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范文10篇

自1997年11月以来，全国诸多新闻媒体就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现状，纷纷发表文章或举行座谈会，展开热烈的讨论，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

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的三篇文章。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专题，此刊刊登了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一位大学文科教师的三篇文章：《女儿的作业》《中学语文教学手记》《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女儿的作业》谈到，学生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去分析字（部首、笔画、读音、义项），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教师要求练习答案不能与标准答案有丝毫出入，否则就算错；学生作文很多都是儿童八股，充斥着假话、假感想、假故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认为，目前使用的语文教材内容陈旧、落后。以高中第一册为例，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全书竟没有一篇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从初中到高中，议论文的分析和写作教学都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公式来进行的。1997年12月4日，《北京文学》杂志社召开了关于“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研讨会。《文艺报》1997年12月13日，在头版发表会议综述。综述提出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学方法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第二，教师、学生和命题者都围绕着考试打仗，题目所要求的答案越来越苛刻；第三，教材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利润而被有关部门垄断。同一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题为《我不同意这样评价中学语文教育》的署名文章，针对《北京文学》的几篇文章展开了争鸣。

在《北京文学》杂志社的这些举动之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在“专题报道”栏目里，选登了这期《北京文学》的两篇文章，对其标题作了评价性的改动——《对女儿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我们真是深恶痛绝》《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并附上了“编者按”。为把讨论引向深入，让更多的人认识语文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中国青年报》从1998年2月26日起辟出专门版面——“教育导刊”，进行“语文，该怎样教”话题的讨论。“话题讨论（一）”首刊该报记者的专题报道——《语文，该怎样教》，并配发了一幅压题照片。该文以北京一高校教师和少儿出版社一编辑的女儿的作文为例，指出了作文内容的假大空、八股气。在3月4日的“语文，该怎样教”“话题讨论（二）（三）（四）（五）”中，发表了如下的文章：《我们无奈》《教师身不由己》《学生：作文如“八股”》《教师：语文教学本末倒置》《人文精神的失落》《语文贵在实践》……

就在大众媒体正在开展语文讨论的同时，《北京文学》继1997年第11期之后，1998年第3期再次刊载署名的讨论文章。3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专题报道”栏目中，抢先摘发其中的两篇文章——《误尽苍生》《我们失去了什么》。《误尽苍生》一文认为高中语文课本以及相关的“教参”、考卷，给人总的感觉是烦琐而荒唐，试题花样层出不穷，出题考人成瘾成癖。因而，这实际上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而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得用这种课本、“教参”教书，都要想尽办法让学生们能对付这种试题，还有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得为这种烦琐荒唐付出财力、精力。《我们失去了什么》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并分析应试教育在我国的几种显著特色——一是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争；三是形成所谓“唯理性教学模式”。《北京文学》可谓一不做、二不休，1998年第7期又发表了《清理与反思——著名学者教授谈中国教育》的专访稿。该文中四位著名教授（文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对语文教育的即兴式发言，意在从理念上对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试图找到走出语文教学误区的出路与途径。1998年11月25日，教育部基教司专门邀请部分在京学者教授，召开“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讨会”，共商语文教学改革大计。会上，学者教授们在指出当前语文教育教学种种弊端及危害的同时，提出了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力求比较客观地阐述语文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办法的是《中国教育报》专辟的“调查报道”栏目。1998年2月底至3月中旬，该栏目连续五期刊载该报记者的系列报道——“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围绕语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语文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和困惑有哪些、语文教学改革的出路何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调查与思考（一）”从“认清语文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的角度，阐述了部分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共同看法——中小学语文教育有“应试教育”影响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也有学科本身的问题。主要问题是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语文教学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调查与思考（二）”提出“阅读教学亟待加强”的论题。文章透析了由于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是以写作为中心的，加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忽视阅读教学，尤其是忽视课外阅读的状况。分析了语文教学过分注重考试内容而忽视基础的培养，其结果使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的问题。“调查与思考（三）”希望语文教学“走出识字教学的误区”。在强调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一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的同时，特别阐明小学阶段应使学生能认好字、写好字、读好课文，听懂别人的话，说明白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中学阶段应全面打好听说读写的基础，使学生具备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要变单纯的讲解为学与练，变单纯的传授技巧为综合性的训练，走出僵化的教学模式。“调查与思考（四）”呼吁作文教学必须“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文章列举了当前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一是读与写严重脱节，学生不会从课文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写作之中；二是写作公式化；三是重视写作技巧的指导，而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启迪；四是课文与作文脱节，教师缺少课后指导作文的材料。“调查与思考（五）”分析了当前考试指挥棒仍然在语文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要克服“应试教育”带来的种种弊端，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

如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已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1999年6月上旬，《中国教育报》又陆续四期刊登该报记者的系列报道——“如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改革（一）”指出“在生活中学习语文”，符合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语文教学改革必须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走出作品分析的模式。返璞归真，以人为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探讨学习语文的规律，必须始终把握生活是语文能力培养的源头活水。“如何改革（二）”认为提高阅读教学效率的根本出路是“走出串讲串问的模式”。文章列举了提问式分析方法依然统治着语文教学，致使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事例，提出阅读教学应从教材的实际出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简练精当、讲求实效的教学过程，把教师的活动大幅度减下来。要将矛盾的焦点摆在学生面前，用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去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何改革（三）”认为阅读量不够，语言的吸收与积累太少，必然影响学生的表达。呼吁语文教学要堵住烦琐分析的老路，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在精讲中精读”。强调深钻大纲、吃透教材、抓住关键，把要解决的问题凝炼于精讲之中。以学习语言文字为目的，以读写为主要训练手段，达到课堂教学以“精”取胜，课外阅读以“博”为佳之目的。“如何改革（四）”阐明改变语文教学中串讲串问的现状，关键一环是要转变教材观，因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因此，语文教学要以学生活动为主，加强语言训练，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材作为训练语言文字和提高阅读能力的材料。只有把语文训练立足于课内，并把问题解决于课内，学生的负担才会真正减轻，质量才会真正提高。

首都赛场文明礼仪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昨启动———

本报讯昨天下午，首都赛场文明礼仪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暨《奥林匹克知识市民读本》首发式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近千名首都青年志愿者和绿色狂飙北京文明球迷拉拉队队员聚集在工人体育场，向全市球迷朋友们发出倡议：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拒绝不文明观赛行为，倡导赛场文明礼仪。

据悉，今年五六月份，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团市委、市体育局和市文化局等单位将在全市集中开展赛场礼仪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结合五六月份国内外各项重大体育赛事活动和演出活动，以“礼仪北京、人文奥运”为主题，以球迷文明助威为重点，大力宣传文明观赛、观演礼仪常识，突出抓好奏国歌起立、人走场净和赛场不文明语言等问题，努力创造赛场文明。

市委、市政府要求，要把赛场礼仪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抓得更紧、更实、更好。要抓好赛场礼仪知识学习普及工作，使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了解比赛基本规则和观赛礼仪常识，提高文明观赛、观演的素质和水平。

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从昨天的中超比赛开始，广泛开展“文明看台”和“文明球迷”评比活动以及赛场“青春微笑行动”。绿色狂飙北京文明球迷拉拉队将与青年志愿者结对成组，对赛场看台实现点对点的管理。体育专家和礼仪专家将为市民开设“公益大讲堂”，普及奥运知识和礼仪知识。开展文明赛场口号、助威歌曲以及文学作品、摄影、DV作品的征集活动。

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组织编写的《奥林匹克知识市民读本》一书昨天正式发行。三部门还将于今年5月至8月联合举办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有奖竞赛活动，市民可以通过答题卡、上网和电话等多种形式参与竞赛活动。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人们批判封建宗教文化的彼岸神性观念，凸现人性及自身价值的一种思想武器。对于中国来说，自由主义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它的传入源自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借用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抗旧文化和旧传统，以达到社会变革、民族独立的目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划分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就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端于北京的自由主义运动就在中华大地狂飙突起，引领潮流。经过不断酝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它已经成为引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早在“五四”之前，北京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网罗了全国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其中就包括最早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文化先驱者。严复和梁启超主要从近代启蒙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构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则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1］，他从文学的角度阐述了自由主义艺术的超功利性，成为近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开拓者。不过单纯地从文学方面来讲，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占据着时代的主流，追求艺术性的自由主义文学只能在时代舞台的边缘发出微弱的声音，这似乎也预示着自由主义文学未来之路的坎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作为否定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破除思想禁锢的工具被广泛传播。陈独秀、、胡适都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呼唤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倡导思想自由，这些与严复、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和艺术表现方式却缺乏深入探讨。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阵营出现分化，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性，自由主义文学才有了明显地发展。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然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其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个人价值的鼓吹以及个人本位主义的立场无疑渗透着自由主义的精髓，为自由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五四”以后，周作人更是宣称去开垦一片拥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2］的“自己的园地”，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自觉探索。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带领下，北京文坛出现了一批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刊物和社团，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废名、李金发、沈从文等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作家也逐步走上了文坛。这些作家和团体在政治上大多向往英美现代民主制度，艺术上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坚持内心精神的独立性，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个性化倾向，北京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源地，其基本特征已经初露端倪，并逐渐走向明朗化。

如果没有时代背景的转变，也许北京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会一直顺利地发展下去。不过到了1927年前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处于崩溃的前夕，加紧了对知识阶层的镇压，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知识分子被迫离京南下。而上海由于拥有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比较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特征，很快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徐志摩于1926年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胡适也于1927年5月底到达上海，与徐志摩、邵洵美等创办了新月书店，另外还有闻一多、饶孟侃、叶公超等相继离京南下，加上从南京来的余上沅、梁实秋，他们于次年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阵地由此转移到了上海。《现代评论》也于1927年3月从138期转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林语堂1927年3月受邀任武汉外交部秘书，不久飞抵上海全心写作。沈从文则在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先是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接着于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直到1930年秋接受武汉大学聘请离沪，后来还于1931年初在上海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自由主义作家齐聚上海，再加上此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施蛰存、刘呐欧、穆时英、戴望舒等现代派作家，很快掀起了一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海之所以能成为继北京之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并不仅仅因为大批自由主义作家的到来，上海发达的报刊出版业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转移之前，许多自由主义文学的书籍就在上海出版，例如，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就是1920年3月由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闻一多的《红烛》也于1923年9月由上海的泰东书局出版。另外早期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与上海的创造社曾经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交往，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刊物上，经常可见梁实秋的诗、散文和小说，创造社诸人还曾主动邀请梁实秋、闻一多主持《创造季刊》的编务工作。还有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以及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等都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总之，在早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起源过程中，虽然北京为自由主义作家提供了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基地，但上海的报刊出版业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租界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上海的报刊出版业竞争激烈、盛况空前，营造出自由、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转移到上海之后，这些有利条件更为自由主义作家提供了得以任意驰骋的阵地。新月社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而新月书店的创办是他们在上海的重新崛起，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的重要标志。在短短几年之中，新月书店出版各类书籍近百种，其中大多数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品或理论著作。围绕着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于1928年3月10日创刊，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等，刊物内容除了文艺外，还有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

它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在诗艺的创造和探索，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建树上都展示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强大实力。除此之外，上海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如《小说月报》《时事新报•青光》《文化评论》《现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都先后刊载过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或评论，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万象书屋、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书局、光华书局、上海远东书局、大东书局、合成书局、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都曾经成为自由主义作家出版作品的阵地。许多作家虽然不在上海生活，但大部分创作却是通过上海报刊出版业这个窗口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例如，周作人的散文随笔《泽泻集》《谈龙集》《永日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都在上海的北新书局出版，还有《看云集》《艺术与生活》《瓜豆集》等都通过上海这个阵地影响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另外，沈从文、梁实秋等虽然在上海时间不长，但也大多借着上海报刊出版业这个舞台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摇旗呐喊、敲鼓助威。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也是势所必然。在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勃兴的同时，左翼文学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中。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主张文艺独立性的自由主义文学与要求文学做政治“留声机”的左翼文学之间的论争频繁展开。围绕着文学的批评标准与态度、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双方展开了尖锐地论争。作为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他们都反对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张尊重作家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追求思想和艺术自由的权利，反对用统一的思想框架和艺术框架来束缚作家。另外，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还强调对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主张用文学去表现人性，认为只有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深邃，具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到梁实秋的人性论，再到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层探讨，无不表明“以人为本”的创作思想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石。

在文学观念上与左翼文坛相论争的同时，上海自由主义作家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新月社的这些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群自由主义者，他们接受了西方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念和人权观念，积极呼吁民主、自由、人权。在《新月》月刊中，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写了许多诸如《人权与约法》《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思想统一》等鼓吹自由与人权的文章。而这些对独裁专制的国民政府来说必然是难以容忍的，刊登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这期《新月》月刊就被国民党下令没收焚毁，刊物更是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危险。而在文学方面，他们更是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激烈地否定，胡秋原、沈从文等都曾撰文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本质予以揭露。可见，自由主义作家绝非左翼文坛所批评的那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帮凶，而是始终坚持着对思想自由和人权观念的倡扬，反对任何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艺术观念，在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双重夹击下艰难前行。

对于作家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意识在其文学作品中的展示，评论家多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两个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是针的对创作主体———作家而言，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所表现的内容灌注了强烈的、地域性的情感体验。其次是对于创作客体———作品而言，作家通过对某一特定地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使其作品成为“通过一幕幕风俗画、风景画、生活画的镜头，进而集纳具有独特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进而描绘出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典型环境”④。不同的作家对不同的地域有着自己不同的体验，但是作家对其所要表现的特定的地域却有着极其相似的情感。论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许多学者都不谋而合地指出这一点。何西来认为，“作家从小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接受与熏陶，他的乡音、乡思、乡情，即是他的故园情结，都会以各种方式进入作品，影响他的选材，他的作品的情韵。”⑤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的《总序》中谈完越文化对鲁迅精神气质的渗透之后，接着指出，“鲁迅之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⑥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田中阳认为，“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样孕育着小说家，塑造着小说家的主观世界。尤其是区域文化中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影响着小说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诸如精神气质，情感内涵，表情达意的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等。因此他本身就成为某种区域文化的载体和体现者，以至于形成了与这种区域文化同质同构的心理定势。”⑦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贾剑秋也认为，“乡恋和乡愁生发于中国现代作家难以释弃的乡土情结。他们大多出生在乡土村镇，乡土情结成为他们创作的一种动力。在创作中他们挥洒的乡恋和乡愁既有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的眷念，又有对自己身处的现实乡土环境的审视。在情感倾诉时由于作者曾经身处的地域、时代、生活环境的不同，对生活的体验和悟察的程度、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感诉求。”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⑨，诗人艾青如此深情地吟唱。文化是地域的产物，文学是性情的产物，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与它用叙事文学的模式书写了作家们对古老土地的诚挚情怀让每一个生长于这个古老土地上的人深深地感动分不开的。”⑩关于地域文化意识文学展示的第二个方面，评论家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创作客体———作品上。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在作家作品中的不同反映，使得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成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评论家首先注意到文学作品中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描写，这种描写对于作家的艺术风格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认为，“所谓‘地域自然’，就是自然环境为地域人种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风俗心理、风俗习惯的形成所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这种‘后天性’的影响，亦成为地域文化小说所关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瑏瑡丁帆的观点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在地域文化小说中的重要作用。而田中阳则认为，“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在当代小说艺术个性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选择’作用”瑏瑢，直接点明自然地理环境对当代小说的艺术个性存在着深刻的影响，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贾剑秋、何西来和湖南理工学院教授李大健。贾剑秋认为，“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展现作者故乡的异域风情”是构成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李大健认为，“山川景物，民风民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有着客观规定性，对于作家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何西来认为，“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似真的审美效应。”瑏瑥从创作主体———作家和创作客体———作品出发论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常谈而常新的话题。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地理环境对于作家的影响，古人就有论及。当代学者拓宽了这一研究的视野，不仅指出了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地域文化因子，同时更进一步指出了地域文化对作家所施及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为作家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影响着作家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及审美情趣。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审视

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除了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观之外，还有其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俗民情、生活状态、语言乡音等重要因素。换言之，较之于自然条件，由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更为复杂、深刻。20世纪中国文学中，作家在对特定地域人文景观的描述中，往往隐含着作家“改造国民性”的深思。武汉大学教授樊星认为，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止于“究天人之际”，同时也应当通过地域文化揭示民族性。

(一)评论家指出风俗民情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田中阳从“对文学个性化形成的价值”、“对小说无限的、永恒的魅力”、“与文学的认识功能相通”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论述，深刻揭示出区域风俗民情对文学的影响:“对于文学，尤其是叙事艺术的小说来说，区域文化中的风俗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区域性风俗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瑏瑧严家炎在论及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流派时认为，“风俗画对于文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无数艺术实践的经验证明，文学作品写不写风情民俗，或者写得深沉不深沉，其结果大不相同:它区分着作品是丰满还是干瘪，是亲切还是隔膜，是充满生活气息还是枯燥生硬。世界上许多生活底子雄厚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注意写风俗民情的。”

(二)评论家将作品中的风土习俗分为“丑陋”和“美好”两种类型。“丑陋”和“美好”反映出作家在表现这两种风俗时所蕴涵的不同的思想感情，体现作家不同的审美倾向，但作家文化审视的视角却都是鲜明的。在表现“陋俗”的作品中，评论家指出:“作家在乡土文化的反思中，将代表乡土固有文化灵魂的民俗作为焦点审视，通过一定的民俗来反映历史文化积累的尘垢，从文化积淀中探查国民性的病根和社会衰朽的病源。”关于这一点，评论家列举出一系列的作家:从现代的鲁迅、乡土小说流派的诸位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萧红、赵树理到当代的韩少功、郑义、贾平凹等人。在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中看到，作家的作品经由描绘风土习俗而显示出文化审视。如评论家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他将乡土小说的创作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将乡土人物的命运与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将民俗风情的描绘与文化审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而关于“美好的风土习俗”，评论家认为:“作家笔下的乡土风俗表现得美好、优秀、富有人情，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为异域风情涂抹着明丽斑斓的色彩。”除了表现“明丽斑斓的色彩”之外，“美好的风土习俗”之中也隐含着作家的文化审视。评论家同样从个体作家入手，指出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以淳美乡俗写美好人性”，从而揭示出“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

教学目的

1.用朗读的方式学习本课的语言

2.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3.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说起京味文学，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义。随着京味和京味文学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内外持续升温，这个术语自然被许多人谈论，但我感觉谈论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发种种误解。出于这种考虑，这里尝试对京味文学的含义作点梳理工作，并进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1]

一关于“京味”的界说与质疑

谈论京味文学的含义，当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学一词中“京味”的含义。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此有着开创性界说。她把京味文学与写北京的文学、京派文学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着重对京味文学本身做了具体分析。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2]同时，赵园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作了富有洞见的界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1)人与城的精神联系、(2)人的文化体验、(3)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她认定，需要(4)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4]这四方面在今天看来对把握京味文学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关京味文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第二，京味文学这术语是后起的，产生于“新时期的当下”即20世纪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对于北京城的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种文学风格现象。对头两个问题，她的界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对后两个问题，就存在着需要质疑并重新考虑的地方了。首先，所谓“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还是指现代的北京城？这里的“古代”与“现代”之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种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还是现代的北京城文化？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样需要关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这种“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本身，还是指人所“体验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质究竟在“风格”还是在别的什么？它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地域文学风格，还是一种只在历史的某一时段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难以分开。继赵园女士的开创性探讨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前行，从一个新视角对京味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学的含义与特质

要明确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联系着的四个问题。

最后统稿才发现，本期重勘的三部小说《美食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都首发在《收获》杂志，分别发表于1983年第1期、1985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且均为《收获》当期中篇小说头题。从时间分布上看，也正好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中后期。如果我们做一个更大范围的期刊调查，不只是本期几部小说，《收获》可能为整个改革开放时代提供了最多的现象级文本。其他的，像《十月》《当代》《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也是现象级文本的重要来源刊物，这和刊物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区位优势密切相关，也和刊物的定位、传统甚而某一个阶段某个主编或者编辑的文学趣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说到《收获》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大众传媒关注得最多的是它和先锋文学之间的渊源，其实它对思想文化和文学边界的拓殖，是有着一以贯之的刊物传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收获》，不仅仅发明汉语文学可能，也引领思想文化前锋，现实地参与到国民精神和审美建构，这是现象级文本植根的土壤。故而，《收获》和其他几家刊物出产最多的现象级文本不是偶然的。期刊以怎样的洞见去发现和编辑文本，在更辽阔的想象中把文本编织到文学脉络和社会结构，需要以期刊和编辑为中心进行专门的研究。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少现象级文本可能会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不完全等于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国民心理、文化传统、人性底线和审美惯例等都可以是某个方面的禁忌，有人有边界有秩序就会有禁忌，有禁忌就会有突破禁忌的冲动和快感。

期刊的编辑者需要对挑战禁忌的文本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有预先的研判。不过，即便有研判，有的现象级文本最后的命运和走向不是期刊编辑者或者出版人所能掌控的。禁忌性文本容易出圈，一旦出圈成为社会性公共事件，审美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权重就会变得减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举出不少。应该意识到禁忌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往往又是被赋予了创造力，审美领域尤其如此，正是对某些既有禁忌和规则的不断挑战和突破，才可能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或者文学本份的审美开疆拓土。从这种意义上，对某些现象级文本和它嵌入的时代之关系研究，揭示出文学的现象级文本也是整个时代风向的症候性文本，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废都》《白鹿原》在1993年，都是值得深究的。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6年，时任《收获》副主编的程永新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过：80年代，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组稿，大家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实的体验在里面。之后，我们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对此很有意见，说张贤亮的作品体现大男子主义。因为小说里面有一些性描写，主人公章永嶙在与一个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复了性功能，这种描写在西方文学中很常见，现在回头看也不算什么。但是，当时的文坛对此还是很难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对此提了一些意见，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一开始别人说的时候，巴金没太在意，他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开始重视起来。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称。步入高龄的老巴金看完小说之后对我们说，小说没有什么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每一部现象级文本都有一部公开的或者易于发现的发表、阐释和接受史，还有一部文学内外权力斡旋“看不见”的隐秘史。本期张学昕教授论文重勘苏童《妻妾成群》于一个长时段和同时代的审美路线图。如论文指出的，普通读者召唤出来的确实可能是苏童说过的，小说触发来源之一是西安诗人丁当的那几句诗“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嫔妃三千，妻妾成群”。“隐秘的梦想”如果是原型性、集体性的国民心理，或者白日梦式的意淫，甚至恶趣味和劣根性等等，在商业时代都可以换算成注意力以及资本变现。这一点在传统通俗文艺和近些年的像网络文学这样的大众新文娱样式都可以获得有力的佐证。现象级文本在今天可以是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大“IP”。这种大“IP”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意识初萌并没有今天的圈钱能力，像本期重勘的《美食家》早已经是苏州的文化符号，《美食家》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苏州美食地图和饮食文化简写本，但小说家陆文夫个人从中获得的也只是“陆苏州”这个“虚名”。

再说《妻妾成群》，可以想见，有多少人是冲着“妻妾成群”，包括后来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来阅读苏童并定义苏童。确实，如张学昕教授所言，《妻妾成群》“苏童的写作，完成了一次历史性、根本性的转变”，是苏童最初对“旧”世界的想象和书写冲动，或者“对旧时代一种古怪的激情”。这是小说家苏童和作为代表的批评家张学昕的审美密约。我也相信，普通读者中会有一部分能够加入到这个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审美共同体，体悟到《妻妾成群》的“人性漩涡中徒然的挣扎”（程光炜）。读者构成的复杂性，包括具体到专业读者构成的复杂性，顾奕俊博士论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关注到同时代批评家之间的冲撞和对话。现在可以看到，一本收入四十余篇评论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小说发表不到两年就正式出版，且首印一万册。这不仅能够看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学圈的反响，也能部分反映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在向圈外溢出的影响力。同时，顾奕俊还注意到“性”之于张贤亮的写作策略。揣度禁忌的社会容忍度，冒犯之。但事实上，当普通读者讲小说的某些片段当着“小黄书”阅读时，“性”与附着于“性”的幻术，只是张贤亮极其有限的、解决相应叙事问题的途径方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此，贾平凹的《废都》又予以升级。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很多审美终端不在“性”的小说都以“性”作为营销的卖点，比如《白鹿原》《上海宝贝》等，且无需像八十年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遮遮掩掩。作为现象级文本的《妻妾成群》（也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肯定激活并吸附了有着“非文学性”（比如性幻想和吃货梦）“隐秘的梦想”的潜在读者，他们是《妻妾成群》也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庞大的读者俱乐部的一员。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有两点：第一，苏童《妻妾成群》发表的1980年代，一方面“妻妾成群”已然是一个吐弃的旧社会关系方式，但作为文化心理是国民的残梦，文化心理和社会关系方式存续的不对等，助长了意淫的“隐秘的梦想”在幽暗处生长；另一方面，更开放的“性”欲望化时代还没有降临。《妻妾成群》在相对匮乏的时代，满足了一部分读者“隐秘的梦想”。缘此，扩大了《妻妾成群》读者的基本盘面。第二，我们承认和强调小说家和专业读者的“深读”，同时那些把《妻妾成群》就读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宅斗的“浅读”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可以作如是观。不只是“色”，《美食家》的食，对应的也是吃饱到吃好到吃得艺术化的匮乏恢复到“丰盈”的过渡时代。一定意义上，《美食家》的前文本（潜文本）是物质匮乏的饥饿记忆及其书写，在“吃”的文学表达上，《美食家》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互文性。这提醒我们注意，欲望的文学表达得以葳蕤滋生的时代恰恰对应着压抑和匮乏。文学表达成为现实生活解放和补偿的替代品。值得一提的，压抑和匮乏并无终结之处，解放和补偿只是阶段性的，所谓欲壑难填。

就像李徽昭教授论文所认为的：“《美食家》既有当代中国的政治反思，也有对饮食等日常生活与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费与城市及时代的间性思考。在历史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间，《美食家》建构了欲望与消费的新观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锢的欲望与消费，从而成为时代变革的内在动力。”在李徽昭教授的描述中，可作多义性解读的文学文本成为现象级文本是一个不断溢出，不断破壁、跨越圈层的过程。本期设计里还可以有八十年代之后的《白鹿原》《我爱美元》《废都》《上海宝贝》等涉欲望表达的文本。预想中，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欲望样本的扩容，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欲望表达，流与变渐次展开。本栏目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19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平

说起京味文学，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义。随着京味和京味文学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内外持续升温，这个术语自然被许多人谈论，但我感觉谈论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发种种误解。出于这种考虑，这里尝试对京味文学的含义作点梳理工作，并进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1]

一关于“京味”的界说与质疑

谈论京味文学的含义，当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学一词中“京味”的含义。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此有着开创性界说。她把京味文学与写北京的文学、京派文学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着重对京味文学本身做了具体分析。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2]同时，赵园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作了富有洞见的界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1)人与城的精神联系、(2)人的文化体验、(3)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她认定，需要(4)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4]这四方面在今天看来对把握京味文学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关京味文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第二，京味文学这术语是后起的，产生于“新时期的当下”即20世纪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对于北京城的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种文学风格现象。对头两个问题，她的界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对后两个问题，就存在着需要质疑并重新考虑的地方了。首先，所谓“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还是指现代的北京城？这里的“古代”与“现代”之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种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还是现代的北京城文化？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样需要关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这种“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本身，还是指人所“体验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质究竟在“风格”还是在别的什么？它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地域文学风格，还是一种只在历史的某一时段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难以分开。继赵园女士的开创性探讨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前行，从一个新视角对京味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学的含义与特质

要明确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联系着的四个问题。

作为现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大众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它的传播载体———大众传媒能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以市场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在这种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化形态的商业化运作中，大众传媒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传播了大众文化。在这个大众文化凯歌高奏的时代里，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和理性，不仅欣赏品位和格调下降，而且发生着价值和信仰危机。在这个媚俗的商业化时代里，大众成为媚俗的牺牲品。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作文教学可以说是整个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作文教学中的问题也是社会和家长反响比较强烈的。谈到当前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上海市市东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杨俊岩指出：“一是读与写严重脱节，学生不会从课文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写作之中；二是写作公式化；三是重视写作技巧的指导，而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启迪；四是课文与作文脱节，教师缺少课后指导作文的材料。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对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语文教师感慨颇多，他们认为，在“应试教育”影响下，作文教学走入了一种僵化的训练模式。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教学忽略平时的观察、积累、思考，不是鼓励学生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让学生生硬地背范文，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套改作文。

临近考试，教师们忙着猜题，学生和家长忙着请人修改作文，然后强化记忆装进脑子里。有的学校几乎以每天写一篇甚至几篇的节奏操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其结果是，学了十几年的语文，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害怕写作文，而对作文题，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没有可写的，这是为什么？

上海市吴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王根宝认为：“作文的关键是看有没有话要说，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或褒或贬，或扬或抑。但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教师只要求学生的文章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自圆其说，分数好一点，冲上二类卷就可以了，至于是真话假话、真情假情，就都不太关心了。”

写作本是来自生活的需要，是有话要说、有情要抒、有事要叙。而学生为了取得好分数，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谈、真情实感少成了写作的通病。

一位中学生坦言：“我们写作文不能写心里话。老师教导我们，你们的作文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写给阅卷老师看的，只要写得有技巧，只要让阅卷老师觉得满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