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教育范文10篇

【摘要】高等教育应用型转型是近年来教育改革重点，全国高校都是进行不同程度的转型。然而，本科院校转型程度多少合适？如何和职业院校的应用性培养形成差异化？应用型培养会不会减少理论教育质量和数量？等，这一系列转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滋生。本文针对转型程度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转型要适度，地方高校定位要清晰，多渠道实现应用型转型的同时，保持其人才培养的高级型和复合型。

【关键词】会计学；应用型；实训课程

2018年6月21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到了把本科教育方针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综合性大学在融合方面下功夫，应用型大型在办学传统、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等方面进行转型，强化应用教学和产学研融合。在应用转型“指挥棒”下，各大高校都开始实施各种应用型转型措施，包括与企业职业化定向培养、增加实训课程等。实训课程的增加和产学融合是应用型转型的必经之路，但是，过多上线实训课程，大幅度降低理论课程，是现在大部分院校应用型转型的过激措施。过犹不及，转型要适度。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其他产学融合和实现课程会因学生较弱的理论基础，成为无本之源，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业务能力，缺乏长远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一、会计本科教育转型存在的问题

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正式，各个地方随即制定相应应用型转变试点院校。但是对于怎么转、转多少等具体问题，各级政府及地方院校并没有清晰的定位。（一）实训课程增加过多。在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转变政策下，会计专业的应用型转型也在不断调整中。会计学专业本身作为应用型专业，已存在一定的实训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相结合，深化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在实务工作中的应用能力。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应当有合理的比例设置。但是，在应用型转型政策背景下，很多院校为体现应用型转型，大量增加实训课程，甚至以学生具备能直接到企业工作的操作能力为目标，设置大量的基础实操课程，只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却偏离了本科知识教育和能力教育的初衷。只培养学生短期的操作能力，忽视了学生长远发展的潜力和综合的知识基础。（二）产学研合作过渡。在应用型转变中，产学研合作成为政策支持重点项目。很多软件公司在产学融合过程中，开发了财务工作整套实训课程，并依据其设计的课程，在本科院校开设专业方向班。甚至有些企业与高校合作，设置定向培养班，专门培养毕业后直接上岗操作软件的技术工人型大学生。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Mill）关于大学功能的名言，“大学不是职业教育的场所，它不是为了教给人们一些谋生的知识……人们在成为律师、医生、商人和制造商之前必须先成人，如果你使他们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人，他们也将会成为有能力和明智的律师和医生。”人们常常误解，认为大学教育不应有应用性。其实，JohnMill的意思恰恰是为了职业能力更好地提升，不过，这种提升不是即时性操作性技能，而是为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品格和知识。地方高校转型中，过于看重人才的“短期收益”，认为毕业及时上岗，即是应用型人才。真正的应用型人才，应当是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然后将理论借助分析能力来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国内和国际化财务及管理问题，厚积薄发。而实训课程也是厚积薄发的必要工具，借助实训课程，让理论与实际产生实质性联系，将理论知识慢慢带入实际经济事项，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

二、解决方案

摘要：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工作永恒的主题，培养高质量人才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心。以行政管理为视角，研究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目的在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控体系，并使该监控体系能够在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中发挥全方位的作用。

关键词：本科教育；行政管理；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提高教学质量是高校工作永恒的主题，培养高质量人才是高校教学工作的目标。为此，各国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采用了不同评估体系。对比国外各种评估体系，国内高校人才培养过程同样具有一定的质量监控标准进行约束。所谓质量监控，即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为确保教学活动管理与控制等目的而进行搜集教学材料所需的各类信息。二级学院作为高校教学直接执行部门与管理单位，高度重视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保障工作将永远是其教学的工作核心。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管理单位及教学秘书、教学院长、教务处管理人员等执行主体具有一定的权责。他们的职责在于各自所承担的系列工作范围和负责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能或完成工作使命。他们的权限在于保证所行使的职责能够有效履行。本文研究的目标：以行政管理为视角［1］，建立健全行政视角下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使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形成一个动态的、可操作的、可控制的管理流程，并通过整合各类本科教学资源、协调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构成一个在本科教学质量体系上实现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进、自我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以此达到高校对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人员和全要素的监督评价和指导。

一、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呈现特点

目前，国内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的内涵为：受教育群体对教育的需求以及在特定标准的监测与管控过程。在监测与管控过程，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呈现出多元的、自发的、奇异的、变化的等特点。

（一）质量监控行为主体的多元特性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法学本科教育上，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进一步反思我国法学教学改革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法学教学上，“以人为本”就是要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才观，另外还包括促进学生就业的实际观。本文首先反思目前我国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误区，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我国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具体路径。

一、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中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归结起来，法学教育的目标大概可以分为:“素质教育说”和“职业教育说”两种，前者强调教育的普遍性，法学教育并不只培养法律职业人才;后一种强调的是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应该具有专业性和应用性［1］285，也就是通识型教育与职业型教育之争。在实践中，几乎所有法学院都采用的是第一种学说，即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法学研究人员、法学教授和法学博士等，没有哪个法学院愿意承认自己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他们认为，承认自己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会降低自己的声誉和形象。但是需要反思的是，法学教育遵循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目前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人所共知的是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在所有专业中处于倒数之列，这与我们培养目标理念的偏差有绝对的关系。因为目前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只具备理论知识，缺乏实务操作能力，只具备法律概念原理等粗浅知识，欠缺创新性人格和思考批判精神。这就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培养目标定位。笔者认为，法学教育在本科层次上，人才培养目标必须改变旧的观念，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职业型教育更为现实，也更为科学。原因如下:

第一，从学科性质上来讲，法学是一个实践性、职业性很强的学科，应该是应用科学，而不是理论科学。学习法律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进入法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应该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因为毕竟一个国家需要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是少数，社会需要的是大量从事实务工作的人才。法科学生就业最对口的单位应该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其职业性特点显而易见。如今高等学府要求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担任教师，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培养法学研究人员是法学本科教育所远远不能胜任的。

第二，从法学培养模式的国际经验来看，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职业型教育更为合理。国际法学培养模式都特别注重法律职业化教育。例如，英国，法学学生本科学位时间为三年，毕业后如想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再继续读一年法律职业培训课程，然后再进行一到两年的专业实习［1］286。美国模式更有特点，美国的法学教育要求学生在进法学院之前必须有一个非法律的第一学位，把法律教育放在大学本科后进行。在这种体制下，学生进法学院学习的目的并非为了拿高学位，而是为了从事法律职业［2］。

第三，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职业型教育，有利于改革传统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就业。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一种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教师采取“填鸭式”或曰“满堂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的解说。而采用职业型教育的定位后，教师就应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紧密联系实际，注重实际案例的教学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包括辩论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因为职业化定位强调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强调学习为就业服务。

摘要：针对大智移云时代的特点，结合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会计本科学生具有的特定性和特殊性，利用国家开放大学特有的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理念优化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试评价，培养出与时俱进的学习型、应用型、创新型的复合会计人才，为社会发展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财务人力资源。

关键词：大智移云；开放教育；会计本科教学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步入新阶段。2013年8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互联网专家邬贺铨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大智移云”这一概念，标志着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大智移云指大数据、智能化、移动化和云计算四部分的整合运用。每一次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进步都对会计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大数据、智能化、移动化和云计算信息化的技术和手段将会带来会计工作的第三次飞跃，将会冲击财务现有的整体运作模式，对会计未来的工作流程、组织、信息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自2017年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继推出财务机器人软件，2017年10月15日金蝶软件了中国首款智能财务机器人。2018年年初，阳光保险自主研发的首款人工智能会计“慧算”以及国内首个商用RPA软件正式投入会计日常使用，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中兴、顺丰、海尔等相继应用了财务共享模式，财务工作已呈现出新特点。因此，在大智移云时代背景下，成人开放教育会计专业应根据财务工作体系的变化，适时调整会计专业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使培养出来的学生顺利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新加快，职业迭替频繁，会计工作者只靠一次的“在校学习”，不可能适应发展的需求，只有掌握学习方法和养成学习惯性，不断地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二、大智移云背景下财务人员能力要求的变化

目前财务人员要将很多精力花在票、账、表、钱、税等简单重复的会计基础工作上，很多企业的财务系统还属于核算型。而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要求财务人员始于感知，精于计算，巧于决策，勤于执行，善于学习。当前财务领域发生巨大变革，财务工作呈现不同特点，核算型的财务系统逐渐演变成决策支撑型的财务系统。财务工作应从数字管理走向数据管理，从“观后镜”的事后反映监督转化为“导航仪”的事前决策支持。这也就要求财务人员从核算、报表等低效率、低价值的事务性工作向高效率、高附加值的财务战略管理工作转型。

一、本科教育概述

“本科教育”本意是“尚未获得毕业资格的大学生教育”或“尚未取得学位的大学教育”，其原因在于自中世纪大学创办以来，高等教育最早只有一个层次。但近代高等教育移植到中国时，高等教育已发生分化(先后出现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我国学者把UndergraduateEducation意译为本科教育，大约是想说明这～级教育是“原本就有的”或“基本”的。本科教育从属于高等教育，属高等教育中间层次的教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解释，本科教育属于“第三级第二阶段(或总第六级教育)教育，与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构成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为高等教育的主干部分”。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中第十七条规定，我国本科教育学习年限为四至五年；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科学生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为“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与本科教育相应的学位是学士。学生完成其学业，并经考核合格后，一般发给“学士”学位证书。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体与骨干，是一个大学的基石。它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从国际范围看，世界各国的本科教育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甚至是根本性变革，传统的本科教育受到新的挑战。许多国家如英国、德国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也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出发讨论了本科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本科教育的十大对策。目前在我国，本科教育存在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目标雷同、特色迷失、盲目追求“大而全”，纷纷向北大、清华一流大学看齐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本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国本科教育继续陷入这种趋阃的漩涡，随波逐流，多数高校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加重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最终导致整个高等教育迷失方向。因此，当前我国本科教育应当且必须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事实上，教育多样化早就出现在现代教育中，但至今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目前教育的多样化不能得以充分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都对教育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因此，教育要求向多样化发展也越来越迫切，本科教育更是如此。

二、多样化：我国本科教育的现实选择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本科教育多样化

摘要:中国和英国的法律体系分别属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这两大法律体系差异巨大，因而中英两国在法学本科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中英两国法学院的本科教育为对象研究，两国学生在培养模式、学习方法、研究方法、研究能力、就业取向等法学本科教育当中存在重要方面的差异，从第一手的亲身经验和第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出发进行探究，有助于加深对本科阶段法学教育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中英;法学本科;教育;差异

一、中国与英国法律体系的差异

我国是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和母国，也是我国的法学本科毕业生科毕业之后，以及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学生出国留学首选的热门留学目的地国之一。即使是在2020年开始的疫情期间，申请赴英国留学的法学毕业生也人数众多。笔者在国内接受了全面系统的本科法学教育，然后在英国接受了系统完整的法学硕士阶段和法学博士阶段的教育，之后又在英国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两所大学的法学院进行法学教育和法学科学研究工作。从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完整地教过多届英国法学院的本科生，并且多年完整地指导英国法学硕士研究生(LLM)。2016年又全职回到国内进行法学教育和科研工作。至今，笔者对于中英两国的法学教育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第一手的亲身经验和较深刻的切身体会，本文试图从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方面，对于中英两国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和论述。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都是根植于该国的法律体系的，中英两国的法学本科阶段教育的不同也是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法律体系。所以中英两国的法学教育的不同之处要从两国法律体系的不同说起。被大众熟知的是，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发源地，是英美法系的母国，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原则，理念和规则都能够从英国法当中找到源头。然而，更为精确和严谨的，也更为学术的说法是，英国法的法律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苏格兰法律体系、北爱尔兰法律体系、英格兰与威尔士法律体系。其中苏格兰法律体系是民法法系与普通法系的结合，北爱尔兰法律体系是纯粹的普通法系，而英格兰与威尔士法律体系才是真正的英美法系的源头和发源地。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普通法法律体系才真正通过18、19世纪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活动，而被传播到全世界各地①。目前，全球采用英美法的重要经济体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若干非洲国家。英国法本身也由于其确定性，灵活性，成熟程度等特点，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商事活动和国际仲裁与争议解决中，经常被选择成为准据法，广为适用。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属于民法法系，英国是海洋法系国家，属于判例法法系。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法律体系中，英国最高法院、英格兰与威尔士上诉法院，以及英格兰与威尔士高等法院的法官是有权威，能够通过判例来创造法律的。而创设的判例，原则上是需要被下一级的法院的法官在未来遇到类似的案件时所遵循的，这就是英美法当中的“遵循先例”的原则。我国各级法院的法官主要职能是适用法律，法院的法官无法通过判例创设法律，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也并非正式的法律渊源，而是具有示范性，建议性和参照性的作用。

二、中英法学本科教育之差异

正是由于法律体系的巨大差异，中英两国大学的法学院对于法律人才的培养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提要: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的规模扩张，但现阶段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暴露出来的学生对口就业等诸多问题，使得教育面临危机。为此，本文对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提出四个创新。

关键词：旅游管理本科教育；危机；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78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开设旅游管理专业以来，我国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层次从高职高专到研究生，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有852所高校开办旅游管理专业，在校学生达49.84万人。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旅游业形式一片大好的大环境下，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地位日渐突出。但发展中也潜伏着制约和影响我国旅游本科教育的不利因素，诸如高校办学理念、生源素质、师资结构和学生就业等。这些因素引发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专业知识不精、毕业论文质量下降、就业形势严峻等危机，从而形成了三大突出性矛盾：一是旅游本科生知识面广与专业知识不精、动手和操作等实践能力低的矛盾；二是旅游业对旅游人才需求“饥渴”与旅游本科生对口就业率低的矛盾；三是旅游本科生职业要求过高与学生不愿吃苦、缺乏职业精神和理念的矛盾。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世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到那时，中国旅游产业规模将是现在的6倍。一方面旅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旅游院校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旅游业人才缺口日渐扩大，当前社会转型期这种旅游企业、院校规模和旅游教育质量的矛盾还有扩大的趋势，作为旅游教育主体的高校旅游管理本科教育，必需承担起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责任，也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旅游本科教育所面临的危机层面加以分析，并创新高校旅游本科教育教学方法与模式。

二、危机分析

本文作者：杜莉单位：湘南学院

自2002年3月举行第一次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尤其是2008年司法部通告在校大三法学本科生可参加司法考试后，司法考试以其前所未有之势影响着法学教育的各个方面，使得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再度成为焦点问题。在处理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问题上，一直以来有两种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法学教育必然要为司法考试制度服务，”［1］“法学教育以司法考试制度为导向”［2］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其大体意思是法学教育应当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另一种观点认为“将法学本科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直接接轨是错误的”“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之间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3］不能将法学教育与统一司法考试直接挂钩”［4］等等，即反对以司法考试作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应当坚持法学教育的独立性。笔者不认同法学本科教育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的观点，因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目前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局限性可能使法

学本科教育远离其既定目标

(一)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定位分析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我国法学界一直有分歧，有人认为“本科段的法学教育，目标在于让学生获得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大学本科法学教育的定位只能是职业教育，认为通过本科法学教育就能培养出法学大师的建议，只能是一个从来没有实现的梦想。［5］还有人认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培训部门应该明确本科法学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只有将法学本科教育明确定位为通识教育，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培养出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和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和创业性的法学人才，才能为后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或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6］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符合法学教育规律，应当符合我国的国情与现实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现阶段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当定位为通识教育，其理由如下:第一，通识教育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求。首先，从我国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具有多元性，可能去公、检、法部门从事与法学专业完全对口的工作，也可能去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或与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法科生到非法律部门工作，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肖扬同志在1996年强调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呈现新的时代特征，法律人才不仅为政法部门和其它法律部门所必需，而且也应成为管理国家和各种社会事务的主干人才。面对广阔的就业现实，我们的法学教育仅关注培养法律职业者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其次，就学生个体而言，其将来是否会从事法律职业是不确定的，在法学教育过程中，法学院是无法确定单个学生毕业后是否必然从事法律职业。因此，在对法学本科生的培养上两者均要兼顾，即应该提倡通识性教育，不能是纯粹的职业性教育。再者，就社会需求而言，法律通识人才也是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大学法学教育不应当忽视这种社会需求。李岚清同志曾提出:当今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的相互交叉融合日趋明显，人才培养必须适应这一变化的趋势。法学教育亦不能例外。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等领域和涉外法律事务都需要跨专业的法律人才，很多复杂的问题靠单一的法律专业知识是无法解决的。法学本科教育应当顺应时展的需求将培养目标定位为通识教育，培养出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的高素质复合型法律人才。另外，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虽然法学本科教育机构不尽相同，主管部门也不完全一致，但学制、入学考试、核心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等都是一致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大同小异，我国法学教育的这些共性为统一实施本科法学通识教育奠定了基础。［7］第二，职业教育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法学职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法律工匠”，它是以培养能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处理具体案件的法律职业者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教学上重条文解说，重实务训练，轻法学理论研究，轻法律精神的传播，轻思辨能力的培养，这种解说式的法学人才培养方式将会使法学教育流于浅薄，会导致学生缺乏法律职业、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导致学生缺乏法治信仰，缺乏法律涵养。由于法律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比如它天然的具有滞后性，它不可能穷尽一切法律现象，在碰到法律没有调整的社会现象时，法律工作者必须利用法律素养，法律的思辨能力来解决问题，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能力培养。同时，单纯的法律职业教育因为忽视理论研究会造成法学理论型人才出现断层，使法学教育难以延续。苏力教授说过，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单纯的职业教育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因此，基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现实需求，我们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通识教育。

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一个日益严重的危机就是，法学院和法学本科毕业生面临巨大就业压力。法学本科教育是否取消实际上暴露出来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停滞不前，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突破的进展，尤其是随着法学院系越办越滥，招生规模越来越大，而法律本科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的情形下，法学本科教育面临挑战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取消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本科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种路径选择是值得研究的，但讨论重点不在是否要取消法学本科教育，而是解决法学本科教育所面临问题的改革路径，尤其是应当更多关注现行法学本科教育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之间脱节的问题，本文提出，在不触动现有体制情况下，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当务之急是要从课程体系设计着手，改进和完善法学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可能是当前法学本科教育改革深化成本最低的路径选择，尤其是在解决本科毕业生日趋严重的就业困难问题上。

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及在课程体系设计上的表现

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面临危机暴露出法学院本科教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院培养人才结构趋同，普遍档次不高

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香港学者何美欢认为，中国大学法学院还不能培育出大量的高端法律人才，其产品只能囤积在中下档次［3］。其所谓高端法律人才是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虽然她对法律高端人才定义似乎过分狭隘了一些，但其关于我国法学院本科法学教育层次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就目前国内各著名大学法学院本科教育输出人才结构来看，基本是趋同的。高端的上不去，低端的下不来。法学院本科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普遍都存在高不就，低不成的尴尬局面。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个学校课程体系安排、教育方法、教学手段基本上完全相同，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没有自己的特色，拉不开档次。

﹙二﹚法学本科教育注重知识的灌输，而不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法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方法日趋科学，法律人才不断涌现。三十年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经了恢复重建、探索前进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1]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我国法学教育迎来了发展黄金期。然而，法学教育在大发展中暴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教育规模扩张过快，教育质量下降明显，教育效果参差不齐，法学就业率始终低位徘徊，教育模式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分析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改良举措，求教于大方，以期裨益于教育实践。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困境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规模极为庞大。据教育部和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有630多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其中本科在校生达45万人。与此庞大教育规模不成比例的是法学本科学生就业率持续低迷。据统计，当前法学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仅为80％左右，其中对口就业率不足50%，远低于其他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就业环境中，那些就业成功的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也并未展示出其所应达到的专业水准。理论水平低、法律实际运用能力较差、缺乏对法律实务实际运作方式的基本了解，是用人单位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普遍评价。由“就业危机”、“质量危机”而起，法学本科教育也陷入“声誉危机”的泥沼，改革之声不绝于耳。多数教育工作者也承认，法学本科教育现在已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为实现健康发展，法学本科教育首先应该调整目标定位，由当前的大众教育转变为精英教育，一方面缩减本科教育规模，另一方面加强后本科教育的精英化。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法学教育模式的考察，甚至提出一刀切的改革方案，即取消现阶段的法学本科教育，代之以欧美通行的“后本科教育”模式，以培养符合职业要求的法律精英。的确，当前法学本科教育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建设向纵深推进，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现行法学教育模式的规模效应逐渐减弱，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据此全盘否定现行本科法学教育模式，不免会走入另一个极端：无视法治建设进程，忽视客观规律，盲目追求跨越发展的教育模式，结果只能建起空中楼阁，而非实实在在的进步。众所周知，一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其法治建设进程而单独论及。考察欧美等发达国家法学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法学教育模式确立至今，其均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考察这些国家法学教育历程，可以发现在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其法学教育规模也曾一度膨胀。例如美国在工业化时期（南北内战以后至19世纪末）也曾有过法学院迅速增加的现象，法学院校的数量从内战前1860年的21所增加到1900年的102所，其中仅最后十年就增加了41所。就学生的数量来说，1870年，美国全国只有1849名在校生，而到1894年，其数量增至7600名。[2]虽其扩张规模与速度远不及近三十年来我国法学教育，但考虑其历史累积效应，国外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并不能成为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扩张的反证。在法学培养模式上，美国将法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完全分开的现代法学教育模式肇始于1829年斯托里改革；英国重视英国本土法律(普通法和衡平法)研习的法学教育传统形成于布莱克斯通在1753年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普通法[3]；欧陆国家奉行罗马法传统，教会在法学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才建成法治社会，民众法律素养高，公民社会氛围浓厚。在此基础上，基础水平的法律素养并不能满足一般民众对法律工作者的期待，法学教育的目标逐渐转向精英教育。反观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失衡严重，一方面是城市法律人才集聚，纠纷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中西部农村法治建设滞后，传统治理模式依然自足。在这种情景下，法学本科教育尚未完成其所承载的普法使命。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也开启了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其原有的道德规范、纠纷协调机制等治理模式遭受冲击，法律如何为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提供保障极为重要。只有维持一定规模的法学本科教育，才能保证城市法律服务的充分竞争状态，一方面促使城市法律工作者不断提高其自身法律服务水平，为法学教育跨向精英教育模式阶段奠定基础，一方面通过激烈竞争导致的市场倒逼，将众多法律工作者分流至广大农村地区，去完成法学教育的普法使命。综上，考察发达国家法治发展历程，并对比我国现在法治建设所处阶段，笔者以为，现行法学本科教育模式依然有其可取之处，在现阶段保持一定规模的法学本科教育对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化发展意义重大。在此，法学本科教育的真实困境不在于其是否有存在必要，而在于该项教育制度的存在实属必要，但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却不能为其存在必要性提供充分理由。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

关于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各个国家因其法学教育模式的不同而侧重不同。美国采取的是后本科教育模式，报考JD（法律博士）必须取得其他专业的学士学位，学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完成了通识教育，因此其法学教育偏重于培养法律行业应用型新人；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的是四年本科教育模式，侧重于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4]对于我国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学者们意见纷呈，有精英教育说、大众教育说、素质教育说等主要观点，以及侧重点有所差异的各种折中学说。[5]在《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给出了官方解答，即提出了法学素质教育的内涵，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并系统阐述了法学素质教育的实施途径。从其内涵表述不难看出，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法学教育目标相似，即侧重于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法律意识的训练。对于我国这种法治后起国家而言，素质教育的目标定位有其合理性，因为法治建设在终极意义上是文化建设，并且共同的成文法传统，也使法学本科教育定位于此显得顺理成章。但考虑到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定位于此的我国法学本科教育能否复制成功就值得怀疑。大陆法系虽采取四年本科教育模式，但与我国不同，其本科毕业生并不能直接进入法律职业，而必须进入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学习1—3年。比如德国，法学本科毕业生要先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了之后还要经过职业预备期并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职业预备期为时两年，学生在此期间主要由州高等法院院长负责管理。他们将至少在5个部门继续学习，学生在法官、检察员、行政官员的指导下，具体参与司法和行政工作。[6]这种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分阶段进行的培养模式保证了其学生理论素质与业务能力的均衡发展，为其进入法律职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则缺乏相应的职业教育阶段，理论上学生只要完成本科教育并通过司法考试即能从事法律职业。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年初，全国法学在校本科生30万人左右，而在校法学硕士只有6万多人，相当一部分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在完成本科教育后即走向工作岗位。缺乏职业教育，是导致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质量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实现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质量提升，职业化教育必不可少。从目前看来，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目标主要是法律知识的传授，较多的突出的是“通才教育”和素质教育，而非法律职业教育。[7]一些学者也认识到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症结所在，提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之目标可定位为培养法律实务型人才，[8]却不免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笔者看来，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仍是素质教育，只是需要拓展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的内涵与外延，将职业教育包括其中，以实现知识传授、思维训练与实践锻炼的均衡发展，从而使法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效结合起来。

三、法学本科教育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