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范文10篇

一、成文记事的开端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著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活，（三）科学文化，（四）其它。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我市自2011年12月启动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以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大多数承编单位已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但也有少数单位对修志工作重视不够，工作进度严重滞后，影响了《市志》编纂工作的整体进展。为了使《市志》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确保顺利完成我市第二轮修志任务，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一纳入、五到位”

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是国家指令性任务，各县区、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把修志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及时协调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凡没有落实修志机构和人员的单位，要在今年8月底前健全修志机构，落实修志人员。涉及机构改革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新的职能及组成，落实新、老单位的修志任务。所有承编单位必须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志书初稿。

二、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树立法制意识，依法编修志书

市政府将依法加大对修志工作全过程的督促检查力度，定期通报全市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对拒绝接受、无故拖延修志任务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为加强地名管理工作，积极推进我市地名标准化进程，根据国家民政部《关于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通知》（民函〔20**〕122号）精神和市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关于出版〈**地名词典〉的议案》（第11**号），结合实际，制定编纂《**市地名词典》（以下简称《词典》）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确保《词典》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积极推进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不断拓展地名服务领域，努力体现先进文化的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编纂出版《词典》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市地名词典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编纂委员会）。成员如下：

编纂委员会职责：研究制定编纂《词典》的政策、措施、具体方案；协调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定期检查、指导编纂工作的实施。

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并把它载之于文字，以供后世欣赏与借鉴。故所谓史学，不外乎人类历史过程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表述两方面；史学方法论，也就不外乎历史研究之法与史书撰述之法两大体系，后者即我们所说的历史编纂学。如同任何一门学科均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与范围，历史编纂学既然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那么，史书编纂的全部动态过程就是其研究对象，这一动态过程所涉及到的其他学科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即构成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从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到近代学者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再到当代史学家张舜徽、白寿彝等先生创建新的通史综合体，一千多年来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学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但本世纪下半叶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历史研究之法，而对于史书撰述之法——历史编纂学，常见的理解往往混同于史书体例，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时届世纪之末，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挖掘，应该很有必要。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历史编纂学理论体系与范畴作一初步的探讨。

理论来自实践，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便可发现历史编纂学至少应该包括层次、体裁、义例、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史书的编著，首先要注意编纂层次的区别，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古代学者对此十分重视，曾经把著书立说分为“述、作、论”三个层次，“作”是最高境界，“述”稍次一等，所谓“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1](《礼记·乐记》)，在古人看来是高不可攀的，连孔子也不敢以“作”自概。清代学者焦循解释“作”与“述”的区别是：“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2](卷七)西汉史家司马迁把自己毕生的力作《史记》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太史公自序)“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辑录”。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辨析，认为自己所著“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4](p281)清代学者章学诚则第一次把史书编纂分为纂辑之史(记注)和著作之史(撰述)两个层次，其区别与要求是“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5](p49)当代学者中，业师、已故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认为从古代文献的内容来源方面去分析，可以将古代文献分为三大类，一是著作，二是编述，三是抄纂。白寿彝先生则在所著《史学概论》中将史书的编纂区分为“编”与“著”，并强调这种区分“有重要意义”[6](p144)，这是当代众多《史学概论》中唯一论及这一问题的。

显然，将历史著述区分为“著作”、“编述”、“纂辑”三种层次或类型，古今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这种编纂层次的区分实际上可以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划分史书编纂的层次性，目的是依据这样一种划分对不同层次的历史文献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和利用态度，张舜徽先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另一种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区分编纂层次，目的是根据史书各种编纂层次所特有的原则与规范进行撰述。在当代学者中，唯有白寿彝先生敏睿地注意到了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区分著述层次的必要性。这两种角度的区分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但目前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学术规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不明确编纂层次的差异性而编著不分的情况相当多，挂羊头卖狗肉、强剽窃纂辑为专著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这是极不利于学术创新与学术水平提高的。可见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史书编纂层次提出明确的规范与基本要求，其意义更普遍、更现实，从而更有必要。

二

史书的体裁是史学著作的组织结构形式，是史学工作者再现历史发展过程，向读者展现研究成果的具体手段。当代史研究作为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史学研究领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积极开展对当代史编纂体裁的探索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广泛需求，是当代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强当代史学科建设，提高当代史编研水平，完成历史赋予当代史研究的神圣使命的迫切需要。笔者不避浅陋，对当代史编纂体裁作粗浅的总结与思考，希冀能引起有关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

80年代以来，当代史（共和国史）研究蓬勃兴起，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多种裁体，本世纪最流行的章节体、融合各种体裁的综合体、由章节体改造而成的总论分论体等，成为当代史编纂的主要形式。

章节体作为近、现代史书的主要体裁，至今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仍是全面记述社会历史面貌的史著的主要形式，在当代史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已出版面世的全面反映共和国历史进程的著作，如张伟瑄、刘五一、肖星主编的《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茂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幼樵、肖效钦主编的《当代中国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启华、周鸿、尹凤英、陈东林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邓力群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均采用章节体。章节体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由西方传入我国，它在结构上年轻事纬，以时间为序，以历史事件设章立节，综合反映历史的发展进程，结构灵活，叙事完整，既易于描绘历史的纵向轨迹，又易于体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历史学家再现历史本来面貌，揭示历史的本质联系、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较为合理的结构形式，因而有的学者称章节体为仿原结构型体裁（注：何世芬：《中国现代史研究法纲要》，吉林大学出版社，第17～18页。）。章节体为历史学家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比较科学的途径，标志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飞跃和历史学向科学的转变。但章节体也存在它本身难以弥补的缺陷，由于它的线型结构和章节篇幅的限制，无法容纳大量丰富的史料，故而史学界有学者评价它“有骨无肉”（注：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随着历史学家考察历史视野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内容专业技术化的日益提高，这种体裁的不足也日渐突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章节体在目前当代史编纂中仍居于主导地位。

近年来，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源于章节体又明显有别于章节体的新体裁——总论分论体。该体因《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而形成，继而在四川、广西、河南等省区当代历史丛书及全国性的有关部门、行业当代史丛书的编写中得到广泛使用，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影响，成为当代史编纂使用最广泛、成果最多的体裁。这种体裁在结构上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总论和分论。总论按时间顺序，综合叙述某地区、某部门、某行业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史，从总体上反映所描绘对象的历史面貌，是典型的章节体。分论按某一地区内主要部门、行业构成及行政区域或某一部门行业内的机构设置、业务类别分门别类予以记述。分论是内容的主体。这种体裁的特点，是分论注重“横断”考察，各章节（门类）横向排列，节下各目按时间顺序记述各项事业发展之始末，呈现出树状结构特点。通过横排竖写，清晰地展现出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行业内部结构与专业分工，展示其地方特色或部门行业特色。

总论分论体是为了适应当代史内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复杂的特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对于内部结构复杂、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部门、行业的发展史，章节体往往难以包容。这些部门、行业由于专业技术特点，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其内部的每个业务部门，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职能和工作对象，既各自遵循其本身的专业技术规律相对独立地发展，又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一定时期内，它们作为某一部门、行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本部门、本行业发展的全貌。不按其内部结构及专业分工分门别类地叙述清楚每类业务的发展，就无从反映整个部门、行业发展的全貌。欠缺任何一个主要专业门类的叙述，都有损于整个部门、行业的完整性。总论分论体既能描绘整个部门、行业的发展大势，又能分门别类叙述每个专业门类的发展，充分展示其部门、行业的专业特色。同时，这种体裁为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研工作的广泛开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研究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刚刚起步，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大多是地方志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当前地方史和部门（行业）史编研又往往具有政治任务性质，对史料全面深入的分析受到主客观诸方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也存在一个熟悉部门（行业）史较强的专业性内容的问题，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总论分论体易于操作、易于大规模推广的特点正好适应了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研形势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大量的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著作问世，与这种体裁的出现和推广不无关系。

【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化选择的角度阐述了档案编纂的价值与特点，着重在理论上探讨档案编纂在文化活动中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档案编纂/文化选择/价值/特点

【正文】

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社会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参与着文化选择。档案编纂作为著作行为，无疑是一种文化生产活动，在文化选择活动中有其独特的价值与特点，本文就此问题略述己见。

一、档案编纂是一种文化选择性的工作

区长在xx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我区召开的第一次全区修志工作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全区修志工作将进入全面编纂阶段。这对于扎实推进修志工作，确保完成编修新xx区志任务，促进我区修志工作跃上的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就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修志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在“十六大”精神指导下，进一步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做好xxx编修工作,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署的必然要求。今年年初,中共中央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xxx作为一门学科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特别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使其在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要通过编修xxx,真实记录各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沿革,存真史、存信史;客观整理归纳地情信息,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全面收集风土、人情和名人事迹,引导熏陶社会风尚。要正确把握和处理xxx的资料性和学术性,在资料性的基础上加强学术性,在学术性的指导下充实资料性,有效发挥xxx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做好xxx编修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xxx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不同时代的创造智慧和民族精神,展现了地方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在历史长河中丰富着地方文化及社会文明史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大力发展xxx事业,必将有力地推动地方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丰富地方文化的内涵,加深地方文化的底蕴。

根据市委办公厅新编《市志》的工作要求和责任分工，结合我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为搞好市志商贸部分的编纂工作，成立组织机构如下：

二、任务分解：

综合科：负责整个地方志商贸部分的督促检查、汇总上报。

办公室：负责提供商贸机构变革的有关资料。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编印《市行政审批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服务指南》）。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保证《服务指南》编纂工作顺利进行，市政府成立《服务指南》编纂委员会，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任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任副主任。编委会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任办公室主任。

二、编纂内容

1．市政府各部门行政许可、收费和服务事项的项目名称、审批依据、申报材料、办事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等。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增强当地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和省委办公厅、省县政府办公厅《关于编纂省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当地志书的通知》精神，全县二轮修志工作于年月正式启动，到当前，已历时4年多时间。在各乡镇、县直各部分的大力支持与共同下，全县方案编纂的1部县志、44部部分、企业志，7部乡镇志及2部村志获得了阶段性的效果。现将有关状况通报如下：

一、全县当地志编纂工作的基本状况

总体来看，第二轮当地志编纂工作启动以来，各级、各部分注重和支持当地志编纂工作，“一纳入、五到位”基本落实，修志人员喜欢岗敬业，静静贡献，修志工作发展优越。

（一）领导注重，修志工作部署比较有力。全县二轮修志工作大会召开后，各乡镇、县直部分依照文件相关要求，部署第二轮当地志书编纂工作，迅速成立了本单位修志工作编纂委员会，单位党政一把手负责编委会主任，有的还确定一名班子成员专抓此项工作。如县国税局、人事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局、林业局、烟草专卖局、鸣凤镇、洋坪镇、花林寺镇、荷花镇等单位。几个单位一起承编的专志，都成立了统一的编纂委员会，由牵头单位首要负责人任主任，其他单位负责人任副主任，按期或不按期召开碰头会研讨修志工作。如《县邮电志》、《县农业志》等。

（二）认真贯彻《条例》、《规则》，积极发明优越修志情况。各级各单位基本能依照国务院《当地志工作条例》和《省当地志工作规则》的要求，将当地志工作纳入本部分主要的工作任务之中，大局部单位都能保证修志工作领导、机构、经费、人员等基本前提到位。当前，大局部承编单位至少有2～3人专职从事修志工作，有的还抽调人员、延聘专家，从事志稿的编写和评审。全县大局部承编志书的单位都能保证专项修志工作经费。

（三）编纂方案详细明确，修志工作已见成效。各单位依据承编任务，辨别制订编纂方案，明确详细工作步和谐办法，增强学习和业务培训，全县修志工作获得阶段性效果。《县志》（1979～2005）分纂工作自2008年5月启动后，经由各位编纂的通力合作，在2009年5月初稿基本成形的基本上，再次进行汇集材料，查漏补缺。到当前，完成了130余万字的二次打印稿，进入一审工作。专业志书也获得必然效果，已出书的志书有12部：《县烟草志》、《县人口志》、《县军事志》、《县邮电志》、《县人事志》、《县民政志》、《县保险志》、《县劳动和社会保证志》、《县税务志》、《县政协志》、《县林业志》、《县财务志》。已经过评审拟预备出书的志书有3部：《县农业志》、《县国土资源志》、《鸣凤镇志》。已打印成册报县志办存档的志书有12部：《县司法行政志》、《县科协志》、《县煤炭志续编》、《县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志》、《县供销志》、《县科技志》、《县审讯志》、《县工会志》、《县卫生志》、《县粮食志》、《县审计志》、《卫家岗村志》。正在编纂的志书有15部：《县电力志》、《县文明志》、《县体育志》、《县水利志》、《县公安志》、《县交通志》、《县人洪志》、《县工商志》、《县发展与计算志》、《花林寺镇志》、《旧县镇志》、《洋坪镇志》、《河口乡志》、《荷花镇志》、《茅坪场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