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性范文10篇

自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问世以来，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律现代化与本土化的争议就似乎从未停息。苏力主张法学研究中应当重视本土资源；主张法律现代化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共同规律，西方发达经济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因此西方现有法律完全可以为我所用[1]。上述两种观点均包含着对法律的理性认知，却存在各自认知角度的差异。我国在金融立法领域较为注重对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借鉴，但法的移植性与本土性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或适用与否。借鉴和引进制度的假设是人性基础趋同，但我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金融政策选择要求我们要认真思量和妥善解决中西方的差异问题。

一、金融监管改革之重要路径依赖“：嵌入”型思维

伴随着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的金融法律创制和制度建构在吸收西方对金融市场规律认知的先进经验与实证操作基础上，坚持走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效率。当然，在培育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历不少重大问题与挑战。如，用外汇储备为技术上濒临破产边缘的国有银行注资；金融立法分配中缺乏集团博弈和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确认等。这些问题不仅具有本土研究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则构成了各国应对危机的共同问题与关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理清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的金融法学研究应秉持一个怎样的立场？即如何处理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市场的高度关联和问题普遍性与转型期中国所具有的特殊国情之间的关系。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起步较晚、市场创新活力不足、缺乏较为明晰的利益确认与保护等本土性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对反映金融市场普适规律的西方现有法律的排斥；相反，我们应当在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规律认知和制度指引下，来解决中国金融的发展问题，保护金融市场主体正当的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在我国的金融法学研究中，一直比较盛行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包括巴塞尔协议、世界银行组织）有关金融监管制度的借鉴和引进，以完善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制。但法的移植性与本土性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或适用与否。借鉴和引进制度的假设是人性基础趋同，但我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金融政策选择要求我们要认真思量和妥善解决中西方的差异问题。就比较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其要义在于通过对比凸显本土性问题，从而提升研究中的“中国经济法理想图案”的意识。在比较的主导思维中，“嵌入”型思维能够为我们寻求金融监管制度变革提供一种有效思路。

二“、嵌入”型思维之实质

“嵌入”（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是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来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源。只有当物质财富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下，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2]在波兰尼这里，嵌入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伦理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中不存在专门满足于经济功能的制度，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宗教制度等也附带担负着经济功能。他认为，一种脱嵌的（disembeded）、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市场经济远不如新老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经济活动自发演进的产物，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笔者认为，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并非将市场孤立或站在市场的对立面，市场的绩效其实取决于在会的绩效，任何市场都不可能游离于特定的社会之外，社会型塑着市场的行为与结果。因此，市场体制应嵌入到一个社会关系和谐、社会结构公平的社会之中。我们在关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问题时，还应关注经济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全球化背景的影响。同时，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后危机时代，制度化创新应摒弃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社会关系裂变，应实现社会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将金融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金融贪婪极度膨胀，金融市场复恶性循环而最终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

三、金融监管制度变革之“嵌入”型思维

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学科，美学在中国已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百年时间不可谓短，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美学的民族化”却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有希望实现的理想。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今，从这样的起点上展望未来，人们于不满足之外又多了几分焦虑，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的民族化包括美学研究的民族化似乎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p.57)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1]（p.2）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那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摘要】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长久以来都受到了艺术界、音乐界的极大关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留存下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优秀的艺术歌曲。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在借鉴了国外艺术歌曲表现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其本土性特征的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艺术歌曲；创作；本土性特征

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植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借鉴了西方音乐创作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良好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创作。本文主要对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本土性特征进行分析。

一、音乐创作中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

由于各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特点直接决定了其音乐艺术风格，因此，中国艺术歌曲作为在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音乐艺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要具有本土性特征。中国有着特定的传统文化背景，这就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含蓄性，并在农耕文明发展背景下，有着对自然的敬畏和依恋，因此，决定了中国艺术歌曲在创作中有大量的“借景抒情”“寄情与景”等内容。中国艺术歌曲中的歌词也主要以音乐性、文学性相融合的诗词为主，这些都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例如，在作品的表达过程中，能够发现虚实相生、互相呼应的表现形式，这是作品的一种有效的处理手段。而《大江东去》正是借鉴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歌曲创作者使用了西方的作曲技巧，但是古诗词为其赋予了一种意境上的美感。在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通过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使得中国艺术歌曲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中国艺术歌曲创作。

二、音乐创作中音乐语言的使用具有民族化特点

本文作者：王崇英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法政学院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快速化发展的态势下,中国怎样加快法律现代化的进程,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不仅需要我们对现代中国宪法价值予以关注,而且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中外宪法价值取向的关系,明确现代中国宪法价值变化的基本方向,推动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宪法价值的基本涵义

从词义上看,宪法价值,即指宪法的功能和效用。从具体的内涵上看,宪法价值主要表现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宪法的工具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法律体系的各部门法其中包括宪法,都是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的政治工具。就宪法来说,它是国家的根本法,首先是通过它来体现国家的根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然后又要通过它来保障它所规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有关基本制度。这表明,宪法除了体现掌握国家政权阶级的阶级意志外,还要保护掌握政权阶级的利益,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保护工具。宪法的目标价值,是指通过宪法功能和有关法律保障体系的作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从宪法是一种政治工具这一意义来讲,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有法可依,并以它为基础制定和修订各部门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调整国家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此达到巩固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权力主体(人民)的利益,并依靠权力主体(人民)建设法制国家,达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目标。现代中国宪法价值,既包括了工具价值,也包括了目标价值,并在这两种价值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作用下,推动中国现代法治和现代化的发展。

二、现代中外宪法价值取向的比较

现代宪法价值取向的一个新特点,是如何既体现宪法的工具价值,又体现宪法的目标价值。在这两种宪法价值互动的过程中,中外宪法价值的取向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一,重视宪法的基础作用,促进国家法治化。总体来说,西方国家比较注意宪法工具价值与宪法目标价值之间的联系,注重宪法根本法的地位,较早地走上了依宪立法、依宪行政、依宪司法的法治化道路。现代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宪法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宪法工具价值到宪法目标价值的转变。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有所体现,它不但确认了自身的根本法地位,要求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序言),而且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地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这表明我国已经步入了以宪法为基础进行法治建设国家的行例。其二,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价值的核心体现。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在宪法中比较强调人权,注重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目前,世界各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有所规定或体现。就以中国现行宪法来看,从第33条到第51条,都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宪法体现的价值与国际人权的要求相一致。23年9月13日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华过程中在南京大学作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演讲时曾说:中国的宪法中包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且在内容上完全可以同西欧或国际人权目录相比拟;言论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5条和36条))))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在宪法中均有阐述。[1]其三,重视法治行政,制约国家权力。法治行政和制约国家权力,是宪法价值的又一特征。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建设,基本确立了法治行政,并以此达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确保公民依法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中国在这方面也有长足进步,从2世纪9年代起,已制定和修订法律法规有数百条,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与行政部门的关系日渐得到了法律的规范。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请求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裁量,这均显示了中国实行法治行政和对国家权力的具体制约。当然,现代中外宪法价值的发展除了有相似之处外,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一,在法治化上,由于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各国法治化的进程不尽相同。一般来讲,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其法治化的历程较为久远,它们在立法和实施法律上日渐完备,积累了一些法治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法治化建设起步不久,就从新中国依宪法治的第一部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算起,不到5年,若从改革开放后的现行宪法算起,才2多年。因而,其法治化的历程还很短,在法治方面不仅立法不够完备,而且经验也不够丰富。其二,在人权观上,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将人权视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强调人权的基点是个人,突出个体人权。在中国,我们强调人权是具体的,既承认个体人权,也突出集体人权,更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特别是生存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贡献,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这是人权保障的基点。其三,在国家权力制约上,西方国家宪法一般确立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但在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而是通过宪法确立国家权力机关为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这是一种国家权力统一的内在监督模式,或称自身监督模式。同时,中国宪法又明确规定人民有权对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监督,这是一种外在监督模式。这些表明,我国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实质上是一种内外结合的二元约束模式。

摘要：当一种表达方式附属于所认可的意识形态时，它就被称为好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他要通过设计作品来传达一定的设计意图和设计思想，然而，思想居住在语言里，要想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思想，就必须选用我们自己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我们的本土语言，它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母语，也是我们重新找回自己艺术语言的唯一依据。

关键词：本土语言、元语言、质疑、重构

从真正的学习平面艺术设计的那天起，我们的耳边就时常响起一个又一个国外设计家和理论家的名字。也常听到国内设计界那些在我们看来“需仰视才见”的人物们大骂国内的设计。就连那些未出茅庐的学生们也在人性化的大旗下面高声呐喊着“装饰的罪恶”，这些听起来让人觉得无比深刻的口号。虽然他们未必体会到艺术设计的真谛是什么，但是这样的漫骂似乎可以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它足以说明我们设计思想上的反叛和语言上的创新。我们对传统文化、传统图案乃至传统艺术不屑一顾，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不再是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我们为能用自己的嘴去说出别人的理论观点而沾沾自喜，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的本土语言，以至于我们一张口就是别人的。我们甚至沦落到了为西方的艺术设计理论去努力的寻找依据的地步了。我们的前人那样生动而精湛的艺术设计语言，为什么在今天受到了如此冷落？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思考之后我觉得就是要坚持用我们的本土语言说话，因为这是重新找回自己艺术语言的唯一依据。

一.我们本土艺术设计语言的处境

我们知道现在是西方神话的时代，也是他们主宰话语的时代，尽管我们在理论上承认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存在和多种艺术的共生，但是多种艺术所获得的生存和传播的权利却是受经济、政治和传媒发展等多种不同的因素所影响的。人们并不能充分地展开各种艺术语言的可能性。第一世界的影响几乎深入了各个民族之中，人们往往失去了充分了解和体认许多中国本土文化艺术的机遇和可能。同时，在承认文化艺术多元化的普遍共识中，却也包含着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理解和判断我们的文化艺术的因素。当然，这往往并不是明确的观念，而是渗透于话语之中的无意识的因素。这种评价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贬低”或“轻视”，而是由于文化机器的介入以及引入了复杂的意识形态，使肯定和否定我们自身的艺术都失掉了现实可靠的基础。高度工业化的艺术产品的生产也使得文化艺术失掉了古典时代的那种生气灵动的“光晕”。录相、录音、书籍、计算机软件等产品的无穷的“复制”，使我们的私人生活的领域惊人的公共化了。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廉价的买到中国艺术的印刷品。文化工业的崛起事实上把一种商品化的无选择性的处境交给了整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眼花缭乱的多元化的情景，但这一多元化却是以无选择的商品化为基础的。事实上这种主权掌握在工业高度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的手中，我们处在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处境中。（所谓“后殖民主义”指的是在民族独立与解放已成为现实的状态中，在文化上的多元共生已被广泛承认之后，在一个大众传媒和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中，隐含于文化中的等级制）原有的第一世界话语控制着我们的言谈和书写、压抑着我们的生存，而这种控制和压抑又带有强烈的隐蔽性的特点，它甚至渗入了我们的无意识领域，使我们承担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僵局。这也是当代世界的最深刻的分裂，它划开了在种族、阶层和性别差异中的严峻的对立的性质。因此，我们的艺术设计理论应该是一种解放、一种超越，一种延绵千年的种族情感的重构。它游动于闪烁不定的生命的河流之中，它来自一种“切肤”的生存体验。它首先是一种态度、处境和情感，然后才是一种理论和话语。我们的艺术是弱者的艺术，是被压迫者和无权者的艺术。第一世界的艺术设计理论总是试图将自身文化中产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想象为一种“超文化”的“元语言”性的绝对真理，在一种真理冲动的狂热自恋中将自身的艺术想象为永恒的、科学的真理。这种“世界主义”的设计思想，实际上是权威性的和缺少对话的。我们一贯主张的艺术对话是缺少相互性的，是有来无往的。所以，每当我们看到一幅国内的设计作品的时候，就习惯性的站在另一个世界的文化艺术立场上，我们既不敢妄加评论那些看不懂的抽象作品，也不敢面对那些泥土般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国内的艺术设计领域里既没有大胆的批评，也没有热切的赞扬，什么都没有。

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艺术设计的“本土语言”？

摘要：把民俗风情融入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发校本教材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个运用原则：坚持本土性原则，把握趣味性原则，强调思想性原则。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摘要】简要分析了传统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现状，根据农业科技创新背景下农业科技创新具有地域性、风险性、公共性和多交互性等特点和农村实用人才具备了浓厚的本土性、良好的心理品质、较高的技能、过硬的管理协调能力、优秀的人格与品德修养等多项特征，提出了加大培训的投入、注重农村实用人才本地化的培养、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注重创新能力与技能的培训等对策，真正提升农村实用人才的素质和水平。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对策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的1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增收的问题。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关键要进行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能扩张原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对传统要素的有效替代，提高资源要素生产率，为农业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技术上的可能，[1]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源动力。而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关键得有人才，但是传统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势的要求，因此，寻求新形势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的有效路径，迫在眉睫。

一、传统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现状

传统农村实用人才典型培训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行政主导型培训模式，二是市场引导型培训模式，三是农民自主型培训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行政主导型培训模式的优点在于培训目标明确，培训方式和内容多样，农民免费接受培训，且培训规模大等，它的缺点是培训资金使用低下，培训对象缺乏主动性，培训与就业相脱节，培训效果低下；市场引导培训模式是培训机构根据地区主导特色产业组织的农民培训，农民自己承担培训费，通过培训提高自身农业实用技术能力，具有市场针对性强，培训与就业基本吻合等优点，但是具有培训成本大，培训对象相对较单一等缺点；农民自主型主要是通过观摩他人劳动过程学习实用技术和通过学徒方式提高技能，这种模式是自觉形成，且大多数不需要费用，具有培训人员积极性高，促进农村地区和谐发展，特别适用于农村民间技艺的传承等优点，但是具有培训数量小，培训人员缺乏技术创新积极性，难以培养出适应现代化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农村实用技术人才。不同的培训模式在不同特定区域或者时期都起到推动农村经济的目的，但是传统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由于缺少了对农业科技创新特点和参训对象个性的充分分析，培训内容相对较为陈旧，培训方式也相对单一，因此培训对象的积极性相对不高，总体来说培训效果相对较低。

二、农业科技创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摘要：把民俗风情融入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发校本教材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个运用原则：坚持本土性原则，把握趣味性原则，强调思想性原则。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摘要：把民俗风情融入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发校本教材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个运用原则:坚持本土性原则,把握趣味性原则,强调思想性原则。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既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又注意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相结合的特点。它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民歌与欧洲传统技法、中国传统音乐技法，现代创作技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艺术歌曲。但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的问题，却是少有论述。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觉醒本土音乐文化意识，肯定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必然。因此，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必须在学习西方艺术歌曲精华的同时，继承和发展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挖掘其本土性精髓。

任何艺术体裁都具有本体裁自己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规范，艺术歌曲也不例外。中国艺术歌曲的民族化特征是什么呢?从其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包括：

一、音乐语盲的民族化

一方面，将中国传统音调与民族牙口声五声调式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去，而且越来越成熟，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新风格。例如青主的另一代表作《我住长江头》即体现了这一特点。它对西方大小调及传统的功能和声有很大的突破，并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的调式体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曲调真挚感人，与快速流畅稳中求变的伴奏织体共同表达了思念的主题。歌曲的头四句调性是从e小调转到D大调，第五句从D和弦开始，引出G和弦，并采用G宫和弦与E羽和弦相交替的手法，丰富了和声色彩，赋予了这首歌曲鲜明的民族风格。

另一方面，作曲家在欧洲浪漫派和印象派音乐和声语言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与具有中国风格的旋律相结合，加强色彩、表达情感。如《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中引子材料的运用：

引子开头，材料取自歌曲结尾部分的宣叙调音调，接着是建立在五声音级上的属九和弦的连续下行级进，材料取自第一段音乐的结尾部分。既用贯穿全曲的主题音调预示歌曲的情绪，又用充满悲怆色彩的和声音响表达了歌曲的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