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功能范文10篇

提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人们风险意识的提高，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人寿保险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如何选择适当的人寿保险营销渠道，已成为推动中国人寿保险业营销策略步向个性化、多元化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人寿保险；保险功能；保险营销

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人的生死为保险事件，当发生保险事件时，保险人履行保险金责任的一种保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寿保险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营销渠道模式正在被打破，新的渠道模式正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延伸。如何选择适当的人寿保险营销渠道已成为推动中国人寿保险业营销策略步向个性化、多元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和推动中国人寿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营销渠道的强弱成为未来决胜的关键因素。

一、品种创新营销

人寿保险具有较强的储蓄功能，同时合同期限较长，经营易受利率风险、通胀风险等因素影响，其应该也易于不断开发新产品，以迎合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和产品的多样化，势必对其宣传力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使得消费者了解其多样化的产品，例如人寿保险不仅包括死亡险还包括生存险，终身寿险又可分为分红寿险和不分红寿险等等，才能使消费者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实现挖掘潜在客户和潜在需要的营销目标。

二、人性化营销

内容提要:现代保险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三大功能。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分散风险、经济补偿或给付、促进社会安定等方面；资金融通功能主要体现在资金积聚和资金运用方面；社会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稳定器作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保障交易启动消费、优化金融配置、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保障功能是与保险相伴而生的，它是保险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区别于银行、证券的显著特征；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发展，在其保障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十分有利，保险功能的发挥有较大的机遇和潜力。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们风险意识的提高，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在保障经济、促进改革、稳定社会、造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被誉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精巧的稳定器”。随着现代保险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功能的不断延伸，客观上要求对其功能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对于正确把握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方向，将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融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及其之间的关系

（一）现代保险的三大功能

随着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保险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保险的功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现代保险至少具有保障、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等三大功能。

1.保障功能。这是保险的基本功能，是由保险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该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散风险。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风险，而风险的发生是不确定的，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人们之所以购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保险本身具有消除各种风险的特质，而是通过保险这一制度能将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转嫁出去，交由专门经营风险的保险组织承担，并且在既定的风险事件发生后，人们能够从保险组织那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摆脱因风险事件造成的困境，解除人们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的后顾之忧。（2）经济补偿或给付。即在风险发生时，保险人在约定的责任范围内，按照保险财产实际损失数额或者约定金额给予赔付，从而保障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或者避免被保险人及其家属在生活上陷于困境。（3）促进社会安定。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五个层次理论，即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安全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安全、经济上的生活安定和未来保障、心理上的免于灾难威胁和安全感。保险作为一种经济保障制度，通过分散人们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因风险事故造成的意外损失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能够弥补人们所遭受的不幸损失，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和恐惧心理，从而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

摘要：农业保险功能拓展是农业保险发展趋势之一。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农业保险文献研究，认为可将农业保险功能分为两大类：经济补偿和风险分散两大基本功能，以及社会管理、融资增信、金融扶贫和转移支付等拓展功能。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各个功能未得到充分实现，在农业及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须把握农业保险功能要义，优化发展农业保险。

关键词：农业风险;农业保险功能;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农业风险无处不在且极其复杂，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发挥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改进农村社会治理、保障农民收益等重要作用。随着农业产业多元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农业经营主体风险意识不断提高，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呈现多样化态势，使农业保险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并逐渐激发拓展出了农业保险新功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2019年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要求，认清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优化并发挥农业保险功能的作用实现，才能更好地助力农村脱贫，实现农业产业振兴，促进我国农业保险体系的完善和农业领域的发展。在农业保险领域，国内外研究都较为成熟，但针对农业保险功能及其拓展的研究少之甚少，学术界对农业保险功能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得到统一。本文将农业保险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拓展功能，对国内外现有农业保险文献研究展开综述，概述农业保险功能的具体含义、实现途径、发展困境等，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农业保险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的基本功能

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内学者基于传统保险功能论角度，提出农业保险具有经济补偿功能、资金融通功能、社会风险管理功能以及社会关系管理功能，释放这四大功能，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刘杰、张长征，2004）。由于农业保险投保标的物和投保人的特殊性，冯文丽（2007）对农业保险功效作出了具体定义，即认为农业保险功效是指农业保险在发挥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等功能时所产生的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效应，具体包括福利功效、信贷支持功效和政策功效。Klein（克来茵）（2008）、Majidetal.（玛吉德）（2017）在研究国外农业保险时，均指出农业保险是将潜在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的一种应对机制和事前适应措施，具有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功能。另外，Klein（2008）还提出了农业保险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张南、张旭光和李赛男（2018）也曾指出奶牛保险能够有效提高政府抗灾救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农业保险资源配置功能至今未得到广泛推广。农业保险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两大基本功能现已得到国内外认可，其具体作用主要有：第一，有利于管理农产品价值链中的风险，稳定农业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实现农民收入稳定（William、Wang，2010；Clementetal.，2018）；第二，可作为一种抵押品，便于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农业融资，促进农业投资和信贷，提高农业投资效率（William、Wang，2010；Bogdanetal.，2015）；第三，能够保障农业再生产、实现收入再分配（刘从敏、张祖荣和李丹，2016），最终起到稳定农村社会管理、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作用（赵立娟、红花，2018）。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为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而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也是国家的一项社会安全政策。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等诸多因素制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滞后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片空白地。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以下称《指导意见》）正式，这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进入制度性养老的全新阶段。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范围从2009年的10%增加到2010年的23%，2011年还将扩大到40%的地区。各地试点虽然积累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但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试点地区的农民中，对新农保还持有观望态度的人数也不少，农民对农保的未来发展抱有疑虑，因而在试点阶段，应该明确农保的未来发展方向，让农民真正了解农保，自愿参保。一社会养老保险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新农保被定性为社会养老保险，在探讨新农保改革方向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社会养老保险应具备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全覆盖。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覆盖所有人群，而全覆盖的最好办法是强制性参保，以此来达到互助共济的效果。强制性要通过法律来推行。凡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成员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就建立了社会保险关系，不必事先订立契约认可。强制性计划可以使社会成员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到保护，通过强制性计划可以减少随机和偶然性波动带来的影响。第二，拥有收入再分配和互助共济功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均衡经济上的差距。具体来说，就是让相对富裕的人群承担更多保费，贫困人群承担较低保费，富裕人群所承担保费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贫困人群的养老金。另外，用政府的财政税收来普遍支付养老金也是一种收入再分配。通常针对富裕人群采取累进税政策，让其缴纳更多税金，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整个社会的经济差距，这将有助于社会稳定。同时，互助共济既有同代之间的，也有代际之间的。第三，给付条件中，应包括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导致失去收入来源的因素不仅仅是年老，还有由于身体残疾，这些人员的收入低于常人，甚至完全没有收入。此外，由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身故，其遗属至少短期内也会出现生活困难。残疾人和遗属这一人群，从全社会来看也有相当数量。因此，探讨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政策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不过，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即确保人们步入老年后有一定收入，这和确保残疾人或遗属有一定收入，两者并不矛盾，可以说，在同一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内，残疾和遗属的风险同样由全体参保人员来分担是一种理想的做法，效率也更高。因此，给付条件中应包括残疾和遗属，并设立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第四，给付确定并终身给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保证人们步入老龄、没有收入来源时，提供生活所需的相当一部分费用。一般来说，社会养老金标准的确定通常是按照在职人员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来计算的。通常也要考虑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家庭结构和维持家计的必要额度，制订一个适当的给付水平。相应的缴费额度也是按照能够长期维持上述给付标准来制定的。给付确定型这种制度设计方式注重向参保人员发放相当一部分晚年生活所需费用（包括残疾和遗属养老金费用），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方式。反之，如果采取缴费确定型的制度设计，首先需要制订长期的缴费计划，如果出现工资和物价上涨，导致原定养老金数量相对低于当时的生活水平，必须首先从缴费计划着手调整，其效果的显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难以调整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数量。在发放养老金的条件中，只有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因可能出现残疾状况减轻，或者已无继续支付遗属养老金的需要，会有终止发放的情况。作为抵御年老而设定的养老保险，是老人的养命钱，是老年后的基本收入保障，其原则是终身给付，这也是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根本区别所在。第五，能保值，有自动调节机制。如果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常见的给付确定型，多数情况下其给付标准设定在占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启领时，其实际领取到的数量应高于最低生活水平并能维持一定生活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工资和物价上涨，之前确定的养老金数量会逐渐贬值。如果不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同步上调养老金给付标准，对于那些没有收入来源，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说，其生活水平势必会逐渐下降。因此，为了确保公共养老金的实际价值，必须针对工资、物价上涨，上调给付金额，使领取者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新农保制度中社会保险基本功能缺失分析

第一，现行制度难以实现全覆盖。

根据新农保的《指导意见》，我们可以看出，新农保采取自愿参保，试点先行。到2010年为止，尽管在24%的县实施了新农保试点，但由于是自愿参保，在试点地区也没有实现新农保的全覆盖。据调查，试点地区中没有加入新农保的困难人群有三部分①。第一部分是40岁至59岁的农民，他们年龄较大，缴费期限短。虽然政策规定可以延长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或者补缴到15年，但由于他们青壮年时没有积累，到了中年想要在短期内缴纳一大笔保险费，是很难做到的。第二部分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这些地区的农民总体收入比较低，而且实物收入多，现金收入少，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能力。从吉林省调查数据来看，缴费能力在100元以下的占20.5%。第三部分是体弱病残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民。他们虽然没有达到60岁，但由于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需要提前领取养老金。而现行农保制度中，没有残疾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新农保制度中，由于是自愿参保，也会存在一部分人有能力参保却不参保的现象。这部分人就是16岁至45岁的青年农民。对他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父母享受养老金的捆绑制约，他们都会持观望态度。尤其那些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他们的父母还没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不参保并不影响家人的待遇。另有一小部分农民，因为与父母关系不好，同时自己又不太富裕，就不参保，导致父母到了60岁，也无法领取养老金。农民不参保的主要原因是新农保制度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55元基础养老金实际上是一种老龄补贴。由于额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没有制度魅力，农民缺乏积极性。同时，带有“捆绑”的领取条件，让农民觉得自愿原则不真实，使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第二，收入再分配功能效率低下。

本文作者：叶林、郭丹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在传统合同法语境下，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与承担者通常被称为“当事人”，即指订立合同、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各方当事人。保险法理论亦沿用这种说法，将签订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称为合同当事人，并沿用合同法解说其法律地位。为了确认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参与者在保险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学术界另外创设了合同关系人和辅助(补助)人的概念，再藉由涉他合同等理论，解释其法律地位。但是必须看到，以保障性为基本功能的保险活动有别于普通民事活动，保险活动参与人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合同法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保险关系，但将合同法规则简单地植入保险法，无法准确地反映保险关系的特殊性，不符合保险法发展的客观需求，甚至有碍于保险法保障功能的实现。

一、保险本质的学说分析

我国《保险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对于该条款的含义，存在多个解释路径，在不同的解释路径下，“保险”的本质呈现了较大差异。有的学者从合同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保险基于双方当事人之约定，而其彼此间发生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的成立，并非由于法定，而是出于当事人的契约而成立，”①即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的协议。有的学者主张采用《保险法》第2条的文义，认为保险指商业保险行为。由此可见，对于应从合同、行为抑或法律关系角度解释保险，学术界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保险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签订而产生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辅助人之间形成的，以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保险人承担保证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兼具意定性和法定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险是多种法律关系的集合，不是单纯的合同或者行为。

(一)保险与合同财产保险是保险的最早形态，货主或船主为了避免货物或船舶损失，与基尔特等承保组织签订保险合同，开创了商业保险的最初形式。在伦敦火灾发生后，火灾保险在欧洲便得以快速发展，并推动了财产保险的全面发展。人身保险的产生稍迟于财产保险，在性质上与财产保险却无太大差异。无论是财产保险抑或人身保险，都以保险合同作为典型形态，主要是权利人为了自己财产或人身投保，即通过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将损失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承担保险责任，从而体现了合同相对性和当事人合意的思想。大陆法系国家在早期倾向于将保险纳入合同法，从而使得保险合同受到合同法一般规则的约束。英美法系国家未单独制定合同法，判例法却强调保险的合意性和相对性。由此而来，保险既要尊重当事人合意，又要遵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此乃各国传统保险法的根本。投保人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投保，这种做法符合保险发展的最初状况。但是，随着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险的独立性日渐彰显，保险的保障性不断扩大，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相分离已渐成趋势。仅从合同角度分析保险，难免遭遇巨大障碍，它无法确定被保险人的恰当地位，也无法解释强制保险的正当性。在财产保险中，合同说无法解释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代位权，也无法解释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的地位。就人身保险而言，合同说同样无法解释人寿保险中受益人的独特地位。为了适应现代保险业的发展状况，许多国家将保险从传统合同法中移出，单独制定保险法或保险合同法，②用以规范保险关系。这种立法技术有助于详细规定保险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有助于规范与保险有关的各项活动，也有助于合理反映保险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保险与行为我国《保险法》明定保险是“商业保险行为”，从而划清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界限。然而，在保险法中，禁止性、授权性或任意性规范直接规范的都是保险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行为，而不局限于保险合同行为。我国《保险法》第二章是对保险合同的专门规定，第三、四和五章分别规定了保险人的经营规则，涉及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却与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关系，也不直接涉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将保险界定为“商业保险行为”，使保险免受合同相对性和合意理论的过度约束，为采用法定主义方式调整保险关系提供了条件，为强行性保险法规范的发展创造了基础。必须看到，将保险界定为商业保险行为，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在实务上，保险行为不是一种抽象或单纯的行为，而是多种行为的集合。它既包括保险合同的签订、履行和终止，也包括保险管理和监管;既有法律行为，也有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既有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也有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行为。各种保险行为的性质差异极大，保险法难以提供一整套贯穿始终的指导原则。如果从保险人角度加以解释，不利于说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受益人的权利义务，尤其不利于表达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现代保险法思想。如果仅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角度加以解释，又不完全符合保险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因此，将保险归结为行为，在学说上更为科学，在理念上却仍有不

失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失业群体具有生活保障作用，且对于缓和劳动力市场供需间的紧张关系、促进再就业、平滑经济波动、稳定社会秩序等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跌宕起伏变化中，由于人力职业技能提升无法与职业迭代进化协同一致，故而人力断层缺口造成短期就业阵痛在所难免。在疫情特殊背景下，失业困境的形成不仅限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等因素，还呈现总量性、社会性等并发特征。由于失业保险制度设计初衷重在解决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以保障失业者基本生活为逻辑起点，不论是失业保险覆盖面，基金的使用，还是受益水平，主要以保生活为重心，在预防失业及促进再就业方面的功能性相对偏弱，进而制约多元功能的拓展及系统整体效用的发挥。肺炎疫情影响下，政府为强化稳就业出台多项政策，凸显了稳就业、保就业、防失业是当前熨平经济波动，消减社会紧张因素的重中之重。

失业保险制度功能性重心偏颇

失业保险制度历史沿革。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建构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1986年《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的颁布正式拉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建设帷幕。1993年《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进一步扩大待业保险制度实施范围，并在待遇计发办法、待遇水平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提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失业保险制度，1999年随着《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颁布，失业保险制度基本确立并在法治化轨道上开启新阶段：覆盖范围扩大到全部企事业单位，确定由个人和单位共同缴费，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标准与最低工资水平和低保线挂钩，并完善对基金的监督管理机制。2011年《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失业保险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从失业保险制度沿革可看出，其从设计之初便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为中心，分散失业风险的不利影响。在制度健全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促进就业以维持收入的复合功能，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经验总结中将事后治理的关口前移，建立起失业动态监测体系、失业预警和失业调控机制，将失业预防功能纳入失业保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防、控、保多举措并施。但是，制度发展中的瓶颈显现出失业保险功能综合功效发挥后劲不足和亟待调整的必要。失业保险制度运行现状与不足。一是失业保险参保率偏低，保障范围覆盖不全面。近5年来，随着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失业保险参保率虽有提升但总体偏低。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呈反向变动，间接体现失业保险基金使用仍不充分态势。失业保险金领取标准严格，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意愿较低，参保者以就业稳定、失业率低的群体居多也是造成此逆向现象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主要限于城镇经济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部分失业风险较高的劳动者群体仍游离于制度保护之外，如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多从事危险系数较高的体力劳动，流转性强，还存在大量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其不能满足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而言，以标准用工模式为基础的失业保险难以满足灵活就业群体现实需要。一则因参保门槛过高，不符合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特点，二则因失业保险给付水平低，故参保积极性不高。疫情期间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主要以失业保险为核心手段，即以缴纳失业保险且当前处于失业状态的群体为救济对象，救助范围有限，妨碍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功能的发挥。同时，过低参保率意味着就业保障不同等，不仅有损社会保险公平性，也不利于就业形式多样性，从而制约整个社会就业结构改善和就业质量提高。二是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期限过长，待遇水平偏低。我国失业保险金领取最长期限可达24个月，而目前在其他实行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期限大多在3-12个月之间，与之相比，我国给付期限明显过长，易使失业者缺乏求职动力。懈怠心理和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不利于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我国失业保险待遇标准主要秉持生活保障、低于舒适原则，按照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由各地确定。大部分省市失业保险待遇标准与城镇低保和最低工资标准相挂钩，仅少数省市将失业者实际收入水平作为考虑因素。失业保险缴纳比例与实际工资水平挂钩，其待遇发放若以当地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为基准，待遇水平偏低，不能充分应对收入中断导致的贫困，则会降低收入、就业不稳定群体参保意愿；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失业保险金偏低易造成对低保金依赖，进而会弱化失业保险促进就业功能。三是失业预防与促就业制度设计不足。不论是《社会保险法》还是《失业保险条例》，均未明确规定失业预防相关制度，具体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失业预警、失业调控举措的落实缺乏制度基础，难以形成失业治理合力。促进就业功能亦是如此，且促进就业的支出存在补贴标准较低、执行力不足等弊端。尽管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功能的发挥总体在强化，但覆盖面与受益面狭窄、失业保险基金使用不足等因素严重制约其效能发挥，而人均缴存结余、失业金发放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失业保险保障水平。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持续增长，失业保险金领取人数占参保人数百分比反呈下降趋势，表明整体就业保障系统存在制度功能发挥不充分现象。

健全制度促进功能转型

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水平。疫情所致的经济、社会风险与挑战，使智能化时代替代效应下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为更好发挥失业保险对民生的有力支撑作用，人社部发文明确要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对失业保险申领期限、流程放宽规定，并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通过国家政策及相关应急措施的实施，可明晰安全阀的兜底保障应以失业保险覆盖对象的扩张为前提。失业结构随就业结构重大调整相应转变，总体呈现低龄化、多元化、长期化复杂格局。疫情期间，对农民工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门槛有所降低，但该政策尚属阶段性措施，且不足以弥补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缺口。如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现采取自愿参保、按月缴纳保险费形式参与社会保险，不具有执行主动性。或可对其采取建立失业保险个人账户方式，类似于储蓄形式，由个人独自缴纳费用，同时失业保险基金提供补助资金，两笔财源共同配比积累形成资金储备，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允许个人提取资金，提高灵活就业者抗失业风险能力。疫情期间因社会资源较为紧张，物价相应上涨，失业救助待遇阶段性提高了补贴标准。由于我国各省市失业保险金标准偏低，一般在最低工资水平的60%-80%之间，所以即便是非疫情背景该待遇标准也有待提高。有学者认为，失业保险待遇的计算应按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摊原则计算，与本人缴费、缴费年限及实际工资水平挂钩。日本《雇用保险法》规定，为短期失业者提供从失业到再就业期间的失业救济金，以及常用就职准备金、求职活动费、调动费、再就职费等促进就职费，在失业补贴构成中具体有求职者补贴、教育训练补贴、就业促进补贴、雇用继续补贴等。因此，实现促进就业功能，应当缩短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期限，同时提高给付水平，通过多元化给付方式为失业人员择取适合岗位提供支持，并给予其一定紧迫感，防止惰性心理作祟。建构差异性制度设计，实行差别给付。在前述缩短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期限、提高给付标准的制度设计构想中，为实现在职人员与失业人员收入公平以防逆向选择，激励失业者积极求职，可依据失业期长短拉开保险待遇间差距，实行差别给付期限。即建立与再就业挂钩的激励机制，通过待遇标准与再就业速度成反向变动的制度建构，对积极就业、自愿终止领取失业金的再就业者提供额外物质奖励。此外，关于失业保险调控力不足，主要与失业保险不同功能的政策适应性相对较弱及缺乏针对性相关联。结合不同行业失业风险、不同失业群体保障需求、不同统筹地区失业保险基金运用等因素进行差异性制度设计，更可体现具体矛盾特殊性。对此则需要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方可落实宏观层面的差异性统筹。提高统筹层次利于劳动力配置平衡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也是建立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长效机制的现实需要，可增强失业风险抵御能力和社会保险调控力。制度功能重定位，创新失业保险基金使用方式。从消极救助到积极促进必须将失业治理关口前移。以技术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为例，高新科技应用与推广带动产业升级，消费需求转变、产能变化引发相关领域就业危机及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为避免规模性失业，需要在注重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关注劳动密集型产业，构建多元化多层次产业结构体系以平缓转型中人力资源供需冲击。通过失业动态监测及时制定失业调控预案，应对规模失业隐患；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效用，扩大支出范围，增加预防失业支出项目，投入到失业预警及调控的机制实践中。配套失业预防制度体系的缺失，使得相关支出在政策及资金支持上无立法依据可循，难以拓展并使预防措施常态化，而专项制度、政策的制定可赋予其法制性与强制性，实现有法可依。疫情中为强化稳就业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6号）明确规定，要在确保充分实现保生活功能发挥的基础上，强化促进就业、预防失业的制度功能，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通过失业保险费减、免、缓、返，实现稳岗和促进就业。此外，该项支出中法定失业保险基金列支的费用仅包括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可通过创新失业保险基金使用途径，扩大其对就业的支出，从强化职业培训、就业扶持、创业扶持三方面健全就业与稳岗补贴政策。创新失业保险基金的使用可提高结余基金利用率，并提高劳动队伍整体劳动素养。首先，职业介绍补贴可予以保留，但应提高发放标准，健全评估体系，由职业介绍机构按免费提供服务后实际就业人数申领，并提高申领及发放标准以激励职业介绍中介发挥促进就业作用。其次，适当拓展职业培训补贴范围，对于用人单位主办的岗前培训、脱产培训、转岗培训、提升培训等，若可纳入补贴范围，对劳资双方在提升职业综合技能、专业素养方面会有一定导向和鼓励作用。另外，可建立补贴发放绩效追踪制度，将培训后劳动者适岗情况纳入评估体系。受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上述各补贴标准或可实行浮动调整以发挥实效。各项阶段性政策与举措表明，失业保险功能定位正从被动地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向主动促进就业、预防失业转变，逐渐成为调控就业的关键工具。正确处理失业保险“保、防、促”三者之间关系，在顶层设计中完善缺口，结合失业成因创新基金使用，通过多元方式为无业、失业者创造提升空间，方可使失业保险在稳定就业、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方面有所作为，递进发展，实现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社会保险制度理念和价值目标转型。

作者：童文娟

失业保险的出现有着其重要意义，它能给予失业者在失业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能有效减少因失业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199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失业保险条例》以及201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与实施以来，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了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在失业保险应有的就业促进功能方面却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结构性失业问题愈加突出，失业长期化现象愈加严重，失业人员再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投入范围过小也与基金大量闲置紧密相关。因此，发挥我国失业保险就业促进功能，加大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的投入力度，不仅有利于降低社会失业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利于解决基金大量结余的问题。

一、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现状分析

（一）巨额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如表1所示，从2004年到2015年，虽然我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逐渐增多，失业保险领取人数趋于稳定，但总体覆盖率仍旧偏低，同时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快速持续增加。截至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5083.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4.2%，是同年基金支出的6.9倍，是2004年底基金累计结余的13.18倍。如图1所示，2004年-2015年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并且增速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增速和支出增速的显著差距是失业保险基金巨额结余的重要原因。（二）基金结余主要原因分析。1.实际领取人数少。根据《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费主要来源于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缴费及其就业人员的个人缴费，而其他大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却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由于企业、事业单位的职业比较稳定，失业风险较低，领取人数很少。然而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失业风险高，迫切需要失业保险的保障，却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金。2.保险金给付标准低。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处于较低水平，而保险金给付标准还比最低工资低，例如北京2013年，累计缴费大于1年小于5年的，失业人员可每月领取保险金842元，累计缴费满20年的，失业人员可每月领取保险金951元。这样的给付标准相对于北京较高的消费水平，远远无法达到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要求。3.促进就业基金运用不足。自1999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失业保险条例》以来，失业保险基金在促进再就业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态势。2001年就业补贴的支出仅占基金支出的8.6%，2004年该支出仅占16%，且支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部分地区该支出更是不到5%。同时，由于该支出主要由政府主导，一方面政府缺少对市场需求的充分认识，另一方面失业人员也很少有机会参与讨论或者给予意见，选择真正需要和适合自己的项目，导致职业培训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二、我国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无法涵盖非正规就业人员。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失业保险覆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却没有被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工作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失业和就业的状态经常相互转换，迫切需要失业保险为其提供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这类非正规就业人员亟需被纳入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以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能够获得相应的生活补贴，同时接受政府为他们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便于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未来薪酬水平。（二）费率机制的反激励作用。1.缴费基数可能抑制雇佣量。《失业保险条例》规定，我国失业保险的费率为3%，单位个人按照自身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其中以“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失业保险费容易造成企业减少雇佣量。这是因为企业在固定工资总额的情况下，相当于缴纳固定失业保险费的情况下，相比于“减少工资额，增加雇佣量”，更倾向于选择“提高工资额，减少雇佣量”，利用“效率工资”来提高企业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同时采取效率工资也有利于企业提高员工的偷懒成本，能更有效地为企业留住有竞争力的优秀员工。然而在这种缴费机制下，企业解雇的员工可能会相应增加，增加员工的失业风险，提高社会的失业水平。2.统一费率不利于减少失业。各个企业、事业单位以统一的费率2%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利于体现社会公平性。对于失业风险高的单位，其容易造成较大的解雇量，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若失业风险高的单位与失业风险低的单位缴纳同等比例的费用，不仅无法使失业风险高的单位承担相对应的解雇责任，即令其能够随意解雇员工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处罚，而且也降低了失业风险低的单位的缴费积极性。这样的不公平性导致解雇量大的单位没有外在驱动力促使其采取措施降低自身的失业率，导致解雇量小的单位没有获得必要的激励机制去维持自身的低失业率。（三）保险金给付方式抑制积极性。1.给付期限和固定数额降低再就业积极性。美国大部分州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一般为6个月-12个月，德国根据受雇用时间的长短一般也是6个月-12个月不等，日本的一般劳动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90-330天。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较长，最长可达24个月。根据马驰聘、王元月等学者的分析论证表明，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其维持失业状态的期限呈现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越长的失业保险金给付期限越能削弱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积极性。同时，我国的失业保险金是以固定数额的方式给付的，这同样不利于失业人员增加其寻找下一份工作的强度，因为在维持失业状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失业人员容易养成懒惰的心理，缺乏相应的动力推动其提前再就业。2.再就业工资完全替代失业保险金造成“失业陷阱”。根据《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当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时，其无法继续领取政府发放的失业保险金，也就是说再就业工资完全替代了之前的失业保险金。这种完全替代在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资高于失业保险金给付水平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然而当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资低于失业保险金给付水平时，就容易造成失业人员倾向于选择维持之前的失业状态，放弃从事低工资或者是不稳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有可能造成失业人员一边从事低工资的不稳定性工作，一边领取政府发放的失业保险金。然而由于失业人员普遍缺乏过硬的职业技能，相对于持续失业的状态，低工资或者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虽然杯水车薪，但是却有利于失业人员在新的劳动岗位上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在不断的培训和实际操作中获得过硬的本领，提高其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防止失业人员在长时间的失业状态下养成消极懒惰的心理，甚至最终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四）促进再就业基金运用范围小。1.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效用不明显。虽然《失业保险条例》规定，除了支出失业保险金之外，政府应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运用于促进就业的范围，但政府真正用于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却非常有限，并且作用并不显著。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政府购买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项目并不能完全满足失业人员的需求，项目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被介绍的职业也不能与职业培训的技能互相匹配，导致用人单位需要对新就业人员进行重新上岗培训或者继续解雇新就业人员，扩大成本。2.鼓励再就业和创业的力度小。政府缺乏资金和政策上的助力激励失业人员加大寻找工作的强度，提前实现再就业。同时对于有志于自主创业的失业人员，也缺乏政策上的扶持、技术上的帮助以及资金上的补贴。由于自主创业不仅有利于失业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也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更多失业待业人员，因此政府可以有效利用结余的失业保险基金为这类群体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为社会创造出更多利润，降低社会的失业率。

三、发挥我国失业保险就业促进功能的建议

一、保证保险合同到底是保证合同还是保险合同

保证是我国《担保法》明文确认的一种担保方法，《担保法》第2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设定担保。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都具有担保债权的功能，且不论是保证人还是保险人的责任承担都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当债权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时，保险人或者保证人才需向履行保险责任或者保证责任；若债权得到实现，保险人或者保证人便无须履行保险责任或者保证责任且保证保险合同或者保证合同消灭。尽管二者有相似之处，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保险的本质和功能，即保证保险具有互助共济、分散风险、损失补偿的保险本质和功能。而保证合同则不具有这本质。保险是集合具有同类危险的众多单位或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该危险事故所致经济损失的补偿行为，其本质是多数单位或个人为了保障其经济生活的安定，在参与平均分担少数成员因偶发的特定危险事故所致损失的补偿过程中形成的互助共济的分配关系。保证保险的投保人支付保险费转嫁信用风险给保险人，保险人获得保费收入的同时承担风险，实质是把不特定少数投保人造成的损失在所有投保人之间分摊，并实现对被保险人（债权人）的损失补偿。保证合同作为保证担保的法律表现形式，其唯一目的就是担保主债权的实现，由特定的人和物来对特定的债务人提供担保，无互助共济和分散风险的功能。

二、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本质使其具有不同保证合同的特点

（一）保证保险合同是依据大数法则运营的有偿双务合同。保证保险合同的投保人通过支付保险费获得保险人提供的保险保障，保险人收取保险费的同时承担约定的保险责任，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着交易关系，是保险人按照保险法则设计经营的双务有偿的保险合同关系。保证保险的运营是基于大数法则来实现保险的互助共济的本质。所谓大数法则是在随机事件的大量出现中往往呈现几乎一致的规律。保险人对任何一个风险损失的概率做出比较精确的估算时，都需要根据大数法则。保证保险合同承保的危险是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危险事故并非意外事故或不可抗力，而是针对债务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危害，这在一般财产保险合同是被列为除外责任的。依据统计数据、大数定律和经营经验，相对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来说，这个风险及其发生的可能性是客观的和可测算的，这也是确定保险费多少的根本依据。大数法则的运用体现了保险互助共济的本质。保证的实现只需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一对一的关系，无需在大数法则基础上运营。保证合同是在被担保的主债之外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在主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建立的保证合同关系，保证人仅仅是为了担保主债的实现而承担保证责任，并不为此获取实体法上的对价利益。因此，保证合同本身并无直接的商品交换内容，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因此，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并无对价条件。（二）保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不同于保证合同的保证人保证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承担金额取决于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当债务人违约，而且违约的原因也是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须审查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或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所以，债务人（投保人）未履行债务的，保险人并非必然向相关债权人（被保险人）履行保险责任。只有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保险人才应在保险金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是一种定额责任，即保险人仅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度，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该保险金额，既可以等于主债务人应当履行的主债，也可以小于主债，具体数额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的约定。这表明保险责任是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独立的合同义务。保险责任履行与否，取决于是否具备保证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责任的履行条件。可见，保险人在实现合同目的上具有极大的主动性。保证合同的保证人承担责任是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应按照约定或法定承担保证责任，一般没有实体法上的免责理由，除了法律或保证合同另有规定以外。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以及实现主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未做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保证合同作为主合同的从合同，在主合同无效时，保证合同也无效，保证人也无须据此承担保证责任。（三）保证保险合同的目的。一是在承保时，保险人通过各种途径调查和掌握投保人（债务人）的资信情况从而确认其所具有的履约能力，并借助保证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中所具有的制约机制督促投保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履行义务；二是在投保人不向被保险人履行付款义务而构成违约，并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失时，经审查具备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时，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履行保险责任，予以保险赔付。三、保证保险与担保物权并存时的法律效果在保证保险合同既未约定被保险人应优先行使担保物权或主张保证责任，也未约定保险人的保证责任的情形下，债权人（被保险人）可以选择行使抵押权或保险金赔付请求权。但须明白，保证保险人只有在约定的事故发生后才须负担赔偿责任，而一般保证人得主张先诉抗辩权要求债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执行未果时才承担保证责任、连带保证人则不具有先诉抗辩权。选择由保险人来承担保险责任的，可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人在所承保的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保证保险合同中约定，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先处置抵押物、质押物或向保证人追偿，不足部分由保险人按合同约定赔偿时，保险人就享有抗辩权，在被保险人（债权人）未行使担保物权或向保证人主张责任之前，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在此情形下，保险人对先行处分抵押物不足部分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对于抵押人担保责任的承担，如果保证保险合作协议或者保证保险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顺序的，根据《物权法》第176条规定，债务人以自己提供的物权担保优先清偿其所欠款；对于实现抵押权不能清偿的部分，应由人的担保即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若系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如何实现债权可由债权人自行选择决定行使抵押权或保险金赔付请求权。如果保证保险合同同时约定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和保证责任，且该债权人同时享有物的抵押权时，当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张保证责任时，保险人可以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范“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提出抗辩。

参考文献：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顺应民意，也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保险业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方面，能够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加快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和谐的社会必须要以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只有将社会财富的总量做大，才有条件进行合理、有效的社会再分配；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有社会公民的共同富裕；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保险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其首要任务仍然是加快发展。也只有加快自身发展，才能更好地支持和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促进三大产业的协调。当前经济结构的失衡首先表现为三大产业结构失衡。工业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发展偏快，农业、服务业发展偏冷。虽然上海第三产业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位置，但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占上海GDP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为此，上海制定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从资源积聚和金融创新入手，大力发展金融业。金融是上海现代服务业的一条短腿，而保险则是上海金融业的一条短腿。与上海银行业比起来我们保险业还很弱小，因此，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保险业发展，做大做强上海保险业。只有加快保险业自身发展，才能有实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

2、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协调。投资与消费失衡也是当前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投资过热，消费偏冷。自去年以来，央行一直高度关注个别行业和产业价格，并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个别行业和产业的投机氛围仍然较浓，存在泡沫成份。而个别行业和产业的虚热，很大程度依靠银行贷款。据资料，社会上“负翁”人数急剧增加。这一方面抑制了即期消费能力，使得投资与消费比例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这种透支行为使得“负翁”们的养老和健康保障受到威胁，对于经济和社会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而保险业的发展，就有利于引导居民积极健康的消费，使居民能够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理智消费，合理消费，维护社会的稳定。

3、促进信贷结构的协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信贷结构失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中长期贷款比例过大，短期贷款偏少。而储蓄存款增幅不快甚至下降。这就造成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而保险尤其是寿险却恰恰相反，其负债是长期的。加快保险业发展，有利于缓解当前由于贷款结构失衡对市场造成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增加保费收入，吸纳社会游资，减轻由于长期贷款过大造成的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运用，减轻由于短期信贷收缩，政府和企业普遍感到资金链偏紧的压力。

摘要：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学生群体前后，学生平安保险的功能定位经历了从偏社会保险属性向商业保险归位的演变。回归商业保险属性的学生平安保险，在以团体承保方式为学生提供保障时，由于团体保险规范缺失，将其认定为团体保险抑或是个人保险，在法律上存在较大争论。鉴于团体承保的技术属性与成本优势，以及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扩大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保险利益缺失之问题，将采团体承保方式运行学生平安保险认定为团体保险仍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唯将学生平安保险认定为团体保险的法制基础较弱，我国将来立法时应当通过在《保险法》第31条中明文拟制学校对其学生具有保险利益，以化解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欠缺保险利益之隐忧。

关键词：保险市场；学生平安保险；团体保险；功能；法制；保险利益

学生平安保险（以下简称为“学平险”）作为一款保障学生身体及生命安全的保险产品，在我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平险在发展初期，由于费率低、保障范围广，加之基本医疗保险尚未覆盖学生群体，公益性特征尤为明显。在市场认可与外部政策推动双驱动下，快速发展的学平险，在特定时期不仅满足了学生群体的保险需求，并且对构筑我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学平险业务的发展，各方对学平险的认知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之分歧，尤其在学平险的监管规范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密集出台、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积极开展之后。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并明晰学平险的功能及定位，进而提出我国相关法制的改进与完善之路，对统一司法尺度、促进学平险的健康发展以及健全我国的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平险的功能演进：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滑动

（一）偏社会保险属性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推出以来，学平险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保险责任范围扩大化，从起初主要承保意外死亡责任，到后来疾病死亡、意外伤害医疗、疾病医疗等责任均被列入承保范围；二是保险金额均不断提升[1]。换言之，学平险从诞生到后来的发展，呈现出了保险费率低、保障额度较高、保障群体人数多、承保手续简便等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学平险是“保险公司开办历史最长的一项公益性业务之一”[2]。在学生群体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保障范围之前，低费率、高保障的学平险，可以为发生意外事故的学生提供为基本保障，对于保护学生权益、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家庭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公益色彩，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社会保险的角色和功能。当时不少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对学平险的性质认识不清而强制或变相强制要求学生购买学平险。（二）回归商业保险属性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系的不断完善，学生群体被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在21世纪初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明确提出，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8年出台的《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又将大学生群体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至此，在我国，各阶段学生群体均已被纳入到社会保险保障的范围。学平险亦随之归位商业保险，一方面学校强制学生购买学平险行为被监管方叫停，学平险作为商业保险的投保自愿性被不断强调并为社会各界所认知；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保险的学平险，其功能以及与作为社会保险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之间的关系，即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学平险可以提供差异化、补充性保障，进而为学生提供更为充足而全面的保障，亦逐渐被社会各方所认知。

二、法律适用的歧见与理由：团体保险与个人保险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