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范文10篇

《宋书》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狸”[1]，《南齐书》亦作“字佛狸”[2]，南朝史籍中迳以佛狸称他的例子很多，兹不赘举。《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釐。”[3]但是今本《魏书》的《太宗纪》并非魏收旧文，宋人即已指出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补入的。《隋书》说魏澹所撰魏史，“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魏澹自称“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4]魏收《魏书》应当是不写拓跋焘的字的，魏澹的依据要么来自原拓跋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要么就是直接借鉴了江左史书，只不过改明显有贬辱色彩的狸为釐而已。南朝史书一方面说拓跋焘字佛狸，另一方面在各个用例中，不称焘而称佛狸，即称字不称名，表面上看，这与当时以称字为敬的习惯是有一点点牴牾的。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字”，并非华夏传统意义上的表字。北族本无取字之俗，“佛狸”、“佛釐”为字更是与“焘”毫不相关。正如姚薇元先生早就指出的，《宋书》和《南齐书》所记录的拓跋集团姓氏名字中所谓的字，其实都是他们的鲜卑本名。[5]因此，佛狸或佛釐并不是拓跋焘的字，而是他的鲜卑本名的汉文音译。

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中有几处涉及这个名字时，也有作“佛狸伐”和“狸伐”的。卷九五《索虏传》记拓跋焘进兵瓜步，宋文帝“乘舆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购能斩佛狸伐头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百斤”。[6]卷七四《臧质传》记臧质与围困盱眙的北魏众军（“虏众”）书曰：“示诏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尔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7]臧质的信还附有两份文件（即所谓“如别”），一是“台格”，指宋文帝所下的购募“能斩佛狸伐头者”的赏格；一是“狸伐见与书”，指太武帝给臧质的信，信中表示围攻盱眙的魏军其实并非鲜卑，而是丁零、胡、氐、羌，他不在乎这些军队的死活云云。卷九五卷末的“史臣曰”，也提到“狸伐”：“至于狸伐纂伪，弥扇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8]臧质的信和《宋书》“史臣曰”的“狸伐”，应当都是佛狸伐的省略形式，如同檀石槐被省略成檀石一样。但是这种省略反而证明了“伐”字的存在。这就证明，拓跋焘鲜卑本名的全称应当是佛狸伐，佛狸与狸伐都是省称。《资治通鉴》载臧质信及台格条文，把佛狸伐和狸伐都改作“佛狸”，看来是不相信其全称为佛狸伐，也不相信佛狸和狸伐只是省称。[9]

从中古北族特别是鲜卑诸部政治名号的基本构造的角度来看，佛狸伐才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名号，它包含了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佛狸是官号，伐是官称。佛狸的语源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我们先说“伐”。根据林安庆把拓跋的语源解析为[to:gbeg]的成功经验[10]，我们还进一步发现，bäg或beg是魏晋时期鲜卑诸部使用最为广泛的政治名号，而且总是作为一组名号中的最后一部分，即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官称来使用，比如拓跋、乞伏、乙弗、秃发等等，在拓跋集团的个人姓氏或名字中，bäg或beg的使用更是极为频繁，如拔拔氏（长孙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柯拔氏（柯氏）、黜弗氏、斛拔氏（贺拔氏）等等，北朝常用同音或音近的多个汉字，如跋、拔、发、弗、馛、伏、伐等等，来音译bäg或beg这一北族词汇。[11]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这些北族姓氏来源于部族称号，部族称号来源于部族首领的个人名称，而部族首领的个人名称又来源于他的政治名号。因此，北族姓氏、部族名称、部族首领的名称和部族首领的政治名号四者之间，有非常紧密、深刻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要充分重视中古北族重要政治人物的名号资料。在佛狸伐这一个案中，也不能以普通的个人取名来看待佛狸伐，而要把它看成某种政治名号，而且这个名号的结构本身也使我们认识到它与中古北族名号的一致性。

佛狸伐应当是太武帝在当皇帝以前的名号，这个名号中的伐（bäg）是官称，即使已经不是具体的官职，也必含有高贵、主人等意义，是通称意义上的官称。佛狸伐既然符合中古北族政治名号“官号加官称”的结构模式，那么行用时省略官称部分而只呼官号部分，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这也许可以解释《宋书》和《南齐书》在正式介绍拓跋焘的名、字时，要说“字佛狸”，而不说“字佛狸伐”。大概在北方，当拓跋焘继位之前，人们如果用鲜卑语称呼他，正式场合应当称佛狸（釐）伐，非正式场合称佛狸（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官号比官称更能代表一个人的Identity的原因。刘宋君臣从零星的北方情报中得知拓跋焘被呼为佛狸和佛狸伐，所以反映在他们的文书中也就比较混乱。有趣的是，臧质会在信中把佛狸伐省称为狸伐（沈约在《宋书》的史论中亦循此例），说明他完全不理解佛狸伐一名的意义和结构，而是像理解华夏姓名那样但取后两个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魏澹书所谓“字佛釐”，是源自南朝史书[12]。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佛狸”或“佛釐”的语源（etymology）问题。胡三省说：“佛，音弼。”[13]根据蒲立本（EdwinG.Pulleyblank）所拟的早期中古音，佛音but，与附、符等字的音值非常接近。[14]由此我们知道，“佛狸”或“佛釐”很可能对应的是阿尔泰语系的“狼”，即突厥语文献中的böri一词。böri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12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3行，两处都是形容骨咄禄初起兵时突厥士兵勇猛善战，böriteg，“如狼一样”。[15]克劳森（SirGerard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EtymologicalDictionaryofPre-Thirteenth-CenturyTurkish），收有böri一词。[1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Luγātat-Turk），收有一条突厥谚语“狼不吃邻居”，其中的名词“狼”就是böri（buriy）。[17]第一个把鄂尔浑碑铭中的böri与中国史籍中的“附离”对应起来的学者，是法国的沙畹（EdouardChavannes）。[18]其后美国学者卜弼德（PeterB.Boodberg）在他的《胡天汉月方诸》系列学术札记中，还对中国史籍中böri一词的各种音译作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从匈奴、乌孙到突厥，böri一词曾被广泛使用，因此böri不仅仅是一个突厥语词汇，还是内亚及中亚许多民族语言中共有的词汇。[19]

在《胡天汉月方诸》中，卜弼德指出《汉书》记乌孙史事，有“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的记载，拊离即böri之音译。[20]如果卜弼德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拊离就是文献上游牧民族首领以狼（böri）为名的最早例证。卜弼德还依据明代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曹丕《典论》论汉武帝之文（案该文最早见于《艺文类聚》[21]），有“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的句子，其中“符离”即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böri）。《典论》所说的“符离”，其出典应当是《史记》所记卫青“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22]对蒲泥和符离的解释，《索隐》引晋灼曰：“二王号。”又引崔浩曰：“漠北塞名。”晋灼的依据是《史记》提到“匈奴符离王”[23]，或因此推及另有蒲泥王。崔浩的依据是《汉书》记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24]无论是作为漠北地名还是作为匈奴王号，卜弼德把这个符离与突厥附离（böri）进行比定，可说是非常敏锐和富于启发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①2010年4月，笔者与导师去西北考察，由西安至洛阳，从洛阳至陕西，由陕西往山西，从山西至甘肃，徜徉于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流连忘返，麦积山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西北部，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45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峰，由于其形状酷似农民堆积的麦垛，故得名“麦积山”。麦积山从后秦时开始被开凿，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历史沿革，不断被修缮，小小的山体一共被开凿了190多个洞窟，洞窟中有7200多件造像。这些塑像有的轻柔婉约，有的华丽端庄，有的俏皮可人，因而麦积山被雕塑家刘开渠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麦积山这些辉煌的塑像不仅是我们民族文化智慧的形象化结晶，也是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麦积山以惊人的包容力量容纳了各个朝代的艺术风格。北魏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其造像具有秀骨清像、长腿细腰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后秦的古朴神秘、高鼻深目，也不同于西魏的清癯秀美，更不同于唐代的丰满圆润、富丽堂皇和宋代的秀丽纤巧。走进麦积山，笔者看到由红色泥质堆积起来的“小麦垛”，感知到这儿清苦的守山者，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穿行、生存，又靠着这特质的红泥，将其一把把地揉捏堆塑成一尊尊活生生的塑像。“如果说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以质朴或圆润的石雕为佛命名，敦煌石窟是以大量壁画中丰富多彩的颜色为佛命名的话，那么麦积山石窟就是以一把把细小而伟大的红泥为佛命名的。”

当笔者站在127号窟北魏胁侍菩萨像前，注视着她时，发现她长眉细目，鼻梁挺秀，笑口微开，头戴宝冠，头发垂至肩臂，半袒着项饰，右手将自然落于身上的披帛轻轻地挽起，左手抬起外伸，微笑伫立在那里。这尊美丽微笑的菩萨面容秀美，体态优雅，整尊塑像面部神情变化微妙，形象极其生动，其身体倾成S状，衣服随着身体自然摆动，轻柔飘逸。其如果不是立于佛窟中，我们很难说这是用泥塑成的菩萨，其温柔秀美的神态使其宛若真实的美丽少女，其甜甜地微笑，似乎要和笔者交流，为笔者解答疑惑。这就是一尊北魏时期的塑像，形神兼备，精妙绝伦。笔者认为，只有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才能造出这种秀骨清像的鲜活塑像。

当时的北魏正处在南北交融、东西并汇的分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佛学和老庄玄学思想被人们视为精神支柱，人们追求任诞放达的生活和超然物外的精神，清谈玄学之风弥漫，其美学思想和审美倾向使然，“初发芙蓉”代之“错彩镂金”，②而成为人们追求的更高的美之境界。与此同时，北魏政权的汉化政策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的中华大地正是由讲究玄学的士大夫引领着文化的走向，因此麦积山秀骨清像的人物风格也就呼之欲出了。北魏的统治阶级极力想融入汉文化之中，他们自然会运用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塑法和画法来塑造这一本是外来的内容，力求现实和富有人性，追求简洁、朴实、生动传神。因此很多北魏造像都表现出人物内心微妙的感情变化，更像是现实中的人而不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北魏朝的人口大迁徙，使得一批批工匠们来到这里，塑造自己心中温柔和善的神。因为麦积山属砂砾岩的山体，泥土松软，塑像不易保存，所以工匠们结合生活常识，将鸡蛋清、泥土、麦穗、石子按比例调配，在木胎、石胎上捏塑一尊尊美丽、永恒的塑像，让它们至今屹立在那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塑像极富有生动情趣。工匠们为了让佛显得更加贴近生活、更加亲切，故选择生活中的民间少女为模特。同时佛也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所以大多数的塑像都是弯眉细目。如，127窟的胁侍菩萨像与165号窟的供养人像和菩萨像都是眼角上翘，身材窈窕，俏丽秀润，个性鲜明，是对当时女性的真实写照。这里不论是佛祖还是菩萨、供养人，几乎都是眼角、嘴巴微微上翘，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积极乐观的态度，暗含着对当时恐怖现实的藐视、对人生荣辱的淡忘和超脱世俗的潇洒与轻松。就连在佛窟中经常出现的释迦牟尼的弟子阿难和迦叶的塑像在这里也是如此。阿难健康聪明，博闻强记。133号窟的阿难像表情祥和，面带微笑，身材短小，看起来显然就是一个聪明活泼、稚气尚存的清纯少年，散发着惹人喜爱的气息。同样，迦叶也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很受佛的尊重。很多石窟中的迦叶塑像都是苦行僧的模样。如，87号窟的迦叶塑像额头宽大，鹰鼻、瘦脸、高颧骨、大口，长眉深目，神态安详，虽饱经沧桑，持戒苦行的模样十分真实，但是其嘴角仍微微上翘，张口似乎在说什么，显然一副外域僧人的模样。最后看121号窟的一对胁侍菩萨像：右边的菩萨梳高髻，着长衣，身子微向侧倾；左侧的菩萨梳螺旋高髻，双手合十，外表朴实简练。两位菩萨紧紧相依，面带笑容，形象清丽，神色虔诚，表现出听法时的喜悦，两个人会心交谈，生动亲切。由此看出，麦积山塑像可谓是真、善、美的结合，慈爱的载体，其清秀美丽、素雅端庄、微笑视人的人性化形象，亦成为麦积山北魏造像共有的视觉特征。

“宗教的标准在人间不在天上”，将心沉下，静观这些佛像，或聆听或侧耳，一切皆自行生发，聚于此地，昭示着佛的宽容、慈善、博大与永恒。考察有期，然而这些塑像留给笔者心灵的感悟却永驻。当人们置身于当代艺术的现场，面对多元的都市景观，是否也需要沉淀出一份博大精深的底蕴呢。

【内容提要】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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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太平真君四年末政变的真象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诏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从这道冠冕堂皇的诏书中，难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将此次事件纳入拓跋皇权成长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认为这标志避免鲜卑贵族干扰皇位继承的“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1]。南方传闻却将这次事件视为皇太子拓跋晃斗争的结果。《南齐书·魏虏传》称：：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同一说法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叙：“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细绎史实，南方传闻实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远非是确立“太子监国”制度可以全部解释。据《世祖纪》，命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是在拓跋焘率军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还未来得及回到平城时匆匆的，这应是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时的重大举措，和拓跋焘与拓跋晃的矛盾并无关系，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拓跋晃与崔浩实为同盟而非政敌。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一、代北地域

代北地域是北魏王朝的发迹地，也是北魏农田水利基本配置最早举行的地域。北魏的农田水利配置开始于鲜卑族由游牧生存向定居生存变化之时，拓跋珪登国元年，“仲春，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所谓的“息众课农”也即是拓跋部落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变化的历程，其间为生长农业生产一定要举行农田水利配置。登国九年，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1〕拓跋珪“命（元仪）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民心。”〔2〕从五原沿黄河到棝杨塞遍布屯田者，可以想见这里一定会引用黄河之水灌溉农田。《水经注》卷三《河水注》纪录这一带的黄河时云：“河水又东迳稒阳城南。”“又东过临沃县南。……河水又东，枝津出焉。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这一带是克日的河套地域，黄河的支流密布，有石门水流过，又有枝津水，“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蛛网式的河流使农田水利配置能够迅速而普各处开展起来。水利灌溉奇迹的生长，使农业生产喜获丰收，以至于鲜卑族的另一个部落首领慕容垂在登国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后被打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北魏的粮仓，皇始二年四月，拓跋珪在与慕容宝征战时，“帝以军粮未集，乃诏征东上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巨鹿，集租杨城。”可见杨城周围地域是北魏重要的产粮区，也是农田水利配置比力发达的地域。到了天兴元年仲春，拓跋珪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3〕勉励部落民迁移到水利方便处从事农业生产，是北魏历史的重大变化。从时人的言谈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寻求水利方便之处从事农业生产的想法，拓跋珪因和跋“性尤奢淫”，收其而杀之，和跋在临刑前，对诸弟说：“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4〕观和跋之意，外貌是要求其弟选择灌溉方便之处作为生存的居处，现实上是要其诸弟逃离拓跋珪的阵营，但也从侧面反应了灅水之南是发达的水利灌溉地域。灅水即克日的桑干河，起源于朔州一带，是当时灌溉方便的河流之一。到明元帝时仍然有新开发的农耕地域，明元帝永兴五年八月“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5〕大宁川有灅水的支流，以此而论，大宁川一带一定是灌溉方便的农耕地域，是明元帝新开拓的米粮仓。道武帝和明元帝在代北一带所兴修的水利工程，使北魏议决屯田积谷奠基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1〕《魏书》卷二《太祖纪》。

〔2〕《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元仪传》。

〔3〕《魏书》卷二《太祖纪》。

〔4〕《魏书》卷二十八《和跋传》。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摘要：北魏农田水利建设是伴随着鲜卑族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而出现和发展的，并形成了代北地区、薄骨律镇地区、幽燕地区、徐淮地区、河洛地区等几大灌溉区。其发展与政府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旱涝灾害的频仍发生使政府对农田水利事业关注有加，并积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关键词：北魏；农田水利；建设

在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北魏的农耕经济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伴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并形成了几个大的有影响的农业灌溉区。随着军事力量向南推进，北魏对于前代所留存下来的灌溉设施继续加以利用，使农田灌溉面积逐步扩大。兹对北魏农田水利分布区加以论考，并进而探讨其发展的历史原因。

一、代北地区

代北地区是北魏王朝的发迹地，也是北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最早进行的地区。北魏的农田水利建设开始于鲜卑族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之时，拓跋珪登国元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所谓的“息众课农”也就是拓跋部落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其间为发展农业生产必然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登国九年，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1〕拓跋珪“命（元仪）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棝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2〕从五原沿黄河到棝杨塞遍布屯田者，可以想见这里必然会引用黄河之水灌溉农田。《水经注》卷三《河水注》记载这一带的黄河时云：“河水又东迳稒阳城南。”“又东过临沃县南。……河水又东，枝津出焉。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河水又东迳稒阳县故城南。”这一带是今天的河套地区，黄河的支流密布，有石门水流过，又有枝津水，“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蛛网式的河流使农田水利建设能够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起来。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喜获丰收，以至于鲜卑族的另一个部落首领慕容垂在登国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后被打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北魏的粮仓，皇始二年四月，拓跋珪在与慕容宝交战时，“帝以军粮未集，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邺围，徙屯巨鹿，集租杨城。”可见杨城周围地区是北魏重要的产粮区，也是农田水利建设比较发达的地区。到了天兴元年二月，拓跋珪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3〕鼓励部落民迁徙到水利便利处从事农业生产，是北魏历史的重大转变。从时人的言谈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寻求水利便利之处从事农业生产的想法，拓跋珪因和跋“性尤奢淫”，收其而杀之，和跋在临刑前，对诸弟说：“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4〕观和跋之意，表面是要求其弟选择灌溉便利之处作为生存的居处，实际上是要其诸弟逃离拓跋珪的阵营，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灅水之南是发达的水利灌溉地区。灅水即今天的桑干河，发源于朔州一带，是当时灌溉便利的河流之一。到明元帝时仍然有新开辟的农耕地区，明元帝永兴五年八月“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5〕大宁川有灅水的支流，以此而论，大宁川一带必然是灌溉便利的农耕地区，是明元帝新开拓的米粮仓。道武帝和明元帝在代北一带所兴修的水利工程，使北魏通过屯田积谷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1〕《魏书》卷二《太祖纪》。

内容摘要：制度转型贯穿于北魏政权的始终，其政治体制的演进经历三个重要阶段，从而使北魏政治体制从最初的胡汉杂糅二元制渐变为单一封建制，而对这种制度变迁起催化作用的就是北魏入主中原后对汉文化的吸收，孝文帝太和年间的经济改革和官职改革使得北魏的政治体制逐渐接近于南朝。与政治体制的转型相适应，北魏财政体制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由前期的内外二元财政体制和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逐渐演进为国家财政占据主导地位，由以军事掠夺和游牧为主要财力来源渐变为租调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并在财务行政方面出现南朝化的趋势。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一、太平真君四年末政变的真象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诏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从这道冠冕堂皇的诏书中，难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将此次事件纳入拓跋皇权成长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认为这标志避免鲜卑贵族干扰皇位继承的“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1]。南方传闻却将这次事件视为皇太子拓跋晃斗争的结果。《南齐书·魏虏传》称：：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同一说法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叙：“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细绎史实，南方传闻实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远非是确立“太子监国”制度可以全部解释。据《世祖纪》，命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是在拓跋焘率军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还未来得及回到平城时匆匆的，这应是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时的重大举措，和拓跋焘与拓跋晃的矛盾并无关系，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拓跋晃与崔浩实为同盟而非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