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范文10篇

去新疆支边两年，去之前，我是个默默无闻的老师，回来后——刚回来没有多久——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老师，依然在中学做教师，从初一开始教起，就像他两年来并不曾离开过一步，那些风沙磨砺的日子似乎在他转身之际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比从前粗糙了的肌肤和更加无语的沉默——了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教育对口支援的伟大号召，年月，我放弃了博兴优越的工作条件，带着领导的重托，带着父老乡亲的厚望，怀着为祖国边疆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来到了祖国的西部边陲——新疆伊犁。在那里的两年时间内，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实现着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强化学习，提高素质

无疑，新疆是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好地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经济并不发达，甚至可以说非常落后，经济的落后直接导致教育的落后。因此，选择到新疆援教，就等于选择了坎坷和困难，就等于选择了吃苦和受累。

对此，我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正如临行前领导们所说的：多民族地区情况非常复杂，在那里工作，必须靠自己成熟的政治素质，过硬的业务水平和高尚的道德风范，才能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工作才能做好。这就需要大家不断地努力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质。

为了不负领导的重托，为了不让家乡人民失望，人还没到新疆，我就没日没夜的认真研究起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法规，民族历史、宗教历史，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使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合到新疆人民当中，争取早日成为他们中心贴心的一员做着准备。

另一方面，我马不停蹄地走访有经验的老教师，向他们吸取教学经验，并且将自己近二十年来摸索出的点点滴滴都整理出来，记录到小本子上。此外，我又跑到书店自费买来大量教育教学书籍、材料，潜心研究，认真钻研，深入思考，从理论和实践上做着充分的入疆准备。

内容提要清代北方边塞建有众多的官办牧场，放养大量的马、驼、牛、羊等各类牲畜，其规模和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它是当时国家直接经营畜牧业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在改革宋、明政府间接经营畜牧业——官督民办（将官畜寄养于民间）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曾采用的一整套严密而适用的管理办法，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抗战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来到云南的学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纷纷加入到边疆的调查研究中，边疆研究的风气日渐深厚，与此同时，国内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相互竞长”。在当时众多的刊物中，《边疆人文》是最为集中刊登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为民众了解少数民族民俗开启了一扇窗。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策略具有政治性、民族性、民生性、地缘性和社会性等多元复合特质，它深远地影响着当地各族人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社会发展趋势。

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背景

贫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拦路虎”，解决贫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提出，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1月，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指出: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由此可见，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更是我国扶贫的重点区域。“教育精准扶贫”可以界定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将教育的“扶智”与“扶志”功能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方式贯注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活动中来，用以培养、改善和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实现国家扶贫开发的战略任务，完善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的体制与机制，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

学术界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理论上强调民族地区教育与民族社会协调发展的关联性、迫切性与重要性。2．对不同民族地区教育的客观情况及民族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描述与讨论。3．聚焦民族地区中民族教育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内在关联。4．分析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对扶贫所具有的教育—经济—社会逻辑。由此可见，我们能发现国内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这些研究多指向社会总体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还停留在面上的讨论，而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民族地区如何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式、内容及政策等涉及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该如何实施等问题，尚未见到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二是对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策略的研究，仍停留在现有各类各项民族政策的“普适性”框架之内，未能将提出的“精准”要求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及行动中来。三是从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际研究内容上来看，诸多研究成果中还存在“两条线”的问题，即要么是从扶贫的角度来谈教育，要么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谈扶贫，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具有一定合理解释性、前瞻性、策略性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三、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思路

一、“三生教育”的内涵及内容

“三生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要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过程。“三生教育”包括三个内容，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揭示“人”生物自然属性的认知教育。它主要为学生解释生命的起源、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解决“人”安生立命问题的实践教育。它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关于“人”的价值的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它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2]。

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三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中实施“三生教育”，对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云南现代教育，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家庭幸福和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众多，学校犹如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学生在校统一的接受教育，亲如姊妹般相处生活。但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传统、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之间或者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间，因为不了解，或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同学矛盾”，甚至引发“民族矛盾”，产生不必要的“民族问题”。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各民族学生形成符合自我发展、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进而达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共识。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一、“三生教育”的内涵及内容

“三生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要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过程。“三生教育”包括三个内容，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揭示“人”生物自然属性的认知教育。它主要为学生解释生命的起源、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解决“人”安生立命问题的实践教育。它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关于“人”的价值的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它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2]。

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三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中实施“三生教育”，对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云南现代教育，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家庭幸福和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众多，学校犹如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学生在校统一的接受教育，亲如姊妹般相处生活。但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传统、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之间或者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间，因为不了解，或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同学矛盾”，甚至引发“民族矛盾”，产生不必要的“民族问题”。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各民族学生形成符合自我发展、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进而达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共识。

论文关键词：抗战时期按远省政府教育

论文摘要：杭日战争时期绥远省的边往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按远省政府实行的教育措施起了推动作用，但由于战时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缺乏，教育对象的忍想认识低下，以及按远省政府在推行边往教育政策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等问题，最终导致其教育预计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华北与华东大片国土危在旦夕，“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居少数，其余大都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19380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的迁建工作，决定在西南、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7}:以提高边民教育文化水准。配合政治军事等方面之需要，西迁的高校除继续接受从内地来的学子，还在当地广收学生，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同时，也于所在地营造出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教育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举措，制定了推进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增设了边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相继颁布了关于教育督导、教材编译方面的章程等等。再加之大量西迁高校和文化机构所营造的独特文化氛围的影响或直接推动，西部边疆民族教育遂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绥远省边疆教育的发展。

一、绥远省政府对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的实施

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确定了实行边疆教育的方针及各级教育中心的目标。其具体内容是:(1)“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2)“边疆教育之设施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抗战建国纲领，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第六章之规定，为边疆各级教育实施之标准”;(3)“边疆教育得适应当地特殊环境及其生活习惯，设法推进，但其他语言生活习惯相同之边民，如汉、回子弟所如之学校，除学校设备得酌量适应宗教生活外，其余均照内地普通学校办理”;(4)“初等教育应以公民训练与语文训练职业训练并重，并养成其卫生习惯(5)“中等教育应照中学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各规程之规定，但特别注意生活技能之训练及国家民族意识之养成”;(6)“高等教育应以养成国家建设之各项专门人才为目的”;(7)“社会教育使人民了解国家民族意义，认识国际情况，并具备近代科学常识，增进智能及养成其优良之生活习惯(8)“边疆教育经费，应逐年增拨义教及社教经费，各以中央补助义社教全部经费百分之五十，补助边区各省”。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基本情况；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实施边疆解“五难”（看戏难、看电影难）工程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对策及建议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民族文化呈现个性化向共性化，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县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进一步加大文化投入，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积极做好新增中央投资项目的申报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明确责任，落实分工、主动加强与州文体局及县政府领导汇报，和相关部门、乡镇沟通与协调，积极落实配套资金，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县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积极做好群众文艺辅导、举办文艺培训班、组织民间文艺演出、农村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促进了边境农村治安稳定、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基层文化专业性人才缺乏，农村文化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边境村寨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问题仍然存在、文化活动经费严重不足、切实加大文化投入，加快和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文化队伍，切实解决文化经费、创新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7年起用三至五年的时间，率先从25个边境县和3个藏区县开始，全面实施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逐步解决各族群众“上学难”、“就医难”、“看戏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和学“科技难”的问题，这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的重要举措。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方案》的通知》（*办法{2007}18号）文件精神，××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按照省文化厅解决边疆群众“看戏、看电影难”的总体要求，及时成立了由政府分管副县长为组长，文体局领导为副组长的××县实施××边疆“解五难”（看戏、看电影难）惠民工程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解决“解五难”（看戏、看电影难）惠民工程的统筹协调工作，明确了工作职责与分工，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同时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了解决“看戏、看电影”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工作思路、基本任务、工作内容和保障措施，使解决“解五难”（看戏、看电影难）惠民工程有条不紊的开展。2007年以来，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积极认真开展工作，全县实施××边疆“解五难”（看戏、看电影难）惠民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一、基本情况

××县是××省最南端的一个边境县，东部和南部与老挝接壤，西边与缅甸隔江相望，国境线长达740.8公里。西北与景洪市相接，北面与普洱地区江城县毗邻；全县土地面积7084平方公里，辖7镇3乡1个工委，52个村委会，531个村民小组；有傣、汉、哈尼、彝、瑶等9种世居民族，全县总人口25.68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2%，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昆曼国际大通道建设，把××从边陲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在历史的长河中，气候、地形、地貌和生物的多样性，以及多民族县份的特征，造就了××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独特绚烂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呈现个性化向共性化，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县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农民的文化需求也日趋高涨。为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实施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的要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中央、盛州文化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进一步加大文化投入，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村文化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