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制度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中美两国的版权产业、版权制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对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与世界接轨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观念的变革将是中国完善版权保护制度、实现版权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摘要：反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版权制度建立已有相当的时间，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了调整，结构趋于成熟，丰富的建设经验对于我们的版权制度建设是非常有利的。美国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加强版权的立法保护，除了有其司法实践的需要之外，重点在于通过制度的调整促进其国内的产业变革及其经济发展，版权制度的改革最直接的经济目标就是促进其国内的版权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版权制度版权产业版权经济

一、美国的版权制度发展简析

美国是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主要扮演一个“仁慈调节者”的市场管理的角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影响，在版权保护等制度性变革方面，美国也同样是起着“领军”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不断的调整其国内的版权法律体系，通过对于版权法的修订加大对版权所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其协调版权经济与版权市场中“版权人”、“版权产业”和“版权产品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美国于1998年10月颁布了《数字千禧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yrightActof1998，缩写为“DMCA”)。这一法案是数字化时代下网络著作权立法的尝试，同时也是网络形成的初期著作权利益冲突折衷的产物。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著作权人为中心，加强对其权益的保护，同时又对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简称ISP)的责任予以限制，以确保网络的发展和运作。美国国内版权保护立法的改进以及美国积极推动世界的版权立法活动，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对版权制度是很重视的。

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各种针对于版权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出版商和美国政府的工作惯例推动之下，美国版权保护的立法工作也加快了速度。自1978年美国的现行版权法实行以来，大概每年都要进行修改。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自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的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制定的法案、修正案等就有33个。立法速度的加快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特殊立法机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现代新技术对于版权保护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各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加快了加入国际公约的脚步。1988年，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为了适应1996年12月公布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要求，美国又对其版权保护的法案进行了修订，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便顺势而生。该法案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衔接两个公约。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对原有的版权保护方式带来了冲击，怎么解决当前高技术发展情况下出现的版权纠纷问题就成了美国国内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版权保护法案修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将新形势的版权产品扩展到版权保护法案的框架之内。美国的版权保护立法比较及时，并且及时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作出调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整个的立法保护制度运行直接并有效率。另外，美国的立法保护中对于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的及时调整以平衡作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这一点更是对我们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摘要〕尽管开放存取运动的表面原因是“期刊危机”和“存取危机”，但其根本原因却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信息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版权制度危机。开放存取是观念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传统版权制度的信息流通模式。尽管不能取代版权制度，其本身也有缺陷，但开放存取运动为信息时代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开放存取运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

自《安娜法》以来，版权制度在促进社会的科技文化发展、知识传承与交流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版权制度所赋予的排他性的私权渐渐蜕变为版权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版权也随之在版权人的推动下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尽管版权制度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版权限制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版权扩张的负面影响，但私权的这种一对一授权许可模式仍然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公众为学习、科研等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权利。在信息社会，新的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版权制度不仅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甚至本身根本都无法继续运行。开放存取运动就是在传统版权制度面临着这种困境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的，体现了社会公众要借助于新技术手段广泛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呼声和愿望。开放存取运动自诞生以来就受到我国学界的注意，但目前对开放存取运动的介绍和评论多限于具体细节和图书情报领域，而未能充分将开放存取运动和与信息交流有着极为紧密联系的版权制度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开放存取运动放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审视。事实上，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版权制度面临的挑战有极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版权制度出现危机的信号。因此，分析开放存取运动与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的关系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版权制度的危机与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一般认为，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原因是“期刊危机”。

但事实上，“期刊危机”只不过是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表面原因和导火索，“期刊危机”更深层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新的网络传播技术、信息生态环境以及版权制度危机。

首先，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开放存取的技术和经济前提。即使版权所有人希望，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物理上和经济上均不可能。因为在印刷时代，信息需要附载于印刷载体，信息传播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刷载体的数量，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刊的价格仍不太昂贵。因此，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均是不可行的。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网络技术不仅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数量，还使得信息传播交互式地进行。而与此同时，期刊价格开始变得难以负担。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中美两国的版权产业、版权制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对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与世界接轨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观念的变革将是中国完善版权保护制度、实现版权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本文作者：俞锋李海龙工作单位：浙江工业大学法学

数字出版企业特别是那些小微企业，在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难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新闻出版总署“多管齐下”,通过政府扶持、设立专门发展基金、鼓励投资多元化等举措着力缓解、解决上述难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举措中，积极落实金融行业对数字出版产业支持的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政策的积极引导下，2010年北京市首家专门面向文化创意企业的金融机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中心”在宣武区正式挂牌。这意味着，假如数字出版企业急需资金支持，但却无法提供动产、不动产担保，凭借版权等知识产权同样可以获得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据统计，截至2011年年末，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小文化企业版权质押贷款累计发放16.28亿元，客户已达91户。无独有偶，2012年4月29日，杭州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朝着打造数字出版集聚区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背景下，及时发现数字出版企业版权融资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缺陷，进而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以遏制其弊病，并为数字出版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版权质押的主要模式及其发展现状

从目前来看，国内各地数字出版企业版权质押融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三类,北京“直接型质押融资”模式（简称北京模式）、上海浦东“间接型质押融资”模式（简称浦东模式）、武汉“折中型质押融资”模式（简称武汉模式）。简单地讲，北京模式是“银行+企业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模式；浦东模式则是“银行+政府基金担保+专利权反担保”的融资模式；武汉模式是在借鉴北京和上海浦东两种模式优势的基础上创设的“银行+科技担保公司+专利权反担保”混合模式。以下对上述三种模式的具体运作情况展开详细的阐述和说明。1.北京模式根据“北京模式”的运作方式，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做出了“支持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定位，不仅推出了以“展业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专利权和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产品，还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版权担保贷款”新产品。可见，在北京模式中，银行充当了主动参与的创新者角色。在这一模式中，中介结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例如，北京的某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保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共同参与，并且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各自按比例承担一定的风险。这些专业中介机构的积极参与，解决了版权质押融资业务中的一系列难题，使得北京地区的质押融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下去。2012年，北京银行某支行为北京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即将开拍的42集电视剧提供了1200万元贷款，同时,以该公司的4部电视剧的数字版权作为质押。2.浦东模式上海浦东从2006年在全国率先推出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企业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产权作质押，浦东科委下属的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可为其向上海的银行提供担保，从而使得企业获取贷款。与此同时，浦东知识产权中心等第三方机构则负责对申请知识产权贷款的企业采用知识产权简易评估方式，简化贷款流程，加快放贷速度。在浦东模式中，政府成为了积极参与的主导方。例如，上海某传媒有限公司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在文化市场中却颇具影响力。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为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2012年3月，根据上海浦东发展数字出版企业的政策，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将其版权作为质押，向其提供200万元贷款。这一举措，解了数字出版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3.武汉模式在武汉模式中，武汉市知识产权局与武汉市财政局共同合作，对以专利权质押方式获得贷款的武汉市中小企业提供贴息支持，知识产权局负责对项目申请进行受理、审核及立项，财政局则负责对所立项目发放贴息资金并和市知识产权局共同监督。各主管部门发挥了“服务型政府”的相关职能，并且在具体职能上做了一定科学合理的分工。与此同时，在武汉市科技局和知识产权局的要求与支持下，开始尝试以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应收账款、版权等多种权利和无形资产作为反担保措施。例如，2010年4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共同签署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战略合作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将在5年内为武汉中小企业提供20亿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授信额度，以促进武汉市知识产权融资的规模化发展。

二、版权质押融资存在的缺陷

数字出版企业版权融资是一种新型的融资工具，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未来预期价值作为融资的担保，它不同于传统的要求借款方或第三方提供有形资产担保的银行贷款融资，前者的风险控制将变得更加困难、复杂。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企业版权质押融资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版权质押融资法律制度仍未完善在我国，针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已经制定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相关的法律规范，它们在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规范功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针对数字出版企业版权质押融资这一新问题，现行的法律规范对此却言之甚少，而且现有的规定也不能适应新型知识产权的发展需求，成为规制的“真空地带”。例如，根据我国现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质押采取的是登记生效，在质押权存续期间内不得转让质押物。这些规定对保护版权人的权益不无裨益，但必须注意到，任何法律规则都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在利益的驱使下，版权质押人（如待融资企业）仍可以质押标的合法所有人的身份向第三人转让权利。在这一情况下，质押权人（如商业银行）对知识产权的间接占有增加了自身的风险。此外，在我国，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质押“多头登记”的做法也加大了当事人的成本及结果的不确定性。[1]可见，当版权因交易需要而设定质权时，因缺乏严格、可信的公示机制，他人难以知悉权利移转情况及权利的真实归属，这些缺陷不仅对“一物二卖”的问题束手无策，而且也给融资行业的有序发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2.版权质押融资评估体系尚不健全在质押融资中，对质押物进行评估是决定是否贷予款项的重要一环。当下，评估难是贷款方面临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制约版权质押融资顺利发展的一大障碍。从理论上讲，版权作为担保物，其价值的估算本应借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完成，但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版权交易市场很难完成这一重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中的评估机构的公信力不够，直接导致了其对质物所作出的价格评估权威不高的后果。换言之，由于评价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很难对版权中的财产价值进行准确的评估。正如学者所言：“缺少具有公信力的评估机构，一项知识产权在各个评估机构的评估下价格具有‘多元化’显现，很难产生一个让人信服的合理价格。”[2]另外，面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急迫，商业银行往往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抬高版权质押的门槛，授信额度往往很低，往往只能得到数量极少的贷款。企业还要负担利息、评估费等诸多额外的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大一部分急需融资的企业只能望而却步，即使能拿到一定数额的贷款，也已是大打折扣。3.数字出版企业及社会大众对版权保护的法律意识淡薄众所周知，版权是数字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关键的因素，然而，目前许多数字出版企业却深陷版权纠纷的困境之中。事实上，在诸多有关版权的法律纠纷中，数字出版企业往往并不占优势，其中不乏清华同方、方正等知名数字出版企业。很显然，这一被动局面的出现与这些企业版权保护意识薄弱不无关系。尽管数字出版企业都知晓数字出版产业的繁荣程度跟版权保护的力度之间关联密切，但在现实生活中，数字出版从业者和经营者受利益的驱使，出现了只有少数企业注重保护他人版权的畸形状况。[3]与此同时，企业对自身享有权利的版权的保护意识也不够。因此，往往造成一方面侵犯他人版权，另一方面自己的版权也被他人侵犯而浑然不知。数字企业版权保护面临的另一现实因素是社会大众对版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网络侵权案件频频发生，但由于网络自身的特性，查实、制止侵权行为，面临着取证难、认定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侵害数字出版企业版权的不法行为提供了温床。尽管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众多，但缺乏尊重他人合法版权及自觉抵制盗版的法律意识淡薄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内容提要】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问题成为各行各业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分析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含义及其必要性，并就如何合理使用数字信息作了重点探讨。

【摘要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ethesisanalysesthemeaning

1合理便用的含义及法律依据

合理使用，是指公众为了学习、引用、评论、注释、新闻报道、教学、科学研究、执行公务、陈列、保存版本、免费表演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合理使用是版权法中为平衡版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是赋予公众对利用版权作品的一种豁免权。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了确保图书馆所担负的公益性社会教育职能的充分实现，都在其相应的法律中作出了合理使用的规定，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十二种合理的使用方式，其中与图书馆有关的主要为第六款与第八款。如第六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发行；第八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合理使用体现了版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版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对版权所施加的限制，它协调了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以保持版权人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科学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发展。

2合理使用是数字时代版权法和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1合理便用的含义及法律依据

合理使用，是指公众为了学习、引用、评论、注释、新闻报道、教学、科学研究、执行公务、陈列、保存版本、免费表演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合理使用是版权法中为平衡版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是赋予公众对利用版权作品的一种豁免权。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了确保图书馆所担负的公益性社会教育职能的充分实现，都在其相应的法律中作出了合理使用的规定，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十二种合理的使用方式，其中与图书馆有关的主要为第六款与第八款。如第六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发行；第八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合理使用体现了版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版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对版权所施加的限制，它协调了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以保持版权人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科学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发展。

2合理使用是数字时代版权法和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2.1数字信息与现行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

数字信息是以0和1两个数字的编码组合来表达各类信息资源，它以数字化方式存储文献资源，用计算机网络传递文献资料，通过虚拟链接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图书馆对文献信息的传播与利用方式，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创造了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资源传播的地域界限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的读者只要拥有一台与网络相连的计算机并遵循数字信息的相关借阅规定，就可以浏览、检索、复制、下载网上的数字信息，而不会因地域界限所造成的文献传播障碍所困扰。二是阅览文献时的独占性不复存在。人们通过网络阅览文献时不再需要同时占有该文献的载体，使得不同读者在同一时空中可以阅览同一文献，从而消除了印刷型文献所固有的文献载体与文献所包含信息不可分割的矛盾。数字信息在给人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的同时，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版权问题。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律的制定是基于传统图书馆中的印刷型文献，从而造成传统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规定与数字化信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随着数字信息特别是当前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这种冲突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2.2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韩立栋工作单位：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图书馆

1、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版权作用

版权作为一种智力成果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着诸多重要的作用。

1．1规范和调节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复制技术的发展，盗版变得很容易，严重损害了权利人和传播者的利益。如果没有版权保护，正常的贸易活动就不能开展。所以，版权制度既是法制经济的重要内容，也为市场和贸易的公平有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法律规范了版权限制原则，为作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实现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供了保障。

1．2鼓励和保护智力创作活动版权制度的实质是对人类智力创造活动从产权角度进行激励，作品只有在出让和交易能够实现的情况下，才能够再进行创作。这样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对智力创造活动的尊重和肯定，进而激励作者进行新的智力投资，创作出更优秀的智力作品。而丰富的、不断创新的智力作品，也在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知识创新和版权贸易产生了对版权保护的客观需要，进而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版权保护制度。版权制度对版权贸易的保护，推动知识创新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成为知识创新的动力，极大地促进作品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1．3推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当今，经济贸易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知识含量高的贸易产品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为了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就必须采用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在世界各国有关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版权在推进国际间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版权保护制度的普遍性使本国作品在国内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都受到保护成为了可能。需要指出的是版权保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既要注重版权保护对维护作者和传播者权益的作用，又要重视版权保护对版权贸易的经济学价值，以及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摘要：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信息的合理使用问题成为各行各业激烈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分析数字信息合理使用的含义及其必要性，并就如何合理使用数字信息作了重点探讨。

关键词：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一、合理便用的含义及法律依据

合理使用，是指公众为了学习、引用、评论、注释、新闻报道、教学、科学研究、执行公务、陈列、保存版本、免费表演等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其作品的权利。合理使用是版权法中为平衡版权人的个体利益与言论、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是赋予公众对利用版权作品的一种豁免权。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了确保图书馆所担负的公益性社会教育职能的充分实现，都在其相应的法律中作出了合理使用的规定，我国在《著作权法》中对图书馆的合理使用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了十二种合理的使用方式，其中与图书馆有关的主要为第六款与第八款。如第六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发行；第八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合理使用体现了版权人与公众利益之间、版权垄断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平衡点，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对版权所施加的限制，它协调了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以保持版权人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其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均衡保护的途径，促进科学文化与信息交流的发展。

二、合理使用是数字时代版权法和文化信息交流发展的客观要求

2.1数字信息与现行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

摘要：著作权合同作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交易环节的重要内容，关乎网络文学全版权运营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以某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著作权合同主体利益失衡、撤销与解除条款的适用偏差以及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争议问题，并从著作权合同公示制度、版权终止与撤回制度和作品改编规制三方面，提出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著作权合同优化思路。

关键词：著作权合同；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合同优化

1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现实背景

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始于20世纪末，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已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作品数量海量增长，题材新颖多元，读者规模巨大。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大力推动和融合出版概念的深入影响，以网络文学作品为核心的IP（IntellectualProperty）多样化开发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的概念顺势而生。[1]网络文学作品的全版权运营是指以网络文学作品为基础的动漫、影视、游戏、有声书等周边产品的全方位开发和多元化运营，以实现网络文学作品价值最大化。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签署著作权合同，处于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上游版权交易环节。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飞速发展与巨大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下，尽管著作权合同属于“契约自由”的双方协议，但由于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之间的地位差异以及著作权合同法律规范的欠缺，著作权合同纠纷问题仍极易发生。某集团拥有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云起书院、红袖添香、潇湘书院、QQ阅读等网络原创与阅读品牌，遥遥领先于百度文学和阿里文学，占据中国网络文学市场的领军地位。[2]本文以该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合同纠纷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探查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著作权合同优化路径。

2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中的合同问题探究

在网络文学作品全版权运营的版权交易阶段，作者与网络文学平台签署的著作权合同主要以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与著作权转让合同为主。本文以上述某集团合同纠纷事件为切入点，分析这两类合同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