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机制范文10篇

一、物权保护机制概述

(一)物权的概念和特征。物权是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有物或者依照授权支配他人的资产(财产)，而直接享受物的利益的排他性财产权。其特征为：1.支配性；2.排他性；3.绝对性；4.转让性。

由于物权的本身特性，使物权容易遭受来自众多的不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侵害，这种侵害的方式可能是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的，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状态的损害，一类是权利状态的损害。前者如房屋被撞裂、电视机被砸坏等，后者如土地被他人堆放杂物而无法利用、汽车借用后被拒绝返还等。具体来说，对前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侵害人恢复被损坏之物至原来的状态(修补房屋、修理电视机等)，或无法恢复时以金钱赔偿；对后者，《民法》的救济方法是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或返还所有物(搬走杂物、返还汽车等)。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立法现状。《物权法》第三章规定了“物权的保护”，且是以物权的保护来命名本章。《物权法》第5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权”，本条之规定，是对物权之保护的规定，然而对违反此规定之法律效果，立法者则另选择在物权编专列第三章《物权的保护》加以规定，包括第33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及其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可称之为物权人之确认权利请求权；第34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其返还原物”，可称为物权人之原物返还请求权；第35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可称为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请求权；第36条：“造成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可称为物权人之恢复原状请求权；第37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可称之为物权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物权之保护，依上述《物权法》之规定，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为物权人之物上请求权，包含原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物权确认请求权；其二，为侵权责任请求权，包括恢复原状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立法现状看，我国现行立法是不区分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也尚未形成合理的物权保护机制体系。

二、我国物权保护机制的体系构建考察及缺陷

为充分调动党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该县紧贴非公企业实际，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构建了比较完整的非公企业党务干部的五大保护机制。一是双向介入机制。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党政交叉任职。依据《公司法》，在股份制企业提倡党组织负责人以股东身份进入董事会，参与重大决策；在非公司制企业提倡党组织负责人担任行政职务，或在行政负责人中物色书记人选。目前这类企业有402家，占已建党组织企业数的69.9%。另一种是党组织书记兼任企业工会主席，依据《工会法》来保护党务干部的合法权益。此类企业有117家，占已建党组织企业数的20.3%。二是党建责任机制。从20*年起，该县由基层党委与企业业主、书记签定了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规定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任务以及业主在支持党建工作、保证党组织负责人待遇等方面的具体责任，从而以契约的形式保护了党务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各项待遇。三是教育培训机制。对书记着重从协调党政关系入手，加强“五个不”教育。即：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挑剔、保证不代替、用权不越权、信任不放任。要求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保证和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对业主加强共同理想、责任意识、民主法制、科技和管理等四项教育，突出科学发展观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今年该县已培训业主、书记5期432人次。四是激励保障机制。广泛开展了“五个一”、“党群共建”以及“十佳书记、十佳业主、十佳工会主席”等争先创优活动，宣传表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营造了良好的党建工作氛围；与业主明确商定，党组织负责人享受同级行政领导待遇；构建了扶贫机制，对有经济困难的党务干部实施了帮扶。五是联席会议驱动机制。为扭转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中党务干部“单打独斗”的局面，建立了包括工商、税务、劳动等执法部门在内的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任务，以此驱动非公企业业主关心支持党建工作，为党务干部打造了宽松的工作环境。

历史城镇，广义上指存在文物古迹比较集中，与周围环境一体，能较完整地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城区和城镇。它的内涵区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古镇等提法，与历史街区比较接近。历史城镇在科学、文化、艺术上有较高的价值，“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

从目前历史城镇遗存的现状看，一部分历史城镇已经得到了主要来自政府的保护。但为什么政府是历史城镇保护现实的主体?社会其他主体有无现实地参与到其中?他们的参与又会引致何种结果?这种保护格局下的历史城镇，政府应该如何应处?下文将尝试从历史城镇保护的现状出发，探讨构建历史城镇保护的政府机制。

一、历史城镇保护的参与者

历史城镇包含着较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包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活的见证”。构成这些城镇的古建筑不仅具有建筑、审美意义上的科学价值，而且往往具备文化、历史等更深刻的内涵。它们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而由于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因素的作用，目前未受保护的历史城镇存在着古建筑被破坏，传统文化衰退等现象。正是历史城镇的重要性和当前破坏的严重性决定了其保护的现实必要性。

从当前我国历史城镇保护的参与者来看，根据他们主观目的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保护目的性参与者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遭到反倾销的现状；我国企业反倾销败诉的会计原因分析；国外在反倾销会计方面的经验；我国预防和应对国际反倾销的会计措施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磨擦和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倾销与反倾销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国已成为国际滥用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所谓倾销是指出口商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进口国销售产品、我国企业遭到反倾销指控,在应诉的企业中胜诉率很低、“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我国在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中大量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起用竞争对手会计、建立商业情报网、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符合“转型期”要求,会计需满足两个条件、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与竞争对手会计、关竞争对手的信息渠道是多样的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倾销与反倾销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正确解读国际反倾销中的若干会计问题,建立起预防和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保护机制,充分发挥会计在国际反倾销中的作用,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将全面分析建立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构建策略。

关键词:国际贸易反倾销会计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磨擦和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倾销与反倾销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为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竞争秩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其成员在进口产品因倾销、补贴的激增等给其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因而,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反倾销税已成为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1我国遭到反倾销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对外出口的增长,我国已成为国际滥用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有数据显示,因国外的反倾销造成的损失已达800多亿人民币。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正确解读国际反倾销中的若干会计问题,建立起预防和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保护机制,充分发挥会计在国际反倾销中的作用,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倾销与反倾销作为当今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已越来越为中国企业所熟悉。所谓倾销是指出口商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进口国销售产品,由此对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的行为。反倾销,则是当倾销行为发生以后,出口国因此对进口国相似产品工业造成实质上损害时,进口国为抵消或阻止倾销,可征收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的一种法律行为。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我国的资源浪费问题以及生态失衡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居民产生了危害影响。党的十八大指出，应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环保问题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大量关注，目前已有较多的学者从环境保护支出效率、投入产出率等方面进行研究。譬如，朱浩等（2014）[1]从环境保护支出的角度研究了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以及分析了对环境保护支出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孙开,孙琳（2016）[2]基于投入产出率对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金荣学,张迪（2012）[3]研究了针对省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情况进行了分析。戚扬（2014）[4]从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角度分析了财政保障机制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张计超（2013）[5]针对促进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李敦亮（2005）[6]从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角度研究了治理解决环境污染的主要政策手段。逯元堂（2011）[7]分析了财政环境保护的预算支出，并提出了优化建议。罗贤东（2012）[8]分析了财政预算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本文受到河南省政府招标决策课题（财政专项，2016BC326）的资助，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这几个主要方面对河南省环境保护进行分析。

二、河南省环境保护的财政现状

河南省财政环境保护支出情况如下图：图1如图1所示，近10年，河南省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规模总体呈现增大趋势，但增速整体较为缓慢，从绝对规模来看，河南省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从2007的60.92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119.95亿元，年均增长10.55%，但主要增幅集中在2007至2010年，河南省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增长率从2008到2011呈现逐年下降态势，2011年以后有所上升，但没有回苏到之前的较高水平。从相对规模来看，河南省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河南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7年的3.2567%下降到到2014年的1.9897%。由此可知，河南省政府逐步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全省公共财政对环保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财政的节能环保支出规模基本保持增长，但节能环保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并没有得到持续的提升，比重较低的问题一直存在。

三、河南省在支持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与云南和山东相比较，尽管在环保支出方面，河南省的支出总额绝对值要大于云南省，但在环境保护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总额的比重上，河南省明显低于云南省。从长期趋势来看，河南省财政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的比重有所下降。与山东省相比，尽管山东省在前期对于环境支出的比重较低，但在加深对环保方面的重视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总体来看，河南省对于环保方面的支出规划依然需要完善。

摘要]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背景下，我国生态保护补偿立法初步形成了一般立法、个案立法和以其他法为载体的立法模式，生态保护补偿的立法的基本内容也进一步丰富，但是随着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和立法进程的发展，进一步明确生态保护补偿概念、补偿类型选择、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条件等问题就尤为重要。

[关键词]生态保护补偿；立法机制；框架性

立法生态保护补偿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在促进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能动的积极作用。在紧迫的生态形势和党中央生态文明理念的敦促下，我国“自上而下”地推进生态体制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各政府部门在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方面发挥出职能作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政策在不断完善、资金投入量扩大，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1生态保护补偿概念内涵

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复合型概念，具有复杂丰富的内涵和延展成长的外延。立法概念界定应该在两个方面引起注意：（1）以生态保护补偿的激励功能作为界定依据。激励机制的法律制度设计受到两方面的启发，一是经济学领域生态保护补偿科斯概念强调通过赋予或者创设一定的生态权利，对保护者增加生态服务行为提供奖励；另一种是政治学领域，该制度引用庇古理论注重突出政府的职能作用，要求政府满足生态权益的持续保护，通过政府的强制作用防治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2）注重衡量法理学中正义理论和权利义务对等理论。对生态利益和生态服务的持续保护，给提供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失，基于正义的考量，法理要求必须对此种生态付出提供等值补偿。综上，生态补偿的概念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建立分阶段基础补偿和机制补偿结合的概念定义模式。在第一阶段，利用政策手段对权益受限者提供补偿，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依据个人、单位划分类型。在第二阶段，运用市场激励和惩罚机制达成生态利用获益者和生态服务供应者之间的价值平衡。

2生态保护补偿立法的现有模式

一、构建环境保护机制的主体及相关责任与义务

1企业职责

就环境污染及破坏而言，企业无疑是导致环境逐步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政府针对这种现象出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与鼓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污染严重产业的发展。然而，法律法规的制定终归还是要企业来实施执行，因此企业的自律性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说，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的自律性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2公众的参与

环境遭受破坏带来的危害主要由居民来承担，可以说，环境破坏在很大程度上给居民的生产及生活活动带来诸多不便。此外，环境质量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对当地政府工作的评价。为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居民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工作之中，进而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和谐有序发展。

二、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大量人力和技术的投入，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探索研究发现，生态效益补偿实际上是生态利益共享机制，即由社会受益各方共同公平合理地承担提供生态效益所投入的费用，这是打开源区生态环境保护颈瓶、从而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统筹流域协调、和谐发展的积极、长远措施。文章还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

一、*区生态保护的背景

1、*水系简介

*是珠江水系3大干流之一。它发源于中国江西省境内赣州市寻乌县桠髻钵山，源区包括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上游称寻乌水、在广东省的龙川县合河坝与安远水汇合后称*，然后流经河源、惠州、东莞，在东莞流入狮子洋。*干流长度562公里，总流域面积35，340平方公里；在江西省境内长度127公里、集水面积3502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地表径流总量为297亿m3，在江西境内年径流量约32亿m3，输入广东境内约29.21亿立方米。

*是广东省各条河流中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最充分的一条河流，系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要水源地。

*年，香港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解决香港水荒的问题，中央政府拨专款于1964年2月开始兴建东（江）深（圳）供水一期工程，*年3月建成投产。

保护耕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区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当前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科学合理利用土地、严格保护耕地尤为重要。为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红线，现结合我区实际，就建立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强化耕地保护的行政主体责任

各有关街道办事处应将耕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行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各项制度，依法行政，依法查处耕地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耕地保护资金投入，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和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布局基本稳定，确保按年度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

二、明确耕地保护的部门监督管理责任

各部门都负有参与耕地保护的监督管理责任，要强化耕地保护责任意识，切实履行职责，确保耕地保护取得实效。区国土局要认真执行耕地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全面履行管理职责。区发改统计局、建设局、交通局、农委等部门要正确处理耕地保护与发展建设之间的关系，高度重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区农委要强化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引导和规范耕地承包、流转及利用行为，加强耕地质量监管，防止耕地闲置、撂荒和过度利用，引导农业内部结构合理调整，稳定粮食、蔬菜等作物播种面积，确保粮食和其他关系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供给。区财政局要管好用好保护耕地的资金，确保耕地保护的投入。区司法、监察、检察、公安等部门要对破坏耕地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

三、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农户耕地保护的直接责任

评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础性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6月修正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业务指南》①中，17次直接提及“评估”要求，包含遴选标准评估、援助评估、申报资料评估、保护计划的评估、名录除名评估、项目活动评估、方案影响评估、评估方面的国际合作、遗产现状评估、素质教育作用评估、创收和可持续生活评估等，体现了评估工作的重要作用。从确认名录到保护发展，评估贯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个过程。自我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评估工作也日益获得重视。如在2016年，原文化部组织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评估、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第三方评估等［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在国际社会，评估工作被认为是一个组织、机构、地区乃至国家的决策状况的反映，它体现了决策的绩效与监督机制，反映了决策的可考核性与公开性。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中曾明确指出，应对可能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或相关社区的任何行动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仔细评估②。意味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除了对文化本体和工作的评估，还应加强对相关行动造成影响的评估。根据新的国际社会发展趋势，有必要重新审视评估机制的建设问题。此外，评估工作除了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评定，实现了对工作的自查，对中国的文化生态还产生了哪些影响?通过分析我国的评估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可以获得什么学理思考?基于上述思考，结合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现状，本文拟对评估的范畴、原则、标准、机制进行重新界定和思考，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促进作用。

一、评估的范畴与基本原则

(一)评估的范畴。评估可被视作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相关项目、方法、成果、人员等情况进行的专业评价。但应注意的是，评估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工作，评估的结果实际上在评估者和评估对象的互动中产生。DawsonMunjeri提出，当人们赋予了传统文化何种价值，将决定哪些文化表达形式属于文化遗产，将如何保护①。随着各级评估工作的展开，评估过程和结果还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作用力，比如使遗产生成了新定义、新价值，传承人产生新的影响力和生产力等。因此，全面的认知评估，意味着它不仅是人们按照一定标准对事物作出的评价，还涵盖评价反向的实践过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框架中，评估对象既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承人，也包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执行者与工作，当然，还包含评估工作自身的再评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期报告制度就是“缔约国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定义务的一种跟踪监测和综合评估”［2］。所以，根据评估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工作可分为名录评估、传承人评估、机构评估、计划评估、政策评估、生产评估、评估自查;根据评估者的身份，可以分为自评和第三方评价;根据评估的时间，又可分为项目前评估、项目中评估、项目完成后评估。评估机制的建设不仅是全面地开展评估工作，还应进一步推进评估政策与评估机构的完善，从而使评估逐步系统性、规范化，更好地发挥鉴定和监督的作用。(二)评估的基本原则。评估应建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框架内，因此，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动态原则。从历时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所谓的“本真”只是相对概念。从共时角度看，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是一个传承人与认知者的互动过程，时间、空间、人员等情况都会影响认知的结果。因此，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特性，避免用僵化的观念去约束评估的标准和方法。2．整体原则。《公约》中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知识、技能、文化场所等无形事物，这些无形财富或附着于具体的实物上，或只在社会实践中出现，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强调对特定文化社区的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评估的特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估需要从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去深入剖析，从总体上把握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把握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联系。3．相对原则。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在价值不能用单一标准进行衡量。我们要把握的关键是，文化对于生成文化的族群的意义。此外，单一学科无法提供完整的评估指标，单一的评判指标无法与多元的价值观念契合，因此，只有提倡跨学科合作，才能对保护对象进行综合评价。评估工作的客观公正体现于它的相对性特征，评估标准只能建立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共同体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4．独立原则。评估者被要求保持立场的相对独立。第一类是保持行使职能的独立性以及经费、资源的独立。这些评估者来自具有独立职能的机构，与评估对象不存在从属关系，也不存在人员交叉问题。如在日本，评估机构更多的属于独立的企业单位，政策、职能、经费方面独立。第二类是来自内部的评估，应严格遵从职业、学术伦理，坚持立场的相对独立，才能保证评估工作的客观公正。

二、评估的指标、要素与标准体系

依循以上原则，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评估标准。根据评估对象，可分为以下两个类别。(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以下简称《代表作条例》)中确定了代表作评选的文化标准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遗产的高度集中;从历史、艺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角度来看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民间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3］。为了评估文化遗产的价值，《代表作条例》还为评审委员会进一步细化了下述评估标准:是否具有作为人类创作天才代表作的特殊价值;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是否杰出地运用了专门技能，是否发挥了技术才能;是否具有作为一种活的文化传统之唯一见证的价值;是否因缺乏抢救和保护手段，或因迅速的变革进程，或因城市化，或因文化适应而有消失的危险。对于代表作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可依循《代表作条例》中确定的标准实施，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具体问题，比如主观性和客观性的问题、代表作的分类问题。价值评估标准容易陷入主观视角的争论，但评估需要强调可操作性，“实践决定了它的生命力”［4］，因此，应该细化工作程序和评估指标，切实指导实践过程，并在实践验证后进一步完善。评估标准可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式，在定性标准方面，应依据上述代表作评选的文化标准建立共识性框架，同时容纳个性准入机制;在定量方面，配合使用统计分析方法，获得相对客观的数据①。评估中的分类是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提到，为了进行民间创作的鉴别，鼓励建立民间创作标准化分类法，即编制民间创作分类总表、编制民间创作细目汇编、对民间创作进行地区分类，需要通过实地项目来进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工作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建立分类体系是评估乃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基础，而进行分类实践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要认识的问题是，概念和边界都只是人类认知事物的工具，由于社会背景、学科分界、事物自身的复杂特性等决定了无法形成绝对分类标准。在科学共同体一定阶段的认知体系里，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分类标准，但应根据文化遗产的变化和新的认知不断更新。(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评估。除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估，我们还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评估标准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总体成果框架》［5］(以下简称“总体成果框架”)的出发点是衡量《公约》对各级影响的工具，从该框架所列8个主题领域26项核心指标86项评估因素来看，是当前较为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评估标准。框架分为主题领域、核心指标、评估要素三个层次。8个主题领域分别是:机构和人员能力、传承和教育、清单编制和研究、政策法规和行政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及其在社会中的保护、提高认识、社区群体和个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国际参与。以第3个主题领域“清单编制和研究”为例，核心指标有4项，包含清单体现多样性和促进保护的程度、清单编制过程具有包容性、研究和建档促进保护的程度、成果用于增强决策和促进保护的程度。而核心指标又下分多项评估要素。以核心指标“清单体现多样性和促进保护的程度”为例，包含已确立或修订清单编制系统、清单体现多样性并促进保护、已更新清单并体现存续力、为获取清单创造条件并尊重习俗做法4项评估要素。这样的框架对保护工作的清单编制、政策、机构人员、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等方面都进行了标准化梳理，并分层列举了评估要素，呈现了较为完整的评估结构。但部分评估要素还是宏观评判标准，在具体的操作中还有一定难度，在实际工作中分解目标、量化指标是评估工作的难点。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评估的角度出发，可设定如下指标:(1)政策指标:是否符合联合国公约、国家政策和相关保护工作的规章制度。(2)绩效指标:产出和成果的类型，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原定目标，以及与目标之间的距离。(3)效率指标:该保护工作是否以较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4)影响指标:该保护工作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5)创新指标:从创新的角度考察保护工作的创新意识和方式。(6)公平性指标:该保护工作实施后导致的有关资源、利益、成本公平分配的状况。将以上指标结合《总体成果框架》中的标准设定评分数值，从而实现评估的量化作用。在一级指标下设定二级指标，在具体方案中调整实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