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范文10篇

[摘要]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不彻底、浮泛。而实际上，悲剧意识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较大的激励作用和教育意义。影视作品对于普通百姓有着巨大影响，改编中国古代悲剧的作者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欠缺的遗憾，并应以悲剧意识培养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不应过多地消解其中的悲剧成分。

[关键词]悲剧悲剧意识培养

悲剧意识即是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中国文学缺少这样的一种对于宇宙，对于生命的悲剧审视，和对于人性，对于灵魂的深层叩问。因为作为市井文学的中国戏剧，是无法肩负起古希腊悲剧那样厚重的文化使命的。

但是这并不表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中就没有悲剧性的作品，没有这种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也存在着悲剧的因子，比如《山海经》里所记载的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的抗争是绝望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抗争的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悲剧意识的觉醒。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这种抗争精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屈原了。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发现悲剧的同时，还要试图去弥合这个悲剧。这种试图去弥合悲剧努力，就成了对悲剧意识的消解。柯汉琳教授认为，“中国反悲剧意识的根子无疑是早已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精神，特别是儒、道、佛的学说。”(Net1)这是在文化层面上的，在生活层面上，传统文化中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有：酒、自然、仙、梦、女人。我们可以以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为例。《雷锋塔》和《桃花扇》那两对受尽情感磨难的情侣最后都或出家或成仙《娇红记》里，两人死后归于仙道，成为一对神仙眷侣；《长生殿》中，杨玉环死后，李隆基和她到天宫永为夫妇“团圆”；至于《窦娥冤》、《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清忠谱》、《牡丹亭》等无一例外都是大团圆式的结局，最后或是伸冤报仇了，或是有情人苦尽甘来，终成眷属。

由于受传统的影响，我们的民族心理越来越回避悲剧，我国近年来制作的改编自古代神话传说的影视作品明显地呈现出消解悲剧意识的倾向，而且多以爱情来作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似乎爱情是最后的精神安慰。如：

2007年上映的《新天仙配》的结局居然被改编为：玉皇大帝到囚禁七仙女的云清宫看望女儿，得知七仙女的儿子一生下来就会笑，没有满月，竟然会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他外公，猛然勾起了他的舔犊之情，并在王母娘娘和六个仙女的反复劝说下，他终于改变了看法，亲自下凡化装考察董永，对董永的仁义、孝道深为满意。最后，玉皇大帝被七仙女和董永的真情打动，同意七仙女与董永在人间相伴永远，恩爱一生，成就他们惊天地、动人心、泣鬼神的美好爱情。

一、《渴望》的轰动效应与中国人的圆美意识

一九九一年，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一时间《渴望》犹如一股强劲的冲击波，使得中华大地上的热血观众心潮激荡，情思飞逸，中央有关部门深深被业已形成的《渴望》气候所感染，慷慨颁发十万元奖金给《渴望》剧组。中央电视台也紧锣密鼓，在《渴望》接近尾声之际，先后在收视率极高的《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节目里播放观众被《渴望》倾倒的消息，继续为《渴望》热加油升温。

《渴望》播放完毕之后，热心善良的观众仍嫌不足，尽管剧作结束时，明显地预示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趋势，但大部分观众对作品没有更确定地表示出主人公各自的归宿而深感遗憾。还有人为刘惠芳的最后遭难愤愤不平，中央电视台九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关于《渴望》的小品有一句借观众来信名义的台词：“假如不让刘惠芳站起来，我就让导演躺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观众的心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农村观众在认真等待《渴望》续集的上演。笔者在农村就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听说《渴望》续集已经拍出来了，不久将上演等等。

这一切都构成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现象去看问题的实质，就可以发现它揭示了中国民众一个普遍的审美心态。

人们喜欢《渴望》，不仅仅是因为它以动人的细节、细微的笔触渲染了一个令人牵肠挂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还塑造了一系列理想化的人物。如刘惠芳、宋大成等，在他们身上，编者和观众都寄托了千百年来人们孜孜追求、千呼万唤却又始终不得的真情和理想。同时，剧作之所以令人欢喜，还在于它在表现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经历之后，给他们安排了幸福圆满的结局。展示出一派皆大欢喜的光明前景。这就典型地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追求完美的审美情趣——园美意识。

据考证，《红楼梦》的结局，按曹雪芹本人的构思是“贾府破败，宝黛爱情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一构思就美学价值而言，具有深长悠远的涵盖力，它高超地预示了封建家族和社会必然没落的命运。同时也反映出曹雪芹对人生本真的探求，在给人以无穷遐思的同时，促使人们对人生做出冷静而痛苦的反省。高鹗也遵照原意写出了这个结局，但落笔之时却节外生枝，借空空道人之口，暗示了“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希望，殊不知，这一笔极空前地削弱了《红楼梦》的历史审美主题，严重减弱了其悲剧色彩。

摘要：本文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人物的悲剧性塑造.并进一步对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具体表现做了分析描述,发现张爱玲小说人物之所以具有悲剧性.是她她对当时社会观察体验凝结的结果，其中更有着深刻的个人及文化，社会原因的笼罩和影响

1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主人公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由于他（她）无意识地犯了错误。典型的例子是（在《诗学》里讲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的俄狄浦斯王。不过这则悲剧更多表现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人对茫茫不可知且又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斗争。而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

1.1如《沉香屑：第一炉香》

书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

1.2《沉香屑：第二炉香》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内容摘要：审美范畴，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感受形式。不同的审美范畴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高中语文课程蕴含着优美、崇高（壮美）、悲剧、喜剧这四种基本的审美价值形态。丑、荒诞在高中语文必修课程中没有得到体现。从审美范畴角度探讨高中语文审美教育，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语文审美教育。

关键词：审美范畴;语文;审美教育

审美范畴，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感受形式，具有一定的范式性。人类的审美范畴在漫长的演变经历中，形成了优美、崇高、悲剧、喜剧、丑、荒诞这六种基本的审美价值形态。在高中语文审美教育中，“通过六种审美范畴的欣赏、把握，有利于丰富情感体验，开阔审美趣味，增强审美能力。”

一、优美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优美是人类古典时代就认识到的一种审美价值形态，也是人的一生中接触最多的美的显现形式。如微风燕斜，花鸟缠绵，雪月空明，弦泉幽咽，都会给人沉静、和谐的审美享受。这种单纯、静穆、和谐的美，就是优美。陶渊明《归田园居（其一）》的美是恬静、和谐之美。作者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山川田园，自由成了他审美的天国。诗人笔下的风光是一幅具有田园牧歌气息的画面，诗人笔下的生活有一种悠然闲适的美。在这种安详宁静、物我合一的优美意境中，诗人处浊流不与世争，守拙归园田的人生态度才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不以诗中优美感的体验为切入点，学生就很难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再如，《雨巷》将情感的真挚，意象的朦胧、语言的声韵和谐融为一体，形成了优美的艺术境界。优美感以情感上的平静、愉悦和心理感受上的宁静、和谐为基本特点，使人获得全身心的松弛与舒畅。高中语文的优美教育内容最广泛，《再别康桥》、《荷塘月色》、《囚绿记》、《兰亭集序》、《锦瑟》、《声声慢》、《归去来兮辞》等都属于优美教育的范畴。优美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感知、理解、想象、情感的和谐统一，对缓解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抚慰心灵的浮躁大有裨益。

二、崇高（壮美）与高中语文审美教育

内容摘要：悲剧性作品历来都是文学艺术宝库中的奇珍，以至真、至情、炽烈的悲情叩击着读者的心灵。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多部经典的悲剧性作品，正是对学生实施情感教育的最佳素材，以实现学生人文素养、审美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鉴于此，本文从悲剧性作品教学的必要性谈起，就具体的教学开展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中学语文;悲剧性作品;必要性;教学开展

一、中学语文悲剧性作品教学的价值和意义

1、语文学科性质的要求

语文是一门有着强烈人文性特征的学科，所以情感教育正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也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针对当代中学生缺乏苦难意识和悲悯情怀的现象，悲剧性作品能够帮助学生正视人间的痛苦，直面惨淡的人生，真正体现出语文的人文性特征。

2、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

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摘要：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惠意识的产生。

关键词：屈赋悲剧色彩；中原歧视；楚民族悲剧意识

屈原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究其原因，多数论者认为是屈原不幸遭遇所致，笔者以为这种解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更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在楚国历史文化中找到这种悲剧色彩的源头，并在屈赋中看到它的彻底爆发。而其中，中原歧视和讨伐挥之不去是最主要的因素。

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其历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殷商时期。楚与殷皆来自东方，应是同族，但楚其时尚为一个弱小部族，在与殷的交往中，常常是遭受欺凌。《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当时的“荆楚”虽然与后来的楚国所指不同，它“应为泛称地名之辞，商师伐荆楚，指其征伐居于荆棘楚木茂密之地的方国或部族”，但楚国已在其中了。荆、楚为地名，皆含微小之意义。今文家《公羊》、《谷梁》以为贬称。《公羊》庄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且荆、楚也本贱木，故芈姓部族以楚为国名后，歧视之义已含其中了。后人也还常抱有此态度，朱熹《诗集传》曰：“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人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苏氏曰，既克之，则告之曰，尔虽远，亦居吾国之南耳。昔成汤之世，虽氐羌之远，犹莫敢不来朝，曰，此商之常礼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在朱熹看来，楚不朝殷，简直是胆大妄为。“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之歧视语气和态度已极其强烈。

第二阶段是西周时期。周初，“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当时楚国连盟会都不能参加。周公封有功之臣，“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虽楚也被封以子男之田，但那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性的分封是不可能的。中原之人不但称楚为荆楚，还加蛮或夷，而称楚蛮、荆蛮、蛮夷。《春秋》鲁庄公十年(楚文王元年)载：“秋七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注云：“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然告命之辞犹未合典礼，故不称将帅。”又二十三年，“荆人来聘。”注云：“不书荆子使某来聘，君臣同辞者，盖楚之始通。未成其礼。”他们指的“典礼”、“礼”，当然是周礼，即宗法制度。楚人的制度、言行皆与之不合，故在他们看来是“辟陋”，楚仍是一个蛮夷之邦。到战国时，孟子还骂楚人许行是南蛮鸠舌之人。周王朝统治阶级思想的偏见和高高在上的心理同时导致了南北间几百年不断的战争和对峙。周初，楚人就遭到了征伐。《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史记·周本纪》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索隐云：“昭王南伐楚，涉汉中流而没。”《初学记》卷七引《纪年》云：“(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可见昭王南伐，实在是周楚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南北战争，结果周昭王丧其六师，连性命也丢在汉江里。昭王这次失败，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三百年多年之后，齐桓公率师伐楚，仍以“昭王南征不复”作为借口。昭王之后，继之而起的穆王也曾伐楚，同样遭到惨败。之后周宣王曾大举伐楚，《诗经·采芭》就是歌颂宣王南征的。诗云：“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征伐獧狁，荆蛮来威。”对楚人的敌对态度显而易见。诗人用极其壮丽的诗句歌颂宣王大将方叔的军威，然而周师最后仍然是失败的。《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宣王上距昭王约两个世纪，可知在西周时代，周楚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胜利者总是楚国而惨败的是周王朝。

第三个阶段是东周。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兼并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们时而结盟，时而断盟，一时是友，一时是敌，一切皆以自身利益和存亡为前提。但在这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各诸侯在春秋时结盟最多，而且多数是为了对付楚国。前680年，楚文王十年，伐蔡，周大夫单伯与齐、宋、卫、郑会于鄄；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楚始攻郑，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之君会盟于幽；前657年，楚成王十五年，齐、宋、江、黄再次会盟，谋攻楚；次年，齐桓公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师进兵攻楚；前632年，晋军七百乘与宋、齐、秦之师破楚军于城濮，次年因郑亲楚，晋与周及齐、鲁、宋、秦、陈之大夫盟于翟泉，谋攻郑。类似的较大规模的盟会还很多，楚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楚的强大造成了威胁是他们结盟的一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应是他们对周礼、宗亲观的看重，他们把北方诸邦国看成自己人，而把楚看成外人加以歧视和排斥。春秋时期的结盟很大程度是出于此种原因。到战国中后期，秦强，已经威胁到中原诸国的安全，楚才成为了他们联合的对象，因为此时生存已经远远比道义重要，但楚更多的是被作为挡箭牌使用。汉以后的许多政治家还持这种偏见。《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上书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公羊》僖四年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病中国。”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言“蛮夷喜叛，劳师之役，不如弃之”如出一辙，置夷蛮于中国之外。

关键词：红色悲剧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三部影片来突现张艺谋对中国文化所崇尚的“红色”的解读。张艺谋为我们揭示了另类“红色”的真谛。他赋予了“红色”以神秘、压抑和死亡。在他的影片中红色不再是吉祥、喜庆的象征。本文从两个方面入手来解读张艺谋笔下的悲剧红色和悲剧人物。悲剧红色的解读是利用剧情全景式展现张艺谋影片中的独特红色。之后，在红色的引导下分析悲剧人物，此类人物又分为三类：男性的衬托悲剧、女性的爱情悲剧、专制者的命运悲剧。

引言

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无一不展示了他对红色的挚爱。他曾坦言：“影片中的红色是他最为喜欢的。”但他却一反红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红色是我国文化中的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红色象征了吉祥、喜庆和幸福，而在张艺谋的影片中红色却被赋予了神秘、凄凉和反抗的意义。张艺谋用吉祥的红色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个人间悲剧，人物的悲剧在一片红色中展开，又在一片红色中落幕。张艺谋的影片充满了悲剧，悲剧在他的影片中达到了极至，他早期的影片反复的渲染着这一基调，男性的衬托悲剧、女性的爱情悲剧、专制者的命运悲剧。他给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打上了标签。这些人在悲剧中挣扎，在悲剧中抗争，最终在悲剧中消亡。悲剧成为其影片的主旋律，一切人物的活动都是为了突出他的主旋律悲剧。

一、张艺谋影片中的红色寓言

《红高粱》中的九儿被火红的喜轿抬回了十八里坡。火红的轿子、红红的嫁衣、无一不体现了喜庆和吉祥，但在奶奶九儿的眼里这些火红的颜色与象征死亡的白色没有什么区别。她是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麻风病人李大头的，嫁入十八里坡对奶奶来说无疑走向了死亡。无奈的九儿在父亲的眼里竟然抵不过李大头的聘礼，九儿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无奈和痛苦。所以在轿把式戏弄式的颠轿下发出了她压抑已久的哭声，这哭声充满了抗争、不平。片中特意交代了爷爷的身份，他是唯一被雇来的轿把式，他年轻、健壮充满了活力。这与奄奄一息的李大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意的戏弄奶奶激发了奶奶抗争的哭声，哭声在十八里坡的野高粱地里回荡。画面在红高粱的衬托下显的更为壮观，火红的高粱地丝毫没有给人以喜庆祥和。相反，它给了人一种神秘和恐怖。《红高粱》对红色的使用可谓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最登峰造极的一部作品。影片中的红高粱、高粱酒无一不给人满眼的红色。但这些红色的使用却更多了神秘、反抗、凄凉。

摘要悲剧性新闻摄影作品通过瞬间抓取最富典型的悲剧性事实和人物，不仅可以给大众传递真实感人的信息，而且可以通过画面产生悲剧性的审美情绪，为了更好地发挥悲剧性图片的美学效果，新闻图片可以借用文学创作中的铺陈、反衬、杂糅等手法来合理地安排各个画面元素，从而更充分地展示新闻作品的魅力，

关键词：悲剧处理灾难报道表现策略

在灾难报道中，悲剧性图片新闻由于其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往往很容易吸引受众的眼球，同时在受众心理上形成一股强烈的震撼力量。成为重磅的催泪瓦斯，令观者泪雨滂沱。绝大多数的新闻媒体也大都深谙此道，在图片新闻的报道方面不遗余力，为了追求这种视觉冲击力，通常会不顾一切地去展示各种非人道的图片。以期营造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在图片新闻中适度地展示灾难中的苦难，可以激发人们的同情心以及对于生存与死亡等方面积极的思考，但是，如果媒体过度地展示灾难中的伤痕，则有可能会加剧人们内心的恐惧和反感，从而形成一种灾难过后的“再伤害”。

因此，关于悲剧性图片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论与思考，本文将从悲剧性图片的审美价值人手，着重探讨悲剧性图片新闻的运用策略。

一、悲剧性图片的审美价值

在对现场的解释上，一幅好的图片能抵过千言万语。一幅好的图片能够将媒体想要传递给受众的现场情况清楚的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