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范文10篇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概述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概念

最大诚信原则说起来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最早出现于1766年卡特诉勃姆案，该案的法官菲尔德在以往的判例中首次确认了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ql的有效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与者建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任何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都必须遵循诚信原则，保险合同也不例外。但是[{{于保险合同承保的是信用风险，订立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对诚信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各个国家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将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最大诚信原则中的诚信要求我们诚实守信、对事实真相要忠实、不能隐瞒与合同有关的事实，不得对对方加以欺骗，总得来说最大诚信原则即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和履行合同义务时都应该保持最大诚信，准确地、自愿地向对方告知保险活动所涉及的重要事实，不允许有任何欺诈隐瞒、弄虚作假行为，要恪守合同的承诺和义务，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二)诚信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的比较

诚信原则不是一开始就规定在各国民法典中的，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发展来的。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债法在商品经济的促进下得到了发展。研究法律和建立法律的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法律对当事人之问的契约规定再严密，却也无法将契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规定下来，因而不能将契约的完满履行寄托在契约条款上。当事人只要心存恶意就能找到逃避规制的方法，只有当事人的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契约的可靠保障；在这个基j：I}上罗马法发展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民事活动叶J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保险行为作为一项特殊的民事活动，仪仅遵循民法中的诚实f~lrJ原则是不够的。要求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属。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当然要受诚实信用的强行规范。同时，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活动所要求当事人所具有的诚信程度，要比其他民事活动更加格。其要求要达到最大的-峨信，这就是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

(三)最大诚原则作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的原因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为“2009年保险法”，将2002年修正的保险法简称为“2002年保险法”），这是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中国第一部保险基本法,它颁布于1995年，在立法模式上是采用“保险业法”与“保险合同法”合一的模式，既调整保险市场主体与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关系，也调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第一次修改是在2002年,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保险业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险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内容重点在“保险业法”部分。此次是中国第二次修改保险法,不仅着重修改了2002年修正基本未涉及的“保险合同法”部分，而且对“保险业法”部分也作了重大修改。此次修改所所涉的内容、修改的幅度远远大于上次。经过笔者初步比对，此次修订的2009年保险法与2002年保险法比起来，删除了5条（不包括删除的款），增加了34条（不包括增加的款），经过重大修改的有41条。

此次修改，从总的方面来讲，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宏观上，保险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现了法律之间各居其位、各施其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更加和谐。

此次修订删除了2002年保险法的第八条“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该条内容显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重复。这样规定，与其说是立法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立法领域的重复建设，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全可以调整保险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关系。此次修订，将此条予以删除，使保险法回归原位，不再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纠缠不清。

对保险合同章与保险公司章的部分修订，使保险法与合同法、公司法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一致。

将人身保险合同移置财产保险合同之前，纠正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此次调整，终于让“人权”回归本位，体现了“以人为本”，大而广之地说，保障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权。

摘要:在新的保险法中，保险利益是指对于投保人而言，在法律上所承认的相应利益，其具体归属扩大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范畴。与此同时，针对时效的问题，新的保险法对人身和财产保险进行了区分，在此前提相爱，形成了整套的系统规定，为此，需要适应立法的需要，对传统思想进行改进，深入探究保险利益的创新，深入、全面地进行保险利益的研究。

关键词:保险法;保险利益;问题

一、对保险利益的概述

(一)保险利益给概述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所谓保险利益，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认可的利益，又称可保利益。保险利益产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的利益，体现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遭受风险事故而受损失，因保险标的未发生风险事故而受益。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事故，被保险人不得因保险而获得不属于保险利益限度内的额外利益。(二)保险利益的地位在保险法中，保险利益属于最基本的概念，是保险法中最基本的原则。针对立法创新思维，要对保险利益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这对于保险利益原则的应用以及保险法的整体实施意义重大，有助于对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利益的有效区分，避免混淆，明确保险利益的适用范围，给保险利益以更加合理的解释，实现保险体现的合法性和系统性，对整个保险实务的有序、顺畅发展以及司法实践的顺利进行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三)有关保险利益的三种说法在不同类型的保险法中，保险利益原则始终为认定为基本的原则。对于保险利益的范畴的确定，直接规定了保险法所实施调控的内容和关系，形成保险法中保险利益的判定依据，实践方面的意义重大。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利益，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是关注经济利益和价值。第二种关注的是各种不同的关系。在人身保险制度实现完善之后，将人的生命、人格和整个身体置于其中，否定了金钱的衡量作用，也就是说，价值说法很难对人身保险进行有效的解释，受到诸多的否定，此时关系说法产生。关系说将保险利益设定为投保人与保险标的所形成的关系。第三者是适法利益说，这种说法认为，保险利益是保险人对标的所获取的合理利益。(四)对三者保险利益观点的不足的分析在价值观点中，使得人身保险没有被列在其中，例如，对于投保人，如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进行人身投保的时候，鉴于二者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关联性，使得保险合同无法被建立，但是，很明显，这是及其不合理的。而对于关系说，强调将事故之后的、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都归入保险利益的领域，将保险利益扩大化，同时，所建立的所谓厉害关系也缺乏具体性，抽象性明显，对整个保险利益的确认和认定造成较大的阻力。因此，对于保险利益而言，是保险法总则中具有引领性的概念，需要具有较强的囊括性，但是，以上两种说法都很难同时涵盖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为此。适法利益说法比较合理，同时包含了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所有保护的利益，另外，促使司法实践中的使用弹性被扩大，使得成文法在落后现实性方面的滞后性被降低，使得法律更显灵活性的特征。

二、对保险利益在归属和范围方面的创新的介绍

对于保险利益的归属，也就是指保险利益所涉及的主体，简单讲，就是指保险利益最终归属何人，那么，这个人就具有保险利益。保险的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也就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在法律上所认可的利益。也就是说，保险利益最终隶属与投保人。保险利益的具体归属，需要依据保险的目的进行明确，要着眼财产和人身保险进行分析。(一)对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归属问题的分析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获取需要贯彻和执行无赔偿的原则，对损害进行有效的弥补，需要保险的具体请求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当投保人的财产建立投保关系之后，要求投保人对财产对标的物存在现实的利害关系，或者存在一种期待利益。但是，随着保险行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投保人可以为他人的财产投保，也就是说，他人是保险标的吴的请求主体，例如，在当前社会中，一些企业和单位，为了体现福利，为职工投保财产险，单位是具体投保人，出具保险资金，职工是被保险人，享受保险给予的保障。此时，职工对资金的财产具有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作为投保人的单位对于职工的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如果此时只是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投保人，那么，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受到损害的职工会因为不具有保险利而遭受损失，无法获取保险赔偿，职工的损失不能得到有效的补偿，与单位最初进行投保的目标出现背离，同时也有违财产保险维护受害者利益的初衷，因此，需要将保险利益拓展到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如果投保人为自身的财产投保，那么，投保人就具有相应的保险利益。如果为他人投保，被保险人为他人，那么保险利益的实际接受者为被保险人。(二)对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归属的问题的分析立足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的目的，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会是为了避免以他人生命进行赌博而获取保险金的目的，实施损害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在各个国家的法律中，都规定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也就形成经济上或者人身安全方面的相互关系。如果投保人为自己投保，那么投保人与保险利益主体为同一人，投保人对于自身生命享有保险利益，很少发生牺牲自身生命或者健康而获取保险利益的行为，但是，如果投保人为他人的生命健康进行投保，那么需要二者具有法律层面的利害关系，这是十分关键的构成因素。因此，保险利益的主体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两种类型。因此，在修改完成的保险法中，保险利益的概念涵盖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弹性增大，较大程度上体现了立法的技术性。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原有的保险法已逐步暴露出一些不完善，不适应之处。这一方面表现出我国保险市场存在许多的弊端，不好实际操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法治大环境的进步，人们迫切的要求更多的规范来规制商事生活中彼此的言行，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标准与正当的法律基础。而这次新保险法的出台则不仅在条文上有了增改，更在立法精神上有了重大的调整，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投放了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更多具体的制度方面也有了变化，例如保险监管方面逐步向证券监管方面靠拢，更好的体现出商法的统一性与完整性，逐步推进实现中国商法的现代化。

一、保险法修改后独有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都注重投保人、被保险人、收益人利益的维护，提高对保险人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保险利益的定义新保险法明确区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主体和时间，分别是合同订立时和保险事故发生时，并规定了保险利益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即无保险利益者合同无效。修改后的保险法还扩大了人身保险的利益范围，确定了雇主对雇员也具有保险利益。

2、增设不可抗辩条款新保险法借鉴国际惯例，增设了不可抗辩条款。法条明确规定：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才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由此，对投保人因一般过失没有如实告知的，保险人无权解除合同。若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同时，还明确了保险人行使此项解除权的时限，即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由此可见，新保险法的此项规定，减轻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有关情况询问的负担，有利于稳定保险合同关系，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同时也要求保险人认真核保，一旦发现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

3、详实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新保险法第十七条要求保险人对合同应当履行全部说明义务和提示义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如果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为投保人事先能知悉保险合同内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合同法的相似规定，保险合同逐步向合同法靠拢，使相应的民商事生活更加便捷并能更好的适用，减少繁杂的形式。

4、明确理赔条款《保险法》修改后对理赔程序和时限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要求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补充索赔材料，以杜绝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在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同时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还要求保险人及时支付赔款，属于保险责任的，要在赔付协议达成后十日内支付赔款。保险人即使未及时得到事故通知情形也不得随意免责。这些条款可以有效约束保险公司及时受理索赔，核定责任。及时保证投保人等的利益，更好的形成商事迅捷的态度。

新保险法在社会期待中如期于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并将自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新法通过后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切关注，专家学者不懈探讨解读，保险公司开始贯彻学习，可以说是赞扬声不绝于耳。但是还是应该冷思考一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保险法同样不是，靠一部法律来解决复杂保险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何况新法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新保险法从贯彻实施的角度而言，仍然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亟待有关部门予以明确。

笔者试着从实务的角度来提出问题。

一、新法能否惠及既有保险消费者

对于10月1日新法生效前签订的保险合同，该如何适用法律？这是一个问题。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原则，一部新法实施后，对新法实施之前人们的行为不得适用新法，而只能沿用旧法。对于新保险法生效后的消费者而言，新法无疑是对消费者权益的福音，然而已经签订了保险合同尤其是长期寿险合同的消费者不能享受这样的权益从立法原意讲也不甚合理。出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尤其是针对那些长期寿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应争取早日制定出台相关解释，以确定那些已签订保险合同且合同处于存续状态消费者的权益。

二、保险人如何履行说明义务

新保险法基于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对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予以强化，要求“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规定尽管如此，但保险公司实际操作很难。要求“附格式条款”，以车险为例，单个条款成本较小，但如此海量保单，若全部执行，对保险公司而言也是不小的支出。保监会审批的行业通用的交强险条款需要每单提供吗？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就象每个保单都附个保险法条文一样。什么才叫“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保单上作相应““保险人已经对合同条款进行了说明，并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的提示行吗？黑体显示算吗？实际如何操作才会被法院所认可？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在这条面前显得很无奈，往往无法举证，而导致一些本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予以赔付。保险法应兼顾保险双方利益，可适当倾向被保险人，但若过度倾向则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无益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也许是因为受基督教原罪的影响，西方人相信人是靠不住的，即使是再完美的人也有犯错误的可能（虽然他们没有明说，其实他们心中最完美的上帝也是靠不住的，《圣经》明明白白的记载着上帝忽视了人是靠不住的这个事实，把亚当与夏娃扔到了伊甸园里，给了他们犯错的机会，可以说上帝犯了玩忽职守的错）。

“靠不住的人”这一理念对于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这种理念，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冷冰冰但是相对靠得住的制度上，于是便有了法治的理论基础。不过法律制度设计也存在着靠制度还是靠人的问题，我在学习保险法的过程中有不少的想法，趁此机会就几个具体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有些看法是听课时老师的看法，特此声明）。

首先是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问题。告知义务这一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贯彻保险法的最大诚实信用原则，从而防止投保人诈欺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导致保险人判断失误，上当受骗。英美法系许多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只要事实上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一切重要信息，投保人均需如实告知（这些信息包括可许多的内容，保险法课本上有详细的列举，我就不抄书了）。这种立法形式把对重要情况的判断交给了投保人，这对投保人的要求非常苛刻，稍有疏忽，即构成违反告知义务。但是由于投保人知识范围的局限，他不可能明白的判断什么情况属于重要的必须告知的信息，什么是非重要的信息。这样的结果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我于是就怀疑，这种把告知义务完全交给投保人的做法是否是过于相信了投保人的判断力，似乎欧美人相信人是靠不住的这一理念想冲突。把所有的责任由投保人扛，过于重了。

相反的，按照中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是通过回答询问的方式来完成的，投保人的告知范围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问题，对于未作询问的，则不必陈述（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中国的法律很少有制定了之后在技术上让人能完全满意的，保险法也有很多问题，而这一条规定却很好，它限制了投保人告知义务的范围，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是由保险人协助完成的，告知是否符合保险人的要求真实很大程度是由保险人自己提出的问题来决定的，这一规定考虑了投保人自身知识构成的因素，把责任归于更具有专业性的，处于强势的保险人一方。而由保险人来确定问题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保险商品保险人会对问题有一个比较制度化的规定，相对而言，制度更可靠。所以，中国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可以让投保人更好的履行保险义务，使保险人不至于承担过重的风险与损失；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让投保人承担过重的告知责任，避免了投保人不必要的损失。

总的来说，相对于英美法对投保人过于苛刻的告知义务，中国保险法有关告知义务规定考虑了人是靠不住的因素，是比较科学的，这对于中国法律来说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运作问题。保险公司要赚钱就必须拿保费到资本市场上运做。保险法104条规定了三种渠道。例如到银行存款挣点利息，买卖国家债券挣点差价。还有就是其他渠道。国外由于证券市场十分完善，因而是保险公司投资的主要方向。中国的保险法该则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中国的证券市场非常不规范，法律禁止保险公司投资于此是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因为证券市场的波动而遭受巨大的损失，丧失理赔的能力，而由于保险公司的利益牵涉了十分庞大的社会群体，保险公司出了问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中国保监会颁布了新的保险经营规则，该规则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证券市场投资，当然，投资是有限制的。但是问题出在保监会的限制性规定上，保监会规定保险公司可以投资于保监会指定的股票上。这是一个失败的规定。

[摘要]当前，保险法学研究的滞后、保险立法的不完善及保险司法解释的空白，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困惑，如对“明确说明”一词内涵的界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而未经被保险人签字同意的保险合同的效力的认定；医疗保险是否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是否可直接向保险人申请保险金等。这些问题在现实中都是确实存在的，突出表现是一些案情基本一致的案件，处理结果却相去甚远。这种现象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民商法学领域，对保险法学的研究恐怕是最为薄弱的。保险法学研究的滞后、保险立法的不完善以及保险司法解释的空白，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困惑。突出表现是一些案情基本一致的案件，处理结果却相去甚远。而且，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立足于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当前保险案件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法律适用难题作了认真思考，提出初步意见。

一、关于“明确说明”一词内涵的界定

《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法为保险人违背“明确说明”义务的行为设定了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却未就“明确说明”的内涵作出界定，这一明显的立法疏漏使得实践中对“明确说明”一词产生了多种理解。且不论保险案件当事人和办案法官，仅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1）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保险法第18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

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公司“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所作的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所作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草案设定的标准仍不明确，难以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规定则明显违反（保险法》——按照该规定，保险人就保险条款所负的说明义务是在保险单出具以后才履行的；从“明确说明”的含义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最为合理，但应当结合保险条款的性质予以准确把握。保险公司没有必要就所有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作出解释。有无必要，判断的标准在于能否达到“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效果。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普通人都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没有必要做过多说明，保险人尽了提示阅读义务即应当认定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中的专门术语，普通人不易理解的，则保险人不仅应履行提示阅读义务，还应解释其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

二、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

一、宏观上，保险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实现了法律之间各居其位、各施其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更加和谐。

此次修订删除了2002年保险法的第八条“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该条内容显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重复。这样规定，与其说是立法资源的浪费，不如说是立法领域的重复建设，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全可以调整保险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关系。此次修订，将此条予以删除，使保险法回归原位，不再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纠缠不清。

对保险合同章与保险公司章的部分修订，使保险法与合同法、公司法之间的关系更趋于和谐一致。

将人身保险合同移置财产保险合同之前，纠正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此次调整，终于让“人权”回归本位，体现了“以人为本”，大而广之地说，保障了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权。

二、此次修订为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为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创建了完善的制度环境。

首先，是对2002年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保险标的”定义的删除。保险标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保险业务的种类与范围。如果将保险标的局限于“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那就将极大的限制我国保险业务的发展，我国的保险业务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大多数国家按保险业务的保险对象将保险分为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四个类别，还有新出现的保证保险。

【论文关键词】:告知义务；保险合同；法律后果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为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工作，实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关于开展贯彻“社会保险法”推进社保扩面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汕府办〔2011〕147号）精神，区政府决定于2011年10月24日至11月24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贯彻《社会保险法》推进社保扩面执法检查专项活动，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为更好协调指导开展本次专项活动工作，区政府决定成立区联合执法检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本次联合执法检查工作。

（二）组成联合检查组

从区人社局抽调6名同志，区地税局和社保分局各抽调2名同志分成两个联合检查组，参与联合检查活动日常工作，人员分配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