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倾向范文10篇

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修辞方式具有叙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和叙事修辞中倚重的价值体系两者的关联，把握“第六代”电影的文本现象。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人性美丽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欢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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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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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论文摘要：采用修订过的教师教学风格量表，对福建省高校公共体育教师的教学风格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体育教师的教学风格以激进型、立法型、局部型和整体型四种教学风格为主，这与非体育专业教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四种教学风格是相对复杂、有创造性、效率较高的教学风格；(2)不同职称的教师教学风格没有显著差异，初级职称的教师教学风格曼倾向于立法型、激进型、局部型和评判型；(3)不同学历的教师在立法型教学风格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4)相对于教龄较短的教师。教龄在15年以上的教师教学风格曼颂向于立法型和保守型。

论文关键词：高校；公共体育教师；教学风格

1前言

由于体育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于高校体育工作而言，公共体育教师无疑是最重要的角色，在高校教育中有着与其它课程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教师主要是指担任体育技能课的教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工作更主要是以示范性与感染性为重要特征出现的。教师的教学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它不仅是一种多因素复杂的教育心理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是师生的身体共同参与到教学中，教学具有开放性、师生交感互动性强等特征。近几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教师的教学风格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教学风格是体育教学理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对教学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2002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新‘纲要》强调高校体育教师要改变教学理念，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充分重视启发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发展学生的个性，重视学生人格形成的发展规律，这将要求体育教学由教学模式化向教学个性化转变，形成个性教学。体育教师要实现个性教学，必将要对体育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观点、教学作风、教学方法方式、教学技巧等方面的选择，而这些方面正是教学风格的具体体现。体育教师的教学风格不仅能影响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态度的形成，个性特征的培养，人格素质的发展，而且对学生的兴趣、情感、合作精神的养成以及学习效率和进度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国内对于体育教师教学风格的研究还比较少，也没有一套适合体育教学情境中测量教师教学风格的工具，当前体育教师的教学风格有何特点?教学风格的类型倾向于哪几种?不同性别、职称、教龄、学历的体育教师教学风格类型是否存在差异?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贯彻落实新<纲要》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2研究对象和方法

2．1研究对象第一轮调查对象：分层随机抽取福建省部分高校(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学院、福建医科大学、闽江大学、莆田学院和泉州学院)担任公共体育课的教师，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5份，回收率96．7％，有效率问卷142份，有效率97．9％。第二轮调查对象：按部属、省属、市属级别分层抽取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农林学院、闽江大学、福建工程学院、宁德师专、泉州学院、莆田学院、龙岩学院、三明师专等14所高校担任公共体育课教学的教师，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15份，回收率90．0％有效问卷300份，有效率94．9％。

〔摘要〕新律师法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上既有明显进步，又存在一定缺失。其进步的方面为:将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规定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将秘密所属主体从委托人扩展到其他人，废除了“隐瞒事实、隐瞒证据”的规定。其缺失表现为:律师保守职业秘密单纯强调义务的价值倾向没有发生变化，对律师保密例外范围界定模糊。鉴于新律师法的缺失，有必要建立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则。

〔关键词〕律师，职业秘密，特点，进步，缺失，思路

2007年修正后的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新律师法虽然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范围上有所扩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律师保守职业秘密是单纯义务这一价值倾向。为此，十分有必要建立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则。

一、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的进步方面

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定，比修订前的律师法有一定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将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作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1993年施行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要求律师保守委托人不愿公开的其他事实和材料，2004年施行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将委托人的其他信息也作为保守的对象。修订后的律师法吸收了两个执业规范的成果，明确将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作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这是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律师知悉的、犯罪人还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及表明其危险性的情况如何处理的争议的回应。律师在辩护活动中，除可能了解被告人的隐私外，还可能了解被告人其他未被国家机关掌握的或指控的犯罪事实及表明其人身危险性的情况。律师一旦了解被告人这种秘密后，就面临是否应劝告被告人向专门机关进行自首，或者是否向追溯机关或者法院进行揭发的两难选择。在律师法未修正以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律师应当向被告人宣传、解释有关政策法律，说服被告人作出正确选择。经律师劝告，被告人仍然拒绝坦白或不放弃其他错误的选择时应如何处理。法学界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律师应当向公、检、法机关揭露其秘密；第二种意见认为，律师应当先予保密，待案件审结后再以普通公民身份揭发被告人未被追诉的罪行；第三种意见认为，律师保守被告人秘密应当作为冲突选择的一般原则，但是，应保守秘密有给国家、社会或公民生命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使公众对国家律师辩护制度产生重大怀疑之虞，从而揭发这一秘密更有价值时，辩护律师负有揭发秘密的义务。〔1〕(P212)新律师法对于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被诉人的其他罪行以及犯罪情节，肯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这种情况和信息既包括辩护人掌握的犯罪人同一犯罪中应当从重的犯罪情节和体现主观恶性的情况，也包括辩护人已经了解到的犯罪人自己实施的其他不同的犯罪；既包括已经实施完毕的罪行，也包括过去实施但是已经中止的犯罪；既包括一般的罪行和情节，也包括杀人、抢劫等严重的犯罪罪行和情节。这个规定对于维护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信赖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有很大进步。

二、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的比较

近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一般被认为是战后继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两次攻击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都与日本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而努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对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动向联系着。三次对教科书攻击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的。

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状态结束不久，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开始向海外发展。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政府上层人物认为终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审判困境，头脑开始发热。特别是由于冷战的激化，基于冷战理论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定和旧金山体制建立后，不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的独立，而且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把日本视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狂妄起来，上层的政治家们又开始做起军事大国的梦。

与此相应的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以恢复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为目标，因为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必须首先要压制当时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和平教育，必须将编写教科书的权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体制”的国家手中。为达到恢复教科书的“国定”的目的，保守党内成立了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从1955年8月起，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学术界里的右派学者相应地公然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建立了攻击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在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中，来自日本防卫厅和财界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日本防卫厅力促与美国实现军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的背景下，强化向日本国民进行“国防教育”，防卫厅提出了《关于教育的呼吁书》，强调在学校中进行“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气概”的教育。这说明来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要求恢复军事大国梦想的倾向渗透到日本的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内部也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发生新的变化。

不过，在日本刚刚战败，审判刚刚结束的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比较厌恶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义思潮对军国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制约能力。特别是当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多人还是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一方。同时，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复活军国主义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内阁在坚持签署了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被迫下台。

摘要：政治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意识形态。本文对政治心理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重点探讨了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态度，对政治态度的主要维度进行了分析，从而建立健全了意识形态的主要认知模型，为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研究积累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意识形态；取向

一、政治心理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介绍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意识形态”一词源于两个多世纪以前的欧洲，其内涵经历了多次发展。不同的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同，意识形态的内涵也随之变得复杂。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价值理念、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且能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社会中往往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且这些意识形态可同时并存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处于主导与支配、非主导与边缘地位。

（二）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批判和价值中立两种取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声誉模型、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中央银行最优偏好、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最优合同方法、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央银行能够独立自主地执行货币政策，并保证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与透明度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一直是各国学者和货币管理当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系统阐述了该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其所做的改进，进而提出了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