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销范文10篇

一、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分析

商品房包销作为房地产市场中的一种新的经济行为，从法律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概念、性质、法律特点、法律关系等进行界定，对于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房包销作为一种新类型促销方式，在我国大陆司法理论和实践部门中对其的认识不同，表述亦不同。

1.认为：房屋包销，是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约定结算的基价，包销商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某些销售权利，并保证在约定的期限届满买入剩余房屋的一种合同。（注：李景华：《房屋包销行为探析》，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7年第6期。）

2.认为：商品房包销，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进行协商，由包销商以一定的价格条件和付款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开发商买入全部商品房的一种商业经营行为。（注：王家德：《试论商品房包销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8年第2期。）

笔者认为：商品房包销是包销商与开发商之间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承包销售商品房的行为，是包销商以开发商的名义或同时以自己作为包销商的名义，在约定的包销期限内对外承包销售开发商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房，并按约定支付包销价款，获取销售差价利益；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商承购未售完的商品房的行为。

一、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分析

商品房包销作为房地产市场中的一种新的经济行为，从法律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概念、性质、法律特点、法律关系等进行界定，对于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房包销作为一种新类型促销方式，在我国大陆司法理论和实践部门中对其的认识不同，表述亦不同。

1.认为：房屋包销，是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约定结算的基价，包销商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某些销售权利，并保证在约定的期限届满买入剩余房屋的一种合同。（注：李景华：《房屋包销行为探析》，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7年第6期。）

2.认为：商品房包销，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进行协商，由包销商以一定的价格条件和付款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开发商买入全部商品房的一种商业经营行为。（注：王家德：《试论商品房包销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8年第2期。）

笔者认为：商品房包销是包销商与开发商之间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承包销售商品房的行为，是包销商以开发商的名义或同时以自己作为包销商的名义，在约定的包销期限内对外承包销售开发商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房，并按约定支付包销价款，获取销售差价利益；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商承购未售完的商品房的行为。

一、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分析

商品房包销作为房地产市场中的一种新的经济行为，从法律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概念、性质、法律特点、法律关系等进行界定，对于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房包销作为一种新类型促销方式，在我国大陆司法理论和实践部门中对其的认识不同，表述亦不同。

1.认为：房屋包销，是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约定结算的基价，包销商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某些销售权利，并保证在约定的期限届满买入剩余房屋的一种合同。（注：李景华：《房屋包销行为探析》，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7年第6期。）

2.认为：商品房包销，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进行协商，由包销商以一定的价格条件和付款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开发商买入全部商品房的一种商业经营行为。（注：王家德：《试论商品房包销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8年第2期。）

笔者认为：商品房包销是包销商与开发商之间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承包销售商品房的行为，是包销商以开发商的名义或同时以自己作为包销商的名义，在约定的包销期限内对外承包销售开发商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房，并按约定支付包销价款，获取销售差价利益；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商承购未售完的商品房的行为。

2011年3月3日下午收市前，长江证券(000783)有突如其来的885万股卖盘涌在最后3分钟的集合交易时间，股价从12．75元每股跌至12元每股，抛盘金额超过1个亿，终使得该股重挫8．47%，收市价明显低于发行价12．67元，长江证券6亿股公开增发即刻进入困境。根据长江证券公告，有12150户原A股股东参与了认购，获配2522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2．61%;另有3916户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获配4871万股，占发行总量的24．36%;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为2家，配售1600万股，占发行总量的8%。剩余的1．1亿股，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公司包销，占发行总量的55．03%。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增发最终发行数量为2亿股，募集资金总量为25．34亿元。①至此，长江证券此次增发股份活动宣告结束。然而，此次增发活动却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发行人与承销商签订承销(主要是包销)协议，并在承销期满后，能否重新修订包销数量的问题。由于市场原因，主承销商如履行包销协议，将成为发行人最大股东，因此，该增发案例涉及对主承销商控股地位是否该限定或禁止持股或豁免其余额包销责任的问题。长江证券此次增发股份，确实引发许多新问题，如长江证券增发未能如愿完成任务，主承销商的包销责任如何实现，以及其履行包销责任引发的其他相关问题又如何防范?由于长江证券市场价明显低于发行价，而个别证券基金仍以发行价购买所增发的股份，从而明显损害证券基金持有人合法利益时，对该基金管理人行为能否问责?在增发中，如真正实施承销协议由主承销商进行余额包销时，主承销商东方证券公司对长江证券的持股，又将明显破坏中国证监会所规定的证券公司“一参一控”②的政策原则。再者，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事后进行缩水式的象征性包销，是否对长江证券其他参与或未参与增发的中小股东以及证券市场构成损害?上述几方面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非常重要，都是我国当今证券市场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新法律问题。本文仅就其核心问题，即主承销商包销违约责任问题，进行相应的法律分析。

一、承销商削减包销责任行为的法律定性

发行人无论是新股发行，还是增发新股，在发行方式上，只要选择向不特定对象进行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人应与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议，以代销或包销方式发售股份。我国《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证券公司承销的，发行人应当同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议。证券承销业务采取代销或者包销方式。在代销、包销内涵上，《证券法》进一步明确，证券代销是指证券公司行人发售证券，在承销期结束时，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在证券包销的法律界定上，我国《证券法》也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③包销方式的承销商对证券承销负有不可推卸的担保责任，万一出现意外情形(含市场发行风险)，承销商必须无条件负有包销全部证券余额的法定责任。④正是如此，《证券法》及其相关规定对采取包销方式进行证券发行的无需规定如何处置发行失败的问题。而对代销方式发行证券，才存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发行失败的法律责任问题，如我国《证券法》第35条规定，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代销期限届满，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未达到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70%的，为发行失败。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40条规定，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的，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发行失败后的处理措施。股票发行失败后，主承销商应当协助发行人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这明确了证券发行失败制度也只能适用于向不特定对象、并以代销方式进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活动，而事实上，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股票，都是采取包销方式，代销方式也仅仅适用于承销团内部主承销商与非主承销商之间的承销分工与责任划分，并不适用于发行人与承销人之间的证券发行承销关系。

长江证券此次股份增发，是与东方证券股份责任公司(简称东方证券)作为主承销商，签订采取包销方式的承销协议。该协议约定，本次发行将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牵头组成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长江保荐以代销方式承销。就承销协议本身而言，它属于发行人、承销人和承销证券所必须向证券市场公开的信息之一。尽管其性质上是发行人与承销人双方签订的协议，本应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可以依法约定采取包销方式承销股票，但是承销人包销股票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应符合我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证券包销人所承担的包销责任。

长江证券作为发行人与东方证券作为主承销人，在长江证券股票市场价跌破发行价，普通投资者不愿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五的发行价购入新股时，主承销人本该包销全部证券余额。而此时发行人与东方证券公司协商，修改包销的证券余额，表面上是出于双方自愿对承销协议的修改，但实质上，双方当事人已经对证券市场及其他证券投资者构成根本的或隐性的损害，伤害了证券市场的诚信，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丧失投资信心。我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既未能就证券承销协议订立程序作专门规定，也未明确发行人与主承销人签订的承销协议必须报证券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仅要求在证券发行结束上市后的10天内，承销商将包括承销协议在内的有关文件汇总报告中国证监会。⑤由此，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与主承销人签订的承销协议进行修改、压缩或减少包销数量，事先很难经过审核程序，也未曾有过如此审核程序。可见，发行人与主承销人在所增发的证券未能申购完毕时，协商修改承销协议，减少包销数量，这不仅在内容上合意，且在程序上也并无明显违法违规之嫌。此项行为，从承销协议内容和程序上看，双方当事人确实都合乎意思自治原则，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任何一方具有违约情形，且双方都是处于“双赢”状态，一时很难找出此事件的受损当事人。然而，长江证券与东方证券双方协商减少东方证券包销责任，表面上虽合意，即因为东方证券如完全依协议充分履行包销义务，不仅要更多出资注入长江证券，还会被迫成为第一大股东。按照原增发方案，长江证券拟发行不超过6亿股新股，发行价格为12．67亿元，预计筹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普通投资者一共申购了约9000万股长江证券，剩余的5．1亿股均由东方证券包销，这需要东方证券拿出64．6亿元现金。如此东方证券将以5．1亿股的持有量成为长江证券的第一大股东，这对东方证券公司而言是难以完成的，也是极其不愿完成的，其也面临“一参一控”问题，且可能面临亏损境界，导致无法上市。长江证券作为发行人，也极不情愿因增发而面临更换大股东的命运，使东方证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也失去了其增发募集资金的最初意愿。正因如此，长江证券和东方证券最终达成缩身减量发行，这符合双方利益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江证券与东方证券修订东方证券包销所增发的包销数量，究竟属于怎样一种行为，如何确定其法律属性。笔者认为，这一行为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缩减包销行为直接涉嫌违反《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对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我国《证券法》等对此已明确必须采取包销方式，且对包销方式的内涵及其包销人义务也作出相应的规定，包销人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明确了包销对象是售后剩余的全部证券。长江证券与东方证券在承销期结束后，协商将售后剩余5．1亿证券的1．1亿由东方证券公司包销，却将本由东方证券承担包销的余下4亿证券包销责任豁免了。如此协商行为，东方证券公司作为负有包销义务的主承销人，已涉嫌明显违反《证券法》所规定的包销义务，有意推卸或减轻包销人应尽的职责，也明显有违其职业道德操守要求。

一、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分析

商品房包销作为房地产市场中的一种新的经济行为，从法律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对其概念、性质、法律特点、法律关系等进行界定，对于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商品房包销作为一种新类型促销方式，在我国大陆司法理论和实践部门中对其的认识不同，表述亦不同。

1.认为：房屋包销，是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约定结算的基价，包销商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某些销售权利，并保证在约定的期限届满买入剩余房屋的一种合同。（注：李景华：《房屋包销行为探析》，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7年第6期。）

2.认为：商品房包销，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与包销商之间就特定商品房的销售进行协商，由包销商以一定的价格条件和付款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开发商买入全部商品房的一种商业经营行为。（注：王家德：《试论商品房包销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于《上海审判实践》1998年第2期。）

笔者认为：商品房包销是包销商与开发商之间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承包销售商品房的行为，是包销商以开发商的名义或同时以自己作为包销商的名义，在约定的包销期限内对外承包销售开发商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房，并按约定支付包销价款，获取销售差价利益；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商承购未售完的商品房的行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商品房包销的实践操作模式及主要特征；商品房包销行为的法律属性；商品房包销在实践中易发生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商品房包销是盛行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种商品房销售方式、目前实践中的商品房包销行为的一般做法、开发商授权包销人全权销售一定范围的商品房、包销期限届满，由包销人按照包销基价购入全部未售出的商品房、包销期内，出卖人与包销人之间系关系、包销期满，未能完成包销目标的商品房由包销人购入、商品房包销的法律属性却存有多种意见、包销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包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否影响包销合同的效力、关于包销房屋销售后发生的税赋承担以及违约责任分担的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商品房包销是盛行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种商品房销售方式，后被引入我国内地。它在促进商品房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诉讼。但目前国内法律法规对商品房包销尚无具体规定，导致了实践操作中的无序和混乱，同时也造成部分诉讼案件结果的互相矛盾，使当事人难以适从。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立法中对于商品房包销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笔者在此仅根据办案实践经验对于商品房包销的法律属性略作分析并就其关键法律问题的立法建议进行探讨。

一、商品房包销的实践操作模式及主要特征

目前实践中的商品房包销行为的一般做法是：出卖人（多为开发商）与包销人签订商品房包销合同，约定在包销期内，出卖人将一定数量的（已建成的或未建成的）商品房，在确定包销基价的前提下，交由包销人以出卖人的名义与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包销期限届满，包销人与出卖人根据实际销售情况结算包销佣金，并由包销人以约定的包销基价买入未出售的剩余商品房的行为。其主要操作环节是：

1、开发商授权包销人全权销售一定范围的商品房；

2、双方确定商品房包销基价；

国际贸易方式:

贸易方式是指国际贸易中采用的各种方法。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方式亦日趋多样化。除采用逐笔售定的方式外，还有包销、、寄售、拍卖、招标与投标、期货交易、

对销贸易等。

包销

包销(exclusivesales)是国际贸易中习惯采用的方式之一。在我国出口业务中，根据某些商品的特点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在适当的市场上，选择适当客户，也可采用包销方式。

包销(exclusivesales)指出口人(委托人)通过协议把某一种商品或某一类商品在某一个地区和期限内的经营权给予国外某个客户或公司的贸易做法。尽管包销也是售定，但包销同通常的单边逐笔出口不同。它除了当事人双方签有买卖合同外，还须在事先签有包销协议。

证券公司主要有三大业务项目，一是通道业务，主要包括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以及期货业务等；二是资本中介业务，主要包括资产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业务和做市商业务等；三是资本业务，主要包括自营业务、直接投资业务以及另类投资业务等。在金融控股的背景下，证券公司在上述业务上可以积极加强与金融控股集团下的兄弟公司及业务部门的业务合作，尤其是加强与银行、保险公司等兄弟机构的业务合作。未来证券公司通道业务将依托金融控股背景，将充分发挥金控优势，凭借金控集团下各兄弟公司的渠道资源、营业网点以及整体的品牌效应，证券公司未来的通道业务发展值得期待。1.营业网点的全新布局一般而言，银行和保险公司拥有庞大的营业网点体系，尤其是银行，其营业网点覆盖面更是广大。证券公司可利用兄弟公司中的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庞大的网点优势实现通道业务营业网点的全新布局。未来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可依托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营业网点实现配套建设，从而可以发挥范围经济效应。同时，证券公司可积极分享兄弟公司中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客户资源，实现客户群体的不断扩大，尤其可以扩大其经纪业务、期货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的客户群体。2.“一站式金融服务”的发展证券公司可利用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兄弟机构为个人客户进行投资服务所提供的综合性的金融解决方案的契机，积极促进经纪业务和期货业务等业务的扩张。在这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过程中，参与为客户提供储蓄、信贷、信用卡、保险、基金、股票、期货等多种金融交易服务方案设计及具体服务中去，从而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3.投行业务的发展一般而言，银行和具有庞大的中小企业客户群体。这些中小企业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具有强烈的融资需求和愿望。证券公司可以利用这样的兄弟关系，积极吸收这些客户资源，可以依托银行和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关系，获得这些中小企业的中小项目保荐和承销方面的业务。尤其是在有关部门鼓励中小企业私募债发展的背景下，证券公司应积极加强这方面的业务发展，充分挖掘兄弟公司中具有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客户资源，从而实现公司在投行业务的新发展。4.包销业务风险的降低证券公司在包销股票和债券时存在着比较大的包销风险。可是，在金融控股背景下，这样的包销风险可以大大地降低。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证券公司可依托金融控股的背景，将自己未完成的股票包销和债券包销部分转让给银行，从而降低公司自身的包销风险。

随着银证合作和证保合作的开展和加深，未来公司的资本中介业务将会凭借金控背景，运用兄弟公司的各方面资源，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发展。1.客户资源的扩大依附金控集团庞大的客户群体，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业务的客户群体有望得到进一步放大，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客户，比如说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将可以吸收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兄弟机构的客户，从而进一步促进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的发展。2.资产管理产品销售渠道的扩大依靠金融控股集团内部庞大的营业网点体系，证券公司的集合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等资产管理产品的销售将会更容易和便捷。从国外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历程来看，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将是金融控股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来源。因而，证券公司在金融控股背景下可积极运用“交叉销售”的模式，积极扩大资产管理产品的销售渠道。3.提高获得资金便捷度和降低拆借资本成本未来证券公司在资本中介方面的资金来源将以前主要来源于外部的多个资金池逐渐转变为变成一个资金池，即内部的资金池。内部资金池主要是指银行这个资金池。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业务发展资金将逐渐转向于自己的兄弟公司——银行。未来证券公司进行资本中介业务的时候，将更多地依托与兄弟公司——银行的关系，以较低的成本便捷地获得拆借资本。这同时也会增加资本的流动安全系数，降低集团内部的资金消耗成本。4.银证合作的通道业务为证券公司带来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随着以信托、融资租赁为代表的类银行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以银行理财产品快速发行为代表的银行自身资产表外化趋势的加速，目前无论是信贷资产还是企业资产都部分的实现了变相的资产证券化，并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这一方面说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是满足市场需求的客观结果，另一方面显现了监管层对于这类业务开展默许式的鼓励态度。资产证券化尤其以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主要内容。而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又以银证合作的通道业务合作方式表现出来。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于2012年5月份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标志着停滞已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重启，首期信贷资产的额度为500亿元。随着国开行101亿元规模的“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正式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重启进入了实质性阶段。2012年是银证合作的通道业务集中爆发的一年,从年初的不到2000亿元迅速增加到年末的1.2万亿元。依托金融控股背景，证券公司和控股集团下的银行的通道业务合作有望得到扩张性的发展。通过这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银行把受到额度限制和高度监管的表内信贷资产转移到表外,从而逃避信贷规模限制，而证券公司则从中收取一定的通道费用。银行资产表外化将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会给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带来大发展。

在金融控股集团建设的浪潮下，证券公司的资本业务也将受到推动和发展。一方面，随着证券公司和金控集团下银行的合作的加深，证券公司资本业务的所需资金来源将会被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证券公司的直投业务将吸收金融控股集团下庞大的机构客户群，从而得以获得安全性和收益性良好的直投项目。最后，证券公司可吸收兄弟公司，尤其是银行的优秀的资本业务的操作经验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公司资本业务的更加专业化。四、结语本文提到的证券公司在金融控股背景下业务发展，这既是未来证券公司在金控背景下的机遇，又是挑战和改革发展的目标。毫无疑问的是，未来有金控背景的证券公司的各项业务将会依托金融控股的背景，实现重大的突破。

本文作者：郭登辉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多层次、面向各类经济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框架，银行间、柜台和交易所三个债券子市场各有侧重、相互连通和互动。从债券市场机制和框架形成角度，对我国债券市场10余年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债券市场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债券市场回顾发展

1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回顾

1.1债券市场规模不大，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流通性有待提高

1999年末,我国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中央银行融资券、企业债券的总余额为17985.33亿元，占当年GDP的22%，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94%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其他债券的发行规模很小，从二级市场来看，也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的交易规模相对较大，其他债券的市场份额较小，且整个债券二级市场的交易规模不是很大。1999年沪深证交所和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总量占当年GDP的比重不到1/3。除了国债，其他各种债券的流通性仍然较差。

1.2债券市场的框架结构不完善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的证券市场准入机制由审批制发展为核准制，证券承销机构将在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在证券承销的管理体系、承销作业时机、承销方式、承销程序、安定操作、信息披露和私募发行制度上都是最成熟的，将美国的相关制度与我国的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之处，逐步完善我国的各种制度。同时，美国的证券承销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需要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予以避免。

关键词：私募发行制度，中美两国，比较研究

一、引论

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截至2001年12月底，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总数超过1160家，流通市值超过14500亿人民币，证券投资者开户超过6000万户。[1]近5年来，每年新发行和上市的股票超过100只，历年融资额平均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参见附录一）。从总体上，中国的证券市场为企业的融资，扩大生产，参与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投资者也从中获得了相当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在股票发行上市中权钱交易和一些中介机构不能尽职审查，导致某些上市公司质量低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可以说，中国的证券市场一方面是一个规则过剩的市场，因为以中国证监会为代表的监管机构有着巨大的权威，发行上市的各种文件，包括发行公司与主承销商之间的承销协议都需要经过证监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另一方面，中国证券市场又是一个规则不足的市场，同样以证券承销为例，对证券发行市场的稳定和企业融资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发行方式选择权和安定操作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在中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实施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真正市场化和规范化带来了契机。从2000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对股票发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指标分配、行政推荐和实质性审批的办法，开始实行主承销商推荐制和股票发行核准制。[2]这一改革的实质，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型作用，充分发挥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的作用，转变证监会的职能。这一改革意味着，主要调整证券发行人和证券公司之间关系的证券承销制度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市公司质量的优劣和整个证券市场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将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证券承销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长期处于过度的行政干预之下，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无论是政府监管机构、证券发行人还是中介机构自身对其职能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转变，中介机构自身的制度与规范建设离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建立一个良好的证券承销制度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必然要求。

所谓证券承销，是证券发行人借助证券承销机构来发行证券的行为，亦即证券的间接发行。证券承销制度，就是用于规范证券承销中，证券监管部门、证券发行人、证券承销机构、证券投资者之间和证券承销、销售机构内部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契约的总称。其中，证券发行人与证券承销机构之间的关系是证券承销制度所规范的核心，它们之间的证券承销协议也就成为证券承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制度之下，证券承销商具有顾问（Advisory）、购买（Buying）、分销（Selling）及保护（Protective）等功能，可协助企业于发行市场筹募所需资金，扮演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间之桥梁。[3]所谓顾问功能（Advisory），主要指承销商可以利用其对证券市场的熟悉，为发行人提供证券市场准入的相关法规咨询，建议发行证券的种类和价格、时机，提供相关财务和管理的咨询。这种顾问的功能甚至延续到证券发行结束以后。购买功能（Buying），指由于承销商的存在，在包销的情况下，发行人避免了证券不能完全销售的风险。分销功能（Selling），指主承销商利用其在证券市场的广泛网络，通过分销商将证券售予投资者。保护功能（Protective），指在证券发行过程中，承销商在法律法规的限制下，可以进行稳定价格的操作，保证证券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