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玉螺范文10篇

斑玉螺俗称“花螺”，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腹足目、玉螺科，贝壳略呈球型，壳顶淡紫色而基部白色，螺旋部短，体螺层大而膨圆，壳面平滑无肋，密布不规则紫褐色斑点。其栖息广泛，我国南北沿海均有分布，生存于潮间带中、低潮区的泥或泥沙底质滩涂中，为肉食性贝类，主要捕食软体双壳类，是滩涂贝类养殖常见的敌害种类。斑玉螺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又有清热润肺功效，是人们喜爱的海鲜产品之一，目前养殖产量甚少，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多为从滩涂采捕而来，量少价高，供不应求，这为斑玉螺人工养殖带来很好的前景。晋江市东石贝养殖场开展斑玉螺土池人工养殖试验，取得较为成功的效果。现将养殖技术介绍如下：

一、池塘条件

垦区内海水池塘1口，面积4亩，底质为沙泥质，含沙量80%—90%，四周条石砌成护岸，建有独立的进排水闸门各1个，进排水方便，进排水口安装网目为5—10毫米聚乙烯网，水质清新无污染。养殖区的理化因子变化范围为：水温10—30℃，斑玉螺在7℃时不摄食，38℃开始死亡，最适生长温度为20—30℃；海水比重1012—1026，比重低于1005或高于1034均会造成不适死亡；pH值76—85，pH值低于7或高于88均会不适死亡；溶解氧45毫克/升以上，低于3毫克/升时不摄食。特别注意，水质不得含超标的铁质、硫质。

二、放养前准备

放苗前20天，清除池底淤泥，翻松土层20厘米，后进水5—10厘米，用浓度为150毫克/升漂白粉(含有效氯28%)消毒浸泡，1次浸泡2天，反复3次。排干池水，在池底挖15米宽的S型水沟，中间形成的畦宽08—1米，水沟深1—15米，水沟一端接进水口，另一端连排水口，沟的横断面为V字型，利于斑玉螺爬行移动。整平埕面，疏通水沟，进水淹没埕面10—20厘米。

三、苗种来源

摘要：介绍了滁菊主要虫害的种类、发生特点,提出了防治措施,以期为滁菊虫害的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滁菊虫害;发生特点;防治措施

滁菊以名贵特产在清初进贡朝庭而得“贡菊”之称,其花蕊硕大金黄,药瓣晶莹玉白,素有“金心玉瓣、翠蒂天香”之美誉。滁菊以其特有的药用保健价值,名列全国四大名菊之首。

全椒县是滁菊主产区,民间栽培史已有600余年,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实现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发展,近年来,全椒县把加快滁菊产业发展纳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积极组织滁菊生产。随着菊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因重茬、防治措施单一,而使主要虫害越来越重。为此,笔者于2006—2009年对滁菊重大虫害的发生防治开展调查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主要虫害种类及发生特点

1.1菊蚜

摘要：唐代之前的中国诗歌，渔父很少出现，渔妇更为罕见。唐宋时期的渔妇，仅作为渔人之妇存在，没有取得独立地位，只是渔父生活的附庸，渔父形象的点缀。元明时期的渔妇，由渔人之妇发展到捕鱼之妇人，不倚靠渔父而存活，取得了独立地位，成为独立的审美形象。其中，明代诗歌中渔妇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不再是单纯之捕鱼妇人；本质上属于辛苦勤劳型，超越了宋元渔妇简单的苦乐二分模式；而且，出现了追求美丽的渔妇。清代诗歌中的渔妇，形成爱情与爱美、偕隐之志、女性自我观照三大主题，它们都是清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产物。渔妇形象的演变，与中国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是时代精神、时代思潮的反映。渔妇以底层劳动者的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渔父是中国文学中富有永恒魅力的一个题材，历代吟咏不辍；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成果丰富。而渔妇题材、渔妇形象，却鲜有人问津。在中国文学语境中，渔妇既指渔人之妇，也指打渔之妇女，二者有时重合，有时分离。中国文学中的渔妇形象，恰恰经历了从渔人之妇到打渔之妇人，从附庸到独立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封建社会，与中国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攸关。唐前的中国诗歌，只有渔父形象，没有出现过打渔的妇人，或者渔父之妇。即使是渔父，出现的频率很少，形象类别也比较简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诗歌中的渔父形象，全部来自于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他奠定了中国文学千年不变的遗世高人形象，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不与现实合作的狷者。其后，著名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或作《孺子歌》，或作《渔父歌》，所写也是渔父或其他尘外高人。孔融的“渔父屈节”，属于“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乃离合体诗，无关乎渔父自身。嵇康《答二郭诗三首》，有“渔父好扬波，虽逸亦已难”之句；阮籍《咏怀诗十三首》谓：“适彼沅湘，托分渔父。优哉游哉，爰居爰处。”此二人笔下的渔父，皆来自楚辞《渔父》。而《南史•孙缅传》中的渔父，与楚辞的渔父一样，都是一代高人。伏挺《行舟值早雾诗》中，“渔人惑澳浦，行舟迷溯船”；徐防《赋得观涛诗》：“渔人迷旧浦，海鸟失前洲”，也只是普通舟子，不具文学史意义。此外，唐前诗文中鲜见渔父身影。即使在这些诗歌中，渔父也仅一现而已；而且，多沿袭楚辞所塑造原型的秉性。唐前诗歌涉及到渔父妻子的，只有伯常子妻。晋崔豹《古今注》、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都记载：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则作《钓竿》之歌。后司马相如作《钓竿歌》诗，今传为古曲。但伯常子本非渔父，乃避仇而为渔父，其妻不与他一起生活，则其妻显非渔妇。这个时期，中国诗歌中的渔父是高洁的，甚至是圣洁的，也是孤独的，渔父身边容不得他人，更容不得任何女性。

关键词：渔妇；渔父；独立地位；经济发展；女性意识

一、渔人之妇：唐宋时期的渔妇

唐代，初、盛唐时期，文学中的渔父形象，仍然一如此前，逍遥自在，不受拘束，徜徉于天地山水之间。中唐开始，这个略带概念化色彩的高人形象，发生一定变化，在他独往独来的一贯形象上，出现了家庭成员。中唐刘禹锡《有獭吟》率先出现渔父的儿子：“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先祭不敢食，捧鳞望青玄。人立寒沙上，心专眼悁悁。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咽。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李中《渔父二首》之一，也出现渔父的稚子：“偶向芦花深处行，溪光山色晚来晴。渔家开户相迎接，稚子争窥犬吠声。”他们还都是男性家庭成员。释贯休《渔家》诗，第一次出现渔父的女性家庭成员：“赤芦盖屋低压恰，沙涨柴门水痕迭。黄鸡青犬花蒙笼，渔女渔儿扫风叶。”在渔儿之外增加了渔女。李洞《曲江渔父》写到渔父的第三代：“儿孙闲弄雪霜髯，浪飐南山影入檐。卧稳篷舟龟作枕，病来茅舍网为帘。值春游子怜莼滑，通蜀行人说鲙甜。数尺寒丝一竿竹，岂知浮世有猜嫌。”唐末任翻《越江渔父》也写到渔父孙子：“借问钓鱼者，持竿多少年。眼明汀岛畔，头白子孙前。棹入花时浪，灯留雨夜船。越江深见底，谁识此心坚。”可以看出，渔父的家庭成员在逐渐增加，从渔父之子，到其女，再到其孙，但渔人之妇尚未出现。在晚唐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中，第一次出现渔父之妇的身影：“白纶巾下髪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所谓中妇，当源于乐府古题《相逢行》《相逢狭邪行》或《三妇艳》大妇、中妇、小妇，也可能是渔人次子之妻。不过，这位中妇虽然是渔父之妻，但与渔、水无关，而是采桑者。渔妇，渔人之妇，正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是在宋代。宋代诗歌中作为渔人之妇的渔妇，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帮助渔父做卖鱼、补网等活计、夫妻同苦乐的渔妇。此类渔妇，缘于传统渔父题材渔家乐的性质。渔家乐有三层含义，首先，它不是说渔家生活没有苦，而是因为渔父渔妇以及子孙同在渔船之上生活，所以乐。北宋中期徐积（1028—1103）《渔者》诗，写渔家生活辛苦，没有其他生计，只能钓鱼卖鱼，但渔父与妻子同在钓船之中，有儿有孙，全家准备移舟江南：缚竹编茅杂乱蓬，四篱俱是野花丛。莫道江湖山色好，篱落不禁秋后风。秋后风从西北起，身上蓑衣冷如水。夫妻却在钓船中，儿孙走入芦花里。夫妻不会作活计，辛苦卖鱼沽酒费。儿孙身上更贫穷，白日无衣夜无被。昨日前村酤酒处，今朝忽见无人住。闻道江南地更暖，移舟急望江南去。［1］11册7644其次，渔家乐是在与村农、山樵、商人的比较中产生的。与村农山樵相比，租庸制还没有管约到水面，避开了税收，所以乐。黄庭坚（1045—1105）有《渔父二首》，其一写渔父和妻、子一家，在水上辛勤地生活着，但不缴田租、赋役，倒也其乐融融：“秋风淅淅苍葭老，波浪悠悠白鬓翁。范子几年思狡兔，吕公何处兆非熊。天寒两岸识渔火，日落几家收钓筒。不困田租与王役，一船妻子乐无穷。”［1］17册11647黄氏另有一首《古渔父》诗云：“穷秋漫漫蒹葭雨，裋褐休休白发翁。范子归来思狡兔，吕公何意兆非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四海租庸人草草，太平长在碧波中。”［1］17册11647也是在租庸制约束不到的水面上，渔父正享受太平醉眠的惬意生活，而他的妻子渔妇则到集市上卖鱼。南宋周必大（1126—1204）《渔父四时歌》之四写渔父家庭生活安足，卖鱼买醉，合家翁媪儿孙团圆和美，只因不用像田家那样缴纳赋税：“白浪粘天云覆地，津人断渡征人喟。欲矜好手傲风波，故把扁舟恣游戏。雪蓑不博狐白裘，尺寸之肤暖即休。卖鱼得钱沽美酒，翁媪儿孙交劝酬。田家禾熟疲输送，乐哉篷底华胥梦。”［1］43册26697叶茵（1199—？）《渔家行》深刻地反映了渔家乐的实质：为鱼不管波浪恶，出未天明归黄昏。得来鱼可数，妻儿相对语。瓮头有齑熟，锅中无米煮。昔日鱼多江湖宽，今日江湖半属官。钓筒钓车谩百尺，团罟帆罟空多般。盖蓑腊雪杨柳岸，笼手西风芦荻滩。差差舴艋千百只，尽向其中仰衣食。几谋脱离江湖归犂鉏，似闻岁恶农家尤费力。［1］61册38243这首诗几乎对渔父渔妇生活之艰难做了全面描摹，而且颇有深入之处：往日水面宽广，鱼多，现在一半江湖归官府所有，村村家家都仰靠这有限的水面生活，各种钓车钓筒、百般渔网渔船都出动了，但渔人天未明就出门黄昏才归来，所得之鱼十分有限，妻儿相对愁语：锅中无米可炊；多次谋划脱离捕鱼生涯归回陆地耕种，但听说年岁侵欠，农家生活更加艰难。宋末姜德明《秋江渔乐图为邑人宗正纯撰》：渔翁举网秋江上，轻舟一叶波溶溶。群鱼游泳影相续，密网收来心易足。赤鳞素质影跳空，玉尺金梭光炫目。鼓枻归来日未斜，腥风吹入比邻家。家人出户欢相迓，笑举鱼筐还自夸。老妻汲泉向江口，稚子攀条折杨柳。汲泉炊水待烹鳞，贯柳携鱼去沽酒。黄昏灯火罗盘餐，妻儿笑语娱团栾。况值时清少征税，一生未解愁饥寒。却笑商人轻远别，寒帐孤眠怨妻妾。更怜农父在西畴，年丰则喜荒则忧。何如渔者生涯寄江水，取之无穷用不已。朝复暮兮醉复醒，长年啸傲烟波里。［1］72册45585这是典型的渔家乐；而渔家之所以乐，不只是鱼多，不只是他易于满足现实，不只是时清、税少，还在于同轻远别的商人、丰年喜荒年忧的农父生活的对比，渔人生活与他们的巨大差异，在他们妻儿的身上也得到体现。第三，渔家水上生活避开了战火的杀伤，所以乐。南宋末舒岳祥（1219—1298）有一首长题诗《七月十五日竞传有铁骑八百来屠，宁海人惧罹仙居祸，僦船入海，从鸱夷子游。余在龙舒精舍，事定而后闻之，幸免奔窜，深有羡于渔家之乐也，作〈渔父〉一首》，题目就揭示了宋元易代之际的战争背景，诗云：“年来避世羡渔郎，全载妻儿云水乡。隔苇鸣榔分细火，带苔收网晒斜阳。一丝寒雨鲈腮紫，半箔归潮蟹斗黄。欲逐鸱夷江海去，西风无奈稻花香。”［1］65册40978渔妇随着渔父而收网捕鱼，享受着大自然四时赐予，虽然生活清苦，但免除了陆地生活的奔波和改朝换代的战火，反而令人羡慕。在渔家乐的时代、社会、经济背景下，渔妇的作为是陪伴渔父在舟中，为其生养儿女，为其卖鱼、沽酒，或是像王镃的《渔父吟》诗所写：“竹丝篮里白鱼肥，日落江头换酒归。只恐明朝江雪冻，老妻连夜补蓑衣。”［1］68册43208竹篮里有肥鱼，到江头换酒，这位渔妇连夜为渔父缝补蓑衣。渔妇的作为非常有限，基本是渔父形象的陪衬。南宋赵蕃（1143—1229）《渔父》虽然也出现渔妇，但仅作为渔父形象的陪衬，无所作为，是渔妇形象的退化：“自得江湖乐，信无朝市求。扁舟载妻子，没齿是春秋。见客如成愕，问鱼多掉头。严陵疑可亚，范蠡岂其流。”［1］49册30626渔父渔妇都带有不少前世高人的遗风，作者认为他们属于严陵一类，而绝非范蠡那样的求利者。第二种是需要渔父养活的渔妇。此类渔妇，带有渔父题材中渔家苦的性质。现实主义诗人王令（1032—1059）有《不愿渔》诗，其一云：“终焉可百为，不愿为渔子。当时渭阳人，自是直钓耳。今非结网身，岂有得鱼喜。试身风波间，特用豢妻子。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1］12册8140以往的作品，都以渔父生涯为乐事，令人向往；王令则吐露另一种渔者心声：哪一种职业都可以做，就是不愿为渔者。他指出，渔父之所以以身试风波之险，只因豢养妻、子。王炎（1138—1218）《渔人》诗云：“西南月未堕，白雾吞青山。渡口无人行，老渔一舟还。呵手系短缆，袯襫犯夜寒。捕鱼养妻子，谁谓斯人闲。”［1］48册29697诗人同样对传统的渔人闲适生活、渔人形象予以颠覆：渔父冒着浓雾寒冷，犯夜捕鱼以养活妻子。袁说友（1140—1204）《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餐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今朝何人买鲜鲫，直得千钱酬二百。抛钱帆去了不譍，却谢君子为增益。嗟嗟莫怨行路人，满江风月侬最亲。但看渔翁更强健，银刀赤尾长鳞鳞。［1］48册29904渔父无田可耕种，只有不避寒暑地捕鱼；每天卖鱼得不到百钱，妻儿三口忍受着贫穷的熬煎；竟然还有人对他的鱼巧取豪夺。与戴复古（1167—？）唱和的宗室诗人赵汝绩，有《渔父》诗：“换米活妻子，余钱付酒家。身前舟似叶，世上事如麻。独鳖过深浦，伴鸥眠浅沙。旁人问醒醉，鼓枻入芦花。”［1］54册33618诗中的渔父喝酒所用的钱，是换米养活妻子后的余钱；前世渔父那种“独醒”的作派，于他是不可想象的。到了晚宋薛嵎（1212—？）《渔村杂诗十首再和前韵》诗，渔父连喝酒的余钱也没有了，已是无酒可销寒：“生涯小小落溪湾，妻子知时不说难。毕竟直钩为计拙，晚来无酒可销寒。”［1］63册39885尽管他的妻子善解人意，知道时艰而不向他诉说苦难，但仍然是属于被豢养的渔妇。这类诗歌中，渔妇纯粹是渔父的累赘，没有自立能力。第三种是带有香艳色彩的渔妇。北宋中期苏轼革新词坛时，曾对黄庭坚《渔父词》中的“澜浪”渔父进行讥讽，这可能保证了北宋中期的渔父、渔妇形象，如同传统那样纯洁。南宋初，高宗皇帝《渔父词》，则打破这种清纯格局，其中第十五首云：“清湾幽岛任盘纡。一舸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无居。从教红袖泣前鱼。”［2］2册1292前鱼，典出《战国策•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鱼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蹇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后以前鱼比喻失宠而被遗弃之人。高宗此词以帝王身份想象渔父，所写红袖未必就是渔人之妇，但似也不能完全排除渔妇。作为渔父清幽生活清纯形象对立面的“红袖”，与帮助渔父汲泉、补网的渔妇，毕竟不同。陈克（1081—？）《渔父七首》之四：“倾吴佐越早经纶，朝市风波猛乞身。不道五湖春浪急，蓬窗还有捧心人。”［1］25册16895捧心，典出《庄子•天运》，西施患心痛病捧心而颦眉，捧心人，即谓西施。诗中所咏渔父，显然是范蠡，捧心人西施当是渔妇。此渔妇与渔父一道疏离了尘世，过活于春浪蓬窗底。王谌《嘉熙戊戌季春一日画溪吟客王子信为亚愚诗禅上人作渔父词七首》之二：“翁妪齐眉妇亦贤，小姑颜貌正笄年。头发乱，髻鬟偏，爱把花枝立柂前。”［1］62册38816嘉熙戊戌，即嘉熙二年（1238）。诗写渔父一家女眷，含其妻、儿媳、女儿，是渔女群像，这在整个古代文学作品中都是很少见的现象。渔父之妪等虽未见艳丽，但皆因小姑而略带色彩。相比较，姜特立（1125—？）的《渔舍》要香艳许多：“渔舍时时须一到，水光山色净相亲。玉肌花貌不须替，自有阳台行雨人。”［1］38册24161诗中的“水光山色”“玉肌花貌”，关涉到苏轼、黄庭坚二人的词学主张（参下文），从一般眼光看，着“玉肌花貌”于“水光山色”上，已为香艳之甚，更有阳台行雨，堪称其尤。南宋末舒岳祥有一首《老渔》诗，写老渔人拥有一个少妇，也就是年少的渔妇：“少妇提鱼入市廛，儿孙满眼不知年。醉眠还伴沙头雁，身在青天月满船。”［1］65册41021老渔翁醉眠于船头、沙滩之间，儿孙满前，这位提鱼入市贩卖的“少妇”，从这首句“少”与诗题“老”相对的刻意安排，推测作者是把她作为老渔父之妇看待的，以取得对比效果，突出渔父生活的自在自由。但作为渔妇的少妇，毕竟有着一般渔妇所没有的香艳色彩。以上三种类型的渔妇，都是作为渔人之妇形象出现的，无论是与渔父同苦同乐的渔妇，还是与村农、山樵、商人相比较的渔妇，还是带有香艳色彩的渔妇，更不必说倚靠渔父生活的渔妇，都依附渔父而存在，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她们只是渔父生活、渔父形象的点缀。独立无倚的渔妇形象，要到元代才出现。

二、打渔之妇人：元明渔妇

元人作品中的渔妇，有一部分与宋代渔妇一样，伴随渔父而出现。方回《渔家》：“全家居小艇，面色总成黧。何事偏多子，平生仅一妻。螺羮兼蚬肉，稗粥和秔粞。细省庄周语，逍遥理未齐。”［1］66册41633这个渔妇为渔父生产多子，与渔父一起生活在小艇上，面色黧黑，以螺羮蚬肉、稗粥秔粞为生。杨公远《次金东园渔家杂咏八首》之二：“篙撑舴艋闲来往，手把丝纶自卷舒。妻子已谙风露惯，篷窗便可当茅庐。”①惯于风霜雨露的渔人之妻，显然是渔人的陪伴。其他如吴师道《渔乐图》：“罾网纵横来去船，老妻含笑小童颠。旁人竞羡渔家乐，不道群鱼正可怜。”②程钜夫《渔翁图》云：“渔翁牵纶渔妇纺，膝上儿看掉车响。溪南溪北趁冬晴，水急船多欠新网。祝儿休啼手正忙，网成得鱼如汝长。”［3］509等等，亦是如此。但相较唐宋而言，元代的渔妇形象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张扬夫妻之间同生死的感情，这与宋代同苦乐的渔父渔妇之形象已不同；二是渔妇脱离渔父独立出现，从而第一次取得独立地位。先看与渔父情同生死的渔妇形象。萨都剌《过高邮射阳湖杂咏九首》之八，写渔父渔妇一同在湖水中捕鱼，一同到城市卖鱼，出入一叶舟，生生死死到白头：“捕鱼湖中水，卖鱼城市里。夫妇一叶舟，白头共生死。”［3］1250其情堪羡。卢琦也有一首诗《过高邮》，写经过高邮所见渔家生活情景：“沙边见渔家，捕鱼湖心里。夫妇同操舟，白头共生死。破罾一天阔，小舟一叶轻。相传与子孙，终古无战争。”③渔父渔妇小舟破罾，湖心捕鱼，生死白头。傅若金《棹歌八首》之七，写渔家的生活理想：“生儿宁作渔家子，生女莫嫁征夫儿。征夫年年好远别，渔家朝暮不相离。”④所谓朝暮不相离，传达的也是下层百姓白头偕老、生死相依的诚挚感情和人生理想。这种感情和理想，与元代统治下汉族人民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物质生活，以及江南战火频仍、征役连年有关，卢琦诗中“终古无战争”，傅若金诗中“征夫年年好远别”，应该都是实录。揭傒斯《渔父》：“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醉中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3］1051渔父撒网，渔妇摇橹，这里不是渔父渔妇同苦乐，而是全家共死生，他们期盼的就是骨肉朝朝在眼前，期望官府减轻赋税，子女也能够以网罟作田园，年年月月、世世代代生活在江上。可见，这种类型的渔妇，虽然仍与渔父同时出现，但超越了宋代的苦乐与共，进入生死白头阶段，深入人物的情感层面，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看取得独立地位的渔妇形象。所谓独立地位，指的是渔妇不依傍渔父而出现，不再是渔父的影子。汤公雨《初至苏州登虎邱》云：“拟从阊阖种胡麻，虎阜山前好问家。何必中秋方待月，尽教经岁可看花。提筐渔妇夸鲜晚，招涉舟人闹日斜。且叩禅扉假眠息，沙弥延客已烹茶。”［4］511诗所写的这位渔妇提筐卖鱼，引得其他舟人围观闹嚷。在宋代只是提鱼一现的渔妇，在这里提筐卖鱼还夸鱼鲜，比简单的提鱼、卖鱼多了描写的“镜头”。如果说这里的渔妇还只是卖鱼而已，那么，唐元所写之渔妇，则是像搏风击浪的渔父一般伟岸了：“雨久懒出门，但觉愁如织。清溪走浑黄，何翅高百尺。鱼龙自惊恐，云树那辨色。中流渔家妇，船尾亦解刺。”①久雨之后，水流暴涨，渔妇挺立船尾，中流刺鱼。这个形象，应该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位刺鱼的渔妇，在中国诗歌中具有诗史意义，值得大书特书。叶兰所写的渔妇，则是一群渔妇：“柳林港口夕阳低，惨惨昏烟鸦乱啼。渔妇卖鱼还买酒，相呼齐过画桥西。”②这里的渔妇，完全成为诗歌的主角，渔父完全退隐幕后不见身影，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渔人；而且，这不是单个渔妇，而是一群渔妇，她们从港口出来，踏着斜阳，任由昏鸦乱啼，卖完鱼买好酒，相呼一齐走过画桥。美酒，是她们自己饮，还是给丈夫饮？诗歌未明言，为我们留下悬念。但从豪迈的性格看，应该是自买自饮。试比较周权《渔翁》诗：“转棹收缗日未西，短篷斜阁断沙低。卖鱼买酒归来晚，风飐芦花雪满溪。”［3］1604即可知叶兰笔下的渔妇群像，与文人笔下的典型渔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渔妇其实已经代替了传统的渔父，获得独立地位。元代诗歌第一次正面出现不依赖渔父的渔妇，有其特殊的原因。江南本多水乡，多渔民，但元代江南的丝织业很发达，已有“专门以机织为生的机户。史载湖州有绢庄十座……杭州城内，已经出现了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作坊内的雇工除领取工资外还要‘衣食于主人’”［5］124；同时，元朝重视手工业，在大都、上都、涿州以及江南的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立织造局，织造局的工匠都是从民间搜括而来，仅至元十三年（1277），“籍江南民为工匠三十万”［6］3924，“匠户皆掌握专门的手工艺技术，子孙世袭，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口粮，被长期‘鸠聚’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内工作”。再者，元朝政府为了镇压各地爆发的武装反抗，以及“为了发动远征日本、安南、爪哇的战争，先后在江南括马、造船、拘水手”。［5］125、130大量男性劳动力转行从事丝织业，或者被官府征集改行为工匠且子孙世袭，或者被征兵远役，都导致女性承担起传统的捕鱼工作，也担负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催生出大量不倚靠渔父而独自水面作业的渔妇，为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增添新的成员。明代诗歌中的渔妇，在承袭元代渔妇形象特点之外，首先在诗题上有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多以“渔妇”命篇，或者多出现“渔妇”字样。这也是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标志着渔妇作为独立的文学形象，第一次脱离渔父独立出现在诗歌题目中，标志着诗人第一次意识到为渔妇创作而非为渔父创作。在渔妇形象塑造上，明代诗歌也有三点深化。一是明代诗歌塑造了辛苦勤劳型的渔妇形象，她们在体力上也代替了渔父的所有工作，与渔父的劳作无二，这就超越了宋元渔妇简单的苦乐二分模式。宋元诗歌中的渔妇，无论是渔乐还是渔苦，都只是渔父的帮手，不是渔业的主角，都有表象化痕迹，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深刻反映出渔妇生活的实质。明代诗歌中的渔妇，真正承担着生活的重担，是渔业劳作的主人翁。范凤翼写秋夜清寒，一位渔妇深夜灯下补网：“江拖练一匹，城剪塔三层。窥竹来游妓，隔墟归醉僧。寒螀鸣上壁，怖鸽误穿藤。返棹怜渔妇，青荧补网灯。”③本来，宋诗已经出现渔妇月夜补网的情景，但那是在渔父的光照之下，在渔父的影子里补网，这里所写则没有渔父存在，渔妇无所依靠，没有虽苦也乐的情感慰藉，而且是在与游妓、醉僧两类人无所事事的鲜明对比中进行的，其辛苦辛勤就不只是体力上的身体上的，还有心灵深处的苦累。王伯稠《渔妇》塑造的渔妇，其辛苦勤劳超乎想象，远过渔父：“青布蒙头坐乳哺，村中酌酒瓦盆沽。丛丛芦荻炊烟起，罩得河边一尺鱼。”④青布蒙头，说明她刚生产不久，而刚生产不久，既要为稚子哺乳，又要在河边捕鱼，还要在芦荻丛中烧爨，其操劳可以想见。辛苦的体力劳动，使他变得像男人一样，用瓦盆买酒在村中豪饮。渔父渔妇两种人的劳动，集于她一身，只有苦不见乐。李昌祺《泊龙潭》创造了“渔妇火”这个新词，典型反映了明代渔妇的操劳和辛酸：“南辕北辙尽何求，鬓不如霜不肯休。输却江天渔妇火，寻常夜夜照扁舟。”⑤诗人本意是说自己奔波一生，到头来连渔妇都不如；而客观上，却把渔妇的辛苦也描写了出来。在中国诗歌史上，渔父形象源远流长，远比渔妇形象广为人知，但至今还没有文人墨士为渔父创造一个专有名词“渔父火”。“渔妇火”，在前代文献中从未出现过，这个新发明的语词，浓缩了所有渔妇的劳作和艰难，可以说是明代文人对渔妇群体的慰问和礼敬。二是明代渔妇由宋代渔妇的苦乐与共、元代渔妇的生死情感，进化到文化层面，明代渔妇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妇女。董说《咏渔妇复用前韵》所写就是一个知识女性，虽然做的是渔妇的工作：“水面灯穿网眼疏，夜听夫子读渔书。针敲钓艇儿多戏，影照澄江镜不如。欵乃曲依元结唱，春风髻学孟光梳。浮家漫逐文禽队，石板桥南翠柳渠。”①这个渔妇懂得夜听夫子读书，会唱唐代诗人元结的《欵乃曲》，知道汉代孟光事梁鸿的典事，欲效法孟光举案齐眉连发髻也学孟光的样式。这些都是前代渔妇所没有的。“后七子”之一谢榛《渔妇》写的渔妇就是思妇：“自嫁渔郎不解愁，月高横笛楚天秋。江村杨柳浑揺落，何处佳人独倚楼？”②这位渔妇自从嫁得渔郎后便不解相思之愁，而对高楼上的佳人倚楼独望有所不解。但所谓“不解愁”“何处佳人独倚楼”，并不是说她真正不解相思之愁，正如唐代七绝圣手王昌龄《闺怨》所咏“闺中少妇不知愁”，不是不知愁、不解愁，恰恰是理解愁，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衬托渔家夫妇相伴的优势，但比宋代只识得与渔父共苦乐的渔妇深入一层。黄习远《竹枝》写渔妇嫁了一位少年郎君，但他夜不归宿，渔妇为此白昼自己结网整理蓑衣，夜晚在罾上为他留灯，盼望他回来：“渔妇山中昼掩扉，学成结网葺蓑衣。嫁来夫婿空年少，罾上悬灯夜不归。”③这不是宋代渔妇承受的物质之苦，其相思、愁怨，亦皆其前辈所无。不止是渔妇不再出没风波里，而是移住山中，而且，渔妇也变成了传统闺怨题材中的思妇了。秋江湛公《渔妇词》将夫妇长相伴随的生活理想，上升到与政治对立的高度：“阿侬住在太湖边，出没风波二十年。不愿郎身做官去，愿郎撒网妾摇船。”④楚辞《渔父》塑造的高人原型，这里被移于渔妇形象，“愿”与“不愿”的对比性选择，是对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夫为官妻受封”模式的否定，体现出高于一般社会标准的价值观，无疑提高了这位渔妇的品位。三是明代出现了追求美丽的渔妇。一般而言，渔妇都是比较朴素的，多衣淡色、素色服装，很少化妆。所以，明代诗歌中出现爱美的渔妇，令人眼前一亮。王稚登（1535—1612）《夜泊唐栖》诗写夜泊唐栖时看见有渔妇身穿红衣：“十年频客越，四度宿唐栖。渔媍衣红袖，居人饮绿溪。月中争获稻，桑上屡驱鸡。卖酒重廊夜，家家市火齐。”⑤渔媍即渔妇。王稚登四度于唐栖所见渔妇，都穿着红色衣服。这里的红袖，绝不是宋高宗《渔父》词中用来代称美女的红袖，而是真实穿着红衣的渔妇，她的这抹红色，可谓突破了整个渔妇阶层的底色，为她们平添了美丽的因素，这个阶级群体形象因此而获得改观，变得鲜亮。陈白沙门人李承箕（1451—1505）记载说：他南游岭海，访求古今遗逸，希望得到隐逸高士以为师友；若其人不可得，将求其诗书，从而仿佛其精神而得之，乃听闻古冈少丈夫陈乐芸之诗曰：“‘箕踞长松下，忘情白发新。城市有名利，江山唯白云。’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彻，终尘视斯世，而不忒者乎？《渔家词》曰：‘前江水顺水平流。渔妇移舟折海榴。折得一枝簮绿鬂，怕归渡，对人羞。’曰：美哉！华而不逞，乐而不流，不愧其冥冥者乎？”⑥海榴即石榴，诗中指石榴花，隋代江总《山庭春日》诗说“池红照海榴”，元代张可久《一支花•夏景》套曲说“海榴浓喷火”，那是大红照耀了。在陈乐芸的《渔家辞》中，这位渔妇于平流的水面上撑船，有意移转船头，折下一枝嫣红的石榴花，顺手插在绿鬓里，见了人却又不免害羞。海榴花的浓艳，脸面的娇红，刻画出渔妇形象为人忽略的爱美天性一面。这标志明代诗歌中的渔妇形象，已经进入审美层面，远高于宋元诗歌中的渔妇。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广袤区域逐渐形成了稻作物与粟作物的混作原始农业区。该地区地处我国南北地理的生态过渡带，史前时期所具备的生态环境条件使两种作物的共生成为可能。混作区的出现既是人口增多对食物数量和质量要求的需要，亦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进步的表现，还是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产物。原始农业的繁荣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南北交流的趋势，不断吸纳得以更新，由此促进这一区域向更高程度的文明社会迈进，又影响和推动着周围地区农业及社会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黄河淮河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1赋税征银实现之条件：赋税缴纳人白银的获取

国家赋税征银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前提条件，是赋税缴纳人手中必须拥有白银。这似乎不成问题，事实上却是大问题。中国不是产银大国，此外还有产银区与非产银区之别。中国的银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建、云南、两广等有限地区，其他地方则基本属非产银区。不论是在产银区，还是在非产银区，农民都不是白银持有者，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一般是本色实物，如粮食、桑丝、手工产品等而非白银。现在国家规定赋税征收采取征银形式，农民必须以己所有换己所无之银，这只有通过交易获取，在这一环节农民会遭受到第一层级的利益损害，“农民无所得银，地产率贱贸”(13)的情况频频出现。

明代人关于农民以其所有换其所无的白银情况的议论屡见不鲜。成化年间，湖广按察司佥事尚褫说：“凡钱粮军储等项，洪武、宣德间，应本色者征本色，应折色者征钱钞。顷来凡遇征输，动辄折收银两。然乡里小民，何由得银？不免临时展转易换，以免逋责。”(14)乡里无银百姓，每逢缴纳赋税之时，不得已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于是往往出现“其费倍称”(15)的情形。时人或有议论军饷问题时说：“今一切征银，农无银，贱其粟以易银，军得银，又贱其银以买粟，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16)由此可知，为缴纳赋税百姓辗转贱价售出产品换取白银的情况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与之相比，某些地区甚至出现更为惨烈之事。嘉靖初年，张璁载一份奏折中极言沿海灶户备受折色无银被害时云：“……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17)顾炎武晚年久居鲁地，目睹了当地百姓无银之苦，“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后又行迹至关中，百姓“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自樗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出现人市现象。(18)长此以往，必然出现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绌，年复一年，逋欠自然累积这样的恶性循环局面，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批评王鸣盛关于明代中叶以后皆用银的论断时指出，至多只能说明代赋税全部用银，而民间并非专用银。(19)银两对于下层平民百姓而言，仍然是处于缺乏状态，这种状况直到清末民初都无多大变化，以至于吕思勉先生在论及田赋征收时还这样说道：“农民所有者谷，所乏者币，赋税必收货币，迫得农民以谷易币，谷价往往于比时下落，而利遂归于兼并之家。”(20)

事实上，下层百姓手中无银的情况连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是心知肚明。明宣宗曾经于一道诏令中说：“(宗室)制禄以米，从古已然，盖因民之所有也。钱则民间所无，今不受所有而索其所无，又三倍取之，加暴扰焉。民岁岁当输而虐取不已，何以自存？”(21)由此可见，明宣宗心里非常清楚农民所有者本色实物，折色银钱对他们来说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负担。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事实，根据明代全国总人口与整个明代白银存量来计算白银人均占有情况，人平均拥有白银数约3两左右。(22)这种白银的人均占有量情况，在百姓缴纳赋税时对他们而言也是处于货币相对短缺的状态。由此亦不难理解，何以清初学者任源祥在分析明代赋役制度时鲜明地指出赋税折银存在五害，而其中二害就是针对白银非百姓所有而发，他说：“折色用银，银非民之所固有，输纳艰难，一害也”，又说：“银非贸易不可得，人所逐末，三害也”。(23)

对农民而言，不仅在赋税征收之时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是经常的，即使在丰年也会因谷或米价低贱出售农产品。嘉靖年间，许赞说：“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所，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致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既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24)内阁大学士徐阶在一封书函内也说：“漕粮折银，此意本欲为民便。不知适遇米贱之时，又在征纳之后，乃更为扰。”(25)农民辛劳一年，计日占风，盼来丰年却遭遇市场米谷价格低贱，若在征纳之后折银就更成为困扰农民之事。何况荒歉之年？可以说，在多数年份里农民通过生产农产品获利的时候并不多。

如果说，百姓不得已通过交易换取白银以及受到市场物价下跌遭受损害多少还是受制于客观环境。那么在大明宝钞废弃不用情况下，明代赋税体系中还仍然保留征收宝钞方式导致百姓受害，则更多地是人为因素使然。这就要求缴税百姓一定要按国家规定，根据宝钞与钱银的比价兑换白银。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初造之时，明太祖规定：钞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钞一贯准合钱千文、银一两，(26)则此时钞钱银兑换比价体系处于1贯∶1000文∶1两的平衡状态。这种兑换体系大致到洪武十八年就已被打破，难以维持。当时国家规定“两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税粮。钞五贯准米一石，绢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准米二石”，(27)我们以米价作为统一标准来计算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价：1石米＝5贯钞＝1／2两白银＝1／10两黄金，则钞、银、黄金之间的比价为50贯∶5两∶1两。纸钞与银相比已经贬值，纸钞与黄金相比贬值更大。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明太祖对户部尚书赵勉说：“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此甚非便”，(28)可见此时宝钞面值已贬值为原规定的1／4。洪武二十七年，两浙、江西、闽广等，“民重钱轻钞”，钱钞兑率已降低至“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29)宝钞面值只有原规定价值的1／6。至洪武三十年时，钞银之间仍为5∶1，然而钞与黄金比价已贬值到7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