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范文10篇

2009年2月修订的我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除了几处文字调整外，该条基本上继受了原《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施救义务的规定，因此未能弥补原有规定存在的很多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施救义务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促进我国保险法制的进一步完善。

一、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及其属性关于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施救不仅符合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固然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但是，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必然会给被保险人的生产或生活造成诸多不便，此种负面影响不会因保险人理赔而径直消除。对保险人来说，被保险人的积极施救行为如能防止或减少损失，保险人承担的赔偿或者给付责任便可降低。就社会公益而言，随着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责任在整体上的降低，投保人一方支付的保费便可相应降低，危险共同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因此间接获益。而且，施救行为还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其社会公益色彩相当明显。

（二）被保险人施救通常更具效率论者或谓，保险人同样因施救行为受有利益，为何其不必承担施救义务？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一方直接控制，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和保险标的的距离最近，由其实施救助行为通常最为有效。相反，由于保险人通常只有在被保险人一方履行出险通知义务后方知保险事故的发生，且保险人和保险标的的距离较远，这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决定了保险人的施救行为常常不是最有效率的。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大多数国家的保险法明文规定被保险人负有事故发生后的施救义务，该义务因此属于法定义务，也有一些立法例将施救义务定为约定义务。在英国保险法中，对于除海上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法律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负施救义务，保险人如希望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能够尽力减少损失，则必须在保险合同中予以约定。①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3条仅规定保险人应偿还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所产生之费用，并未将施救规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不过，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中一般都有被保险人应履行施救义务的约定。通常认为，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施救义务，但可将其视为源于保险法理的隐藏性义务之一，保险条款如果约定了此项义务，其效力应可肯定。②两相比较，鉴于施救义务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将其设置为法定义务而非契约义务或许更为合适。

二、施救义务存在的险种范围

关于施救义务存在于何种保险中，各国保险立法规定不一，综合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立法模式：

摘要：加入WTO以来。中国保险业逐步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融入国际化元素已是题中之义。作为保险领域一项基本法律制度，保险人失权在中国保险法中几近空白，制度的缺失使中国保险法在实际运用中出现了难以回避却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保险法规则游离于国际规则之外。因此，在中国明确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引入保险人失权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保险；告知义务：保险人失权

《北京晚报》曾有过这样一篇报道，1993年11月，高女士通过人投保某人寿保险公司的全家福联合寿险。在签约前。人向高女士出示了“个人寿险投保须知”。而后高女士在保险公司代其丈夫在“被保险人”一栏中签名做保险人是高女士及其丈夫)，并未受到在场的人的反对。1999年9月21日，高女士的丈夫因哮喘急性发作而死亡。高女士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5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确认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做出了拒绝给付保险金、退还保险费的决定。

本案中，高女士虽然是在未得到其夫同意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但保险公司对于此事实却是知悉的。如果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对影响合同效力的事实不予否认，事后特别是在事故发生后再主张，那么显然对被保险人、受益人不利。这正是保险人失权在中国缺失导致的。

一、保险人失权的内涵

作为舶来品，学界对保险人失权在概念表述与具体内容界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保险人失权，是台湾地区学者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大陆地区译法又不同，如失权、保险人禁止抗辩、禁止反言等。笔者认为，应在保险法领域对保险人失权进行独立界定与规范，以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为宗旨，用最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的方式将其纳入保险法。

裁判要旨

保险人对投保人作出的“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全赔”的承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有权要求保险人按口头承诺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04年1月15日，原告周国用为自己的豫F05818号桑塔纳轿车在被告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投保了汽车碰撞险、第三者人身伤害责任险等险种。当时，被告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作为保险公司的人，向周国用作出承诺：投保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产生的损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保险公司全赔。周国用遂向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缴纳保险费5659元，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向周国用签发了保险卡，载明第三者人身伤害责任险和第三者财产损失责任险的保险责任限额均为50万元。2004年1月26日，保险车辆与王保亮、王晨苗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自身的维修损失为4469元。王保亮、王晨苗向周国用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诉讼期间，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仍表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有票据的，保险公司全赔。此案经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周国用共赔偿王保亮、王晨苗各项损失104592.22元，承担诉讼费用3602元。由于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拒不按全额向周国用理赔，周国用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全额赔偿上述各项损失。

裁判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原告周国用向被告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发出投保要约，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作出“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全赔”的承诺时，本案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用，被告向原告签发了保险卡，且双方之间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提出的“原告已收到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因无相关证据支持，不予采信。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根据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的授权代办保险业务产生的责任，应由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承担。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保险法第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全额赔偿原告周国用各项损失112663.22元。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摘要:依据《保险法》，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将导致该条款无效。实践中，法院则倾向于强化这种明确说明义务，以保护相对弱势的被保险人。但这导致了保险人的操作困难，其不但要以各种方式使被保险人能够知晓条款意涵，还要确保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完全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即便其举证了被保险人的签章也不足以胜诉。对此，建议优化说明义务的标准，一方面要求保险人只需做到对免责条款予以强调说明、明确标识即可，另一方面通过指导案例重申投保人声明的证明力，不宜使“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并行。

关键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投保人声明

一、问题的提出

原告是一家木材公司，2016年，原告向被告投保财产保险。被告提供的投保单第二页有免责条款约定，“简易建筑仅在火灾的情况下才进行理赔”。投保单末页有“投保人声明”一栏，内容为投保人已充分理解并同意投保。原告在“投保日期”处盖章，但未在“投保人声明”左下角的“投保人盖章”处盖章。2017年2月，原告工厂大棚因大风原因受损，被告主张该大棚属简易建筑，仅在火灾情况下才予以理赔，因而拒绝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在免责条款声明处加盖了公章，且声明未解释免责条款，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是以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应当就原告受损大棚予以赔偿。二审则判决原被告各承担部分责任，认为原告加盖公章行为表示其已知晓相关免责内容;但“简易建筑”是保险专业术语，被告在核保过程中未对简易建筑与其他财产向原告予以明示区分及充分告知，未充分尽到说明义务。①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法》中保险人负担的一项重要义务，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未就免责条款履行该义务，将导致免责条款不生效力。案例中，一二审法院对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履行标准认定思路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判决。那么，保险人合理应当承担的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如何?对此，有必要深究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履行标准，从而合理指导实践。

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基础

(一)保险法。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采取了多种手段保障保险合同的公平合理，其中，对保险人课以说明义务即为手法之一。《保险法》区分考虑了保险人的一般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前者指向的对象是格式条款全部内容，而后者所指向的对象仅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创设了“明确说明义务”。作为保险合同的提供者，一方面，保险人要对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保险人不仅要在行文内容上(如在免责条款前书“请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还要在形式上(如将免责条款标粗标大)突出展示免责条款。另一方面，保险人须就全部的免责条款内容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纵投保人未就条款发问，保险人也要主动说明条款的意义。如若保险人就部分或全部免责条款，未能履行前述提示义务或说明义务，则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为“解释二”)用五个条文规定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说明对象、说明程度、说明方式、举证责任分配。其一，说明对象。解释二指出，免责条款可以有多种形式，诸如“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均能认定为免责条款。但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构成前述免责条款，因而不属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其二，说明程度。解释二构建了两种程度的说明义务。就一般的免责条款而言，保险人一方面要“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另一方面要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就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条款(如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不予理赔)而言，保险人仅需“提示”该条款即可，此类免责条款即可生效。其三，说明方式。由于现实中的投保流程可表现为当面签订、电话投保、网上填写保单等，故解释二认可保险人可采取多种方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其一，文字符号提示及书面或口头解释说明，适用于当面磋商订立合同，业务员可将印有加粗突出标识免责条款的投保单交予投保人，并当面解释之;其二，通过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在移动设备日渐发达的今天，线上投保颇为常见，只要保险人在相关页面充分展示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并作解释，人民法院也认可其效力。其四，举证责任分配。司法解释二秉持保护投保人利益的立场，默认对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归于保险人②。保险人需证明其以前述方式进行了说明，且符合法定要求。考虑到投保人的主观理解状态难以证明，司法解释允许保险人举证有投保人签章的“已理解免责条款内容”声明，推定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但这种推定可被投保人的反证推翻。以上四方面外观上似已形成稳定的规则体系，但从实务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明确说明”的内在标准不明，法官对此把握不一，实践中法院观点未必统一;其二，保险人可能逃避条文规定，变相制造免责条款，迷惑投保人。

再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将其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以分保的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而订立的保险合同。[1]再保险合同是相对于原保险合同而言的，其保险标的为原保险人基于原保险合同所负的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合同的一种。[2]在保险合同的优点在于：其一，对原保险人来说，可避免危险过于集中，不致因为一次巨大事故的发生而导致原保险人营业上的失败，即不能支付；其二，对再保险人来说，可以节减营业费用，并可获得优厚的利润；其三，对于原被保险人来说，可以获得安全保障，并享受简化投保手续的利益。因为再保险的优点颇多，所以被广泛采用。近年来，再保险已经突破财产保险的局限，扩展到了人身保险中。

关于再保险人有无代位求偿权，学界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权。此观点认为，再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就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的关系而言，再保险人为责任保险的保险人，而原保险人为被保险人。依照《保险法》所规定代位行使的条件考察，原保险人于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3]另一种观点认为再保险人无代位求偿权。此种观点主张，基于再保险的特殊性，再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应由原保险人为之，即原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请求全部赔偿金额，并将追偿所得摊还给再保险人。因为原保险人为分散危险的需求，可能依照各种方式安排再保险合同，再保险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数众多。对再保险人而言，再分别行使代位权，事实上不可能，也不经济；对应负责的人（如侵权行为的加害人）而言，则会因再保险人形式代位权而疲于奔命。为求再保险人的方便，并免第三人应诉之累，代位权的行使权人应限原保险人得为之。至于求偿所得，再由原保险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险人应负责的部分分摊。[4]

要对再保险合同有无代位求偿权进行定位，先得对再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笔者赞同再保险合同的性质为责任保险合同说，这也是学界的通说。所谓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在受赔偿的请求时，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是当被保险人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依法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该第三人追偿时，由保险人承担这种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合同。其目的是实现法律责任的转嫁。被保险人将共同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了保险人。这种法律责任转嫁的目的，既为维护被保险人自身的利益，避免因承担巨额的赔款责任而陷于困境，又为保障受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获得足够的赔偿。

在理解了再保险合同的性质后来看这两种观点，似乎并不矛盾。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没有不妥的地方。第二种观点否定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理由是由再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可能不便于操作和效率低下。这种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有错误，先假定再保险人存在代位求偿权，而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将导致诉讼成本过高，而否定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因此作者认为再保险人具有代位求偿权更符合逻辑，但如果由再保险人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话，确实可能不经济，也不便于操作，所以应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

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法条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该条款没有赋予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但是按照保险法的原理来推论，既然再保险合同是一种责任保险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的被保险人为原保险人，而保险人为再保险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保险人就可以按照《保险法》第4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

诚然，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一样，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不经济，但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如当原保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追偿权时，如果不赋予再保险人以追偿权，那么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有学者主张原保险人怠于行使其代位求偿权时，再保险人可依据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向责任方行使代位权。但此代位权绝不等同于“代位求偿权”；再保险人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向原保险人主张权利。[5]但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方式有两种形式：一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但有一限制，即必须在被保险人已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后，以免发生被保险人取得保险后不向第三者赔偿的情况；二是保险人得到被保险人的通知后，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在被保险人对其他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其支付赔偿金的限度内行使保险代位权。从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给付方式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对造成损害的其他责任人有保险代位权。而再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合同，因此再保险合同的再保险人有代位求偿权。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一、保险人失权的内涵

作为舶来品，学界对保险人失权在概念表述与具体内容界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保险人失权，是台湾地区学者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大陆地区译法又不同，如失权、保险人禁止抗辩、禁止反言等。笔者认为，应在保险法领域对保险人失权进行独立界定与规范，以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为宗旨，用最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的方式将其纳入保险法。

本文认为，保险人失权即指保险人已知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违反条件或保证而明示或者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不知保险合同的瑕疵事实而信赖保险人的行为的，其后保险人不得再以此事由对被保险人的请求予以抗辩。

二、国外立法现状概要

保险人失权以保险人告知义务为基础，这里的告知义务不同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目前，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告知”界定为说明义务，或将告知义务人仅限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义务，如中国保险法上所谓“告知”是指保险契约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所作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而在日本保险法和其他的行政法规中，告知义务者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狭隘的理解，使得保险人失权制度失去了理论支撑，事实上，保险人也负有告知义务，其不履行义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权”。

“告知”指对属于秘密的或不为他人所完全明了的事实的披露。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合理期待规则等为法理基础。具体而肓，疑义不利解释原则确立了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解释”的规则。对保险人来说，在以疑义条款采何种解释为争点的诉讼中欲获取胜诉，保险人必须向法庭证明它所提出那种解释是本案争议条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此规定促使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合同之初，就充分地履行告知义务。从合理期待规则的角度讲，它要求从一位合理的外行投保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这种解释无疑赋予了保险人更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如失权一般的法律后果。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就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于2004年5月1日以前签发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该《答复》有利于减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分歧和法律纠纷，有利于法律环境变更后新旧衔接与平稳过渡，对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该《答复》有值得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一、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围，《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据此《答复》，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赔偿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偿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从而产生了在责任保险赔偿中采用“二元制”法律标准来处理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奇特现象”，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了废法不再适用的原则。废法不再适用，这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应当遵循的。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指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该《答复》有两点不足：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居然为格式合同设置废法仍然适用原则，其实质是在维护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其后果是严重地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人就可以据此“尚方宝剑”来糊弄被保险人。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既然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国家审判机关以答复的形式为保险人开创了责任保险可以不依据法律来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先河”，实属“创举”，为责任保险设置了新的保险标的，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赔偿标准来履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再是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从而全面否认了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通过以上分析，既然该《答复》不合法理，保险人就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来处理保险理赔事项。但依据大数法则，由于法律的变化，使得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有可能影响到其稳健经营，对此保险人可以向所有投保的被保险人告知这一情况，要求被保险人补缴保险费，在被保险人不愿补缴保险费时，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来防范风险，而切不可采用《答复》来承担应尽的赔偿责任。而对于今年5月1日后，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前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仍应按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承担赔偿责任。

内容提要:保险人对发展和完善保险市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保险业中保险人的地位与作用,并提出了当前保险业存在的弊端和解决的途径。

自《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保险业务象雨后春笋,焕发了勃勃生机,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广大保险人,为保险业务的发展、保险市场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制实施时间较短,人来自不同层次,管理办法相对滞后等原因,使得保险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笔者就保险人的地位和如何开展业务、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保险人的地位和作用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史,保险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保险市场的开拓、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例如,在英、美、日等国约有80%以上的保险业务是通过保险人和经纪人招揽的。在我国,《保险法》专门以一章的形式阐述了有关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的问题,并且于1996年2月和1997年12月两次出台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这些无不说明保险人在保险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保险制的实施,保险人的出现,为完善保险市场,沟通保险供求,促进保险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说:

第一,直接为各保险公司收取了大量的保险费,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我国通过各种保险人所获得的保险业务收入占保险业务总收入的50%左右,而湖北省保险费收入的60%是通过保险人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