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史馆范文10篇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

一

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卷三冬第四载有《北齐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北史》、《北齐书》也曾言及史馆，不过名称不一，或称“史馆”或称“史阁”。

《北史》称五十六《魏收传》：“（天保）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卷四十四《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

《北齐书》卷八《后主高纬纪》：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

一

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卷三冬第四载有《北齐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北史》、《北齐书》也曾言及史馆，不过名称不一，或称“史馆”或称“史阁”。

《北史》称五十六《魏收传》：“（天保）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卷四十四《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

《北齐书》卷八《后主高纬纪》：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袭之，以修北朝诸史。唐沿隋制，史馆制度渐臻完善。“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4］（P1089），修撰国史。同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确立。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隶属门下、中书省，地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5］（P591）。史馆中设有修撰、直馆、典书、掌固等职，分工明确。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在史学领域的体现。唐太宗这位在中外历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他曾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对应措施，以树立大一统的历史观点。而私人修史已无法适应、无法满足这种形势的需要。所以，设馆修史成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馆制度正式确立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私修历史，多奉行“直书”传统书法，因而易触犯统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笔见诛”［7］（P199）。私修历史，资料不如官方丰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尽通诸门学术，因而著述速度与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学的发展。所以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P38）隋文帝的诏令很明确，官方就是要垄断修史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唐承隋制，正式设立史馆，修前代史和当代史。这是史学发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对修史机构的进一步完善与确立。

二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1唐初史馆特点

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

唐初史馆情形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4］（P1089～1090）。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P318）。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外，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P2550）。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为彭阳县公”［4］（P1093）。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

2唐初史馆成就

唐初史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修前代史和修当代史两个方面。

修前朝史。中国自汉代始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历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唐高祖采纳令孤德棻的提议，于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务加评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不隐”［6］（P6657）。贞观三年（629），太宗复诏令姚思廉修梁、陈二史，李百药修北齐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为总监修。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十五年（641）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大开史馆，“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奖”［1］（P320～321）。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参与修书者达21人，由于组织得法，所以成书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北齐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据此，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房升任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旧唐书·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北齐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据此，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房升任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旧唐书·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又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欣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确定今年将首次为该馆馆员出版一套文史丛书，和我一起共同为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著名专家杨宝顺同志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已被列入其中，不胜之喜。

宝顺同志自1951年参加工作以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奋战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线，先是参加了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又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和保护维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彰与奖励。如由他负责主持保护修缮的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唐代古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修定寺塔，其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古塔之中十分罕见，塔身遍布精美华丽的砖石雕刻，而且均为唐代原构，全国绝无仅有。宝顺同志在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首先对塔的现状和残坏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勘查测绘，然后拟制出科学的保护维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施工工作。我记得在此塔的年代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多方进行实物研究和文献查考，向有关专家请教，费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把这座“中国第一华塔修定寺塔”修缮完工而且还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实名份。为此以该塔“饰面花砖的复制研究及补砌锒嵌工艺的两项研究成果”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级科技成果奖。

又如由他负责领队、深入到太行山区对素有“神秘的万佛沟”之称的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该寺院地处深山峡谷中曾长期遭受山洪泥沙冲击，自清末以来其寺院建筑遗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盖和堵塞。因而要查清这处千年古刹的本来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务，宝顺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食宿在这处人烟稀少的山沟里，长达半年之久，从未离开岗位一步。最后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现场研究任务。不仅将这处全国现存时代最早、数量最多、雕刻艺术精美、风格独特并多数刻有塔铭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齐双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完成了附近三处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凭开创的东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齐著名高僧僧稠供养像及碑铭的北齐“善应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灵裕开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从而揭开了这处鲜为人知的“神秘的万佛沟”之谜。大量实物史料表明，宝山灵寺及其石窟塔林，历经东魏、北齐、隋、唐、宋数个朝代。为我国佛教大发展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产物。不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对宝顺同志这次担任领队克服多种困难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务，所获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称赞。宝山灵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务完成后，宝顺同志又及时将材料进行整理并撰写成书出版。受到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曾被授予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宝顺同志还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过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比较突出的如：1954年在鹤壁市首次勘查发现了宋、元时期，具有地方风格和巨大规模的瓷窑遗址。还曾应邀参加由中科院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队，担任河南地区领队，按时完成了对黄河水库湮没区内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表彰。还负责主持完成了渑池西河南村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他曾于1959年勘查发现了鹤壁市一处宋代的大型煤矿遗址。当时他曾在这处距地表50米深的古矿井下，坚持涉水勘查达30多小时之久，终于查清了这一古煤矿的原貌。除发现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砚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古矿的4条巷道及当时的井口，照明用的灯龛、排水井、条筐及生产工具、运输工具，以及空间巨大的采煤区10处。经研究新发现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状、质地和釉色均与当地宋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砚也是宋代遗物。从而表明古煤矿的时代，应为宋、元时期。为我国现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煤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证价值。此外，他还在安阳的洹河之滨，首次调查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隋代瓷窑遗址。过去有些研究中国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但都被北方经常出土的青瓷所质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烧造的窑址究竟在何处？却未曾见到。所以，多年来人们对此问题一直猜测不一。因此，宝顺同志对安阳隋代相州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成果，确凿的证实了相州窑（安阳隋代时称相州）的地点。这对研究我国陶瓷史是一突出贡献。另外，他还主持过对安阳北齐范粹墓、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邹复画像石墓等多处重要古墓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获。

宝顺同志除了主持和参加了许多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保护维修、勘查测绘的实际工作之外，他还潜心学习，刻苦钻研，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归纳，写作论文，编辑成书，以广流传和交流经验。除《安阳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温县慈胜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宝山灵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之外，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时代特征考证，年代鉴别，保护维修工程等的报告、介绍、论文等一百多篇，分别发表在国家、省各级报刊上，是一笔珍贵的当代历史文化财富，如不将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将是河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和古建筑历史文献的损失。为此，我非常赞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在省文史馆建馆50周年之际，在已出版了由馆员们撰写的《中原文史萃编》一书之后，又将出版一套馆员丛书，以展示馆员的科研成果，丰富科学文化的内容，是属一件功在当今，利及后代的盛举。

《明史》之成，享有高誉，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数《明史》“最为精善”［①1］。这是学术界历来所公认的。《明史》所以能成为官修正史中的佼佼者，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时日之长、政府之重视等是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诸编修官认真负责、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官修史书，历来讥之甚多，刘知几在《史通》中揭发其有五大弊病，主要是人浮于事、敷衍塞责、不敢直书、义例不明、缺乏史料等等。梁启超则讥之为“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②1］。然而，明史馆的史臣们却努力克服了官修史书的这些弊病，他们把修史视作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分工协作，相互讨论，“晨入申出，甘心事业，参之群书，是非衷之公论，文章质之同馆诸贤”［③1］。仅是著成专文，发表自己对史书编修见解的，即有汤斌《明史凡例议》、《敬陈史法疏》、《本纪条例》，潘耒《修明史议》、《上某总裁书》，徐乾学《修史条议》，朱彝尊《史馆上总裁七书》，王鸿绪《史例议》，施闰章《修史议》，沈珩《修史议》等等，还有大量讨论《明史》编修的有关书信，至今保存在这些史臣们的文集中。系统阐发明史馆臣的史学见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评价《明史》，同时也可考见清初史学思想之变迁。

一、“国不可以无史“，将史学视为“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之学

《明史》的编修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1645）初开史馆到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因政局未定，两次开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史局，大规模组织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阶段，自雍正元年（1723）续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期中，第二阶段的四十四年可谓是《明史》成书的最关键时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当时召试博学鸿儒，中试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编修、检讨各官，直接进入史馆修史。主要有汤斌、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严绳荪等。而万斯同、黄百家等则虽不入史馆受俸署衔，却以布衣参与其事。其监修和总裁相继有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等。

其实，这些史馆编修人员不只是怀着对故国文献的爱恋之情，还在于他们一向都重视史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有较深的认识。他们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的影响较多，对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推崇备至，认为国家不可以没有史学，而史学乃经世之学。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从顾炎武学，对其“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赞不绝口。在为顾氏的《日知录》一书所作的序中，称赞他“留心当世之故”，对事关民生国命的“经世要务，必一一讲求，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因而誉之为“通儒之学”。他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jiǎo＠①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①2］

一、“国不可以无史“，将史学视为“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之学

《明史》的编修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1645）初开史馆到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因政局未定，两次开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史局，大规模组织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阶段，自雍正元年（1723）续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期中，第二阶段的四十四年可谓是《明史》成书的最关键时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当时召试博学鸿儒，中试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编修、检讨各官，直接进入史馆修史。主要有汤斌、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严绳荪等。而万斯同、黄百家等则虽不入史馆受俸署衔，却以布衣参与其事。其监修和总裁相继有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等。

其实，这些史馆编修人员不只是怀着对故国文献的爱恋之情，还在于他们一向都重视史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有较深的认识。他们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的影响较多，对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推崇备至，认为国家不可以没有史学，而史学乃经世之学。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从顾炎武学，对其“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赞不绝口。在为顾氏的《日知录》一书所作的序中，称赞他“留心当世之故”，对事关民生国命的“经世要务，必一一讲求，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因而誉之为“通儒之学”。他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jiǎo＠①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①2］

这里明确提出，学术研究只有明体适用，能匡时救世，才称得上“通儒之学”。如果斤斤于辞章，高谈不根，脱离现实，那只能是“空疏无本”的俗学而已。这个思想应该说是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合拍同步的，也是潘耒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