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行为范文10篇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媒体暴力程度问卷[10]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版，调查青少年对电视节目、电影、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使用习惯（包括接触频次、接触时间、暴力偏好）及其攻击倾向。“接触频次”通过5点量表进行评分，由低到高分别为一月一次或更少、一月2—3次、一周一次、一周2—4次以及一周5次或更多。“接触时间”要求青少年回答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上课日和周末的四个时间段（早上6点—中午、中午—下午6点、下午6点—午夜以及午夜—早上六点）接触媒体的小时数。“暴力偏好”由对青少年最频繁接触的媒体暴力程度进行5点量表评分得到，1表示无暴力，5表示非常暴力。攻击倾向采用Buss和Perry编制的攻击问卷进行评估。问卷包括5个维度：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性和非直接攻击[11]。为方便比较不同年龄群体，对所有青少年的攻击性采用总体攻击倾向（问卷总分）、躯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分量表得分3个指标。问卷总分越高，表示总体攻击倾向越高。躯体攻击是指使用攻击性行为意图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或表达愤怒和敌意；言语攻击指使用言语（如诽谤、争吵等）试图对他人造成伤害。在2009—2011年年间，课题组采取方便取样的原则选取调查学校，然后在各校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北京、深圳、成都、福州、德阳5个城市中抽取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259份，回收问卷2259份，其中有效问卷2116份，有效率为94%。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媒体使用习惯青少年接触媒体情况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接触电视节目、电影、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人群分布，接触频率，接触时间（小时/每周）。1.接触电视节目、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人群分布总的来说，电视节目和电影是青少年普遍接触的两类媒体，其次为视频/电子游戏。其中，有97.4%和94.6%的青少年看电视节目和电影，有70.8%的青少年玩视频/电子游戏。有近30%的青少年不玩视频/电子游戏。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人群分布具有典型的学段和性别特点。从学段来看，大学生不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显著高于小学、初中和高中（x2=193.9，p<0.001）。视频/电子游戏是小学、初中和高中普遍都接触的媒体形式，大学生不玩视频/电子游戏的占48%，比例相对较高。而这类人群在初中生、高中生和小学生中的比例仅为30.1%、22.5%和12.6%。由于大学生的闲暇时间非常充裕，自主性和独立性也较强，除了玩电脑之外，自学、户内交谈、逛街、社团活动、做兼职等都是他们闲暇时间会进行的活动[12][13]。相比之下，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生活方式较为简单，除学习之外，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也基本是电视、电影和游戏。从性别分析来看，女生不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x2=126.7，p<0.001）。女生不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约40%，而男生还不到20%。2.电视节目、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接触频率60%—70%的青少年在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上的接触频率都在一周1次以上，30%—40%的学生在一周2—4次以上。青少年看电视的频率明显高于电影和视频/暴力游戏（x2=146.6，p<0.001）。表现为：电视在频次最低的3个等级上的比例低于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而在频次较高的3个等级上的比例高于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其中视频/电子游戏的频率较低，21.2%的青少年玩视频/电子游戏的频率为一月1次或更少，而在一周5次或更多上的比例低于电视和电影。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三类媒体在接触频次上的性别分布具有显著差异（x2=30.5，p<0.001），对视频/电子游戏接触频次的性别差异大于电视和电影。男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频次明显比女生多。在电视上，男女生在所有等级上的比例差异都在10%以内，而在视频/电子游戏上，男女生在一月1次或更少和一周2—4次的比例差异超过了10%，一月1次或更少的比例差异近20%。有28.8%的男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为一周2—4次，而女生则为17.8%，有13.6%的男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为一月1次或更少，而女生在这一等级上则达到31.9%。3.电视节目、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接触时间媒体接触时间得分为青少年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上课日的接触时间乘以5与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周末的接触时间乘以2之和。本研究将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节目/电影和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划分为10段，由低到高分别为无、0—2小时、2—4小时、4—10小时、10—20小时、20—30小时、30小时以上。青少年平均每周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节目/电影和玩游戏的时间分别为6.41小时、15小时和10.23小时。男生玩游戏的时间显著长于女生（t=13.18，p<0.05）。青少年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节目/电影和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具有明显差异（x2=1270.5，p<0.001），表现为：（1）不进行休闲性阅读、看电视/电影或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分别为29%、11%和9%；（2）接受调查的青少年进行休闲性阅读的时间较少，每周阅读4小时以下的青少年达50.4%；（3）每周看电视节目/电影的时间最多，在10—20小时、20—3小时和30小时以上的比例均高于游戏和阅读，而在较低的3个等级（无、0—2小时、2—4小时）上的比例低于游戏和阅读；（4）青少年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40%的青少年不玩游戏或每周只玩0—2小时的游戏，每周玩20—小时以上游戏的青少年占16%。不玩游戏的青少年多为女生。由于青少年的学习负担普遍较重，面临较大的升学和就业压力，他们很少有时间阅读感兴趣的读物。根据书店的销量统计，教学辅导书和参考书销量远超其他类型的读物。即使有自由支配的时间，青少年也大部分用来上网、看电视电影或玩游戏等[14]。（二）青少年的媒体暴力偏好青少年对媒体的暴力偏好主要依据青少年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电影和游戏进行暴力程度的评价计算，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计分，1表示无暴力，2表示有些暴力，3中等暴力，4表示比较暴力，5表示非常暴力。青少年对于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普遍存在低到中等程度的暴力偏好，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最高，其次为电影和电视节目（卡方值为316.9，p<0.001）。青少年对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的平均暴力程度得分分别为1.68、2.02、2.10。34.1%的青少年所玩的视频/电子游戏暴力程度在中等以上，而在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中这一比例仅为13%和25.4%。媒体制作者为了追求收视率和销量，制作的影视剧中有40%以上为武打、警匪、战争等直接涉及暴力内容的片子，近95%的视频/电子游戏涉及刺激、暴力和打斗的内容[15]。由于视频/电子游戏具有较高的互动性特点，青少年在主动参与中所获得的感官刺激远大于看电视或电影，因此，他们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较高。男生对电视、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等媒体的暴力偏好程度均显著高于女生。男生对电视的暴力偏好程度得分为1.85，女生为1.52，男生对电视的暴力偏好程度显著大于女生（t=10.69，p<0.001）；男生对电影的暴力偏好得分为2.29，女生为1.74，男生对电影的暴力偏好程度显著大于女生（t=15.45，p<0.001）；男生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得分为2.49，女生为1.54，男生对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显著大于女生（t=21.42，p<0.001）。根据三类媒体暴力偏好评价的频次分布来看，50%左右的女生接触的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是没有暴力的，在较高的暴力等级（比较暴力和非常暴力）上，男生的比例明显高于女生，这种情况在视频/电子游戏上更为明显，15%的男生玩的视频/电子游戏比较暴力，而女生比例还不到2%。从进化角度来看，男性具有较高的攻击本能，因此，他们在玩视频/电子游戏时，也对血腥、射杀等攻击性线索更为敏感，更易受到高暴力的视频/电子游戏的影响，在选择游戏时，他们也往往会选择暴力程度较高的游戏类型[16][17]。同时，由于男生群体中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较高，男生受到的危害也是最大的。（三）媒体使用习惯与攻击性的关系1.青少年暴力媒体接触量青少年的暴力媒体接触量由其对各类媒体的接触频次与暴力偏好的乘积计算得到。电视节目、电影和张学民刘畅张丽娜傅鑫媛孙发伟王浪浪青少年媒体使用习惯与暴力行为倾向调查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的使用时间与接触暴力程度呈正相关。媒体的使用时间越长，媒体接触暴力程度越高。其中，与电视节目和电影两种媒体形式相比，视频/电子游戏的使用时间与接触暴力之间的相关更高。暴力媒体接触量与性别相关显著，男生的暴力媒体接触量明显高于女生。这种趋势在视频/电子游戏上更为明显。由于视频/电子游戏的使用时间与接触暴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玩游戏时间较长的学生，其暴力媒体接触量也会相对较高。女生玩游戏的时间相对较少（男女生玩游戏的时间分别为14.28h和6.01h），那么女生的暴力媒体接触量也比男生更低。媒体暴力与学段呈显著正相关。随着年级的增加，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接触暴力呈微弱的上升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小学阶段，父母对孩子看电视/电影或玩视频/电子游戏的监督更多；同时青少年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他们要求独立和体现自己成人感的愿望非常强烈，可能会通过高暴力的影视节目和格斗类游戏宣泄自身的矛盾情绪，并在不断获得杀伤力更高的武器、不断晋级的过程中体验到现实生活无法满足的成就感。2.媒体暴力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媒体接触时间、媒体接触暴力和对暴力的偏好与总体攻击倾向、躯体攻击呈正相关。接触电视、电影或视频/电子游戏的时间越长，暴力偏好程度越高，出现的暴力和攻击行为也越多。作为青少年日常接触较多的媒体形式，电视节目、电影、视频/电子游戏等媒体目前存在打斗、血腥、杀戮、死亡等多种暴力成分。当前并没有报告显示媒体暴力会使青少年表现出临床症状，但是长期接触暴力媒体势必会对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

第一，从总体情况来看，除了常规学习生活之外，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影/电视节目以及玩视频/电子游戏上，而进行休闲性阅读的时间却相对较少。阅读是人们接受教育、发展智力、获得知识信息的根本途径，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提高其民族素质、传承文明的基本途径。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青少年阅读能力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社会价值的体现，更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关系着国家的软实力和综合实力水平。目前，青少年普遍存在沉重的学业负担，阅读时间少，他们往往为取得好成绩而阅读，为升学而阅读，而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读物的机会较少；大部分青少年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难以从阅读中体验到快乐和享受。要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就有必要增加青少年的阅读量，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第二，中小学生玩视频/电子游戏的比例较高。中小学生乐于接受新事物并进行学习模仿，但是由于他们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自控能力差，不能较好地辨别和批判纷繁复杂的媒体信息。特别是在目前视频/电子游戏市场准入不严，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充斥其中的情况下，中小学生很容易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这不仅影响了学业，同时长期下去还会形成将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第三，对于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电子游戏三类媒体，青少年普遍存在低到中等程度的暴力偏好，尤其是视频/电子游戏的暴力偏好程度最高。青少年群体接触视频/电子游戏的主要人群是男生，他们在视频/电子游戏的使用频次、使用时间、暴力偏好、媒体暴力上均高于女生。当前市场上销售的游戏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男性，多数游戏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打斗为主题。这类游戏虽然满足了男生的娱乐需求，但游戏时间过长、游戏中的暴力场景和射杀、死亡、打斗和血腥等暴力成分过多对于男生的危害也相应更为严重。第四，接触暴力媒体量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调查分析发现，青少年的媒体暴力与攻击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从长期来看，由于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定型，长期接触暴力媒体会导致青少年逐渐习得暴力媒体所宣扬的攻击性信念、人际关系图式，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形成攻击性人格[18]。五、对策与建议发挥媒体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媒体暴力对青少年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为青少年群体创造一个健康的媒体使用环境，这需要政府、媒体制作机构、学校、家庭以及青少年自身的共同努力。特提出以下建议：（一）养成阅读习惯，提升阅读能力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建议教育部门能够重视阅读的作用，将其纳入到正规的教育体系中来，培养青少年形成定期阅读的习惯。例如，美国和日本政府制定了青少年阅读计划，明确要求中小学阶段必须在校园课前阅读10—30分钟，帮助青少年从小培养阅读的习惯。同时，教师和学校也应当发挥对学生阅读的引导作用，给学生推荐好书，帮助学生爱上阅读，体验到阅读的快乐，从阅读中汲取精神营养。（二）发挥媒体对青少年的积极引导作用受收视率的推动，目前影视娱乐节目低俗化严重，视频/电子游戏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内容，而适合青少年的媒体节目相对较少。特别是近年来游戏产业呈井喷式的发展，而关于视频/电子游戏软件的开发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监管相对较少，视频/电子游戏中包含有大量的暴力、色情内容。建议媒体制作者能够遵守职业道德，将经济效益的实现与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结合起来，针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制作更多适合他们接触的媒体节目。（三）采用技术手段对含有暴力内容的媒体节目进行规范建立、健全有效的媒体监管机制，加强对媒体内容的审查，严禁具有较多色情内容和射杀、死亡、打斗、血腥等暴力成分的媒体节目进入市场，鼓励、支持对青少年有益的游戏、影视节目，对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媒体节目进行打击，加强对互联网的影视传播的管理。同时，在技术层面上对影视节目的播出和视频/电子游戏的上市进行规范。例如，政府部门加强网络监控，运用技术手段，对于未成年网络使用者，自动过滤暴力内容，禁止暴力游戏的使用。国外某些成熟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根据电视节目对儿童和青少年观赏的适合情况将电视节目划为六级，并显示在电视上，对于具有较高暴力内容的节目，父母可以对电视机加装一种叫做v-chip（暴力节目过滤芯片）的电子锁定装置，使青少年无法接触到这类电视节目。（四）开发媒体教育相关的课程，提高青少年的媒体素养水平在国内，媒体教育还是一个新名词，但是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媒体信息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目前媒体市场的鱼龙混杂，暴力媒体内容大量存在，而青少年辨别、分析能力较差，迫切需要对青少年开展媒体教育。建议教育相关部门能够开发一些了解媒体、批判性分析媒体信息的课程，启发青少年批判思考的能力，认识媒体对自身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提高鉴别能力。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在媒体教育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法，将媒体教育纳入到正规教育体系，在初中阶段前实施“媒体教育”，高中阶段独立开设“媒体研究”、“媒体批判”等课程[19]，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教学活动中试点，逐渐提高学生媒体教育的质量。（五）家长需要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媒体使用情况的监督父母需要随时监督孩子看电视、电影和玩游戏的情况，了解他们所接触的媒体的时间和内容，控制孩子使用媒体的时间，针对含有暴力和色情内容的媒体大量存在的情况，能够积极地教导他们如何正确地加以辨别、选择媒体和接收信息。同时，为孩子营造一个较好的阅读氛围，家长与孩子共同读书、讨论，培养孩子产生读书的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六）青少年需要不断丰富学习和娱乐方式由于大学生的闲暇时间较多，自主性较强，且毕业后面临着工作或进一步的深造，建议大学生能够对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规划，例如，除了日常的学习时间外，通过阅读、做兼职、参加社团活动或公益活动等多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水平以及经验和阅历，既能从中感受到自身的能力和价值，又能为毕业后深入学习或顺利地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个阶段是补充知识、提高能力以及价值观确立的重要时期，阅读仍然是他们获取知识、提高道德修养、塑造良好精神品质不可替代的途径。建议中小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一些符合自己兴趣的课外书籍，制定阅读计划，从书中获取知识，学会他人如何面对困难、解决问题、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本文作者：张学民刘畅张丽娜傅鑫媛孙发伟王浪浪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在国际法上承担法律责任者主要是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传统国际法上的责任主要是指，国家因为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国家责任。但是，引起国家责任的国际不法行为一般都是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它们首先是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其次必须是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另外，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承担的责任，换言之，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做出国际不法行为，就要向该国承担国家责任。那么，本文所要探讨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不是国际不法行为呢?国家是否要为此承担国家责任呢?国家责任的形式是什么呢?国家责任又将如何承担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由于对妇女的暴力问题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先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面临的困境谈起。

一、传统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人权法上面临的困境

与在国内法上相同，在国际法上如果违反了法律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是承担责任者主要是国家不是个人，因此称为“国家责任”。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习惯国际法规则或不履行条约义务，它就违反了国际法并因此被认为是做出了国际不法行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是关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确定、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国家责任如何实施的国际法律制度。[2]国家责任制度是国际法上的重要制度，它关系到国际法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这一关键问题。但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主要解决国家之间对等关系中产生的由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做出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这种一国对另一国承担的国家责任因国际不法行为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的国家责任和构成国际罪行的国际刑事责任。前者可能在国家违反了它承担的条约义务结果对他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在外国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发生。后者一般发生在一国对他国发动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3]

20世纪70年代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为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新问题：国家对于侵犯其本国国民人权的行为是否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呢?可以肯定地说，自从国际法体系中产生了国际人权法这个分支，国家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的问题就不再是纯属国家国内管辖事项了。国家基于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在国际上承担尊重其本国国民人权的义务，如果违背了这些义务就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对整个国际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正在发生着人们难以预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的出现结束了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的历史，对以国家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国际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国际法还主要是调整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法律。无论是依照国际习惯法规则还是依照国际条约的规定，与一个国家享有的国际权利相对应的是另一个国家的国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违背了它的国际义务，受害的一方一般是另一个国家。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受害的一方，即受害国，可以援引违背国际义务国的责任。[4]在国际法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受害国都有权援引做出国际不法行为的另一国的国家责任。国际法就是通过这种国家之间对等关系的相互制约来加以实施的。

一、概述

随着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的进步，校园中学生的成长生活状态，教育问题等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校园暴力行为屡上新闻头条。2016年，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穿着校服的女孩在围着一个穿着同样校服的女孩拳打脚踢，而录视频的同学还在不断的叫好;2017年某学校内，女学生朱某伙同另外4名女生在宿舍楼内无故殴打、辱骂两名女学生。其间，5名女生脱光了一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羞辱，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视频，还在自己的微信群内小范围传播;2018年初，某校八年级学生徐某与同班同学余某在校内因琐事发生纠纷，为报复徐某，余某、李某邀约本年级其他几名女生，轮流对其进行殴打。

二、校园暴力行为产生的法律原因

在上述2017年的案件中，经鉴定两名被害人均构成轻微伤，其中一名被害人精神抑郁，无法正常生活学习，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朱某、李某等行为人犯寻衅滋事罪，承担刑事责任。而其他两个案件最后仅仅是教育局责成学校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纪律处分，要求家长对违纪学生加强监管，而行为人并未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使降低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越来越大，大多数都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使相应年龄段犯罪的青少年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是仅仅以纪律处分、批评教育的方式来惩罚正处于青少年的行为人。因此，笔者认为，究其争论的根本，是关于校园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到底是法律缺位，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制机制的欠缺还是由于未成年人在法律观念上有所盲区。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在第十七条①，可见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较轻。大多数人认为为了防止学生遭受到校园暴力行为的迫害，实施校园暴力行为造成一定后果的，若仅由家长、学校批评教育，既不能起到惩罚作用，也不能起到预防其再犯的作用，因此应当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使校园暴力行为中未成年的行为人因其暴力行为承担刑法上的责任，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但是笔者认为，利用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法条来规制未成年人，属于事后的规范。虽然能够降低行为人再犯的几率，但对于未成年人的威慑力较小，并不能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再者，我国刑法的制定是非常严肃的，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不仅要遵循我国的立法规范，还要符合国际文件的要求。它不仅要考虑到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的情况，还要考虑到社会综合发展的程度，因此不能盲目的要求降低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笔者认为校园暴力行为的出现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未成年人对法律不了解，在法律知识上存在盲区。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缺少对刑法内容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暴力行为触犯了刑法或者是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会导致受到刑法惩罚的后果，从而导致未成年人随心所欲的在校园中实施暴力行为。

三、遏制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律措施

首先应贯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教育目的，培养未成年人的法律观念。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教育目的在其第六条中规定。但是，这一规则在近几年来并未被重视，导致刑法在学校中的普及人员不专业、普及次数少。其次应重视对校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的保护，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加入对未成年人受害者心理问题的治疗。我国虽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在对于未成年人受害人由于暴力行为引起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解决并未规定。遭受校园暴力的未成年人受害者心理上的伤痛很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成长，更有甚者会演变为新的施暴者。最后参考美国等国外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完善我国刑法中的少年司法制度。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有着相对较为成熟的经验，我国可参考其扩张少年法院管辖范围的制度，与我国刑法相结合，对校园暴力行为人实行“严管优于重罚”原则，进而使少年司法制度成为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力保护。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正当防卫的特殊情形，但并没有对“行凶”作出明确定义，文章通过分析“行凶”的特征及“行凶”的现有解释进行评价，从而为“行凶”作出较为准确的定义及合理解释，为司法实践中处理刑事案件，认定罪与非罪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行凶”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于“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相比，是一个更具生活化色彩的词汇，且本身还具有模糊性从而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刑法学界为了能够给司法实际提供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对“行凶”作出了各种解释。笔者在此对几种观点进行简要评析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行凶”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整体结构来看，“行凶”与其他的四类暴力犯罪行为之间是并列的逻辑关系，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存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共性。对于并列关系存在的个体之间具有共性特征毋庸置疑，但如何把握其共性，就要结合紧随在五类暴力犯罪行为之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规定来考量。“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作为一项概括性规定，一方面通过“其他”二字为无法穷尽列举的暴力犯罪行为提供了兜底性的补充，另一方面揭示和概括了前五类犯罪行为的共性，即严重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二，“行凶”与其他四类犯罪行为并不是包含或交叉关系。“行凶”一词在日常的理解中趋近于“为非作歹”，很多严重暴力的不法行为都可以用“行凶”来概括。在“行凶”一词可以包括后面几类暴力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又在法条中处于并列的地位，为了保持《刑法》条文的内在逻辑结构完整性，有序性，则需要对““行凶””一词进行限缩解释。据此，可以得出“行凶”具有以下特征：（一）“行凶”是行为而非具体罪名。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行凶罪”的规定，假如“行凶”是一个罪名，也只能作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罪名的集合。但将“行凶”作为罪名的抽象概括就会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功能效用上产生冲突，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必要将两个概括性的集合概念放在同一个条文中，所以从结果的矛盾来看，“行凶”是罪名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把“行凶”作为一种暴力行为进行理解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而且有利于维护《刑法》的周延性和体系性，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维护。（二）“行凶”是具有物理性的暴力行为。特殊防卫作为一般防卫的情况之一，当然也要符合一般防卫的规定。防卫人对犯罪人的防卫行为应当处于一个基本相当地程度，由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是物理的暴力行为，所以特殊防卫中防卫人为保护法益的反击也是物理性暴力行为。所以“行凶”作为特殊防卫的起因条件之一，仅指物理性的暴力行为，而不能包括精神性的暴力行为。（三）“行凶”是一种具有严重人身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特殊防卫权是国家为了使公民在其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反击不法者的“压箱底”武器。通过对比其他并列的犯罪行为可知，暴力行为必须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从现行《刑法》列举的犯罪来看,主要是指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等权利的犯罪才可以认定为“行凶”。①（四）“行凶”是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行为。从上文可知，对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应从行为角度进行分析，既然“行凶”与其他的四种暴力行为在保护范围上是不同的，那么如何处理““行凶””和“其他暴力行为”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能确定具体罪名的，例如故意伤害则属于“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的范围，对于无法确定具体罪名的，则属于““行凶””的范围。这样可以使《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没有立法重复之嫌的前提下，完全涵盖了行为可能存在的形式，在不违背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保障了《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行凶”的现有解释及评析

论文摘要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近年来有进一步增多趋势，其呈现出的特征、产生的后果令人堪忧。严重危害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稳定和,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给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必须针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内在原因加以解决，尽快建立起道德、、社会、爱心等各层面的社会支持体系，缓解家庭暴力现象的蔓延。关键词：家庭暴力特征成因对策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根源是男尊女卑、父权制的传统陋俗，它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表达为DV），一般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是古今中外家庭中较为常见的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就其含义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一切具有家庭关系的成员中发生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联合国在《清除对妇女暴力宣言》中指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虐待、强奸配偶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这里的解释明显是广义的。狭义的家庭暴力，是指男子对妻子行使的暴力行为，对此有人称之为“殴妻现象”或“殴妻文化”。中外都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也有人认为，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折磨、伤害和虐待的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则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的摧残、虐待和伤害的行为。这种划分也不无道理。

关键词:绑架罪/绑架杀人/绑架抢劫/人身自由

内容提要: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危害行为，因此，该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重点关注，这从一贯的刑事政策与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可以推知。鉴于绑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理论界对该罪做了深度探讨和诠释。纵观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总体上而言，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探讨的余地和空间，比如对绑架杀人犯罪形态的理论解析、对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对绑架罪构成要件中的剥夺人身自由应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几个角度，对绑架罪做了具体翔实的探讨和解读，以期能更好地解决绑架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绑架杀人行为的犯罪形态辨析

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可知，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以绑架罪论处。对该条中的绑架杀人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和论证，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看，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此，还需对绑架杀人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以达到对其形态进行准确认定之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是指除了绑架行为以外，还存在着故意杀人的行为，故是结合犯，但立法者对绑架杀人行为并没有设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绑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与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结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强盗强奸罪、德国的强盗过失杀人罪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6条将实行强奸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两个罪行合并而成强奸故意杀人罪，这也是结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国1997刑法典中没有结合犯。其实，国内有关结合犯的种种观点仅是学者将大陆法系的理论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条文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结合犯。从国外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来看，结合犯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对行为人不以结合犯的罪名论处，就不能达到准确、适当量刑之目的。“也就是说，从立法上看，由于结合犯涉及到的各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适用其它罪数理论则达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将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规定为一个构成要件，是考虑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对实施该数罪的行为人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处理，就会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满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从这个角度而言，结合犯是为了弥补可能导致罪刑不适应而出现的一种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另外，从国外刑法典的规定考察，结合犯的具体形式其实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虽然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结合犯形式，但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例予以印证。有的学者也对此做了明确诠释：“结合而成的新罪，应当是与数个原罪均有区别的新的独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结构上与数个原罪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罪名上也与数个原罪不同。”[3]实质上，学者们谈到的一些结合犯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犯。因此，结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从结合犯产生的原因与结合犯的具体形式考察绑架杀人行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为结合犯的论断。首先，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故意杀人罪，也可以达到对行为人适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设置结合犯来解决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下文中论者的观点也从侧面表明，就绑架罪而言没有设置结合犯的必要，以牵连犯处断即可。“故在二个犯罪行为之间（结合犯所结合的两个犯罪行为——笔者注），亦常具有牵连之关系，视其情节，本亦有可成立牵连犯，但因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达到刑罚之平衡，法律乃将其结合成一独立罪名，成为实质上一罪，并科以较重之法定刑，与牵连犯之独立成立数罪名，就其中较重之罪处端有异，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惩处。”[4]其次，刑法典第239条明文规定，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而非以绑架杀人罪处。这种形式不过是理论界所谓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结合犯，而不是国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结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总之，根据上文分析，将绑架杀人厘定为绑架罪的立法形式视为结合犯是存有疑问的。

一、高校大学生的不良网络道德、网络暴力表现

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兴调整的行为规范就是道德，随着人们交往方式、手段的变化，人们的道德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网络和现实社会一样，也存在暴力行为，网民在网络上进行暴力行为，实质上将社会暴力行为在网络上进行的延伸，在网络社会的虚拟、间接等因素下，网络暴力行为并没有像社会暴力行为那样，血肉相搏、拳脚相加。而高校大学生中出现的不良网络道德、网络暴力表现主要有:

1．大学生网络言行不文明，涉猎不健康网站，在网络的自由言论和匿名前提下，大学生的言行随意，脏话、脏词可以随意的从口中讲出，学生在聊天、发文时直接采用不文明文字，很多大学生都遇到过网友使用脏话或者有攻击性的言论，甚至有些男性大学生会浏览一些色情网站，玩暴力网络游戏等。

2．网络成果剽窃非常严重。网络使得全球的信息共享，丰富的资源、信息可以随时的查看和下载，一些人道德观念薄弱，利用网络进行文章抄袭等，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占据的比例非常的高。

3．大学生盲目地进行网络恋爱。根据调查研究，几乎有一半的大学生相信网恋，有网络经历的大学生也不在少数。在网络上进行恋爱，主要是寻找精神上的慰藉，满足自己的网恋好奇心，真正在网络上真心找对象的人很少。大学生盲目的崇尚网络，沉浸的网络世界里，甚至荒废自己的学业，形成孤僻、暴躁等不良倾向，这些严重地影响到大学生心理健康。

4．使用网络暴力语言。语言是一种交流行为，在语言交流过程中，需要遵守合作、礼貌等原则，如果采用语言武器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导致他人精神、心理上产生创伤，就构成了语言暴力。当前大学生出现的网络暴力行为主要是在网络交际活动中使用粗暴、肮脏、诋毁、嘲笑等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文字，对他人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摘要目的探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案例中精神分裂症凶杀案例的鉴定状况。方法对179例精神分裂症凶杀案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精神分裂症凶杀行为多发生于青壮年及经济收入低的人群，男性显著多于女性，文化程度偏低。病程≤1a作案者居多，随着病程延长，发案率逐渐降低。作案方式及工具以刀具为主，对象以近亲属为主。26.3%为有完全责任能力，21.8%为限定责任能力，51.9%为无责任能力。结论积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治疗和监护是预防暴力行为的有效途径。

【精神医学司法鉴定；凶杀案；精神分裂症

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onmurdercaseof179schizophrenics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expertisestateofmurdercaseofschizophrenicsin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MethodsThedataof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in179murdercasesofschizophrenics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Murdercasesofschizophrenicsoftentookplacetoadolescentandpostadolescentandlowincomecrowd.Mendidsignificantmorethanwomendid.Theirdegreeofculturewerelow.Thepatientswhosecourseofdiseasewasnomorethanoneyearhadmoremurdercases.Withthecourseprolonging,therateofcasesdecreased.Themainmodeandimplementwerecuttingtool,andthemainobjectwerecloserelatives.26.3%ofthemhadcompleteresponsibility,21.8%haddelimitedresponsibilityand51.9%irresponsibility.ConclusionSchizophrenicsshouldbetreatedandcaredactively,andstrengthenedmentalhealtheducationandlegislation,whichareeffectivewaytopreventviolentbehave.

【KeywordsExpertiseofforensicpsychiatry;murdercase;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下，具有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平安，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为探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案例中精神分裂症凶杀案例的鉴定状况，作者对2000年1月～2005年1月天津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委员会鉴定的凶杀案例中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179例鉴定资料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预防校园犯罪，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各项工作开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校园犯罪行为的预防和角度分析，可知要达到预防的目的，除了从宣传教育的角度针对学生开展认识犯罪行为、预防犯罪行为的教育，从校园环境设计的角度，通过利用校园环境的监管和保护作用，在监管中及时发现校园犯罪行为，并进一步将其消除和杜绝，是预防校园犯罪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保持学生校园环境的纯净和稳定，才能进一步促进学生接受良好教育。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关于从环境设计的角度预防校园犯罪的课题的研究，我国不仅在教育体系的建设上不断的完善和优化，也从政策和规范的角度，对我国教育工作开展中长期目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相关的政策规范包括于2010年7月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在这两项教育规范和政策中，对教育开展的要求和目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基于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体系完善的两项重要的法律法规内容。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9个相关部门了《关于防止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后，预防学生遭遇校园霸凌、校园暴力的问题成为现代教育开展中关注度不断提升的一个问题。

二、校园暴力或霸凌行为的内涵与特征

1.校园暴力与霸凌行为的内涵。从校园犯罪角度来讲，暴力和霸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犯罪行为。所谓的校园霸凌，最初的定义来源于挪威籍心理学家DanOlweus，其将霸凌行为定义为，当一个个体重复性地暴露在一个或多个负面的行为中，并持续处在这一状态下时，则认定其受遭受到了霸凌行为[1]。而具体到本文探讨的校园环境中，出现在校园环境及学校内部人际之间的负面行为，就被称作校园霸凌(暴力)。当校园内部霸凌或暴力行为发生后不能被及时发现；发现后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不能针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教师自身不能做到严格约束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则存在于校园环境中的这种行为就会呈现出不断扩大和发展的现象，为校园犯罪埋下隐患。2.校园霸凌以及暴力行为的特征。分析校园霸凌和暴力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应分析和了解校园霸凌和暴力行为的特征，从具体特征的角度观察，校园霸凌与暴力行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暴力行为具有显著的无意识特点。这种无意识的特征，与学生尚未建立起明确的法律意识及其缺乏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管理能力有直接关系。学生对暴力和霸凌行为的概念及内容认定缺乏标准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其主观上已经做出了校园暴力和霸凌的相关行为，在其自身的主观意识中，并没有对这种行为的自觉认知意识[2]。另外，在我国中小学教育制度建设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关于预防校园暴力，校园犯罪行为的制度和规定并没有被明确地以制度化的形式提出，这种现象使得从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到学生都存在对校园暴力或霸凌事件的敏感性薄弱的现象，同时，意味着教师和学生自身的防暴意识也比较单薄。部分教师甚至将具有显著特征的校园霸凌行为认定为学生之间由于青春期的冲动而发生的肢体冲突。在管理方法上也通常采用批评教育甚至体罚的方式，这种方式对学生来讲，不仅不利于其认知到校园暴力和霸凌现象的严重性，且由于学生所处的特殊身心发展时期，过于强硬地引导和教育，反而会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不利于制止和杜绝暴力行为或霸凌现象的发生[3]。第二，行为发生的群体性与盲目性。这种群体性和盲目性的特征，与学生特殊年龄发展阶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阶段，学生的独立意识尚未全面地形成和完善，因此，其在个人行为的选择和认定过程中，对群体性行为的依赖感和认同感都相对较强，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状态，当校园霸凌或暴力行为产生时，往往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并且大部分学生基于对群体行为更高的认同感，使其成为霸凌行为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其自身往往对这种现象还不自知[4]。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校园内部的霸凌和暴力行为，实际上是具有显著的盲目性特征。第三，行为发生的叠加性和延伸性。主要是指，校园暴力和霸凌行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则实施霸凌行为的群体，则容易不断提升霸凌行为的层次，并且持续性地发生这种行为，这种严重性逐步加大的现象，必然会给遭遇霸凌和暴力的一方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心理阴影，从而愈加不敢反抗，这也是助长霸凌和暴力行为的因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果霸凌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则很容易进一步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同时，对遭遇霸凌行为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会带来严重威胁。

三、基于环境设计视角预防犯罪校园环境建设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的相关因素，为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暴力风险的早期识别与干预提供参考。方法查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病历系统，选取2016年1月-12月急性发病的1107例住院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入院时采用危险性评估表评定患者的暴力行为危险性等级，选取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共8个变量探讨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的相关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精神障碍患者高暴力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在1107例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中，高暴力风险者357例（32.25%）。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1.747，95%CI：1.303~2.342）、诊断为躁狂发作（OR=2.018，95%CI：1.310~3.108）、急诊入院（OR=4.244，95%CI：3.083~5.840）是患者存在高暴力风险的危险因素。诊断为抑郁障碍（OR=0.397，95%CI：0.233~0.677）的患者较其他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风险更低。结论对于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急诊入院的男性以及诊断为躁狂发作的患者更可能存在高暴力风险。

【关键词】急性期；精神障碍；暴力行为；相关因素

精神障碍病程多为慢性，有持续性或间断性特点，我国精神障碍管理强调多部门综合管理及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全程治疗，提倡精神障碍急性期病情严重者入院治疗，稳定期在社区康复管理［1］。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近600万例［1-2］。精神障碍患者有潜在发生暴力行为的风险，与非精神障碍患者相比，精神障碍患者暴力风险高2~4倍［3］。精神障碍患者在疾病急性期和稳定期均可能发生暴力风险事件［4］。暴力风险事件例如攻击行为、危险行为等，表现为言语威胁、对财物的损毁、对自我的伤害及对他人的侵害［5］。研究表明，75%以上的精神科急诊护理人员受到过精神障碍患者的攻击［6］。既往关于社区管理中精神障碍患者暴力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4，7-8］，但患者多处于疾病稳定期、且多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而针对急性期发病的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风险评估及相关因素分析的研究较少。Iozzino等［6］研究表明，急性期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攻击性与年轻、男性、非自愿入院、未婚、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次数较多、暴力史、有自伤行为史和药物使用史有关。本研究通过分析某精神专科医院急性期入院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风险情况及高暴力风险的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医务人员识别和预防暴力风险事件以及减少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暴力攻击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查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住院患者病历，收集2016年1月-12月因急性发病住院的1107例精神障碍患者资料。纳入标准：①出院第一诊断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tenthedition，ICD-10）诊断标准；②入院当天完成危险性评估表，由精神科执业医师评估；③病情不稳定，本次发病时间≤1月。排除标准：①长期住院办理周转的患者；②病例资料信息不全的患者。本研究通过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