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范文10篇

[摘要]鲍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为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然而，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本文不仅考察了鲍曼社会理论中的主要坐标，如现代性与后现代、社会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同时，本文还指出，鲍曼的成功不仅源于其著作的批判或历史意识，也源于其著作的存在主义和人类学线索。

[关键词]鲍曼，社会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Bauman）是谁？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and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Cheyette）对犹太人的应用研究和迪肯（Bulent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影响（Cheyette，1998；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Joas）和史密斯（Dennis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理学；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摘要]鲍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为著名的社会理论家之一，然而，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本文不仅考察了鲍曼社会理论中的主要坐标，如现代性与后现代、社会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同时，本文还指出，鲍曼的成功不仅源于其著作的批判或历史意识，也源于其著作的存在主义和人类学线索。

[关键词]鲍曼，社会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Bauman）是谁？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and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Cheyette）对犹太人的应用研究和迪肯（Bulent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影响（Cheyette，1998；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Joas）和史密斯（Dennis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理学；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公共空间（领域）作为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将私人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加以解决的场所。哈贝马斯在考察公共领域时，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隐忧，认为现在公共领域正日益遭受市场体系与官僚体制的侵蚀，公共领域的交往沟通、舆论监督等功能被压抑或消解了。他所担心的是私域被公域侵占、殖民化的可能，如同奥威尔所描绘的反面乌托邦的世界。而现在一种相反的可能性正在我们眼前显现，即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境遇下公共空间的殖民化，公域被私人问题所侵占。

一、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

鲍曼以空间作为重要概念对流动性、个体化、矛盾性等核心范畴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社会空间、道德空间、空间与政治等问题。在勾勒流动的现代性图景时，鲍曼注意到公共空间现在正面临着私化、被个体所殖民的风险。鲍曼首先从古希腊的Agora开始对公共空间的考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希腊的Oikos（家庭）和Ecclesia（政治场所）的区分，有关城邦成员的事务在政治场所予以解决。在Oikos和Ecclesia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介区域，用以确保两者之间通畅的交往[1]77，这第三个领域就是Agora，即鲍曼所说的公共空间。可以看出，鲍曼对公共空间的界定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相同的，将其视为一个公民之间对话、合作的场所。公共空间是私人问题转化成为公共议题的纽带，生活政治与真正的政治相遇的场所，公民就私人问题、焦虑在公共空间内与公众进行对话、协商，寻求集体解决之途径。然而现在公共空间已被抛弃，填满公共空间的不再是公众议题，而是私人问题的公共化。“非个人”的问题从公共议程中被撵走，现在被看作公共问题的是公众人物的私人问题。鲍曼对此提出了他的担忧：“这样一种倾向—公域正在被以前划归为不适合于公开表达的私人问题的殖民化的倾向—看来正在形成。”[2]61公共空间再也无法充当私人困难与公众问题对话的中介领域，一方面，公共问题降格为对公众人物私人问题的关注，关于公共正义、良好社会、乌托邦的设想已经失去市场，公共性已然退却；另一方面，私人困境却无法转化为公共问题。公共空间正在被私人秘密和隐私所侵占，成为投射私人焦虑的巨大屏幕，公共议题成为私人焦虑和麻烦的聚集。电视上各种示私人困境的脱口秀成为公共论坛的替代品，公众生活的艺术变为私人事务在公众场所的展示以及私情感在公众面前的表白，而不能简化的“公众问题”变得几乎无法理解[3]50。（一）个体传记式解决方案取代了公共决策。公共空间内堆积着大量的私人问题，无法将私人的委屈和不平重新锻造为一个政治问题，并转化成寻求根本解决的政治权力。私人问题的积累并不会产生公共事业，个人必须独自承受他们的恐惧和焦虑，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私化和殖民化的公共空间再也无力将私人困厄转化成公共议题，无力采用真正的政治来解决根本性问题，个体只能通过生活政治、个人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系统矛盾，无法重新获得公共决策能力。对此，贝克指出，“个人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矛盾。”[4]168公共事务从外部转变成了内部，并成了私人事物，相对应地，问题解决方式也就变得私人化了。公民蜕变成个体，独自承担起解决问题的任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满着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对抗的风险。[2]54社会上充斥的是这样的警示：这是你自己处境，是你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问题和过失负责，去发现自己能够做什么是个体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生活政治正在逐步取代作为集体追求的政治，社会上的男男女女采用个体传记式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过去由集体完成的任务现在已经分派给个体，听任于个体的管理和谋略。鲍曼分析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在独自解决系统问题时的策略，一是寻求与榜样和顾问而非领袖的指导。领袖以“良好社会”为目标，在“私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上扮演着一个双向翻译的角色，而顾问则相反，永远停留在一个封闭的私人领域。问题是私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私人的，顾问提供的建议适合于生活政治，他们的建议也是指导个人独自行事，而非把力量集合起来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做什么，偶像提供的建议代表着美好个体生活的模型[2]99。各种电视脱口秀节目、成人班课程、指南丛书提供的都是顾问们的建议，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告诫说自己的问题是由自己的错误和缺陷造成的，理应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解决。除了寻求榜样、建议和指导来解决问题以外，个体还依赖于消费市场来获得解决方法。我们用来撰写生活政策的符号，源于购物的语用学[2]112。鲍曼认为正是由于个体要独自解决系统矛盾这一情况，消费社会才得以盛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通过一系列无节制的购物冲动得到解决，个体求助于由商品化了的货物、服务和思想构成的市场。消费市场的伪承诺和个体生活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可选择的亲和力”。个体从公民的身份中剥落出来，又变成消费者依赖于市场过活。但消费是一项孤独的行为，即使是与他人一起进行时也不会产生任何联合或集体性，消费加速了人们合作关系的枯萎。就消费来说，合作不仅不是必要的，也完全是多余的[2]257。值得注意的是，鲍曼认为个体采用消费来应对系统矛盾的策略并非是受到设计或欺骗，而是对当下生活困境所做出的合理反应，这种非理性的策略蕴含着某种合理性。（二）陌生人的相遇取代了公民的交往。在鲍曼的公共空间中，公民彼此对话、协商、合作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将私人困扰转化成公共问题，并寻求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法。而现在公共空间内的交往合作业已瓦解，有的只是陌生人的相遇。鲍曼认为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事情，陌生人之间保持距离，排除交流、谈判和相互承诺的必要性。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当下的相遇，并且会迅速消失，因此个体在其中感觉并不是真正的需要他人，自然也就不会对对话和共处产生兴趣。“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这一戒律意味着陌生人是人们在生活中拒绝与他说话与交往的人，体现的是公共空间的病变：即对话和谈判技能的枯竭和萎缩，而代之以逃避参与的技能和避免相互承诺的技巧。[2]171个体对交往和共处的态度是冷淡的，陌生人采取一套“礼仪客套”的技巧，相互之间不需要交流、共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程序化的事情。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是短暂易逝的，并不具备公民针对私人问题进行谈判、沟通的可能性，陌生人相互之间的分离和冷淡取代了公共生活中的协商，就算待在一起他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集体性和公共性。鲍曼分析了两类城市空间内人们之间的交往，认为这就是公共空间内陌生人与陌生人相遇的真实写照。一是巴黎保卫广场，广场是“傲慢、专横、不易损伤的”[2]150，广场拒绝个人进入，不再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人们之间变得陌生，不再交流；另一类是各种消费广场，将公民转化成消费者，无论人群多么拥挤，都不会产生任何集体性，充斥购物天堂人群的是人的群集，而不是人的集体，为了聊天和社会交往，人们是不会挤进这些购物天堂的[2]152。公共空间基于公民的对话、交往而得以维系，现在公共空间业已萎缩，陌生人之间当下没有明天的相遇，他们不能为集体事业拧成一股绳。谈判技能的萎缩都昭示着集体对话和承诺的消退，成员之间的交往也已经私人化了。（三）共景监狱取代了全景监狱。鲍曼借用托马森•马蒂斯提出的共景监狱，认为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的转变反映了公共空间的不断萎缩。如果说全景监狱象征着向私人发起的一场消耗战，从公共性中努力消除私人性，那么共景监狱则反映了公共行为的消失，反映了私人对公共领域的侵入、征服、占领以及一步一步持续不断的殖民[1]62。全景监狱中既能够看到他人又使他人看不到自己的巧妙设计使得被监管者对监管者一无所知，被监管者处于监管者的监督控制之中，并时刻准备着接受监管者的评价和纠正，按照监管者所设定的规范和程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被监管者的隐私易于遭到外在注视的侵犯。[5]11全景监狱不允许私人空间，至少不会允许不透明的私人空间存在。现在全景监狱被共景监狱所取代，是公共空间被个人隐私所侵蚀。共景监视指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观看，这里的少数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通常是指社会上的成功偶像、名流，在各种电视传媒节目反复展示他们的高雅品位和生活方式，以诱惑众人自愿模仿、跟随。对于观看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社会名流和精英可望而不可及，高高在上，但又给众人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公共空间内不再是公共德性教化、不是社会化的规范管理，而是个人英雄，成功榜样，名人们不再追求牧人的权力[1]63，而是公开展示自己的生活以赢得赞美和模仿，是公众对私人成功经验的模仿和学习。通过榜样来学习就是正在观看的多数人的命运，而不再是时时刻刻接受、评估和纠正。现在公共空间内有关规范、社会化、公共性事务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模范和榜样在电视荧屏和聚光灯下的私人表演。

二、产生困境的原因

公共空间私化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公共空间内真正的权力逃逸出来，另一方面原先感兴趣的公民也已经退出，个人使得公共空间殖民化。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下资本与政治关系的不对称导致了政治的消退、社会的去管制化，个体化程度的加深使得社会上的男女彼此区隔，独自沉浸在麻烦与危险之中无法对话协商，私人焦虑占据公共舞台。（一）资本的流动性导致政治的消退。鲍曼根据时空关系的变化将现代性划分为沉重的和流动的现代性，沉重的现代性是征服空间、“越大越好”的时代，资本和劳动、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依赖于后者获利，资本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对速度的追求达到极致，同时以“解除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蔓延并进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15]，资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距离以及距离阻隔的地域完全失去了意义。流动的现代性中，资本摆脱了空间的束缚，以近似光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摆脱依附、承诺、枷锁的跨国资本采用“脱身”技巧、回避策略，按照“对外地主”的模式塑造自己。流动的速度，在今天已经成了社会分层和统治等级制度的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至高无上的因素[2]235。鲍曼认为政治已经变成一场在资本流动的速度和地方权力“降低其速度”的能力之间进行的激烈的争夺战，并且认为地方政府通常无法取胜。与资本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地方化，随着现存政治制度不再能够减缓资本流动速度，权力正在脱离政治，政治也由此消退。鲍曼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还是同一进程，没有政治的地方化，经济的全球化很难实现[7]38。经济与政治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新的社会失序和去规则化，权力的这种流动不受约束，而地方政府业已失去了管制的能力。鲍曼提出，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由谁来做的问题，长期有效的集体行动机构正在逐渐消失。资本的全球性与政治的地方性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导致了公共无能感，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能改变个体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没有动力参与、复兴公共领域。公共无能感和正在削弱的公共领域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8]61。（二）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托克维尔认为个体是公民最坏的敌人，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而公民是公共领域中最关键的参与者，个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无疑也削弱了公共领域。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个体化，这种个体化是社会成员无法逃脱的命运，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个体化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自由和自主，个体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实现自治，而是指被社会所强加的处境，被社会所遗弃的孤单处境，法律意义上的个体与事实意义上的个体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社会变成了“退场”或“隐匿”的[9]85，人们再也不能指望社会的来获得拯救，撒切尔“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指出了社会成员的处境。既然致力于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公共行动已不复存在，个体自然也就丧失了关注社会或公共事业的动力，转而集中于自身的问题和困厄当中，罗曼在《个体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公众的利益只不过是各种自私自利拼成的大杂烩。个体的兴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社会和政治越是无力和消退，个体就越加丧失对公共领域的信心，对公共事务更加不感兴趣，公共行动就更加不可能产生，政治和社会也就更加不可能复兴，犹如难解的“赫尔迪戈之结”。由那种强加的分化力量转变而来的自我驱动的分化趋势，从而导致公民身份的失落和共同行动的不可能性。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逐渐减弱，而地方政治也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系统风险和公共问题，这两者共同导致了私人问题与公共问题无法相互转换，公共领域被私人问题所充斥，公共性荡然无存。

三、重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医院内获得性肺炎(Hospital－acquiredPneumonia，HAP)，指病人入院时不存在、也不处于感染潜伏期，于入院48h后在医院内发生的肺炎。HAP在我国的发病率为1．3%～3．4%，在美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被诊断患有HAP，是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的患者最常见的感染［1］。随着大量广谱抗菌药物的应用，医院感染菌在不断变化，耐药率也不断升高，部分医院获得性肺炎的治疗比较棘手，因此对其进行药学监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2］。

1病例概况

患者，女，56岁，于25d前于外院行右侧听神经瘤切除术，术后出现进食呛咳。20d前开始出现发热，体温最高时达38．5℃，3d前患者放弃继续治疗出院，出院后在家应用罗氏芬、阿奇霉素等药物治疗2d，体温仍未控制正常，最高时达38．4℃。遂于2011年8月14日来我院治疗。入院查体:T36．8℃，P86次•min－1，R20次•min－1，BP136/78mmHg;患者轻微咳嗽、咳痰，痰为黄色粘痰，不易咳出，无畏寒寒战，无胸痛、胸闷。神志清，精神可，右侧眼睑下垂，右耳后可见一长约10cm手术切口瘢痕，愈合好。双耳粗测听力正常。口角向左侧歪斜。咽部无充血，双肺呼吸音粗，右肺中下叶可闻及湿罗音。心律规则，心音有力，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部平坦，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正常。辅助检查:血常规:WBC4．99×109•L－1，NEUT58．2%，MONO8．4%，RBC3．39×1012•L－1，HGB105g•L－1，HCT29．7%;ESR25mm•h－1，CRP(+)。胸部CT示右肺中叶不张，右肺局限性炎症。入院诊断:右肺炎症;右侧听神经瘤术后。

2主要治疗经过和药学监护

患者入院查体及确诊后，经验给予抗感染、溴己新注射液祛痰等对症支持治疗;并立即采集痰标本，做涂片革兰染色检查及培养，有阳性结果做药敏试验。患者第2天开始发热，最高体温达38．5℃，双肺呼吸音粗，右肺中下叶可闻及湿罗音，伴有轻微咳嗽、咳痰，痰为黄色粘痰，不易咳出，左侧巴氏征阳性。抗感染药物经验治疗给予萘夫西林钠，结合患者住院时间较长，病情较重，不排除支原体、衣原体及厌氧菌的混合感染，故给予左氧氟沙星，替硝唑联合用药。结合药敏结果抗生素调整为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根据抗生素的阶梯治疗，8d后抗生素调整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经积极治疗，患者病情好转出院。

2．1药学监护点

摘要：随着社会从现代性逐步向后现代时代的过渡，公共管理也随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对行政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本文试图通过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相关理论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来理解当代公共管理发展的背景。

关键词：现代化；权力；新公共管理

一、“现代性”内涵的变化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从韦伯到吉登斯等一系列社会学家都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作为现代性理论在近期的发展，齐格蒙特•鲍曼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的”或“流动的”现代性，以区别昔日“沉重的”或“稳固的”现代性。在他备受关注的《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他试图通过解放、个性、时空、工作和共同体这五个概念来理解当前的社会状况。在这本书中，鲍曼详细考察了我们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给人类状况带来的深刻变迁。

总体而言，鲍曼试图通过固体和流体所具有的性质来理解现代性在不同阶段上的总体特征，进而说明当前的社会状况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流体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别于固体：首先，它不容易保持自身的外形，而固体则有明显的空间维度。因此，对于流体而言，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流动的时间，而不是它们临时占用的空间。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鲍曼才会说：“在描述固体时，我们可以总体上忽略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时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次，流体具有惊人的流动能力，它能绕过或溶解障碍，也可渗透静止的物体。在遭遇固体时，它完好无缺，而固体却被改变了，或者变得潮湿，或者被浸透。〔1〕

鲍曼巧妙地以“固体”和“流体”来隐喻现代性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伴随着现代性经历的“稳固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这两个阶段，人类生活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微观层面权力及其运作方式的改变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变化又对组织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研究及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的患者420例作为对象，2018年1月－12月未实施管理措施，2019年1月－12月实施管理措施，各210例。比较干预前后多重耐药菌检查结果、护士干预前后对抗菌药物的了解情况。结果：干预后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多重耐药检查低于干预前（P＜0．05）；干预后护士对抗菌药物储存条件、抗菌药物有效性的保持、溶媒禁忌、不良反应级抗菌药物使用范围等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高于干预前（P＜0．05）。结论：对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施管理干预，有助于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规范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关键词：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

抗菌药物是具有杀菌或抑菌活性的药物，可用于治疗细菌、真菌等所致的感染性疾病［1］。抗菌药物的种类繁多，长期滥用抗菌药物，导致病原体逐渐产生耐药性，对药物的敏感性下降甚至是消失，导致药物疗效降低或者无效［2－3］。为促进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根据相关文件制定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并落实［4－5］。因此，本研究中以2018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的患者420例患者作为对象，探讨分析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措施研究及效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2018年1月－2019年12月本院的患者420例作为对象，实施管理干预前患者210例，男113例，女97例，年龄（23～70）岁，平均（49．68±7．46）岁。实施干预后患者210例，男108例，女102例，年龄（22～68）岁，平均（50．36±6．58）岁。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2年1月~2014年1月呼吸内科未实施药学干预2718例为对照组。其中男1521例、女1197例；年龄53.2±2.7岁。选取2014年2月~2016年1月呼吸内科实施药学干预患者2819例为研究组。其中男1683例、女1136例；年龄54.8±3.1岁。1.2方法。对照组未实施药学干预，观察组实施药学干预，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对喹诺酮类药物使用要求，如：适应症、禁忌症、疗程、给药途径和药量等，制作成手册并发放到临床内科。医院药房负责发放抗生素药物的药师要对临床处方进行核对、审核，如果发现该处方存在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情况，及时与临床医师沟通、解决。每个月随机抽取使用喹诺酮类药物的临床处方进行分析，确认是否合理使用抗生素。每个月对内科喹诺酮类药物使用情况进行总结，请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和药师开展合理用抗生素讲座，强化临床医师合理使用喹诺酮类药物的意识。1.3临床观察指标。观察对比两组喹诺酮类药物不合理用药情况及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情况。1.4统计学处理。数据采用SPSS22.0统计学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率)表示，行字2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喹诺酮类药物临床使用情况比较。对照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21.85%、不合理用量发生率为18.32%、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9.28%，显著高于观察组的11.03%、7.34%和7.06%，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见表1。2.2两组主要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情况比较。药学干预实施前，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21.60%、大肠埃希菌耐药率26.20%、铜绿假单胞菌26.20%、鲍曼不动杆菌19.79%，实施后，肺炎克雷伯菌耐药率10.71%、大肠埃希菌耐药率18.23%、铜绿假单胞菌10.43%、鲍曼不动杆菌11.21%，药学干预实施后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均显著低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喹诺酮类药物用于治疗泌尿系统、胃肠道以及关节软组织感染等疾病效果非常好，现已发展至第四代喹诺酮类抗生素，包括：加替沙星、莫西沙星、吉米沙星和普卢利沙星[3]。喹诺酮类药物抗菌谱广泛，对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都有抑制效果，抑菌原理是抑制细菌核酸合成[4]。然而随着喹诺酮类药物使用率的上升，耐喹诺酮类药物的细菌发生率也逐渐上升，且部分患者服用该类药物后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心悸等，有研究认为该药物还潜在性损伤患者皮肤、神经，长期不合理用药会损伤患者组织健康[5]。药学干预是对药物使用情况，应用药学知识制定预见性干预措施[6]。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实施喹诺酮类药物临床药学干预前后不合理用药情况，可见：临床药学干预实施后喹诺酮类药物临床使用不合理事件(包括：不合理用药、不合理用量、不良反应)显著低于实施前(P<0.05)。临床药学干预实施后主要的革兰阴性菌(包括：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均显著低于实施前(P<0.05)。针对我院内科喹诺酮类药物使用情况制定针对性药学干预方案，通过发放喹诺酮类药物使用原则手册、抽查处方用药情况、临床药房发放药前核对处方、坚持举办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药讲座、对多次指正不改正的临床医师进行批评等办法，有效降低我院内科临床使用喹诺酮类药物不合理事件发生情况，同时降低临床耐药菌的发生率。

陆川的《南京！南京！》是一部超越自我，也超越中国战争电影叙事模式的影片。从《可可西里》到《寻枪》再到《南京！南京！》，无论是题材还是表达的形式，陆川都在寻找一条具有突破性的道路，拓宽影像表达空间，挖掘电影的意义深度，扩大艺术和市场的疆界。欣喜的是，《南京！南京！》达到了导演预期的目标：将艺术性和商业性比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追求电影的观赏效果，感动了绝大多数观影人群，满足了人们影像消费、情感消费、意义消费的欲望。影片顺应全球化、和平、和谐的世界潮流，抛弃“敌人—朋友”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对抗的传统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不忘历史、苦难、罪恶的前提下，面向未来、淡化仇恨，将电影的主人公和焦点放在尚存良知和人性的日本士兵角川身上。在人物的刻画上，用对比的方法，将同样是日本兵的伊田作为角川的参照物，以多元的视角、立体关照的原则取代片面化、平面化、脸谱化、类型化、概念化、妖魔化的原则，恰当地处理了敌方人物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塑造了比较可信的、丰满的角川的形象（当然由于片长的限制，导演在多侧面地展示角川上还做得不够，对角川有过于“美化”之嫌）。电影的前面部分展现的是南京陷落后少数国民党军人抵抗和民众任人宰割的状态，具有文化批判的意味；电影的后面是对角川的着力刻画，导演试图在非对抗意识形态的观念下还原历史真实和人性的真实。

一、文化批判———对民族文化及人格的反省

《南京！南京！》的前面部分以日本人攻陷南京为背景，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沦陷区军民的软弱。影片中，小孩和妇女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没有什么比得上小孩、妇女、老人都卷入了战争更能表现战争的残酷和罪恶的了），到处是挑着小孩逃难的人群，随处可见无辜的民众被枪杀。小豆子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时就被迫参加了这场民族保卫战。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的将领们已经逃离南京，绝大多数士兵也因此要求放弃抵抗。而以陆剑雄(刘烨饰)为代表的国民党战士还在率领残部和小豆子这样的童子军拼死抵抗，终究由于敌众我寡成了日军的俘虏，最后死于敌人的枪口。影片的前面部分以日军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形成了对比的态势以及压抑和悲剧的氛围，虽然国民党士兵在惨遭屠杀、活埋之前喊出了“中国不会亡”的口号（模仿《色/戒》），显得矫揉造作，是此前革命电影中英雄慷概就义的习惯性编码的后遗症，也让人觉得这里的高呼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缺乏一个坚强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坚不可摧的意志的支撑。在教堂里，虽然“我众敌寡”，庞大的人群形成的强大“力场”及压迫感连在场的日军都感到了威胁，个个惊恐、颤栗，仓皇地寻找救兵，可黑压压的中国人从老头到小孩，再到举枪的国民党士兵都成了暴虐行径的顺从绵羊，没有反抗的意志，纷纷举手投降，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这不但是身体的溃败，更是精神的自我瓦解。镜头里大批国民党军人被日军像赶鸭子似地赶入大海被屠杀，没有人决一死战。与我们经常在其他电影里看到的日本人宁可剖腹自杀也不投降的武士道精神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样的民族性格，在“丛林法则”、虎狼当道的历史环境下其命运能不令人担忧？从这些场景来看，南京被屠城既是敌军强悍、力量悬殊造成的悲剧，更是民族文化塑造缺乏反抗精神的软弱人格的悲剧。

从文化形态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主静”的文化，柔弱的文化，非科技、非武力的文化，这从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的精神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为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强调，道家和佛家对身体欲望的否定，对“虚静”（如中国文化对“宁静致远”的崇尚）的强调，都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以降的官本位、权力崇拜，非征服、非扩张、非反抗的压抑型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几千年来中国人个人的意志、自由人格和独立精神不能完善地发育和伸张，一切反抗权力和官僚体制的精神都被视为社会异端，遭到统治阶级的规训、压制和扼杀。更谈不上有尼采所赞颂的强力意志、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的诞生。其结果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和内部暴力和强权时只能忍受和屈从，它无疑是导致《南京！南京！》中人们宁可等死，也不以死相拼的深层根源。这是导演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到的民族精神缺陷、性格软弱的“镜像”。正是这样，我们认为《南京！南京！》具有了反思民族文化及心理的深度和高度。

二、善良角川———中国电影镜像里的“他者”形象

《南京！南京！》以国民党军队的逃跑、抵抗和“安全区”的日军的暴行、罪恶，女教师姜淑云、德国人拉贝的营救，角川的良知忏悔形成了上下连接、错综复杂的“复调叙事”。在这一叙事框架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传统的敌我分明，敌软弱我坚强，敌“狗熊”我“英雄”，敌失败我胜利的意识形态对抗立场和“颂歌式”的叙事。当然，不可否认，任何艺术都是意识形态的“编码”，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拘囿限制。《南京！南京！》同样如此，是以控诉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主线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依然是“隐形书写”的对象和目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终结”文本。难能可贵的是，陆川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人物塑造突破了民族疆界、敌我疆界，选择日军———角川作为主要塑造的形象，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导演对人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艺术辩证法掌握得十分精准，在他看来，绝大多数日军是残暴的、野蛮的，他们肆意屠杀中国军民，强暴中国妇女，无恶不作，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是恶魔，在他们之中还有极少数像角川这样良心未完全泯灭的人。陆川对待敌人，没有像以往那样固执“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念，而是以“包容他者”的文化心态、人性的视角去审视战争中的双方，这样的审视无疑是客观和真实可信的，因为从人性上说，任何个人都具有两面性，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趋善或者趋恶的两种可能性，不然就不会有犯罪和战争，正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日本军人不惧死的强悍精神让美国人既折服又头疼，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受美国政府的委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进行了田野考察式的详细研究，并用“菊与刀”的两面性来总结日本民族的个性特点。她在《菊与刀》一书中总结性地说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1］这个结论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客观的、多视角的、公正的，它深刻地“解码”了人性的丰富性、立体性。“菊”代表日本人温婉、礼貌、善良、优雅、爱美的一方面，更多地体现在日本女性的身上，“刀”则揭示日本人内心暴力、残忍、征服、野性、尚武的一面，日本男人的性格更加明显地表现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在日本人身上，甚至所有民族的身上都有“樱花”和“武士”、柔弱和刚强、善良和残忍的两面性。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前者是人性“爱的本能”的表现，后者是“死亡本能”的表现，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

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学科，美学在中国已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百年时间不可谓短，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美学的民族化”却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有希望实现的理想。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今，从这样的起点上展望未来，人们于不满足之外又多了几分焦虑，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的民族化包括美学研究的民族化似乎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p.57)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1]（p.2）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那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

在上面关于历史性的讨论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互文性问题。互文性是克里斯蒂瓦符号学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她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出发，认为互文性指的是任何一种文本，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文本与现实历史之间也存在着联系。通过这一思考，她将巴赫金仅从小说结构内部运用的“复调”理论，扩展到了文本向着社会这一他者开放的宽阔之场，这也是她突出符号学批判视域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在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互文性不仅指写成的文本间的关系，更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内在关联。互文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论的现实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其哲学变革的过程，不仅是哲学思辨的过程，而且也是从其他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互文性解释过程，这种互文性层面，不仅发生于学界中已经深入探讨的哲学、经济学层面，还发生于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层面，最后实现的是整体性视域转换，而这种整体性的视域转换，在马克思那里又始终同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如果不置于各种文本与社会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

理论的创新需要理性的自觉意识，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需要我们不断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前提进行反思，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是我们从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出发，真实地面对当代问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