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政策范文10篇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广播电视领域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民语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电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近几年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作为具有多重社会价值的传媒载体，民语广播电视肩负着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的重要使命。本文将立足于广西民语广播电视的发展现状，分析民语广播电视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的巨大功效，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实际的可行性发展策略。

关键词：广西壮族自治区；民语广播电视；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策略

一、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发展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我国南部边疆，地域广袤，人口密度小，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且复杂。壮族、苗族、侗族、瑶族等12个民族在广西聚居，广西拥有约1988万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整个自治区总人口的37.94%，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广西具有特殊的民族、人口特点，依托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广播电视领域打造出满足广大受众需求、贴近百姓生活、拓展少数民族独特文化、顺应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广播电视节目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开始起步。根据受众的需要，依托各民族的发展实际，先后创立了壮族语广播栏目与电视节目，主要有三档壮语节目：《壮语新闻联播》《壮语新闻》《壮语广播学校》。历经20余年的发展，广西的民语广播电视实现了广泛覆盖，民语栏目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现在的30余个，语种由3个（壮、侗、苗）增加到6个（壮、侗、苗、瑶、仫佬、毛南），包括电影公司在内的8个译制点开展了民语电影的译制工作。随着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民语广播电视也随之更加丰富多彩，节目形式和内容都有了一定的创新，影响力与覆盖面也不断扩大。广西政府也表示了充分的关心和支持：财政每年划拨300万元预算，专门支持民语广播电视的发展。在良好的发展形势下，广西两台和地方广播电视台创办节目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开办民语节目的计划也正在逐步进行。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卢献匾根据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提出了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开设壮语卫星广播频道的建议。广西民语广播电视的逐步兴起，让我们看到了广播电视作为现代信息社会传媒工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和覆盖力。其在把握发展规律、发挥积极性、打造节目文化品牌的同时，也需认识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例如，起步晚、底子薄、对民语广播电视认识不到位、节目内容质量有待提升、各项资源缺乏、其社会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

二、民语广播电视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中的社会价值

广西民语广播电视不仅是中国广播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民语节目的主要分支。以少数民族语言设置的广播电视节目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普及文化教育、消除文化差距、促进物质精神双重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党和政府的传播媒介，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一，民语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进行政策、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广播及电视多样化的宣传手段来大力宣传和贯彻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边疆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使各项政策真正得到贯彻实施，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广播电视这一有力的推手，采用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来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有效引导意识方向，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树立新思想、革除旧观念、提升思想层次，从而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例如，《壮语新闻》这一节目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第二，民语广播电视是传达民声民意、表达民愿的重要渠道。民语广播电视改变了以往单向沟通的限制，作为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民语广播电视能够很好地深入少数民族群体，倾听民声、了解民愿、表达民意，不仅给了普通群众表达诉求、发表建议的机会，同时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检验与支持，做到了察民情、集民智、解民忧、惠民生。民语广播电视为普通的少数民族民众争取到了更多的关注与福利，彰显了它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中的重要价值。第三，民语广播电视是加强科学文化普及、提供娱乐服务的重要平台。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保障民族稳定团结的根本，而团结与稳定又是发展经济的前提。广西民语广播电视通过新闻类节目、致富类节目、农业类节目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与富民政策很好地传递给当地的人们，在帮助人们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注重精神文化的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从而不断拓宽视野、提升道德风尚。例如，广西《壮语900句》以及译制版的《射雕英雄传》，都是民语广播电视提升科技文化水平、提供娱乐服务的表现。第四，民语广播电视能够加强民族交流、增强凝聚力。广西全区遍布多个少数民族，妥善地处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团结是大有裨益的。广西民语广播电视能够帮助各民族之间加强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实现了民族之间的资源共享，有利于消除各民族之间的误会与隔阂，牢固树立中华民族这一统一概念，为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民语广播电视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侵袭。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与越南接壤，在地理位置上与多个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接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是外来文化糟粕渗透的首当其冲的区域，民语广播电视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可以更好地固守边疆，防止不良文化的侵袭，用先进思想抢占文化阵地，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摘要]清初，为了稳定北部边疆，安排中原难民，清政府开始着力口外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为此调整了边疆政策，即由封禁而为松弛，进而鼓励中原汉民出边，以图对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有所促进。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这些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发展，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农业的开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给予我们深刻的警示。

[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开发；环境破坏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边外积谷，甚属紧要”[2]；第三，则是为了减轻中原人口的压力。清朝统一全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指出：“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由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3]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第四，中原地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难民，为减少难民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蒙地，允许他们到此谋生。由于上述，促使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

早在康熙初年，已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兼营农业生产，但十分粗放。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玄烨巡行塞外漠南蒙古地区时，对此描述说：“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5]清政府虽派遣内地官员前去教授耕种技艺，并配发种籽、农具等，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派“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6]，但蒙地的开发仍未有大的进展。后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蒙古地区的农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一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

[摘要]清代，人类开发干预与转为干冷及温干的气候相共轭。清末为维护统治．实行的“放垦蒙地”、“移民实边”政策，是破坏鄂尔多斯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诱使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土地沙化的主要社会趋动因素。然清柬放垦并不是造成鄂尔多斯草原沙化的主要原因，而是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生态脆弱的覆沙地区人类过度利用，或不合理的经济活动诱发引起。第三、四纪以来，青藏高原隆升造成该地区生态脆弱性，是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清末放垦；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

鄂尔多斯高原处气候敏感的农牧交错过渡带。第四纪以来严酷的生态条件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显著的限制，而人类的开发活动也不时地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旨在考察清代对鄂尔多斯地区放垦基础上，探讨人类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探讨土地沙化的原因。

一

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间一度松弛，乾隆、嘉庆朝复又加强封禁力度。然随着内地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私自招垦。容留内地民人开垦蒙地，甚至“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1](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亥)。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不得不在事实上逐步放宽。

自康熙至同治、光绪，土默川和伊盟后套黄河改道所淤出的沃土，已先后“宫垦”或招民垦殖，尽管开发较早、力度较大，但这一带生态环境好，至今尚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