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范文10篇

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复苏之后再次进入“发展瓶颈”期。一方面是刑事案件的数量在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和诉讼地位不但没有象人们预期那样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有所改善和提升，反而变得更糟糕，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初全国共有500多名律师身陷囹圄。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0％以上。“刑辩难”问题遂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刑辩难”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人们讨论得很多，普通认为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集中体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律师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不明确等等方面。但其根本缺陷在于“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上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等等方面的缺陷，只是结构性缺陷的反映和表现。

一、我国辩护制度结构性缺陷的体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个亮点就是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一些优点，如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可以介入程序；避免法官在庭前全面深入接触案情，规定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原来的作法是检察院在庭前将全部案件材料移交给法院，法院在庭前审查所有案件材料后再决定开庭，或者退补侦查，或者要求撤诉）；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希望法官在庭审中了解和认定案情，避免先入为主，防止法官包揽庭审活动的做法等等。

我国这种生硬而简单地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和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相互嫁接的立法尝试，从法律实施的结果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体上说，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下列方面：

1、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

摘要:刑事辩护制度源起西方社会，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它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一国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辩护权；律师辩护

1.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刑事辩护制度

1.1刑事辩护、辩护权、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给刑事被追诉者一个为自己说话的机会，使之能够以主体身份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通过刑事辩护，行使辩护权对法官的最后裁判的形成发挥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和作用。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和控诉进行防御的诉讼权利。它是针对有攻击性的指控而进行的，是被追诉者最基本、最核心的诉讼权利。它是刑事辩护制度得以产生形成的基础，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不可能有刑事辩护制度。刑事辩护制度是法律确定的关于辩护权、辩护种类、辩护方式、辩护人的范围、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辩护制度是辩护权的保障，各种辩护制度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正确行使辩护权而设立。

1.2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品格

刑事辩护制度之所以在西方法律领域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这种孕育并且催生出刑事辩护制度的西方传统文化使刑事辩护制度从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烙上了母体文化的胎印，并在这种母体文化中不断变化、发展，从而铸就自身独特的文化品格。

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这一主题的延伸和扩展集中表现为对个人价值的关注和优先思考。在刑事辩护制度的操作下，被告人不再被视为刑事诉讼的客体，而是逐步地确立并且巩固其独立、平等的刑事诉讼主体资格，从而获得一个自主决定的人的地位。这正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原点。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视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将自我视为目的。正因为每个人都被视为自治的主体人、目的人，所以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平等的主体地位。社会是独立、平等的个人的自愿联合——不管是出于自然愿望还是所谓的理性意愿，个人价值优先于社会价值。与个人本位价值观必然相伴的是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自由是个人价值的核心，自由即意味着权利。霍布斯在论及自由时指出：“自由首先以自然权利而存在，自然权利就是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注：[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迁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5页。）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认为，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以保证公民主人地位的获得为绝对义务。（注：徐显明：《论“法治”的构成要件》，《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在涉及公民重要权利——生命、自由、财产、名誉等权利的剥夺与否时，刑事辩护制度体现了权利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偏重思考，并通过被告人主体作用的发挥，达到以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目的。

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种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与东方的农耕文明不同，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之上，从事商业海运的社会。古罗马帝国更是一个横跨三洲、环抱地中海、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在这种商业社会里，个人不再固定系属于某种血缘集团，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契约关系而不是身份关系。“作为自由合意的产物，契约关系首先是一种理性关系。关系的双方不仅作出了一项自由的选择，而且都清楚地知道这种选择的意义，了解这种关系的全部内容以及他们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这是以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为前提的。所以其次，契约关系意味着个人意识的发达。”（注：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这种理性化的契约关系，一方面以个人自主平权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进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这种契约关系，滋润着人们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发达。所以，这就为高扬个人价值的制度及观念体系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条件。（注：公丕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在经过了近千年的中世纪思想禁锢之后，这种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也随着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鼓吹而再度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启蒙思想家们依据自然法学说，宣扬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并进而提出“人民主权”学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种观念也上升为法律观念而推崇备至。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随后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亦把“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提高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正是在这种法律理念或制度性法律文化的指导下，刑事辩护制度才得以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建立起来。也是因为这种法律理念，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主题——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才得以确立。

具体而言，刑事辩护制度的这一文化主题是通过其文化品格的塑造而逐步凸现的。通过对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价值观的深入分析，结合考察刑事辩护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可以大致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品格加以把握。

（一）独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独立是刑事辩护制度对其赖以产生的个人本位的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回应。这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在人格上都是彼此独立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即自治的主体，因而有权要求他人将自己作为人类尊严的一个独立的人格载体来尊重，而不应被作为一种工具或物体对待。由此出发，个人不仅独立于他人，而且独立于社会或国家。因此，个人价值不输于社会价值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理的。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使个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渗入到刑事诉讼中，从而使被告人获得一种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其平等的法律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根据刑事辩护制度的规定，被告人不仅有权独立地提出自己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罚处罚的主张，而且可独立地反击控诉，甚至聘请辩护人协助反击控诉，这就使被告人对有关自己利益的处分行为拥有了一种独立的、实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和主动发挥，使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独立的人格力量得以张扬并受到充分的尊重，从而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得到彻底的改观：他不再被视为也因此不能视为刑事诉讼的客体，任何损害他的人格尊严的行为——刑讯逼供或者使其肉体与精神受到侵害的其他行为都应为法律所禁止。换言之，被告人因此而上升到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使被告人得以独立地影响到诉讼的进程，从而发挥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独立的角色作用。正是因为刑事辩护制度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独立地位的支撑，才决定了刑事诉讼中控、辩、裁三方职能的分化和独立，从而奠定并且维系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局。

摘要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一、民国律师职业活动的具体特点

在民国成立时，我国的法律体制还刚起步，从事律师这个职业的人一般都有较好的法学知识，或者有比较多的法律经验，他们的职业水平普遍都较高，有较好的道德品行，律师和法官可以在身份方面相互替换。那么民国时期律师职业活动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下面笔者就浅谈民国不同阶段的律师在从事职业活动中的一些阶段性特征：

（1）职业雏形日益显现。我们知道，我国的律师职业正确立在晚清民国初年，这个时候国家的法律制度刚刚建立，律师行业发展迅速，作为一种新职业方式出现，他们都在西方国家里学习到了正规的法律知识。在具体从事职业律师活动中，尽管没有完善系统的国内法律条件和职业准则，但基于西方法学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职业活动又充满着很强的民主性。

（2）行业活动日渐规范。律师队伍的大规模发展是在袁世凯政府结束统治以后[3]40。这段时间被称为是法律制度发展的最关键的时期，社会经过动荡发展后，政权已经相对稳定，经济迅速恢复，从而律师与法律制度都在向前发展。这时，国民政府便开始建立具有国家权威的法律制度和开展法律工作。并基于前期北京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参考西方已有成熟法律体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制定了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诉讼法律等，这些法律的制定都为后期的法律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背景下，律师的工作也慢慢发展起来，他们的从业能力不断增强，在执行操作也很规范。

（3）行业活动凸显爱国色彩。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形势严峻，经济动荡，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社会，日本占领了我国一半的领土，并在占领区中建立伪政权，中国的国家主权被损害，并且司法体制被抛弃，律师几乎不能从事任何活动，这时，有些律师为了民族大义，参加革命，也有一些律师在没有被占领的地区继续按照我国法律体制从事律师工作。在八年抗日胜利后，有过一段无战争期，但因国共两党的分歧，中国又陷入了战争状态，国民党政府因太专注于战争的胜利，以至于出现军事凌驾于司法之上，司法工作的独立性被破坏，继而出现很多司法问题，律师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因社会的不稳定被迫中断，所以司法工作开展非常困难。

二、民国初期我国职业律师的社会地位及其活动范围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

二、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制度的恢复，有效的促进了刑事司法的进步。为了进一步提高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水平，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为被告人所进行的辩护活动类型进一步多样化，从无罪辩护、罪轻辩护、程序辩护逐步探索出了一个独特的更加适宜中国社会司法现状的量刑辩护，随着我国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与量刑程序的逐步分离与规范化，量刑辩护正在中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审判定罪环境中，可以有效的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减少被告人利益的损失，同时，量刑辩护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规范的现象，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量刑辩护在中国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量刑辩护;司法实践

一、量刑辩护制度的域外借鉴

纵观世界，在量刑辩护制度建设与实践方面，美国无疑是实践这一制度最为完善与经验最为丰富之国家。在其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以平等武装为原则，法官作为消极的中立裁判者，给予双方充分的法律攻击与法律防御的自由。首先，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这样就导致美国的律师辩护明显的分为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两个阶段，在这两个相互较为独立的阶段中，律师可以充分的为被告人争取其自身的最大利益，即使被告人在刑事审判阶段中被定罪，律师在量刑阶段中还拥有足够的法律空间来为被告人争取到一个有利于自身的量刑结果。其次，美国在其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设置了容许量刑辩护存在的制度空间。在美国，轻罪案件通常情况下会通过辩诉交易得到了结，辩诉交易通常发生在法庭进行正式审判之前，通常是由检察官代表政法向被告人的律师提出交易条件，通常是指控罪名与量刑建议，这时被告人的律师会衡量检察官的建议并且向被告人说明情况，在尊重被告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辩护律师会根据自己的司法经验与法律实践对检察官的方案进行讨价还价，运用一系列司法技巧，比如律师通常熟悉其所在州的刑事法律量刑指南，在辩诉交易的协商中通常会争取较低的量刑。在定罪阶段过后，在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辩护人还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比如提议被告人是否使用陪审团进行审判，辩护律师还可以进行证据调查与证据整理，在某些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申请召开量刑听证会，在听证会中可以进行传唤证人或者交叉询问，几乎相当于对于量刑结果重新召开一场审判，辩护律师可以进行充分的量刑辩护，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再次，由于美国对于法律与规则的重视，美国的联邦层面与许多州都制定有许多规范的量刑指南，这就有效的规范了量刑制度的程序与结果，做到有法可依，有效的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司法权力的滥用，保证了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二、中国量刑辩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法律秩序恢复与重建，在刑事诉讼中，恢复与完善了律师的辩护功能，随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修订与完善，逐步确立了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律师获得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被告人权力的活动空间，有效的促进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权力形成了制约，促使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化，体现了公平正义的诉求。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从历史渊源与现实图景来讲，刑事审判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几乎是合尔为一的。但是，随着法治理念与法治水平的进步，同时也由于全球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推动，我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司法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适度分离，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律师量刑辩护制度的出现，都是我国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有效的保护了被告人的人权状况，提高了量刑的准确性与公正性。我国律师量刑辩护制度主要体现在律师的量刑建议权方面，随着我国量刑度的改革而出现，首先是国家通过两个阶段的试点，从检察机关开始推行量刑建议，经历了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行的过程，随着2010年10月，“两高三部”《量刑程序意见》，正式规范了检查机关履行量刑建议权的程序与具体方式，这在一个侧面也为辩护律师进行量刑辩护提供了制度方面的突破口。由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可以就检查机关所提出的量刑建议进行有针对性的辩护，对于检查机关所主张的刑罚程度，可以进行罪轻辩护，通过对检查机关证据的质疑与反驳，律师自己收集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于案卷记录中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犯罪情节的记录，维护被告人的利益，争取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同时也凸显了罪责行相适应的刑法准则价值。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当中，刑事诉讼中的量刑辩护制度处于萌芽状态，我国的量刑辩护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制度性的因素不强，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量刑辩护程序的启动与适用，作用发挥的大小，基本上由被告人律师的业务水平决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被告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律师介入刑事案件辩护的逐渐增多，我国的量刑辩护制度也在实践中逐步的得到确立，并且由于我国面积的广大，各地的司法实践同，律师量刑辩护制度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地域化特征。

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完善

1.拘传。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拘传与传唤之间不同的适用对象和条件，因此修正案应明确拘传仅适用于经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案的，或者根据案情应当直接进行拘传的。明确规定每次拘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应当在12小时以上。

2.取消监视居住，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本来是一种不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轻微强制措施，一般应在被监视人家中执行，但由于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人员生活基本范围的扩大以及通讯技术的发达，对于在家中进行监视，控制其与外界的联系几乎没有可能。

论文百事通而且，在大中城市，在大量的外来人员中适用监视居住显然不太现实。而且，原规定的“指定居所”含义过于模糊，又极易演变为变相羁押。衡量利弊，不如取消监视居住，转而加强取保候审。要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可以借鉴国外的保释制度。建议修正案中规定：除严重暴力犯罪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在取保候审期间有可能犯罪的，有可能干扰证人出庭作证或严重影响诉讼程序进行的，不能按时到庭受审的情况以外，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取保候审。并规定保证金的上下限及缴纳方法。

3.拘留时限。拘留是一种未经司法审查程序而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现行羁押的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而不应对被拘留人长期羁押。因此，笔者认为在刑诉法再修改中应取消“延长至30日”的规定，或者“延长至30日”须经检察机关批准。

4.逮捕制度。现行逮捕制度本身完全包含了整个羁押制度，从加强人权保障出发，应引进国外通行的“人身保护令”制度或逮捕后的羁押复查制度。逮捕后的司法审查，不涉及批捕权变动的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批捕权仍可归检察机关掌管。在此，笔者不赞同事先的批捕也一律须经法官审查，由法官掌握批捕权、签发逮捕令的做法，而只是主张在逮捕羁押后增加一道事后司法审查的补救措施，以避免体制上的伤筋动骨，使改革较为稳妥而有效。在侦查阶段全面推行司法审查制，实行逮捕权转移，恐怕不合国情，难以奏效。

摘要：作为刑事诉讼的两项基本制度，刑事辩护与刑事在表面上有些共同特征，最明显的表现在刑事辩护人与人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都不是基于本人利益参加诉讼的；此外，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与人范围是一致的。

关键词：刑事辩护刑事联系区别

两者的区别表现在：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授权或法院的指定；而刑事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根据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虽然辩护人与人都并非刑事诉讼主体，但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并以自己的意志进行辩护而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约束；而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只能附属于被人，并依被人的意志从事活动。

3、适用对象不同。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往往相反。

摘要:随着国内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推进，认罪认罚的制度开始逐步进行试点与研判。在认罪认罚的制度中，最重要就是相对方的参与与配合。尤其是刑事辩护率较低的情况下，更多的发挥辩护律师在整个诉讼的参与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对于提高制度的整体适用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认罪认罚;有效;司法制度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更是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一批冤假错案被处理，同时还在制度上进一步进行了更新与完善，如在2016年，中央就出台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希望可以从根本的制度层面，来化解并改善目前的刑事司法审判制度。目前该制度仍然处于磨合阶段，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分析与论证。本文就将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进一步的研究和评判，认罪认罚制度的应用以及参与，同时如何发挥律师的重要作用。

一、认罪认罚制度下律师参与的背景与意义

从目前的制度层面来进行考虑，我们可以发现认罪认罚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以及重大的理论要求，对于提高整体的司法实践的效果以及具体的司法程序，都有着很大的价值。目前来看，其产生的背景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近年来我国法院所受理的案件数量，有着逐步攀升的倾向，尤其是在一些细微的案件上，更是有着极大的增长率。其带来的必然问题就是国内法院的压力在逐步提高。因此，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完善司法程序，加快司法程序的流转就成为必然，由此，对于认罪认罚可以有效的提高参与的质量与速度，进一步的加快案件的审判。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司法审判成本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更是需要加快审理的节奏进一步的提高审理的效率，这对于犯罪嫌疑人也是十分重要。通过进行认罪认罚的实践，也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律师积极的参与到审判中来，提高刑事犯罪审判的积极效果，进一步的推动犯罪嫌疑人的嫌疑排除，提高对于犯罪的正向引导作用。通过律师的积极介入，可以帮助国家的审判机构更好的把握犯罪衡量的尺度，同时在帮助嫌疑人减轻罪状，同时推进其不断革新自己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认罪认罚中律师参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