。尽管中央出台了诸多措施，采取若干方法进行劝阻、限制，也相应修改了《信访条例》，但仍无法阻挡这一发展态势。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群众集体访、重点越级上访、采取过激行为闹访等已严重影响了首都及部分地区的社会稳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障碍。这固然有主客观诸多方面因素，但笔者认为，现行信访体制的弊端是形成这种怪现象的症结所在。

目前信访处理机制的弊端：

（一）专职机构（信访局）的弊端。根据新《信访条例》，各级政府下设的信访局具体履行的职责都是基于“谁主管，谁负责”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而确定的。现代科层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政治常识和职业道德，它不仅是在权力和利益上，而且是在问题和责任上，属于谁的职权范围就应由谁来解决和承担，多层官僚体系规定各自职责，彼此不能逾越。“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在纵向层面上要求问题在哪一级就由哪一级部门负责，不允许把问题上交、把矛盾激化；而在横向层面上，则在党和政府的不同机构之间进行明确的分工，进行职权分割和责任承包。这样一来，作为专门从事信访工作的各级信访局，在实际运作中扮演的就是一个“第二邮局”的角色，“只分诊，不看病”，形成推诿扯皮。

（二）信访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的不足。现行的各级信访领导小组成员都由各级党政领导担任，往往是宏观指导而不办具体事项，客观上为体现领导重视，每一事项都是那么几个领导兼任，形成“糠多嚼不烂”，不少问题也就在“嚼不烂”中留下后遗症。协调小组无职无权，解决问题主要靠会办、协商，对无理信访只能进行苍白无力的思想说服，既不能定性更无法处理，或者一味地行政干预，通过会办、领导批示解决若干本应由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严重干扰了法律的独立，造成信访不信法的恶性循环。在法律层面上，《信访条例》对非法上访处理的规定过于笼统，并且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衔接不紧，触犯《信访条例》的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信访、治安分块分条，各按各的办，形不成合力。

（三）信访责任追究制的“歧义”。过度的信访责任追究机制，让群众误以为出现信访问题都是干部责任，不少群众产生越级上访有理，甚至以责任追究要挟干部为其解决无理要求，形成“闹而优则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正确氛围。

（四）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无能”。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运行模式是在县镇及其以上信访专职机构抽调法院、纪检监察、劳动人事、民政、国土、司法、改制办、建设、农工办等单位人员驻点办公、联合接待，遇到哪类问题就由哪个部门调查处理，这方便了群众，解决了专职信访机构书面交办为当场交办，也明确了职能部门具体承办人，但反映的问题仍回到有权处理的职能部门，又回到了“谁主管谁负责，归口办理”的老路上。再说，抽来驻点人员并非单位层次最高的一把手，其处理权限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如果原主管单位能解决或能立即解决，一般情况下群众不会到专职信访机构信访，所以仅从这一点看，调处中心除能化解一般性的能通过思想交流，消消怨气的矛盾纠纷外，对稍大一点产生权益之争的问题处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