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范文10篇

在阶与柱的背后

—司法制度“亲和力”丛谈

在笔者工作的基层人民法院，一座庄严、气派办公大楼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宽大的石阶，高耸的石柱，尤其是一对横眉立目的石狮子，不由得接近者不产生敬畏之情，也昭示着法律和法院的尊严和权威。但是，日渐风靡全国的长阶、高柱的法院建筑风格也不可避免的给人们带来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包括我们司法制度、诉讼制度的内核、目标与程序都必须以石料的特质，冷冰冰、硬邦邦的拒人以千里之外，乃至不小心碰上，大有头破血流之虞吗？

从我们的传统与历史看，确实如此。

其一，截止到一百年前，支撑中国民众精神生活与世俗世界的文化架构是儒家思想，而“无讼”则是孔夫子早就设定了的理想生活状态之一，诉争显然是与“天人合一”终极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诉讼为公众心理所不齿，涉诉者自然要付出从精神到物质的更大代价了。

“和”是节约成本的办法，本是值得称道的纷争解决之道，可惜的是，工业文明的隆隆机噪却无可挽回的打破了我们的“田园牧歌”，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规制，这就是现代法治。更无法讳言，百年来我们被强迫“学习”的成果，仅仅停留在形式的“法制”的层面，以私权利保护为起点的法治精髓并未融合到我们的肌体和血液中，法律仍然是居“庙堂之高”，是“肉食者谋之”的意识形态，也仍然是普通人避之不及的东西。这是其二。

这是擅长把握流行脉搏的读书人公司的又一出版物，他们第一本书是意外成功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而《诚信的背后》则是一本财经小说，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新亮点，也许将是年的一种流行趋势。但说是小说又不确切，这本书中用的公司名字甚至人名都是真实的。作者把矛头直对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指责他们在金融衍生产品中骗取了客户的大额钱财。据说，书一出版，摩根士丹利就到处收购这本书，可见他们害怕到了什么程度。

在《诚信的背后》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摩根士丹利将一个有问题的公司高价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挣了2000万美元的佣金。后来被买主发现，要求摩根赔钱，而摩根不但不赔，还开始在公司内部销毁证据。后来，经过多年的法律诉讼，美国法院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但那已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年的事了。仅仅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诚信的背后》的作者超强的预见力和洞察力。

读完《诚信的背后》，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点儿开窍：原来在全球仰慕的世界商业竞争的中心———华尔街，好人的同意词是笨蛋，也就是说，做好人和会赚钱永远都是两码事。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国外的超级大公司，我们就永远都会在潜意识中便接受他们又有诚信又会赚钱呢？其实这都是舆论惹的祸———书店中由各大公司主动“配合”出版的数不胜数的传记、传奇，以及我们的媒体真糊涂、假明白的主动渲染。

如今，要找一本像《诚信的背后》这样说实话的书还真不容易。是不是“好人”太多的缘故呢？

《诚信的背后》唯一的缺点是离中国商业太远，但我相信在年，此种“类小说”题材的中国本土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灰商》、《圈子圈套》这些作品是这个品类诞生的一个重要标记。

一、高菜价对我国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危害。

2010年初，大蒜、绿豆、生姜的价格接力式地疯狂上涨，并纷纷超过猪肉的价格。而这一系列“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的接力涨价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菜价持续性上涨，使老百姓手中的“菜篮子”陡然沉重了起来。如果高房价是当今社会最大的民生问题，那么高菜价就是最直接最凶猛的民生问题，房价的上涨对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来说影响毕竟有限，但蔬菜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必需品，它的影响具有强制性。菜价的不合理上涨必将极大地限制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正常消费，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问题，这也将会对我国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菜价的上涨显著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购买力，那么这样的价格上涨是应该理解和支持的，因为我国农产品的价格长期相对偏低，合理的上涨能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但问题是这一波菜价的疯狂上涨并没有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多少，因为菜价上涨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流通环节和进行炒作的游资手里。同时，菜农还要承担游资炒作之后价格下跌的风险。这样，菜价的不合理上涨不仅“伤民”而且“伤农”。同时，农产品的价格具有很大的放大效应，能进一步推动原材料、工资、劳务等各项成本的上涨，最终推高各类产品的价格，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高菜价的控制刻不容缓。

二、高菜价形成背后的原因。

（一）气候异常与游资的炒作直接推动价格上涨。

2010年初，我国局部地区出现了低温雨雪、干旱等异常气候，使这些地区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加上恶劣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造成了短期的供不应求，从而使蔬菜价格上涨。同时，国内游资乘机炒作：一方面散布虚假消息，制造菜价上涨的预期；另一方面对较易保存的农产品，如大蒜、绿豆等进行囤积，造成菜价飞涨，牟取暴利。而造成游资们一次次得手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鉴于蔬菜价格较低的特性，往往只需几百亿即可通过杠杆效应垄断全国的某类农产品，这与房价动辄需要上千亿资金比起来，相对容易得多。其次政府在对农产品的宏观调控方面存在漏洞，将蔬菜的生产流通完全交给市场来自我调节，缺乏像对待粮食、猪肉等食品的宏观干预手段，使游资的炒作有机可乘。最后在蔬菜上涨的谣言四起时，政府缺乏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布机制和菜价异常波动的应急机制，从而导致菜价的疯狂上涨。

（二）蔬菜基地的减少与人们对蔬菜需求的增长之间的矛盾。

这是擅长把握流行脉搏的读书人公司的又一出版物，他们第一本书是意外成功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而《诚信的背后》则是一本财经小说，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新亮点，也许将是20*年的一种流行趋势。但说是小说又不确切，这本书中用的公司名字甚至人名都是真实的。作者把矛头直对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指责他们在金融衍生产品中骗取了客户的大额钱财。据说，书一出版，摩根士丹利就到处收购这本书，可见他们害怕到了什么程度。

在《诚信的背后》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摩根士丹利将一个有问题的公司高价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挣了2000万美元的佣金。后来被买主发现，要求摩根赔钱，而摩根不但不赔，还开始在公司内部销毁证据。后来，经过多年的法律诉讼，美国法院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但那已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年的事了。仅仅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诚信的背后》的作者超强的预见力和洞察力。

读完《诚信的背后》，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点儿开窍：原来在全球仰慕的世界商业竞争的中心———华尔街，好人的同意词是笨蛋，也就是说，做好人和会赚钱永远都是两码事。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国外的超级大公司，我们就永远都会在潜意识中便接受他们又有诚信又会赚钱呢？其实这都是舆论惹的祸———书店中由各大公司主动“配合”出版的数不胜数的传记、传奇，以及我们的媒体真糊涂、假明白的主动渲染。

如今，要找一本像《诚信的背后》这样说实话的书还真不容易。是不是“好人”太多的缘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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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演变

（一）二战后至197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二战结束后至1952年，美国一直实行钉住利率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最终使钉住利率政策被放弃。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取控制贴现率及政府公债等手段来实施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约翰逊时期，采用提高贴现率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来治理通胀，反而使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为治理“滞胀”，又实施降低贴现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时采取工资和物价管制。卡特执政时期,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钉住联邦基金利率改为控制M1的增长速度，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秦嗣毅，2003）。在这一时期，美国货币政策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以稳定物价与降低失业率作为目标，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利率处于中心地位，美联储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影响利率，而利率变动影响到总需求，从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主要有两个变量指标：自由储备与短期利率，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贴现率、联邦基金利率、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量，以及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等；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1960年代美联储进行的几次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还颇有成效，但到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进入“滞胀”状态，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效力则大打折扣，凯恩斯主义逐渐式微。（二）80年代：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是直接影响名义收入与支出水平，并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就业、产出与物价水平。1981年里根政府接受了货币主义思想，改变了以利率作为中心地位的思想，转而以货币供应量（初期是M1，后期是M2）作为最核心的中介指标，后期又把储备金总量作为最重要的中介指标。在这一期间，美国政府确立了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地位，强调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采取灵活微调的货币政策措施，同时，关注多个变量指标，充分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在这一时期，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治理通货膨胀成为美联储的首要职责。由于货币供应量与银行准备金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因此，美联储操作目标变成了银行非借入储备，通过调整非借入准备金，就可以实现某个设定的货币流通量增长率目标，依靠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到1980年代后期，货币供应量跟经济活动的关系越来越弱，美联储最后放弃了设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宋小梅，2004）。在货币政策效果方面，本阶段美国货币政策在现代货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起到较好地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但是，由于受金融管制放松及金融创新的影响，货币供应量指标难以监测和设定；同时，资本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利率的大幅波动使得美联储依靠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的效果受到很大影响，货币政策效力被严重削弱。（三）1990年代：基于泰勒规则的“中性化”货币政策进入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其货币政策亦发生重大转变，从货币主义理论转向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实施以真实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中性化”货币政策。中性化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政策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灵活调整利率，使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能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1980年代后期，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却提高了利率的相关性、可测性与可控性。因此，从1993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主要的中介目标,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中介目标，尤其是利率中的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更是美联储首要关注目标。在利率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既通过微调主动控制调控的力度和分寸，也注意结构式的利率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同时，美联储将货币供应量变动范围、金融机构借入和非借入储备、消费物价指数、汇率、国际收支状况等变量也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之中，增强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综合性（秦嗣毅，2003）。1990年代以来，美联储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一是逐渐降低法定准备率,而且很少动用这一工具；二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它成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三是1980年代以来联储贴现窗口的作用逐渐下降,再贴现窗口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宋小梅，2004）。美联储通过综合运用这些工具，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同时并存的良性局面，实现了“持续的无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目标。（四）1990年代后期至2007年危机爆发前：先发制人的前瞻性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联储特别注重货币政策实施过程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发挥，为解决这一难题，美联储加强了对未来宏观经济的监测与预警，若发现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就提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若发现通货紧缩的迹象，则提早采取宽松性货币政策。这样，通过实施前瞻性的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大大缩少货币政策时滞，力求将通胀或通缩消灭在萌芽状态（宋小梅，2004）。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以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与手段，以微调为主，每次调整幅度在0.25-0.5%之间，力求利率对经济既不产生正向也不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努力提高政策的公开性与透明度。通过频繁会议纪要及向国会提交货币政策报告，阐释货币政策的意图与走势，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使货币政策效力得以大大提升。在200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进入明显放慢时期，为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开始降息，一年之内连续11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降到1.25%。自此美国进入超低融资成本的时代，贷款唾手可得，使美国社会掀起了买房热潮，并使美国经济抵挡住了“911”恐怖袭击和一波企业会计丑闻的冲击。连续的降息刺激了信贷、消费与投资，使美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恢复，并保持低通胀状态，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03年。但是，大幅度降息催生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2007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2004年6月，美国四年来首次加息，到2005年8月，连续10次提高利率，这是1980年以来美国最长的一次加息过程，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最高的利率水平。连续加息刺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随后演化为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

（一）货币政策工具由“常规”转向“非常规”2007年夏初，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危机持续发酵蔓延，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长期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存在诸多根本性问题，主要是消费和储蓄的严重失衡、高失业、高昂的国际收支和财政支出双赤字、制造业空心化、房地产泡沫、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金融伦理劣质化等。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显性与恶化，即使在把传统货币工具利率降为零的情况下，也收效甚微。面对这一情形，美联储转向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依赖大规模量化宽松（QE），实施大规模定向资产购买计划。自2009年至今，通过四轮QE，大规模买入政府债券及各种形式的抵押债券，向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注入巨量流动性，以刺激借贷、投资、消费及出口，以图实现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目的。从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四轮QE的政策取向来看，在美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依靠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常规工具对解决危机已没有明显效果。美联储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不得不从传统上倚重“常规”工具转向了倚重“非常规”工具。（二）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转向“无限”货币政策内容由“有限”向“无限”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中涉及的货币供给量从传统的事先确定转向事先并不明确确定；二是货币政策实施期限从传统的有明确的实施期限转向并不规定明确的退出时间。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转变简单地归纳为“无上限、无期限”。我们具体来看看QE3就可明了这一转向。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推出的第三轮资产购买计划（QE3），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回避说明总购买规模和执行期限。同时，美联储还表示，如果就业市场前景还没有显著改善，美联储将考虑采取更多资产购买行动，未来的这些行动亦未明确其具体的政策内容与实施期限。无独有偶，2012年9月6日，欧洲央行也启动了无限量冲销式购债计划，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成员国国债，政策内容同样转向了无限。表明欧洲央行已经追随美国，选择放开手来印钞，“这是欧洲一个里程碑式的行动”。从本文第一部分对美联储半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考察来看，我们发现自二战后至2012年9月QE3之前美国历次实施的货币政策中，还没有哪一次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内容跟QE3一样如此模糊，既不明确具体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也不明确总供给量和政策退出时限。甚至在一项政策中还给出了未来将要实施的货币政策的空泛承诺。美联储货币政策在这两个方面转向“无限”后，给公众预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这一转向背后的潜台词是，政策什么时候达到目的就什么时候停止，提供多少货币数量奏效就创造多少货币，政策的实施几乎不受相关金融纪律与法规约束。这使得货币当局为了实现政策目的，有可能孤注一掷，不用考虑本国其他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考虑给他国造成的冲击。同时，模糊的政策意味着货币政策相对于财政等其他政策工具对经济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后果及效力更加不可预测。（三）货币政策职能由“支持经济”转向“服务财政”从1776年到2000年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一共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布什政府2001年到2008年的8年时间内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支出的双重扩张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规模急剧扩大。在奥巴马政府的4年任期内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从美国财政赤字的积累来看，2007年危机之前，美国的财政危机还不是特别严重，其对货币政策的绑架程度还比较轻微，因此，货币政策的出台都是服务于传统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解决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据宋鸿兵（2009）的估计，目前美国内外债务总量已高达50余万亿美元，潜在社保与医保亏空更高达107万亿美元。而2011年美国实际GDP仅有13万亿美元，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总收入3.6万亿美元，美国的社保医保体系在未来将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美国政府2007年之前的财政赤字，主要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日本和中东资源型国家）为美国政府融资。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的顺差大幅度下降，美国政府出现了巨大的融资缺口。当财政部缺钱时，不太独立的美联储只能被迫购买公共债务，如果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美国政府便离“庞氏骗局”为期不远了，量化宽松的全部逻辑就在于此（黄元山，2011）。2012年底到2013年初，美国的“财政悬崖”再次到来。未来数十年美国的财政收支前景更是相当悲观的。因为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已于2011年正式启动，其人数达7700万，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政府的医保和退休金计划开支进入大幅上升期，美国政府的社保体系将出现日益严峻的支付问题。更要命的是，这些“婴儿潮”们的退休帐户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已巨亏40%。由此产生的未拨备的隐性负债高达130万亿美元。这些潜在的债务在未来几十年中会逐步演变成现实的债务（宋鸿兵，2009）。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要解决美国债务危机，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奥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通过借助量化宽松，来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为财政赤字融资，并释稀庞大债务，则是一种隐蔽而且较少阻力同时又经济快捷的一种方式。因此，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其说由美国的经济状态所决定，不如说由其财政状态所决定。美国在找到靠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以冲销庞大债务之前，恐怕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选择的，量化宽松几乎是唯一选项。（四）货币政策操作领域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传统上，中央银行只在金融危机传导链的末梢———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角度进行救助，通过控制利率（主要是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来灵活调节金融市场流动性。我们可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联储历次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出这一点。例如，在1953—1954、1957—1958和1960—1961年三次经济萧退期间，联储采用降低贴现率、购进公债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在1955—1957年的经济高涨中采用的是提高贴现率卖出国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1968年约翰逊政府时期采用降低贴现率和买进国库券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治理衰退；1969年尼克松执政后采取提高贴现率等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里根1981年执政后，面对“滞胀”局面,实施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政策；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不再将货币供应量而改用真实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2001-2008年小布什时期，通过频繁微调联邦基金利率来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秦嗣毅，2003）。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行使职能的领域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原来的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转向直接对实体经济进行干预。美联储认为，危机之前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本就过少，何况银行管道中的金融肿瘤———流动性陷阱广泛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价格（利率）的银行渠道已经失效或者至少失去了控制。因此，美联储选择定向资产购买计划（QE）。如QE1中机构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1.25万亿美元，“两房”发行或担保的债券2000亿美元；在QE3中，购买的全部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显然QE的目的是直接刺激美国房地产市场，将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下来，以消除经济复苏的障碍。此举尽管不会马上引燃经济，但它有助于缓解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这些政策动作鲜明地表明，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直接操控实体经济，通过压低长期利率，定向为房地产业融资，抬升房地产价格，刺激企业主要是房地产行业扩大资本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并借以增加就业，直接干预实体经济。如此大规模的定向干预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货币主义的政策范畴，走入了隐形财政政策的灰色地带（慕白，2012）。（五）货币政策效果由“降低风险”转向“放大风险”2008年美联储实施QE以来，不但救助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救助抵押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重要的企业法人等非金融机构；不但救助“缺乏流动性但具有清偿力”的机构，也救助“缺乏清偿力”的机构，更有濒临破产或实质上已经破产的“系统重要机构”；不但购买国债，也大规模购买机构债券、机构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甚至是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设备贷款等资产支持证券，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证券都有可能成为美联储货币投放的政策目标工具。美联储在这些政策方面发生转变后，其政策效果不但不会化解金融领域面临的危机，反而会在长期内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把整个经济带入更大的危机之中。理由是：1、所有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获得美联储的救助，这会增强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信条，助长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客观上诱使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助长金融系统的风险生成。这样便破坏了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2、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只是对风险进行了“时空转换”，即把金融机构的风险转移到美联储头上，把现在的风险转移到未来，这种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反而放大了未来的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不过是在玩一个“烂账转移”的把戏，它把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烂资产转移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通货膨胀、债务重组赖账来把损失转嫁到全世界人民的头上，加剧全球经济失衡与运行风险（宋鸿兵，2009）。3、美联储量化宽松具有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它是一个“以邻为壑”的极端自私的货币政策，它必然会引发不同经济体的货币发行体系竞相被滥用，因为其他经济体如果不宽松自己的货币，其他经济体将会遭受在出口、资产持有、债务清偿、汇兑方面的巨大损失。一旦量化宽松被其他经济体效仿，全球将会陷入不可逆转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三、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背后逻辑

在危机爆发后，美国货币政策之所以发生了上述五个方面的转向，固然有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的根本性缺陷，靠传统货币工具难以奏效。但是，美国货币政策发生转向更有其深层次的逻辑，逻辑起点是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这赋予美元享有超主权货币的特权；以此为后盾，美国政府才敢实施大规模赤字财政，形成庞大债务；然后，放手美联储突破传统规则与金融纪律；突破规则约束的美联储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释稀美国政府债务，向全球征收铸币税，从世界各国聚敛财富，从而转嫁危机损失。（一）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依靠无与伦比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优势，确立了“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跟美元挂钩”的货币体制，开启了美国依靠美元操控全球经济、搜刮全球财富的时代。美元霸权体系的存在使美国获得巨大的货币金融优势与巨大利益，主要有：1、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支付、结算、投资与储备货币。根据IMF公布的数据，美元60%的发行量在全世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覆盖了全球所有市场，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比例高达65%；目前全球所有债券中，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的比例高达45%；在全球所有外汇交易总量中，以美元为对手货币的比例高达86%，全球有68个国家依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固定（向松祚，2012）。2、方便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实施债务货币化，释稀自身庞大债务。凭借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美国可以非常方便地为自己的三大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可以毫无顾忌地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债务货币化，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却不用担心国内通胀。据章玉贵（2011）估计，在1950至1960年代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年均11亿美元，1960至1970年代年均为91.5亿美元，1970至1980年代年均为133亿美元，1980至1990年代年均为142亿美元。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美国以救市和复苏经济的名义实施了三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1、QE2合计为2.3万亿美元，而正在实施的QE3与QE4每月合计购买850亿，既没有限期，亦没有限量。保守估计2008年以来，美国铸币税收入每年至少达6000亿美元以上。如果算上美元贬值引起的美国政府债务冲销与外债贬值，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增强，美国的收益更是高得惊人。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美国不但不会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而停止滥发美元，而且会频频借助更大的国际动荡和战争危险（如利用科索沃战争打击欧元，朝韩冲突、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危机打击日元、韩元、人民币及潜在的亚元）刺激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化解美元危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因此，在美元霸权体系下，QE3其实无所谓“推出”或者“不推出”，因为类似QE3的政策实际上一直被执行着。对未来量化宽松的退出，我们不要抱任何希望。（二）美国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奥巴马政府的4年任期内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飙升至16万亿美元。在2010年底时，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阿特曼估计美国政府实际债务总量高达31万亿美元。当然，还有高得多的估算，譬如著名“债券大王”格罗斯估计美国实际和隐形债务总规模超过80万亿美元。因此，降低债务负担和比例是美联储除了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之外的重要职责之一。解决美国债务危机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在美国现有政治生态下，这两种方式在目前均难以顺利实现，理由是：对于开源，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向老百姓增加税收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美国普通百姓不会轻易给政府债务埋单，尤其是秉承“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共和党人，目前在国会占据多数，一直极力反对政府通过征税向社会大众抽取财富。对于节流，在美国的政府开支中，军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占了三个大头。在美国不断致力于维护全球霸权以及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最强大利益集团的背景下，指望美国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几乎不可能；养老和医疗开支是的执政基石，大幅削减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危及奥巴马的执政地位。可以看出，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奥巴马都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李巍，2011）。不但使命无法完成，而且，通过QE发行货币所带来的收益与美国积累的天量债务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未来数10年美国财政收支前景更是相当悲观。因此，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在未来会更加频繁地出台。只要美国债务依赖性体制不改变，靠债务货币化融资的现状就难以改变。这也就注定了美联储在长期内会靠释放货币、稀释债务的方法来保证美国财政和债务的可持续性。（三）美联储对传统规则的突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彻底改变其货币政策，它抛弃了以往所有先例，破天荒接受不具有流动性的长期债务资产为抵押品，以便向银行体系无限度提供贷款。传统上，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一般通过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对特定机构的紧急信贷等方式进行，此次危机中美联储创新地引进了许多救助方式，如拍卖资金、注资、收购问题银行、降低贴现利率和贴现门槛、购买机构持有的次级债等方式。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升级蔓延，美联储不断创新流动性提供工具（如TAF、CPFF、TABSLF等），大规模购买低级别的机构债券、机构支持的抵押贷款证券，甚至是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设备贷款等资产支持证券，同时向具有全局影响的问题金融机构如AIG提供信贷便利，所有的风险资产证券都有可能成为美联储货币投放的政策目标工具。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扩张及其以创新方式大举供给资金，将会被市场主体所利用，从而助长金融系统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为央行也难以保证其注入的廉价流动性不被用于高风险投资以获取高回报。此外，美联储还对准备金账户支付利息，这一点在联储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美联储职能边界大幅扩展以及救助对象、救助方式与工具的改变，使它能以任何一个证券化的资产作为抵押来发行美元。美联储一旦突破先例与规则约束，成为了不依据任何约束而无节制发行美元的单一力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劣币发行体系”被单一力量控制后，它一定会被滥用直至崩溃（潘亮，20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青春的闪烁在警魂的威严背后！

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的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带着些许的兴奋我穿上了这身神圣的警装，头顶着威严的国徽，我明白了肩负责任和使命。我们是时代的骄子，我们是黑暗中的灯塔，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实现诺言和责任的征途上，我们感化着走上歧路的灵魂，挽救着重生的生命。

自古以来，“诚信”、“道德”“奉献”的观念源远流长，建立这样一种诚信、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社会，深得党心，深得民意。“知荣辱、讲道德、铸诚信”这一连串和谐的词语是多么美妙的交响曲啊！然而，我们知道，既是交响曲，就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构建“诚信监狱”，它需要监狱民警、职工的共同努力，需要我们整体队伍的大合唱。

就拿我们监狱来说，如何引导广大民警、职工自觉树立诚信意识，主动遵循诚信规范，大力推进诚信建设。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上的新生力量来说，更应该热爱本职工作，培养从事监狱工作的幸福感、荣誉感；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有了爱岗敬业精神的内在支持，我们就能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不悲观，不厌世，不虚度，在工作中享受生活，一步步的完善自我。培根说过：“青春是易逝的，你挥霍它，时间也会抛弃你。”没有人生价值的青春便是贫血的青春，而离开敬业精神，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年轻的监狱干警应该牢记“爱岗敬业，执法为民”的宗旨，勤奋工作。

如果把诚信比作一首歌，那么监狱警察就是那不断跳动的音符；如果把奉献比作一台机器，那么监狱警察就是默默运转的齿轮。我是一名监狱警察，我愿意把自己交给这最平凡、最有价值的事业。用双肩扛起共和国的大厦，用青春浇灌着绿色的家园，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安宁，人民才更加幸福，警察的青春也才更加靓丽！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引发反倾销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论证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出口迅速增长时期遭遇反倾销的客观必然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反倾销国家利益博弈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我国曾对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期限15年的承诺,而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了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原因。2004年以来我国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做了很大的外交努力,迄今获得了40多个国家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然而欧美等国至今都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还提出了各自的市场经济标准,用于判定反倾销对象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表面上看,反倾销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一个政治与外交问题,其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是我国目前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倾销是指一项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反倾销是针对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实施反倾销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随意行为,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件: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出口国产品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从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被错误地裁定为“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反倾销的实质

国际贸易实质是不同国家的利益互换,反倾销只不过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不遭受损失的手段,所以,反倾销的实质是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维护进口国的国家利益。现存国际贸易体制是由欧美等国主导建立的,欧美等国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看到自己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在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还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用于反倾销的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标准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前我国屡遭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出口增长撼动了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威胁。就像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扩张频遭黑手一样,日本作为西方工业化七大国之一,显然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当日本出口商品威胁到欧美等国的既得利益时,日本同样要遭受反倾销。我国从2001年入世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是否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否符合欧美等国的市场经济标准,都会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反倾销调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不断升级,反倾销逐渐演变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手段。

一、热词：改变文学与出版格局

说到文学图书的出版，“类型文学”无疑是近年来持续受关注的一个热词，并且由五六年前流行于网络而落地畅销成为实体书出版的新宠，到越来越多地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动漫、网游、话剧、广播剧等文化衍生产品，迄今已初步形成文化产业链条。像《诛仙》《杜拉拉升职记》《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盗墓笔记》等，都创造了商业价值最大化的出版奇迹，作者本人也收获了人气以及高额版税、版权收入等多重回报，造就了一个个“一夜暴富”的神话。类型文学图书的这种爆发式畅销和产业化效应是传统文学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近年来，虽然有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张炜的《你在高原》这样的纯文学图书跻身畅销榜，但是，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经年难遇，而全国能够预期畅销的纯文学作家也是屈指可数。据统计，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图书，以长篇小说为例，大约有三分之二都是类型小说，而占据文学图书畅销榜半壁江山的，也多为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已成为磨铁、博集天卷等民营图书公司的主力产品，而其产业化效应，也使一些民营图书公司由单一出版向文化经纪公司方向发展。图书编辑不但要能从网络上良莠不齐的作品大海中淘出有商业价值的“金子”，还要有包装作者、版权经营、产品授权等文化经纪人的自觉意识。可以说，类型文学改变了传统出版观念和图书编辑观念。在这股飓风的席卷下，一些传统文艺出版社在矜持观望了若干年后，决定放下身段，试水类型小说的出版，其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商小说”系列。这一尝试虽然并未收获当初的畅销预期，但它却是个信号，表明类型文学图书已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文学出版机构。类型文学近年来也逐渐为传统文学所包容和认可。2009年，鲁迅文学院开设了网络作家培训班；2010年6月，唐家三少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网络作家，同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首次将类型文学作品纳入参评范围。这些都被视为传统文学接纳类型文学的信号。融冰之后，文学研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类型文学。2010年在大庆举办的“文学类型化及类型文学研讨会”，参与研讨的四十多位学者中，就有贺绍俊、阎晶明、白烨等传统文学评论家的身影；而2011年启动的国内首个类型文学大奖“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主办方里也有中国作协下属的权威报刊《文艺报》。再看近年各高校学报和学术期刊，类型文学的研究文章正日渐增多。于是，有人提出说，类型文学是新世纪文学大变局中的“得势者”，它的强劲发展的势头，改变了新世纪的文学和出版格局。不过，和20世纪末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或“新生代文学”不同，类型文学不再是文学圈子内的事，也不再是靠几个文学批评家写文章、开会研讨出来，或靠几个作家、几套丛书自立门户。考察类型文学的发展会发现，它之所以“得势”，有着超越文学范畴之外的社会、文化、商业、媒介等多种复杂因素。它的生产机制，折射出传统文学无法满足的大众文化诉求，也暗藏价值观方面的多重隐忧。

二、类型文学的生产机制

一般认为，类型文学主要指类型小说，大致相当于过去说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也有研究者抓住“类型”二字做文章，上溯十多年甚至百年，从文学史中找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怪力乱神、强盗黑幕等小说类别，指出类型文学古已有之——这是广义上的考察。狭义上说，类型文学被普遍认为是从网络文学中发展起来的。大约在2006年前后，网络文学出现一个拐点，即由早期的蔡智恒、今何在、慕容雪村等人非商业目的的自发写作，转为商业诉求下的类型化写作。这其中，网络文学实体书的出版和畅销被认为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起点中文、幻剑书盟、17K、清新、西陆、鲜网等各大书站经过几年摸索建立的一套原创平台生产流程，则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像玄幻武侠类的《诛仙》、历史奇幻类的《新宋》《紫川》、历史穿越类的《窃明》、盗墓类的《鬼吹灯》《盗墓笔记》、历史类的《明朝那些事》、商战类的《浮沉》等一批起于网络的畅销书，让出版社和书站看到了无限商机，由此开启了网络文学类型化写作的风潮。从生产机制上考察，类型化写作就是将看起来混沌一片、不可捉摸的读者需求分化、细化、标准化后，给文本注入与之对应的意义和话语形式（即将文本符号化，使之具有可复制性）。这样文本在主题、人物、结构、语言、风格上都表现出同质性、可复制性，而写作也就成为类似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一种程式化过程。这一过程中，读者需求的标准化是前提。对传统写作和出版来说，读者需求是最难掌控的环节，往往是要在作品完成、出版之后才能经由市场来检验，于是常有“畅销书可遇不可求”的感慨，而网络原创平台成熟之后，这一最令传统出版头疼的问题已不是问题。在网络原创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发帖随时告诉自己的看法和需求，也常常按其要求更改写作计划，这种互动写作使网络文学打上了“门槛低”“全民参与”的烙印。而书站则通过点击率和跟帖数来判断读者需求，将错综复杂的读者需求进行分化、细化、标准化，并有意连续强推符合某一需求的作品，造成阅读期待。于是，悬疑、恐怖、玄幻、修真、穿越、重生、仙侠、盗墓、后宫、帝王、商战、校园、青春等类型标签应运而生。书站宛如巨型作品超市，用户在海量的作品中挑选、点击、订阅自己中意的作品，这一过程，就如同在超市中购物；而出版社和影视公司，只需通过书站排行榜进行二次挑选，就可以较有把握地实现实体书的畅销和影视热播预期。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生产使传统出版深受启发。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有意识地对图书进行类型化操作。专家指出，类型化是图书出版的一个大走势，是图书出版成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必经道路。

三、大众文化诉求与隐忧

在国外，类型文学又被称为流行文学或通俗文学，是区别于高雅文学的亚文学，属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凝聚传统社会的意义、道德、信仰等正在远去消逝，人与人的关系就像原子，彼此的联系不再是有机的，而是契约的、疏远的、偶然的。个人的“原子化”、生活的碎片化，使对整体感的渴望成为现代人的强烈诉求，而大众文化是人们获取整体感的主要途径。通过将大众经验类型化，大众文化使相似经验类型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整体想象和整体体验，这是一种抚慰，也是一种快感。而伴随互联网、手机、电子等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里强势扩张，呈现出“无边蔓延”的态势。和电影、电视剧一样，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类型文学对于整体感的想象和诉求，主要是借助一种标准化、模式化的套路，即我们常说的“俗套”固定下来。比如武侠小说必备“五要素”（争霸、夺宝、情变、行侠、复仇），穿越小说“三部曲”（穿越——苦恋——纯情）等，这是情节上的俗套，此外还有人物、故事、语言方面的俗套。俗套承载的，是不同需求的“原子人”的想象和诉求。如穿越小说传达的是被现实压抑的女性意识；玄幻满足了男性对自由的幻想和释放、宣泄的快感；惊悚、恐怖迎合的是青少年的好奇心；职场、商战则是商业社会生存竞争需求的反映。很多人批评类型文学的跟风问题，其实跟风反映的正是某一俗套的流行，折射出某一需求的旺盛。当然，俗套流行一阵必会疲劳，需求也总有饱和的一天，这也导致类型文学市场不稳定的特征，淘汰的速度很快。所以传统出版社在运作类型文学图书时，能否把握住某一类型的市场走向是成功的关键。然而相对于跟风，类型文学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其价值体系的媚俗性，恐怕更应引起传统出版的警惕和反思。媚俗，即对大众欲望和需求的一味迎合。迎合大众，迎合消遣，迎合放纵、发泄与刺激，是类型文学赢得点击率和网民热捧的基本途径，因而成为类型文学不可或缺的写作策略。比如，大量的宫斗小说渲染女人间的勾心斗角，宣扬女性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可以不择手段，牺牲色相、友情、爱情甚至生命都在所不惜。即便是《后宫甄嬛传》《美人心计》这样的优秀作品，表面上张扬纯情，实际上表演的还是女人的贪欲、女人的“后宫政治学”，和职场、商界小说信奉的“职场圣经”“商界厚黑”一样，是对贪欲、物欲、权力欲的赤裸裸肯定和追逐，张扬的是“成王败寇”的成功学。而惊悚、恐怖小说为了刺激对暴力的渲染，盗墓、风水小说为了猎奇对鬼神妖术、歪门左道的杜撰，奇幻小说为了放纵、发泄的快感对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奉行，以及青春小说的偶像崇拜、拜金主义等等，这些，无疑都是传统出版在涉足类型文学时，需要慎重把关的。对于落地出版的类型文学，把好质量关，增加编辑含量，是不能忽略的环节。不能不看到，类型文学的网络生产是靠巨量、速朽、低质的文字垃圾来成就一部优秀作品，能够落地出版的“沙中之金”毕竟是少数。“沙中之金”尚且因极力追逐点击率和跟帖数而带有媚俗乃至低俗的痕迹，那些大量的垃圾作品则可能为了极力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和消遣心理，采用更极端的写作策略，如借助色情、暴力、血腥的场景，畸形、失控的人物心理，不负责任、不知羞耻的人物言行来达到目的。在过去，这类文字垃圾是被归入“地摊文学”，无法进入合法销售渠道的，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摸地买卖，卖者和买者都难免会有罪恶感。如今，网络的虚拟性、隐匿性、私人性，仿佛为卖者和买者撑起了一把遮羞伞，而“类型文学”这个名分也显然是比地摊文学、黄色文学、低俗文学好听多了——正是借助这个名分，垃圾和精品、低俗和高雅的界限消弭了。类型文学像是时势造英雄般横空出世，带着炫目的利润光环，传统出版如果只盯着那光环，看不到光环遮掩下那片媚俗乃至低俗的阴影，以及光环照耀下日渐萎缩的传统文学领地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不但是出版导向、出版责任的问题，从产业角度看，也是出版定位和出版布局的问题。

什么样的社区才叫和谐社区？不久前，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以数字做出了回答：社区和谐度91.2％。这一数字是依据该街道去年8月份制定的《和谐社区评价准则》测定的，将和谐度量化，以标准化文本的形式对构建和谐

社区提出评价准则，在全国是首创。在《评价准则》里，记者看到，标准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六大方面出发，共列出了30个类别92项测评内容，总分1000分，每个项目都有对应的分值，每半年由专家组和居民代表按照标准对每个项目打分，和谐度=专家测评值×70%+居民满意度×30%。80分以上为和谐社区，90分以上为和谐示范社区。那么达到和谐示范社区的锁金村究竟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走进和谐示范社区

迎着蒙蒙细雨，记者走进了锁金村，这个1984年就成立的小区古朴却并未显老态，排排楼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在干净的小区街道上，打着伞、拎着菜篮的大妈大婶互相打着招呼，经营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小店一应俱全，外地来的小贩们忙着做生意，他们的孩子则在附近的走廊里嬉戏玩耍，笑声一片。路过锁金村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正赶上“统战人士迎国庆庆中秋文艺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街道各个社区热爱文艺的老年人，虽然小雨淅沥，依旧抵挡不住观看者的热情，观众席上几十张座椅早已坐满，还有不少人撑伞远观，虽然演员没有华丽的行头，但中气十足的京剧名段刚开了个头，就赢得底下一片喝彩。

在这个名为“万家帮”的社区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记者看到，这里设有党员服务中心、青少年服务中心、行政综合执法、民政事务等办公区，电话铃声不断，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里整合了社区资源，建立“万家帮”社区服务网站、呼叫系统和9个社区服务工作站，形成区、街、居三级联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服务网络，拥有以“万家帮”为首的志愿者服务队伍18支，居民有任何问题都可打电话求助，为方便老人和困难群体，社区还为他们配备了呼叫器，在锁金五村，这一比例高达80％。

在二楼的图书馆里，几位老大爷在认真地看报，还有位姑娘看起来是个工作人员，但举止有些奇怪。注意到记者的好奇，看报的黄大爷告诉记者，她叫张戈，从小患了孤独症，不能融入社会，终身需要人照料，但她在文字和记忆力方面很有天赋。街道了解了她的情况后，将她安排在图书馆工作，虽然记者无法和张戈沟通，但从她频繁的笑脸上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份工作。

摘要：37集电视剧《遥远的婚约》是一部中小投资规模的知青题材情感剧，2016年4月于CCTV-8黄金时段播出后，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其成功之处值得深思。本文对该剧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梳理出题材、叙事、制作、价值观、排播等影响该剧收视的五大因素，试图破解该剧高收视的密码。

关键词：《遥远的婚约》;电视剧频道;知青题材;老年观众

37集电视连续剧《遥远的婚约》于2016年4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收视一路走高并稳居全国收视榜首。该剧平均收视率1.81%，平均收视份额7.46%；单集最高收视率2.62%（33集），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4.49%（34集），成为2016年上半年的收视黑马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网络上播出的效果也不错，短短一周时间，在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搜狐、乐视、华数TV的播放总量已超过1亿次。电视剧《遥远的婚约》是一部中小投资规模的知青情感剧，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中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该剧以下几点吸引了观众。

一、知青题材，怀旧共鸣

《遥远的婚约》导演顾晶说：“知青是中国特有的人群，拍它就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该剧唤醒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该剧虽然是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局限于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还很大程度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剧中人物经历的高考、返城、市场经济大潮、“洋插队”以及个人情感的无奈等都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尤其激发了那些曾经拥有知青经历的观众的深情回忆，而他们正是央视电视剧频道的主要收视人群。在人物塑造上，无论是主人公乔慧敏、刘思扬，还是李大丫、王富贵、马家骏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30年的岁月变迁中浓缩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给《遥远的婚约》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怀旧气息。笔者认为，观众认可剧中人物，并注入怀旧情感是该剧赢得高收视率的因素之一。

二、爱情故事，情节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