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范文10篇

教学对象：基层党员和申请入党的同志；

教学目的：明确党员标准的内涵、意义；

教学提示：结合单位党员思想实际，并恰当使用教学参考之内容；

教学时间：1小时。

对照检查阶段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上承学习教育阶段的成果，下为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奠定基础。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照党章和党员先进性标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认真清理和检查自己在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的整改和提高打好基础。

对照检查，需要镜子；整改提高，需要尺子。这就涉及党员标准问题。党员标准是对照检查的镜子，也是衡量党员合格与否的尺子。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全过程中，尤其是对照检查阶段，使用好党员标准这面镜子、这把尺子，意义十分重大。

一、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的划分

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更多的是偏重于静态的和严谨的逻辑意义，而不会更多地考虑涉及或者决定其适用效果的政策因素。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或者法官实际运用的法律，又具有其他丰富多彩的景象，除了遵守逻辑外，还具有很强的政策考量。换言之，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或者为了追求更好的实际效果，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存在较多的政策考量，从而使貌似“一脸严肃”、“只有一个答案”的法律成为“活的法律”，这就是“行动中的法律”。逻辑标准是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常规的法律解释或者公认的法理，按照先后相继的严格法律推理过程，决定特定案件的裁判结果。[3]最标准的法律适用模式就是以法律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并据此得出裁判结论的演绎推理。而且，在确定法律大前提时，首先按照文义方法解释法律；文义解释有困难时，辅之以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和历史解释等解释方法，以印证或者确定法律规范的文义；存在法律漏洞时，首先考虑是否能够通过扩张解释、限缩解释或者类推适用等方式，尽可能首先在法律框架之内找到填补漏洞的依据，其次才通过完全的自由裁量等方式填补漏洞。这样的逻辑过程是以先后相继的步骤由法律大前提推导出法律答案和裁判结论，遵循或者体现的是严格的法律或者法理标准。逻辑标准的极致化就是认为，法律答案或裁判结论“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即“如果（我们）做对了算术题”，我们就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4]

但是，完全按照逻辑标准进行法律的推理和适用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合乎逻辑的形式的背后，存在着对于相互竞争的立法根据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个判断常常是一个无从言喻且未自觉意识到的判断，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正是整个程序的根基和关键。”[5]现实生活是特定的、具体的、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的，有时也是不完美的，法律适用往往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常态的适用会严重地脱离实际，或者出现极不公平的结果，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此时就需要打破常态，转而选择特殊的法律路径，采取更多的政策考量，政策标准或者政策方法由此应运而生。

政策标准乃是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或者为实现特殊的政策目标，变通法律适用的常规逻辑步骤，寻求特殊的法律适用效果。如卡多佐所说，“当社会的需要要求这种解决方法而不是另一种的时候，这时，为追求其他更大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扭曲对称、忽略历史和牺牲习惯。”它所寻求的不是演绎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而是特殊的政策价值或者目标。它抛弃了演绎推理的常规手段，或者采取反弹琵琶式的效果方法，根据所要达到的结果反过来寻找法律依据，或者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现实情况，按照公平合理的需求改变常规的逻辑结果，或者忽略严丝合缝地对号入座的法律细节，透过现象而直接抓住本质，将本来不能纳入调整的事项纳入调整，将本来能够纳入调整的事项排除出去。凡此种种，其具体方式不一而足。不论具体的手段和形式如何，政策标准根据的首先不是法律、法理和逻辑推理，而是特定条件下的现实需求和政策导向。

政策标准的存在，使得司法成为尘世间负责任的司法，也说明不存在单纯的或者单一的理想状态的司法。“以原则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的法律学说也就是对法律推理之专断性不可或缺的解毒剂。”[6]非常规的司法通常都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的阶段性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种非常规性的方法就是政策性标准，强调的是权宜、阶段性适应和相对的公平。当然，政策方法不是将法律适用玩弄于股掌，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正义，是否采用政策方法最终取决于实现正义的重要性，取决于利益衡量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仅仅依靠逻辑标准不足以更好地或者完全地实现正义，不能确保特殊情况下裁判结论的妥当性，所以需要政策方法进行弥补，也就决定了政策方法的必要空间。这说明，裁判中的法律是行动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或者机械的教条。

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是法律适用的两种基本标准，贯穿于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全过程，反映了法律适用中的基本矛盾。诸如，前者体现的是法律适用的原则性，后者体现的则是灵活性；前者体现的是一致性，后者体现的则是多样性；前者更多的是理性，后者更多的则是感性；前者体现的是恒常性和跨越时空性，后者体现的则是调适性和阶段权宜性；前者体现的是一般公平正义；后者则是特殊的公平正义。概括地说，逻辑标准是一种常规情况下的法律标准，适用于大多数情况；政策标准是特殊情况下的适用标准，是对于逻辑标准的变通或者对于特殊情况的应对和反应。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诚如有的国外学者所说，“太多的政策会扼杀法律；太多的法律会扼杀正义”。[7]我们既要确保法律的严格适用和一体遵行，又要防止法律适用的机械僵化和脱离实际；既要维护逻辑标准的基本价值，又要发挥政策标准的补充作用。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教学对象：基层党员和申请入党的同志；

教学目的：明确党员标准的内涵、意义；

教学提示：此教材适合于先进性教育活动第二阶段使用，讲课时应结合本单位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安排，结合单位党员思想实际，并恰当使用教学参考之内容；

教学时间：1.5小时。

对照检查阶段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上承学习教育阶段的成果，下为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奠定基础。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照党章和党员先进性标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认真清理和检查自己在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的整改和提高打好基础(教学提示：此处可以谈一谈对照检查阶段的主要任务，也可加上教学参考之一之内容)。

对照检查，需要镜子；整改提高，需要尺子。这就涉及党员标准问题。党员标准是对照检查的镜子，也是衡量党员合格与否的尺子。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全过程中，尤其是对照检查阶段，使用好党员标准这面镜子、这把尺子，意义十分重大。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并不是依据全球福利来制定的，甚至不是依据本国居民福利来制定的，而仅仅是根据本国某些产业的发展状况和现有条件来制定的。

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一般都蕴涵保护和促进本国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企图。如欧盟在实施偶氮染料禁令前，欧盟内部已经成功地开发了替代产品。这样，一旦禁令宣布并实施，出口国为了出口就必须被迫进口欧盟成员的替代品，结果一方面导致欧盟这一替代晶出口迅速增加，并在相关领域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导致出口国使用这些替代晶后的成本猛增，严重地损害了出口国的竞争优势，从而达到保护和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目的。

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但是造成了比较优势的扭曲，从而导致全球资源配置不合理。以中国鸡肉产品的进出口为例：鸡肉产品是中国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欧美人喜欢吃鸡胸肉但其国内价格较高，日本人喜欢吃鸡腿肉和熟食制品，因此中国出口这些产品，而中国人喜欢吃鸡杂碎，由于国内价格高，因此中国从欧、美、日进口鸡杂碎。但是欧、美、日常常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和法规，使中国企业为不断达到它们的要求而增加成本，这样中国鸡肉出口的比较优势被大大削弱，同时欧美设法迫使中国大量进口鸡杂碎，结果比较利益完全被扭曲。2002年中国冻肉鸡出口量减少81877吨，出口额减少18955万美元。

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是否有利于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呢?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通过设置壁垒来限制进口，增加了居民购买进口品的成本，因此也降低了居民福利。

实际上，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的目的是想在利用WTO规则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同时，又用技术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持久保持自身优势，从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持久的利益。因此，用技术标准来设置壁垒是发达国家开发的一种新的不平衡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不仅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福利的提高，而且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一、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了10多部佛经。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著，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的译著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

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些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在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周笃宝说：“‘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科学的。他翻译的是当时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中国翻译))2000(2)，29)由此可见，在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百年来的争论中，“信达”二字已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对“雅”字却争论很大。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发表过见解。他本人始终如一是不妥协的“直译”论者，连后来出现的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所谓“顺译”他都反对，理由是“顺译”容易导致“歪译”。(1984a：351～354)茅盾早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行文当中，他使用了传统文艺理论的语言，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讨论是20年代“神韵”讨论的继续。

三、我国现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四、争论给我们的启示本文简述了历代译界对翻译标准的争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翻译标准来自于翻译实践，来自于当时当地的翻译实践。翻译标准的提出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分不开。古代的翻译是以宣传宗教为目的，所以以翻译佛经为主；近代的翻译目的是“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的学理”，所以以翻译科学技术和介绍新思想为主；现代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传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而后现代的翻译目的却是多元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把翻译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服务手段。其翻译标准也是各种各样的。纵观翻译历史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标准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翻译标准放到另一个时代都有其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2．目的、对象第一，翻译标准第二任何人在从事翻译活动时都是把翻译目的和对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讨论翻译标准，后根据标准再进行翻译活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对象是士大夫阶级，目的是“为了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学理”。为达到此目的，他抛开自己的翻译标准而不顾，把文章译得艰涩难懂，对原文随意取舍，类似改编。但他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获得了中国翻译史上罕见的成功。严复追求译笔优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阶级兴趣的翻译目的。如果《天演论》是专为研究进化论专家翻译的，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读者群，他们对翻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实用，译文尽量保持原文的原貌，这比译笔优美更重要。如果选择学童为读者，那必须改写成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所以，翻译目的和对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翻译标准。3．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直译派”与“意译派”、“神似派”与“形似派”、“艺术派”与“科学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一对对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派”的译文以明白晓畅为特色，容易为读者所喜爱。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缘故，难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严谨的缺陷；而“科学派”的译文虽以忠实、严谨为特征，但容易出现生硬拗口的弊病，读起来不是十分顺畅。作为翻译工作者应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不偏倚任何一派，而是取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使科学与艺术并重，神似与形似兼顾，直译与意译并用。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1、耕翻整地标准化

近些年，我省许多市县和国营农场系统都结合大面积高产攻关及自身生产特点，总结出许多以合理轮作为基础、翻松耙压结合的耕翻作业标准，使小麦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得以顺利实施。要依据土壤水分状况及茬口条件及时调整当年不同村屯、不同地块的作业措施及标准。可落实为：

作业地块→作业措施→作业时间→作业标准→作业验收

针对我省大多地区底墒不足、小麦易遭春旱等特点，耕翻整地作业中应特别强调“及早作业”、“连续作业”和“伏秋作业”，一次达到播种状态越冬。有条件的地方为保证施肥效果和底墒充足，应强调结合耕翻整地进行秋深施肥和深秋浇封冻水。

2、品种及种子标准化

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品种很多，在性状及措施要求上各具特点。应在充分了解品种特点(生育特点、分蕖特点、需肥特点、群体特点、灌浆特点、抗逆特点)基础上选择1～2个主裁品种及2～3个搭配品种。栽培面积较大的地区决不可种植单一品种，应以品种多样化增强小麦的抗灾抗逆能力，达到高产稳产、丰产丰收。具体选用品种及确定各品种的种植比例时应根据加工用途、当地栽培方式及栽培条件、产量水平、土壤条件及气候条件、收获方式及力量而定。核心试验区、高产攻关田、生产条件较好及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应选择光合效率及产量潜力更高和更加抗倒、抗病、更耐高肥水的中矮秆品种，并依据品种制定相应的栽培耕作措施及标准，其它土，种植密度，施肥量，镇压及田间管理等措施和环节标准也需做相应正确调整。总之，措施应围绕品种、自然生态条件和生产条件而定，或根据当地条件选择适宜品种，充分发挥品种的增产潜力。

红旗团委标准

一、企事业“五四红旗团委”标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班子建设好。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领导班子；班子成员整体素质高，主要负责人能力强，业务精，懂经营，会管理；贯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做到决策民主，管理科学；班子团结进取，作风扎实，富有开拓精神，在团员青年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2、主题活动好。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青工建功成才，创造性地贯彻上级团委的精神，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团的工作生动活泼且富有成效，工作实绩党政认可，青年好评。适应深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积极引导广大青工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成为推动改革的有生力量；着眼企业发展和青工成才，广泛开展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和青年科技创新行动，企业效益明显增加，青工技能明显提高；积极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深化青年文明号等活动，青年职业道德和职业文明建设明显得到加强；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在急、难、险、重的生产、工作任务中体现新一代青年的风采；代表青工通过职代会等渠道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青工合法权益，关心青工切身利益，反映青工的意愿和呼声；积极为下岗青工等青年群体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3、支部建设好。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青年分布特点，合理调整组织设置，理顺工作运行机制；所属支部班子健全，积极工作，富有朝气；各项制度完善，活动开展经常，工作充满活力；支部在青年中影响好，凝聚力强，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团员队伍。

4、活动阵地好。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团的活动阵地和青工培训场所；有能够满足青工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文体娱乐设施；团的工作经费有稳定的来源渠道；善于发掘和运用社会资源，团的工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个人概况: 求职意向;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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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无序，收益微。作为一次完整作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作文评价过程中，师生按作文要求审视文章，发现其中的优点与缺点，以理性思维认知，归纳该次作文写作情况，然后把信息反馈到写作实践，从而进一步指导写作，提升作文水平。没有评价，一次作文课就不完整或间接导致该课失败。但有的作文评价课，虽然教师指导明确，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做到互动交流、气氛活跃，但这一表象下教学结果多数情形是老师一人或连同几个“写作高手”心知肚明、体会深刻，而多数学生则还处于思维模糊的认知状态，收益甚微。这种现象值得思考。

随着课堂作文评价方法探索的深入，我们便会发现：在具体评价中，有时学生评价的目的模糊，不够鲜明；评价操作过程欠规范，程序不清；评价方式缺乏系统性，随意性很大；理性分析缺乏辨证思维，多以感性为主；信息反馈不能及时到位，互动交流缺少持续性等等。所以作文评价中，如何做到评价规范化、系统化，分值设定的量化，是值得探究的，以进一步完善作文评价体系，使之目的明确，操作更具体、规范，让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参与进来，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收益在其中。

经过实践总结，我们制订了《作文评价表》，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具体列出评价项目，审改内容，评价结论，量化值域。力求做到规范化，系统化，考评量化。该表重理性分析，尝试把常规作文教学评价要求与高考作文评价标准有机结合，力争在评价实践中做到目标明确，有据可依，以理服人，定性量化、科学化。

该表由两个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常规作文教学评价；后半部分是以高考评价标准为参照的量化部分。

常规评价部分设定四栏。第一为“文题”“作者”“评者”栏。填充三个方面信息，便于交流与互动。第二为“审题”项目栏。由评审者回顾作文要求，此次作文训练的重点、难点，并结合作文写作角度，简明扼要地确定评价原则，以总摄下面的评价。第三是常规“评价”主体栏。命名为“精雕细琢”，同时以竖栏明示原则“探幽发微，以理服人”，并列出“增删调整，分条列出”提示。作为主体部分，强调“见仁见智”“以理服人”，目的是增强学生对作文认知从感性向理性的关照，尽量减少感性色彩，做到辨证、全面、发展地看待作文，并分条列出，便于作者、评者双向交流、切磋。第四是“交流体验”栏。分为“亮点荟萃”“慧眼补拙”二条，这是文字评述部分，参照上面所有内容，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对作文进行简明扼要地客观地评述。

第二部分引入高考作文评分标准部分参考量化评分。总分值为60分，由内容、表达、发展三部分构成，分值各占二十。依次列出等次栏并标出赋分值域，让学生评价时来对应参考，做到细化、量化，赋分项目操作具体、简明清晰，以训练思维，明确作文评价方法，再反馈到作文常规教学，从而规范写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