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范文10篇

在当代的宪法学理论研究中，各国宪法学家们普遍关注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和协调问题。宪法学既是一门规范科学(Normwissenschaft)，又是一门现实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规范科学与现实科学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当代宪法学的实体价值体系。实证主义宪法学向实质主义宪法学的转变表明了规范与现实价值的同等性和相互依存性。在宪法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令宪法学家们困惑的诸多问题之一便是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宪法变迁理论作为解决规范与现实冲突的一种学说曾经为强化宪法的现实适应功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宪法变迁理论却遇到了实践的挑战。

一、宪法变迁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的变动形式之一，一般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某种宪法规范的含义已消失，在规范形态中出现适应社会生活实际要求的新的含义与内容。德国的公法学者叶林纳克(G•Jellnek)最早从宪法学的角度提出了宪法变迁的概念并把它理论化、体系化。叶林纳克认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条文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即继续保持其原来的存在形态，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变更。[1]叶林纳克系统地提出了发生宪法变迁的几种情况：1.基于议会、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释而发生的变迁；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变化；3.根据宪法惯例而发生的变化；4.因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发生的变化；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的变化。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都是宪法规范变动形式，具有同等的宪法效力，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宪法修改是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宪法规范进行变更的明示的行为；而宪法变迁是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宪法规范实质内容的变更，宪法条文本身则继续保持不变。宪法变迁一般从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种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迁，即把宪法规范内容与现实的宪法状态之间发生的矛盾认定为客观的事实；另一种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即以规范与现实的矛盾为前提，某种成文的宪法规范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出现具有新内容的宪法规范。宪法学上讨论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从宪法变迁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时期，宪法变迁存在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更大一些。由于宪法修改程序的严格性，故某些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便通常采用宪法变迁的形式。在有些国家，宪法变迁是进行宪法修改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宪法修改正是在宪法变迁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用以丰富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生活的形式。

二、宪法变迁的性质

宪法变迁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对宪法变迁性质的认定。宪政实践中应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认可宪法变迁的社会效果以及宪法变迁对宪政体制的具体运行是否具有直接约束力的问题均直接涉及到宪法变迁的性质。围绕宪法变迁的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事实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定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不能允许新的宪法规范的产生。宪政实践中存在的违背宪法规范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对宪法权威的侵犯，构成违宪的事实。对宪法变迁概念的认识实际上是默认违宪事实的合法存在，故不能提倡；二是习惯法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所产生的宪法规范实际上成为一种宪法上的习惯法。由于规范与现实相互矛盾，成文宪法规范实效性的发挥遇到障碍时新的宪法规范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进一步充实了宪法规范本身的内容。习惯法的合理性与社会规范意识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规范与现实的矛盾，避免宪政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规范空白；三是习律说，根据英国宪法理论中的习律概念说明宪法变迁的法律性质。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实效规范不仅是一种违宪的事实，而且不宜以习惯法的角度完全承认其法的性质。宪法变迁作为一种习律，其法律性属于“低层次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把它表述为“未完成的变迁”。[2]上述三种学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学者们对宪法变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判断。这些判断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判断是对宪法变迁价值的肯定。认为当社会现实中符全一定条件时应肯定宪法变迁在宪政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比如，同宪法条款相抵触的国家行为在长时期内反复出现，并得到国民法律意识的认可时，这种国家行为便具有法律性质，可以改变某种宪法条款。这一观点强调了宪法的实效性，认为无实效性的宪法规范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种判断是否定宪法变迁的价值，认为对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不应在事实上给予承认，不具有任何法律性质。其主要理由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互矛盾时，基本的解决方法应是通过宪法的修改程序来完成修宪任务；如果承认宪法变迁的事实，无疑会影响刚性宪法的性质；在现代宪法中，通常都要规定宪法的最高法规性，宪法变迁的事实实际上冲击了宪法的地位。第三种判断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违反宪法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不具有改变宪法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从宪法规范的理论与实际运行过程看，第三种判断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如果简单地肯定宪法变迁的价值便有可能为违宪的国家行为提供正当化的基础，直接破坏宪政秩序。但对那些忠于宪法的基本理念且意在补充宪法规范不确定性的变迁事实则应采取有条件认可的原则。对宪法变迁性质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宪法变迁的界限与具体分类问题。按照宪法变迁的动机一般可将其分为依宪法解释的变迁、依宪法惯例的变迁、补充宪法规范的不足等形式；依变迁的性质又可分为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积极的作为而形成的变迁与国家权力的不作为而发生的变迁。宪法变迁的不同形式都以相应的界限为其存在的条件。

三、宪法变迁的界限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主要表现在：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价值观念转换，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的思维方式变革，从单一话语到多元话语的知识体系改造。

关键词：刑法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当代变迁

刑法制度是刑法存在的规则形态，刑法文化是刑法存在的观念形态，本文正是在这一界分的基础上讨论刑法文化的。笔者将刑法文化定义为：“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并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与特定民族及时代相联系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刑法制度和刑法实践的群体性认识、评价、观念、思维、心理等的总汇。”刑法制度是刑法文化核心要素的规范表达，它体现刑法文化并受其支配。同时，刑法制度也对刑法文化的生成和变化产生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性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变迁过程具有累积性、渐进性、潜在性的特点，并通过关键节点上的理论争议、立法变动、影响性裁判而凸显出来。变迁意味着变化和迁移，是事物发展中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交织作用的产物；变迁又意味着从此到彼的转变，因而也意味着量变和质变的互替及飞跃。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并不意味着终结，它只是表征着一种阶段性的变革成果，也是对现有状态的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描述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合理的期待及谨慎的预测。在刑法文化的众多因素之中，刑法价值观念、刑法思维方式和刑法知识体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也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

一、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

刑法价值观念包含刑法对社会伦理、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它是确证刑法何以存在的根据；它提示刑法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义，限定刑法保护和打击的对象，指导刑法修改完善的内容，决定刑法裁判中的利益取舍，评判刑法制度及其变革的效果。因而，刑法价值观念居于刑法文化的核心要素地位。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鲜明地反映出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转变。政治刑法的特点在于：（1）将刑法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将危及阶级统治的犯罪作为刑罚惩罚的重点，锋芒所指，十分明确。（2）对国事罪不惜重刑予以惩治，在相对确定的一般规范之外尚存在具有较大弹性和扩展性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较为随意。（3）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且覆盖的侵害行为种类较少，等等。人权刑法则是将个人生命、自由、尊严、财产等法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在观念上认为，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权益予以至为周到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来保护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当代中国刑法文化价值观念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罪刑法定的确立。作为近现代刑法基石和铁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1979年《刑法》当中并未得到明确承认，主要表现在仍然保留了类推制度。该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反对类推定罪是罪刑法定的题中之义。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一些学者试图调和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的内在矛盾，论证我国刑法保留类推制度的正当性。在刑法面临修改之际，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在新的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取消类推制度，但仍有少数学者坚持保留类推制度。论证类推制度合理性的主要理由是，刑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不允许类推，就会放纵那些已具备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不利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1］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作为法律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类推实际上是罪刑擅断。因此，新刑法应当确立罪刑法定，取消类推。［2］最终，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该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另一方面，该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刑法原来基本上也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制定的，当时考虑到刑法分则只有103条，可能有些犯罪行为必须追究，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可以采用类推办法，规定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的条文从原来103条增加到345条，对各种犯罪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事实上，刑法虽然规定了类推，实际办案中使用得很少。现在已有必要也有条件取消类推的规定。”［3］罪刑法定的确立是法治原则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它意味着我国刑法迈出了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标志性步伐，也是刑法观念的巨大突破，它对于其后刑法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此，人权保障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刑法价值观念转变日益显现。近年来一些改判无罪的案件就比较鲜明地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4］［5］（二）反革命罪的修改。作为政治概念的“反革命”，虽然具有一定的界限功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法律概念应有的严谨性，从而导致刑法上的反革命罪在实践认定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反革命目的”的认定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把握，容易陷人于罪。1997年《刑法》将1979年《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将原本就属于普通刑事犯罪的一些犯罪从该章移出。这一方面削减了刑法规范的泛政治化色彩，体现了国家政权安全对于保障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法益的确定性，极大地消除了反革命罪要件存在的一些模糊性，从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三）重刑主义的否定。重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将刑法视为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压制社会不满甚至解决社会纠纷的最重要手段和优先手段，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2）迷信重刑，死刑条款数量多，自由刑刑期长，希望“以暴禁暴、以杀止杀、以刑去刑”。（3）往往把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归结为“打击不力”，认定犯罪性质时“宁左勿右”，上纲上线，刻意拔高；裁量刑罚时，喜重厌轻，宁重勿轻，等等。重刑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在当代亦时有变异。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重刑主义已不再是刑法文化的主流了。刑法的第二次性、谦抑性越来越被公众认同，罪责相当、罪刑均衡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明确了罪刑相当原则。“罪刑相当，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3］刑罚过轻，不足以确保对犯罪的震慑力，甚至会异变为对罪行的鼓励；刑罚过重，则容易招致民众不满甚至丧失社会同情。因此，均衡适当的刑罚对于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而言确属必要。此外，通过历次刑法修正，我国刑法上的死刑罪名已经从68个减少到46个。立法上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削减以及司法上的严格控制，也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死刑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对死刑崇拜的淡化。这也是否定重刑主义的重要标志。（四）民生刑法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无疑是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得不到有效保障，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就丧失了基础。因此，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就成为民生刑法的基本要求。近四十年来，我国刑法修改体现出鲜明的民生刑法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通过增设罪名，配置和完善刑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惩治以及对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2）通过增设犯罪行为形式，严密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来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消弭民众的“被剥夺感”。（3）通过严格对考试作弊、司法渎职等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治来实现民众的公平感，等等。

二、刑法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

现阶段财务管理是我国村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村级财务监管效率及其组织、制度安排是我国村务管理中极具增长潜力的一项价值工程。近十多年来，走在前列的我国部分省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与村级财务紧密联系的村务监管组织与制度变革。本文在回顾村务管理研究现状和总结我国村级财务管理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以财务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对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变迁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分析结论。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村务监管是以村集体资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性监管。现行村务监管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村级财务的监管价值。和谐与小康农村建设、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都有赖于村级财务的监管成效。本文所提及的模式是指一个系统运行所需的各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的方法方式、作用机理、制度安排、工作机构与人员配置的总和。鉴此，本文提及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指确保村集体财务监督与管理工作所需的组织机构、制度安排、运作机理、设施与人员配置。

村级财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管家”，其对“三农”的影响层面与深度都是巨大的。如今，农村干群关系、村集体资产的管理矛盾、村民上访事件的背后都牵涉到村级财务问题。就现实考察，现阶段村务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财务监管。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一个多因素组合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的对外贡献主要由它自身的产出价值来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村级财务监管模式自身就是一个多元组合的价值工程，是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现今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将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可以说，我国农村正处于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时期。这场变革的愿望源自民间“农民困难、农业低效、农村落后”的“三农”困境，其推动力源于倡导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

梳理当今农村存在的诸多矛盾，抓住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先行突破，就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或关键点。所谓“突破一点，解决一片。”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可能切入点在哪里？经过近些年对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建设状况的观察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谐农村建设、农村干群关系取向、农民上访意愿表达等事件的背后都与农村财务有着深层联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监管失序和低效是产生现今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症结。财务问题是如今农村矛盾的重点、农民上访的热点和干群关系的焦点。而农村财务管理的效性取决于农村财务监管模式的效性。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财务监管模式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它是中国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是通过宪定来规范确立的一种经济成分。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

一、非公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变迁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一共五部，包括：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

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支持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是"国家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关于私有制的规定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这得益于等领导人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国情出发，对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比较充分的肯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了过渡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四种形式"（1）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指导和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向合作社经济过渡；（4）资本家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励和指导他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

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是第一章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部宪法由于掺入了极"左"的因素，是一部具有严重缺陷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遭到了否定而无法生存。

到今年，中国共青团已经建立了九十周年。这九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在与时代同行过程中切实履行着自身的职责。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功能，中国共青团也不断根据时代要求推动自身组织发展。在践行职责和实现功能过程中，通过政治实践与组织变迁互动，中国共青团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在经验层面上被演绎着。随着时展，中国共青团也还会像曾经经历过的那样遇到许多挑战，也还需要通过推动自身发展来实现自身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性地回应时代的要求，而理性态度的标志就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来办事。因此，在纪念建团九十周年之际，最好献礼之一就是对中国共青团九十年来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把握和展示。为此，本文拟从组织形态角度对中国共青团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以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一、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共青团研究的一个视角

尽管在界定上和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所谓“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动的能力［1］。同时，人们还认为权力不仅导致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的影响关系，而且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依赖关系［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权力认为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媒介，由于普遍存在这种以影响能力为核心的行动关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并形成秩序［3］。因此，社会的交往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整个社会之间秩序形成也是以权力关系有机化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关系弥漫在社会各个环节之中，既有以松散方式存在着，也有以紧密方式存在着。其中，组织就是以相对紧密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的一个空间和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组织视为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由于组织是权力关系紧密化运行的空间，因此，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抽象层面或是某个静态的、单一的角度，而是应该从具体层面动态和整体地来把握。组织形态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视角。所谓组织形态不是单纯指狭义的静态的组织，而是指以实现组织功能为目的，以组织结构为支撑的，围绕组织中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机制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活的总和。组织形态是对具有多重要素有机统一在一起的组织机体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的概念，是权力关系在组织内运行互动的各方面规定性体现，从内涵来看，构成组织形态的要素有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组织权力是指组织基于自身所拥有的功能及其在更大体系中所处地位而获得的权力，以及运用这一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组织结构是指组织权力结构形式，包括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和组织与其作用对象之间权力结构形式，前者指组织内部结构，后者指组织作用其外在对象的组织体系结构。组织过程是指组织权力实现的过程，具体体现为组织为了实现自身功能，在组织内部运用权力以及在整合外在对象时与各方互动而实现权力运用的过程。组织价值是指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及组织内部人员和组织外部人员对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观念与认同［4］。由于组织形态包含有多个要素，但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整个组织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变化情况，来分析组织形态变化的逻辑以及对组织发展历史进行分期。上述关于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关系以及组织形态内涵等内容是从组织理论角度予以理解的，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的，而中国共青团是青年政治组织，因此，这一理论视角和基本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对中国共青团的研究。不仅适合于对某个时期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工具对其整个发展内在逻辑予以把握。

二、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变迁逻辑：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定

基于分析视角差异，组织空间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可以有多种类型。从所处空间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组织外权力关系与组织内权力关系，前者是组织与组织之外主体之间权力关系，后者是组织内权力关系；从所涉及主体来看，可以分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如果对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组合的话，那么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类型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虽然，在组织具体运行过程中，这些权力关系都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其中一些权力关系对组织发展却起到根本性决定作用，而其他权力关系却只是起到一般性作用。如何辨别哪些是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组织权力来源以及组织功能两个维度来把握。虽然组织以及其中各要素主体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组织的根本权力以及这一权力的来源。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组织最根本功能角度出发来把握组织这一根本权力发挥作用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就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组织与赋予组织权力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组织与组织所需要影响的最主要对象之间关系，是决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一对最具根本性的权力关系，这对权力关系构成着组织形态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维度。权力关系是组织形态的本质规定，组织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实现方式。组织形态变化是无法突破这一对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空间和边界。然而，如果这对权力关系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话，那么，组织形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青年有效领导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影响和整合青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和持续的领导和执政奠定青年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青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组织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权力来源，而且青年是中国共青团所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对权力关系。虽然，这一对关系对共青团组织来说是属于组织外权力关系，但是它们却对共青团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其他外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这些权力关系实现形式的组织形态都起着决定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共青团就是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为坐标所形成的包含其他权力关系在内的关系空间，其组织形态不过是这一关系空间动态的和有机的实现形式。

三、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组织化基础

[摘要]正确认识影响税制变迁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方式，在税制改革中十分重要。因为其最根本的影响来自内在制度，所以分析政治制度对税制变迁的影响，能够揭示税制变迁藉以实现的外在制度因由。在此基础上，解析内在制度中的平等义务观及如何影响外在制度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有利于正确认识在这两个制度约束下征纳双方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税制变迁；政治制度；平等义务观；征纳主体

在税制衍生进程中，常常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或其变迁路径与税制改革的初衷相悖的情况。这让人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原因引致在实践中出现我们不曾料想和预设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税制的衍生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而又在改革中不断发现运行结果与设计初衷相背离(至少是未能达成基本理想状态)的序列。当然人类社会的有效制度都是在试错中不断修正的。但是如果对这个衍生过程中起作用的主体及其作用方式有进一步了解，对于优化税制应该会有所裨益(虽然并不是影响税制变迁的每一个因素都能通过主观构建达到理想的状态)。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在税制变迁中起作用?这些因素间又是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呢?

一、影响税制变迁的内外在制度

本文并不是对内外在制度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做非常详细的分析，在这里试图做的仅仅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希望能帮助我们认识在税制变迁过程中制度所起作用的大致轮廓。

(一)政治制度

摘要: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海上保险法，最初的设立初衷是防范道德风险和禁止保险中赌博的发生。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立法技术进步，保险利益原则的内涵也随之扩张，呈现一条从绝对走向缓和的趋势。

关键词:保险利益原则;赌博;法定权利;事实期待

对于普通人来说，保险和赌博如果仅仅从表面上探析，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而这都是以小概率事件为触发机制，都以物质上的小付出换来大回报。但从本质上说，保险和赌博却大相径庭。首先，从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态度上，保险的投保人排斥这种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投保时可能会祈求这种小概率事件永远不要发生，这类人对于保险抱着投资或者是祈求心理安慰寻求保障的心理态度;而对于赌博的人来说，赌博是以小博大，每一个赌徒都是抱着必赢的心态坐上赌桌，因此他们对于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是抱着追求渴望的态度。其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保险只是对于未来风险的转移，即使风险发生，保险所赔付的价值也是以受损为上限的，因此并不存在以保险获利的可能。保险并不会消除风险，只是可以让我们不必靠着运气去冒险。但是赌博，有输便有赢，这种风险是赌徒将自己所拥有的成本转化为不确定收益所创造出的，是存在获益的前提。最后保险和赌博最重要的区别———即从法学角度来看，保险包含着保险利益的存在，而赌博没有。从海上保险制度开始，保险利益的创造初衷便是将保险和赌博区分开来。而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学界的探讨也是经久未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被投保人利用遭受任意侵害，防止在保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财产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在保险法中逐渐成为基本原则，约束着保险中的各方主体。作为现代保险制度中的核心要素，保险利益被规定成为一份保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我国《保险法》中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如果对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则保险合同无效。无论是英美法系抑或是大陆法系，两个法系的保险法都将保险法视为核心要件。并且保险利益不随着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是法律中提前预设，不能更改的。立法者在设立保险利益原则的初衷便是防范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发生，并且可以根据保险利益确定赔付范围。但保险利益原则的设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设立的最初也是存在着缺陷，造成理论和实践的无法衔接。因此，对于设立保险利益时的立法目的的实现依旧要不断完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一、保险利益的起源

保险利益———最初来源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海上保险法。18世纪，英国海上运输业发达。对于海上被运输货物的保险，投保人并不需要证明自己与所投保的货物之间具有法定利益。因此许多心机叵测的不法分子便为了谋取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先对他人的货物进行投保再借机损毁，以此请求保险赔偿从中牟利。为了应对此类案件，英国率先制定了《1745年海上保险法》，将保险利益首次纳入保险法之中。在英国率先垂范后，美国、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也随后接受了该项原则。并且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利益原则也获得了认可。在我国，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自此，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确立。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制度演变

一、制度变过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简介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