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范文10篇

2009年2月修订的我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除了几处文字调整外，该条基本上继受了原《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施救义务的规定，因此未能弥补原有规定存在的很多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施救义务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促进我国保险法制的进一步完善。

一、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及其属性关于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施救不仅符合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固然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但是，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必然会给被保险人的生产或生活造成诸多不便，此种负面影响不会因保险人理赔而径直消除。对保险人来说，被保险人的积极施救行为如能防止或减少损失，保险人承担的赔偿或者给付责任便可降低。就社会公益而言，随着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责任在整体上的降低，投保人一方支付的保费便可相应降低，危险共同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因此间接获益。而且，施救行为还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其社会公益色彩相当明显。

（二）被保险人施救通常更具效率论者或谓，保险人同样因施救行为受有利益，为何其不必承担施救义务？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一方直接控制，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和保险标的的距离最近，由其实施救助行为通常最为有效。相反，由于保险人通常只有在被保险人一方履行出险通知义务后方知保险事故的发生，且保险人和保险标的的距离较远，这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决定了保险人的施救行为常常不是最有效率的。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大多数国家的保险法明文规定被保险人负有事故发生后的施救义务，该义务因此属于法定义务，也有一些立法例将施救义务定为约定义务。在英国保险法中，对于除海上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法律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负施救义务，保险人如希望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能够尽力减少损失，则必须在保险合同中予以约定。①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3条仅规定保险人应偿还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所产生之费用，并未将施救规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不过，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中一般都有被保险人应履行施救义务的约定。通常认为，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施救义务，但可将其视为源于保险法理的隐藏性义务之一，保险条款如果约定了此项义务，其效力应可肯定。②两相比较，鉴于施救义务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将其设置为法定义务而非契约义务或许更为合适。

二、施救义务存在的险种范围

关于施救义务存在于何种保险中，各国保险立法规定不一，综合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立法模式：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就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于2004年5月1日以前签发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该《答复》有利于减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分歧和法律纠纷，有利于法律环境变更后新旧衔接与平稳过渡，对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该《答复》有值得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一、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围，《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据此《答复》，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赔偿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偿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从而产生了在责任保险赔偿中采用“二元制”法律标准来处理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奇特现象”，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了废法不再适用的原则。废法不再适用，这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应当遵循的。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指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该《答复》有两点不足：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居然为格式合同设置废法仍然适用原则，其实质是在维护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其后果是严重地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人就可以据此“尚方宝剑”来糊弄被保险人。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既然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国家审判机关以答复的形式为保险人开创了责任保险可以不依据法律来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先河”，实属“创举”，为责任保险设置了新的保险标的，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赔偿标准来履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再是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从而全面否认了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通过以上分析，既然该《答复》不合法理，保险人就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来处理保险理赔事项。但依据大数法则，由于法律的变化，使得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有可能影响到其稳健经营，对此保险人可以向所有投保的被保险人告知这一情况，要求被保险人补缴保险费，在被保险人不愿补缴保险费时，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来防范风险，而切不可采用《答复》来承担应尽的赔偿责任。而对于今年5月1日后，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前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仍应按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承担赔偿责任。

一、案情

原告陈文某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漳平支公司

1998年11月29日，原告陈某（投保人）为妻子游某（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漳平市支公司（保险人）签订了一份《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交费期20年，缴费方式为处每年交费928元，保险金额20000元。合同还对责任免除条款作了约定，其中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即被告）不负保险责任一项条款，另外合同还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及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说明。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

1998年11月30日原告依合同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于2000年1月5日交纳第二期保费。在合同约定第三期保费交纳时间到达时及宽限期间内，原告因客观原因，未按期交第三期保费，造成该保险合同效力中止。2001年7月2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保单复效，被告于当日同意复效，当日原告向被告补交了第三期保费及逾期利息。

2002年9月16日被保险人游某因家庭问题于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2002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要求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被告认为游某的自杀发生在保单复效之日起二年内，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规定，本案不属保险责任。故被告于2002年11月18日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不同意给付死亡保险金，只同意给付退费金3712元，保险合同效力终止。原告以被告对免责条款未对其履行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为由。于2002年12月23日向漳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6万元及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该规定中明确指出了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的适用情形及其处理方式，适用情形就是被保险人死亡后符合本条中的（一）至（三）项规定，保险金的处理方式则是按法定继承办理，中国人民银行《人身简易保险》第十三条也明确地规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法定继承人就是受益人”，实践中也是照此办理的。我们认为保险法在此明确规定以法定继承这种唯一的遗产转移方式处理作为公民遗产的保险金，存在明显的不恰当性，值得探讨。

首先，保险法第六十四条在实践中有不能应对之情况

比如在人身保险理赔中，当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中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同时出现后，而被保险人又没有任何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此条的规定，必须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保险金，保险人将找不到任何接受保险金的人。由于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只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果没有无因管理发生，必然导致没有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也不用赔付保险金，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明显构成不当得利；又由于保险法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所以一旦五年的除斥期间一过，最终这笔钱将变成保险人的合法财产。而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这样按照继承法本该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财产最终落入保险人的腰包，损害了国家或者集体的利益。所以，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作为遗产的保险金，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一些漏洞的产生。

其次，该条做了继承法该做的事情，规定了不该规定的内容，超越了继承法

根据该条规定，保险金是被保险人的遗产，既然是“遗产”，就应该直接适用继承法的现成规定，因为我国继承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处理公民遗产的专门性法律，其效力远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保险法，故继承法应当优先于保险法适用于对一切遗产的处理。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死亡后遗产转移给他人的方式主要有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三种。此外，继承法还规定了另外三种遗产转移形式：其一，符合《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分得遗产；其二，公民可以与他人订立遗赠抚养协议，从而转移公民死亡后的遗产；其三，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可见，该条规定明显缩小、限制了继承法所规定的遗产处理方式。

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还侵犯了公民处理自己遗产的权力，严重违反了私法自治的原则。选择哪种方式处理自己的遗产完全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自由，处理遗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私权力，按照司法自治的原则，被继承人在此问题上只要不违反继承法就有绝对的处分权，不受任何干涉，他可以选择遗嘱方式处分遗产，也可以选择遗赠抚养协议的方式，而且相对于法定继承都有优先的效力。当被继承人生前没有遗嘱或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时，才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这种一般方式处理遗产。但保险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以法定继承这种在处理遗产的方式中效力并非最先的一般性方式，作为唯一的处理作为公民遗产的保险金的方式，存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抵触的严重情形，他否定了被保险人按遗嘱继承和遗赠以及遗赠抚养协议等方式处分自己遗产的权利，使被保险人同时又是投保人之遗产（保险金）只能向其继承人按法定继承处理，以对保险人的义务性规定大大限制了公民的遗产处分权，从而大大缩小了被保险人处分自己遗产（保险金）的权利。实践中有人立遗嘱吃力作为自己遗产的保险金，但遭到法院否定

前一阵，已经退休的几位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老先生前来讲述了他们遇到的一件叫苦不迭的保险故事：几年前，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效益不错，前任领导便用单位的福利基金为这些会计师买了大额的人寿保险，去年年底到期，这几个会计师都可以拿到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保险金。可是去年初，新领导上任后，与保险公司一起将原有的保险合同内容变更并延长了保险期限，使得这几个会计师将要到手的保险金变得遥遥无期。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想问律师该怎么办？这一问倒是把律师给难住了，因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投保人和保险人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保险法并没有规定投保人变更保险合同时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本案会计师事务所新领导代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协商变更保险合同与法无悖。既然行为合法，侵权之说就不能成立，律师当然也就无计可施。但是对于已经退休的老人来讲，由于保险合同的变更使将要到手的保险金变得可望而不可即，难道对他们的权益没有影响？

日前，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读后深有所感：

“1995年10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6名女职工（包括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永顺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6名女职工，保期三年，保险金额1万元，保费每人40元。该保费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1996年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陈晓兰被分到被告永顺人保工作。1997年7月，陈晓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8月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晓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但没有书面通知陈晓兰。1998年1月，医院诊断陈晓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晓兰患癌后，曾于1998年1月和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失效为由，于同年7月21日给陈晓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陈晓兰为此于1999年2月8日提起诉讼，同年7月8日因癌症恶化死亡，丈夫王连顺参加诉讼。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认为：通常的合同，由于是签约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所以只要签约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或者解除。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由于有被保险人加入，合同与被保险人利害相关，因此只有在通知并征求被保险人的意见后，才能决定合同的订立、变更或解除。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从被告永顺人保调离后，永顺人保借该人身保险合同为同一人签署的便利，在没有征求陈晓兰意见的情况下，就以业务批单的形式解除合同。此举违背了保险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能发生解除的效力。该法院于1999年8月11日判决：被告永顺人保给付原告王连顺保险金1万元。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州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

[摘要]：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代签名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另一种是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合同订立后，被保险人对别人代其签名的行为不予认可，则合同效力不能存续。如按无效合同处理，则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保险法》第55条应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效力所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业务员代客户签名，将严重危及到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对于代签名现象，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规范业务员的展业行为；另一方面应完善《保险法》的相关内容，健全法律规范，以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合同法；保险法；代签名问题；无效合同；抗辩权

近期，在人身保险合同的签单过程中，因业务员违规操作所产生的代签名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此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已引起管理层、保险公司和客户的共同关注。日前，保监会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此问题高度重视，防止和避免这种现象的再度发生。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这种问题认真清理，完善手续。代签名现象的存在，使得保险公司与客户签定的这类保险单的合同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由此极易造成保险公司与客户在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产生争议，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所谓代签名，主要是指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签单时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另一种情况是签单时业务员自己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这两种情况虽有一定差别，却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法律后果：由于被保险人未在投保单上签名认可，故而这种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存在瑕疵，因此其效力是不确定的，从而给保险合同的履行埋下隐患。合同各方的权力与义务能否得到正常履行，将取决于被保险人在签单后是否认可该合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一、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投保人代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名的现象在目前的保险实务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业务员和投保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保险合同在法律上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所致。这种情况，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险公司来讲，由于在实务操作中是通过其人进行签单的，因而对代签名情况往往无从知晓。从民法的角度讲，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属于一种民事行为，这种由投保人在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代签名行为，须经被保险人事后追认方能有效。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依据合同成立后的效力分为四类：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消的合同和效力待定的合同。显然，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这类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它的法律归属将取决于被保险人事后是否予以追认。如果被保险人事后认可，并出具书面文件。则合同当然有效；如果被保险人事后拒绝追认，并否认其知情，那么该合同的效力显然难以存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5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由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险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声称其不知情，不予追认，视为无效合同。作为规范保险合同行为的特别法，《保险法》本身并未对其第55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如何处分作出规定。并且，自《保险法》颁布实施至今，也未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出台。这样，对于事前未经被保险人授权签名，事后被保险人也不予追认的人身保险合同如何处分，便出现了法律适用的困难。如果依据规范合同行为的一般法-《合同法》的规定，将此作为无效合同进行处分，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首先，新《合同法》中并未将因无权行为产生，事后被保险人又拒绝追认的合同界定为无效合同。该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里，在被人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如果人有能力，愿意履行合同，而合同另一方也同意的话，合同就可以有效。反之，如果合同不能转化为人与合同另一方之间的合同，则应由人承担订约责任。在这一点上，《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因无权而产生，事后被人又不予追认的合同是否界定为无效合同这一问题上，《合同法》与《保险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再者，《合同法》所称的无效合同因其违反法律法规、目的非法、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从一开始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双方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不须经当事人提出，国家司法机关即可认定其无效，不存在经谁认可后有效的问题。如果将《保险法》所称的无效合同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于法理上欠妥。其次，在事实上，作为保险人一方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事实。在投保人如期交纳保险费后，便会按照合同所规定的义务为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则按照合同规定进行赔付。这里，不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均会按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问题在于，当合同已经在事实上履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以其未签名，也未授权别人签名为由，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话，那么，合同效力自然不能存续。如果按《保险法》第55条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之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显然有失公允。《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按照这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将收取的保险费全部退还给投保人，因而，由合同被认定无效所导致的这一结果显然对保险公司不公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保险事故，而保险人又知道了被保险人未签名这一事实，在此种情形之下，作为客户一方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不会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但若此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拒绝赔付。这里，如果依据《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主张就当然成立。这一结果，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律的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和公正，《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其本身的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简单地按这一条规定将被保险人未签名认可的人身保险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并按《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处分规定进行处分，则可能会在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产生出新的不公平。因此，《保险法》第55条的规定不应简单地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法理上，从立法本意上去理解。在实务处理上，对于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和授权的合同，如果被保险人事后不予认可，则应当按照《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已交足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2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不难看出，解除合同与认定合同无效的区别之处在于，对合同效力的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解除合同，既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投保人未经授权代被保险人签名这一行为的性质来讲，这种效力待定的合同，在被保险人未置可否以前，投保人和保险人均无权主张合同无效；被保险人事后明确表示不予认可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应当予以解除。

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及其法律后果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现象的产生主要出于这样一种情况：业务员在签单后回公司交单时，因投保单内容填写有误而进不了单。于是只能重新填写一份并代客户在投保单上签名。这种情形同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一样，保险公司同样是难以觉察的。然而，这种由业务员代客户签名所造成的问题可能产生的争议和纠纷较前一种情形更为复杂和严重。其一，由业务员重新填写并代客户签名的合同，投保人在收到正式保单后，可能会发现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自己所签。由于人身保险合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往往是一致的。当合同已经履行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会以投保单上的签名并非他们所签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全额退费。从法律的角度看，投保人的主张并不能成立，因为不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名与否，投保人都以其自愿交纳首期保险费及续期保险费的行为，而从事实上认可了保险合同。《合同法》第37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被保险人对于其签名行为的否认，由于业务员私下掉换投保单的行为，从而使得认定被保险人是否曾签名认可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并且，由于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并不履行实际义务，因而也无法从事实上证明被保险人有认可保险合同的行为。由于被保险人对合同效力的异议，合同效力难以存续，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应按投保人代被保险人签名的情形处理。如果仅仅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投保单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这种争议还不是很难解决，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则要复杂、严重得多。其二，业务员代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签名所产生的保单可能严重危及到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抗辩权的行使。订立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如果投保人在签单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便不是故意的，只要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然而，由于经业务员更换后的投保单上的签名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本人所签，因此，如果投保人否认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声称在其签名的投保单上已真实的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的抗辩权将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样，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正当权利将可能得不到保护，这必将会给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

保护被保险人（投保人）利益是保险监管的首要目标。定富主席在2008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始终把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作为保险监管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被保险人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作为检验保险经营和保险监管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被保险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护，不仅直接关系着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态势，而且会影响到保险业的兴衰成败。加快建立和完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工作机制已成为保险业最为突出和急迫的问题之一，是新形势下促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支点。

一、充分认识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服务民生思想在保险业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保险经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千千万万被保险人的利益问题是人民群众在保险行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保险行业最大的民生问题。切实保护广大被保险人利益，正是党和国家服务民生思想在保险业的具体体现。

（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险市场以消费者的支持为根本，而消费者的信心主要取决于被保险人利益受到保护的程度。只有把实现好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发展的立足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金融产品替代性越来越强，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保险业只有把发展建立在维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基础上，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够长久存在和发展。

（三）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保险经营的特点所决定的。保险经营成本未来性的特点，决定了保险机构在缺乏当前成本与利润压力的情况下，可能因谋取眼前利益而实施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短期行为。在保险机构内部，主要表现为少数机构业务和财务数据不真实，坐支保费、挪用保费、违规运用保险资金等问题；在保险市场中，主要表现为产品费率偏高、服务水平低下、夸大产品回报、隐瞒除外责任等销售误导现象和拖赔、惜赔、无理拒赔等理赔难现象突出。为避免和减少这些短期行为，保险业必须把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在经营理念上从不重视诚信、追求短期利益，向注重为被保险人提供优质诚信的服务转变。

近年来，保险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被保险人利益保护工作，加强法人治理结构监管，着力推进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管，通过出台重疾险疾病定义使用规范、推动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等具体措施，防范和惩治销售误导，推动公司不断完善理赔服务，被保险人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由于被保险人利益实现的滞后性和构成的复杂性，以及认识的局限性，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工作还不能完全到位，突出表现在社会反映强烈的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2007年保监会受理销售误导投诉770件，理赔难投诉1794件，分别占总有效投诉的13％和30%。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以解决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为重点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整体工作机制。

一、专利权的侵权责任范围

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潜在的侵权人)所设计的一种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主要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因此，在我国，专利侵权责任完全可以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标的予以投保或承保。

依据包括我国专利法在内的各国法律，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但由于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有所差异，因而如何确认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范围则成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专利法》的规定表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责任范围包括故意和非故意两种侵权责任，故意侵权的损害赔偿将超过非故意侵权，且将被处以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

从理论上讲，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赔偿在保险有效期间，因承保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但多数国家的专利法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为惩罚性的和非惩罚性的。目前多数责任保险都承保非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但对于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各国的保险人则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如瑞士再保国际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保)的示范专利侵权损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示范合同)将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列为除外不保事项；有的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不提及惩罚性的损害赔偿，也有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对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特别约定承保。当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保险人承保惩罚性的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