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人权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彭辅顺工作单位：湖南大学法学院

现代社会是公众、社团乃至国家追求利益的高风险社会，在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犯罪也随之产生或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1—10月，中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大幅增长，达到530万件，增幅在10%以上。［1］显然，中国控制犯罪正面临严峻形势，用刑法控制犯罪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但是，法学家耶林曾指出:“刑罚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社会和个人两受其害”。［2］因此用刑法控制犯罪需要慎重。然而，在控制犯罪的急功近利心态下，刑罚权的扩张很容易受追捧，而人权保障却容易被忽视。①然而，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重要机能，也是我国履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万万不可忽视。因此，刑法应当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并通过这种利益平衡，来取得最大的刑法效益。

一、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

人类社会是以利益为原动力的社会。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的全部社会劳动都莫不与利益和对利益的追逐有关，人们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也都莫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3］因此，“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4］刑法也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保护的过程中产生、演变和发展的。现代刑法具有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和目的。可以说，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刑法基本的利益诉求。刑法保护法益是通过用刑法确认刑罚权、控制犯罪实现的。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法益，即保护人们的生活利益。［5］刑法上的法益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而且包括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6］因此，刑法控制犯罪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诉求。国家利益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利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的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等均属于国家利益。自从有国家以来，国家利益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而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7］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秩序，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如果不运用刑法对犯罪进行控制，国家政权就会面临危机，国家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危险或障碍。因此，运用刑法控制犯罪是国家立法者首要的利益诉求。第二，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社会利益的诉求。社会利益是“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8］是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超越个人利益的东西。“社会利益具体包括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信任、公众健康、公众福利、公众善良习俗、自然资源与环境，等等。”［9］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需求，因为社会秩序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下活动，才能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秩序有益于人们，秩序满足人们的需要，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价值。［10］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11］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而刑罚则是控制此种侵害的工具。因此国家通过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并对之进行刑罚处罚，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利益的重要意义。第三，刑法控制犯罪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诉求。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均有自身的利益。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人格尊严等均是个人的重大利益。这些个人利益均有可能在他人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侵害，因而需要法律调整和保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对侵害这些利益的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对个人利益的有力保护。此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宁、公共健康、自然资源与环境等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的统一等对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刑法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也是在间接地保护个人利益。［12］现代刑法不仅是法益保护法，而且是人权保障法。［13］刑法具有保障人权的机能，即刑法具有“透过犯罪与刑罚之法定，而保障国民之权利，限制刑罚权恣意发动之机能”。申言之，就社会公众而言，如果没有适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享有不受刑罚权干涉之自由。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也享有不逾越法定范围而受科处过当刑罚之权利。［14］具体说，刑法保障人权的利益诉求表现在:首先是要通过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来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15］自由是个人发展的基础，是个人利益的重要内容。但是，个人自由既可能受到他人犯罪行为侵害，也可能受到来自国家刑罚权的侵害。这就需要通过刑法对犯罪与刑罚进行法定，规制国家刑罚权，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次还要保障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有罪的人理当依法受到刑事制裁。但是，有罪的人也有自己正当的利益，这就是:获得公正追诉和裁判，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而刑法通过对犯罪与刑罚的法定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有利于保障犯罪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罚，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最后，通过保障个人权利来实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虽然不同于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刑法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和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制裁和轻罪重判，能够形成和保持社会的正义观念，培养和坚定国民对刑法的忠诚，树立和维护刑法的权威，减少因刑事司法的非正义性而导致的国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怨恨，这些最终都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和延续的。简言之，刑法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实际上是对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种保护。

二、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

人类社会是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不同利益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利益冲突之中，特别是在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现代社会，利益冲突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刑法中存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极”，而这两极存在着如下对立，其利益冲突必然存在:首先，二者的目的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而刑法保障人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特别是被刑事追诉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非法侵犯。因此，如果过于强调和重视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有可能忽视或削弱人权保障，从而可能损害公民个人的权利;如果过于强调人权保障，就有可能会削弱法益保护，影响刑法控制犯罪目的的充分实现。其次，二者实现目的的手段存在着对立，即刑法控制犯罪是通过利用、行使国家刑罚权来惩治和预防犯罪从而保护法益的。而刑法保障人权则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受到刑罚权的非法侵犯的。显然，一方面要限制刑罚权的行使，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刑罚权。而要限制刑罚权，就有可能不能充分利用刑罚权，削弱刑罚权的行使;要充分利用刑罚权，就有可能使限制刑罚权行使难达目的，所以，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到刑法适用的整个过程中。第一，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立法之中。立法是利益的表达方式，也是法治国家中的人们寻求利益保护的依据。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是多元主体利益的立法，多元主体利益冲突必然会反映到立法中，从而形成立法中的利益冲突。刑法立法也是如此。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在刑法立法中表现为:一方面，刑法要控制犯罪，就要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种种行为在刑法中规定为犯罪，划定犯罪圈的范围，为认定和惩处犯罪提供司法标准，而犯罪圈范围的划定，实际上是设定国民行为的禁区，确定国民自由的边界。如果犯罪圈的范围越大，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小;反之，犯罪圈的范围越小，国民的自由空间就相对越大，这样，刑法控制犯罪中的犯罪圈大小与保障人权中的国民自由度形成了直接的对立:任何一方的“开疆扩土”都会导致“此长彼消”的现象:当控制犯罪的目标凌驾于保障自由的目标之上时，国民自由的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反之，国民自由的空间则有扩张的机会。另一方面，刑法不但是规定犯罪之法，更是刑罚之法，只有用刑罚来对付犯罪，才能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对付犯罪的刑罚方法越严厉，犯罪人的权益受剥夺就越严重，这样，刑法处罚犯罪的力度与犯罪人的权益被剥夺程度也形成了直接的利益对立:任何一方的有利，都是另一方的不利。因此，刑法立法中，无论是犯罪圈的划定，还是处罚力度的确定，均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第二，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刑法解释之中。刑法用语的多义性、概括性、模糊性等特征使刑法的适用离不开刑法解释。刑法解释具有“实际地参与犯罪圈划定，有细化犯罪构成标准和统一司法判断尺度的功能”，［16］它一方面同刑法所要保护的各种法益存在关联，另一方面又同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发生关联。［17］由于刑法解释同不同主体的利益具有相关性，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就会在刑法解释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中表现出来。例如，对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刑法解释，如果对其进行扩张解释，就会扩大犯罪圈的范围，刑罚权的适用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张，这可能会对控制犯罪带来好处或利益，但同时却对国民自由、权利产生了本来不该有的限制，且直接涉及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否，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反之，如果对其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缩小犯罪圈的范围，从而刑罚权的适用得到了节制，被告人的行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但同时刑法控制犯罪保护法益的目的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此外，对不涉及犯罪构成要件、但涉及对犯罪人处罚宽严的刑法解释，如果是对有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不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好处;反之，如果是对不利于犯罪人的刑法规定进行限制解释，就会给犯罪人带来有利的处罚结果，但同时可能对保护法益带来不利的影响。第三，这种利益冲突存在于罪刑裁量之中。罪刑裁量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在定罪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对边缘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所谓边缘刑事案件，是指处于犯罪圈的边缘上，罪与非罪界限模糊、可以认定为犯罪也可以不认定为犯罪的刑事案件。犯罪圈的存在决定了边缘刑事案件不可避免。边缘刑事案件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具有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对于一种行为的定性，存在着定罪与不定罪两种可能性。例如，我国刑法中有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为构成要件的情节犯，到底什么是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法律没有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缺乏有权解释作为适用刑法依据的情况下，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法官倾向于控制犯罪、保护法益，就会选择定罪，这可能有利于通过定罪来惩处和威慑此类危害行为，实现控制犯罪的目标，但同时相对缩小了个人自由空间，不利于保障人权;反之，如果法官选择做非罪处理，就有利于保障人权，但同时不利于控制犯罪。在量刑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官量刑轻重上。如果法官量刑过重，虽然有利于利用重刑来惩罚和威慑此种犯罪，从而控制此种犯罪的发展态势，但却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不利;反之，如果法官量刑过轻，虽然有利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但却不利于通过发挥刑罚应有的功能来控制此种犯罪，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第四，这种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刑罚执行之中。刑罚执行是刑法适用的关键环节，能够产生惩罚和威慑犯罪的效果，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但刑罚执行过程也存在着保障人权问题。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罚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减刑、假释制度本身是有利于罪犯的制度，但是，由于减刑、假释的适用需要具备刑法规定的条件，而在条件规定不具体明确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适用减刑、假释宽严的选择问题，从而出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例如，我国刑法中的假释要以罪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为实质条件，但刑法用语对之表述较为模糊，如何认定这一实质条件，直接关系到罪犯能否被假释，如果标准过严，有的罪犯就得不到假释，就会对罪犯不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罪犯再犯有利;反之，如果标准过宽，就会有较多的罪犯得到假释，可以说这对罪犯有利，但却对特殊预防、控制其再犯不利，因为在罪犯悔改表现不足、人身危险性并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罪犯提前结束教育改造，很有可能会重新犯罪，危害社会，侵害法益。所以，假释适用过程中存在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问题。

本文作者：邓毅丞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人权是指人之成为人所享有及应当享有的权利,是法律上的权利概念和哲学上的人道概念的统一。[1]笔者就刑法意义上的保障人权路径作进一步的探讨,为连接刑法和人权保障的桥梁挖掘构成要素。

一、要素之一建立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

刑法将人们的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人们触犯了它,就会因此受到刑罚的惩罚。国民需要刑法,是因为刑法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也只有国民自身最了解什么利益需要动用严厉的刑罚来保护。如果刑法的制定没有国民的参与,只是掌权者随心所欲的强制和命令,国民在刑法的规范范围内就是不自由的。同时,掌权者单方制定的刑法缺乏约束,完全可能成为专横和无理的产物,[2]人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相反,如果国民参与了刑法的制定,不自由是由国民自己决定的,那还是保持了自律这一意义上的自由[3]。而且正义和公平是人民的当然要求,[4]国民不可能希望自己面临不义和不公的刑法威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刑法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保证刑法规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于刑法和民主的关系,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国民不可能都成为立法者,否则只能回归到无秩序的自然状态,因此,国民必须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具有最大代表性的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当国民没有授权的国家机关超越职权制定刑法时,民主的刑法程序也就成了子虚乌有,不再民主了。我国司法机关所颁布的司法解释有的规定与刑法典明显冲突,对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贯彻和人权的保障显然不利。2.在现实的立法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病理现象,例如贿赂、政党和财团控制选举、投票率低等等,会导致刑法不能反应国民的真实意愿,成为少数人控制的工具,从而沦为独裁和专制的工具,但这并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民主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所以不能以此否定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的意义,相反,应当通过完善民主制度进一步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作用。3.民主也有暂时性短视的缺点,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由民主程序通过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在民主决定下所造成的悲剧。也就是说,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并不必然导致合乎理性的刑法,连接刑法和人权的伟大工程还需要其他要素参与。

二、要素之二贯彻罪刑法定主义

民主的确是一种值得赞美之善,而法治国则更象是每日之食,喝饮之水和呼吸之气。[5]民主和法治都是以反对专制独裁为己任,而法治作为理性制度的选择,能够弥补民主的短视,从而防止出现多数人暴政的恶果。法治是一种相对于人治的规范化的治理方式,他在刑法领域集中体现为以规范国家刑罚权为主旨的罪刑法定主义。李海东博士指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也是它的全部内容。[6]没有罪刑法定主义规诫的刑法只是一头没有灵魂的恶兽,随时都有可能残虐地吞食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人权在它面前只能成为朝不保夕的祭品。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罪刑法定主义观立足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立场,认为刑法应当预先规定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相应的应当科处何种刑罚;主张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绝对不定刑和绝对不定期刑,但是对规定罪与刑的法的实质内容不加考究。而广义的罪刑法定主义观不仅从形式层面,也从实质层面理解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刑法的规范内容必须是正义的。它要求刑罚法规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不能含混;要求刑法规定的内容本身必须是正当的,禁止残酷的、不均衡的、恣意干涉的刑罚;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和类推解释。后者的观点是妥当的。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人权的要求,[7]如果仅从形式侧面对罪刑法定主义进行解读,完全可能推导出恶法亦法的结论。当刑法规范充斥残酷和邪恶的刑罚时,罪刑越是法定,人权就越会处于岌岌可危之地,不仅与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要求完全背离,而且会让人产生罪刑法定主义已日薄西山之感,埋下抛弃罪刑法定主义的祸根。因此,罪刑法定主义应当是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的统一,任何一方面得不到贯彻都不能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第三十三条增加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以人为本、依法保障人权的新篇章。依法治国离不开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则将大大推进依法治国。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因此，宪法的这一规定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可否认，较长时期以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国家为本位、注重社会秩序的国家里，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权力、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有过忽视个人权益保护的现象。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刑事司法片面强调打击功能，忽视保障功能，包括检察机关在内也曾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僵化观念。检察机关要真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牢固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司法理念。

为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在执法过程中，既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依法保障被害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既依法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又平等地保护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混合制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执法理念。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表现出人文关怀，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整个诉讼环节，努力做到法的公正与情的感化有机结合，彰显司法文明。如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要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爱护，避免将其简单地推向社会对立面。

二、要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程序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维护人权的要求。以损害程序公正来换得的实体公正，是不健全的公正、不文明的公正、社会效果不理想的公正。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行为。在侦查过程中，不先入为主，不违法取证，不以侦代立，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在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中，既要重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重视无罪、罪轻的证据。

三、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要着重强化对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等诉讼活动中违反程序、侵犯人权、侵犯诉讼权利问题的监督。刑事立案监督的重点是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侦查活动监督的重点是及时发现遗罪漏犯，及时追捕追诉，纠正滥用和随意改变强制措施的现象，依法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审判监督的重点是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对因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裁判不公的案件，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裁判不公的案件，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裁判不公的案件，坚决依法监督纠正。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是监督纠正判决后不依法交付执行和以钱抵刑等问题，开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监督，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的现象。进一步完善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和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严格执行高检院关于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规定，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自《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咨询文件》以来，有些反对立法者认为若在香港立法实施第二十三条以维护国家安全必然会削弱人权保障、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对政府和支持立法者极具杀伤力，且直接导致混淆视听的效果。

维护国家安全并不以削弱人权保障为必要前提

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一不是有了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巩固政权。一国之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无不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安全体系丧失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灭亡、领土沦丧、政权陷落和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咨询文件》认为，“第二十三条的旨意，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文版第V页）“国家保护其公民免受外敌侵犯，确保公民在一个安稳、太平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追求理想，因此公民对国家负效忠的义务作为回报，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同上）

国际基本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即应为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尊重和落实。这种标准或准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里面。现代人权是指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人权作为权利之一的特殊性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各种条件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公民享有人权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政权的巩固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人们享有人权的第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而国家亦负有责任发展经济、提高民主水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和其它条件。不可想象，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内战频繁、外敌（族）入侵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下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提出的那些基本人权。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能够真正享有人权吗？

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二者冲突吗？

根据有些反对者的结论，为第二十三条立法必然会剥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权简单对立起来，无论从宪法学还是人权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一国的民主程度会影响到该国公民人权实现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会以镇压人民、剥夺人权为立国的宗旨的，因而那样做会立即导致国家的灭亡或政府的更替。人权的享有程度的确也会受到各国宪政体制的制约的。如果因为反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对中央政府不信任，从而认定香港特区不能伸张中国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逻辑是极为错误的。

【摘要】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唯人”的精神，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思考和关怀，是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和爱心，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地位、尊严，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困境、信仰，社会的出路以及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的思索与探讨，以及在生活中去努力实践和追求的人性与社会的真、善、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和谐社会的价值蕴涵十分丰富,如民主法治、友爱诚信、公平正义、健康有序、积极向上等,但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于法治而言，在其人文关怀的视界内，其关键与核心是不仅在法治的观念、意识与精神上，而且在法治的规范与制度上，都要始终遵循一个根本准则，这就是：把真实的个人真正地当作人——有价值、有人格、有尊严的人！

【关键词】和谐社会行政执法人文精神以人为本

2005年8月31日的《大河报》报道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案件。一位老人去世后，子女将其骨灰放进棺木安葬在老家的一个山洞中。当地民政部门接到举报，以为老人遗体没有火化，强行挖出棺木，在上面写明老人的姓名、住址，放在宣传车上，游街“宣传”国家政策。为此，老人的子女以民政部门违法为由，提起了诉讼。孟津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民政局行政行为违法。然而，8月19日，孟津县民政局副局长黄宏安和该局下属的殡葬管理所几位领导在谈到当时的执法行为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当时的行为并没有不妥，因为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骨灰同样不能土葬，应该安葬到公墓；对骨灰进行非公墓以外的‘二次入棺’也是要受到行政处罚的。”“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是骨灰，我们就是去起的‘骨灰’。”

“骨灰游街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对行政执法人员的野蛮执法行为纷纷表示谴责，也对执法人员法律意识、人权意识的淡漠感到心寒。在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行为粗暴、态度蛮横、形象欠佳，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缺少人文关怀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与我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是格格不入的。简单粗暴、缺乏人文关怀的野蛮执法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上的毒瘤，也不利于以人为本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文精神是法治的精神意蕴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决定法治传统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就是人文精神。

论文摘要：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基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刑罚的严厉性，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写入宪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形象，亵渎了法律权威。本文将对人权保护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如何完善人权保护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人权保障刑法宪法修正案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立法现状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六十多年前，《世界人权宣言》中“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联合国大会所通过；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纲领》再次重申，《世界人权宣言》是“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所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l0月和1998年10月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意味着中国也同样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反对～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

我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一系列权利，。这些规定为刑事司法领域保障公民人权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2004年，“人权入宪”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立法正在与国际接轨，对人权保障的认识正在进一步深化。

二、我国人权保障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重大突破，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在政治理念上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新贡献。公安机关肩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必须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贯彻到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重大突破，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在政治理念上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新贡献。公安机关肩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必须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贯彻到公安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决定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要有新的发展。全面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工作，就要抓住更新观念这个“总开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凸显出来、深入进去，并用于审视公安工作的传统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公安职能观、职责观和职权观。

（一）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能观。公安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集中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历史性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现阶段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工作的中心，必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结束了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为此，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地履行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彰显“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二）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责观。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贯彻“严打”方针，强化“主业”意识，依法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维护治安，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实现。我们服务群众、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正是为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权力，因而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味着国家和人民对公安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对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必须改变重公共权利、轻个人权利的观念，树立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并重的思想，把公安职责观统一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上来。

（三）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审视公安职权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坚决避免与杜绝权力的泛化和滥用，避免与杜绝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那些涉及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执法工作，更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从程序法到实体法，都不允许超越。全体公安民警都要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切工作的起点和终点，倡导公安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尊重包括违法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权。过去，有的公安民警把“刑讯逼供”、“冷硬横推拖”、“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问题，单纯视为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漠然处之、麻木不仁。现在，我们必须站在遵行宪法的高度，重新认识并认真解决这些不尊重甚至侵犯公民人权的问题。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安机关必须创新管理机制

（一）

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中国宪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1949年-1978年：中国人民获得国家独立和国家权力，也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政治保障。

1978年至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得到进一步改善。

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