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中美两国的版权产业、版权制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对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与世界接轨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观念的变革将是中国完善版权保护制度、实现版权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一、版权贸易总体情况

(一)1990～2000年间的图书版权贸易[1]

1992年10月，中国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从此，中国具备了开展版权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图书版权贸易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海外版权贸易尤其是引进版权数量逐渐增多。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的变化可以以1991年为线划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引进与输出数量基本持平；1991年之前，版权输出大于引进；从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开始，引进情况开始发生两个根本性变化。

一是引进数量开始超过输出，二是版权引进地从以我国的台港地区为主逐步转为以外国为主。1992年以后又可以1996年为线来划分比例情况，1996年之前，引进与输出比在4∶1之内，1996年以后，引进与输出比大体维持在10∶1的状态。1990～2000年十年间的总体情况是，我国通过出版社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数量超过30900种，其中引进25700多种，输出5100多种。就引进与输出的比例看，十年间的总体比例大约是5∶1。

(二)2001～2004年间的图书版权贸易

从2001年开始，国家版权局对版权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工作，为定量研究我国图书的版权贸易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保证。在2001年图书版权贸易为8861种，到2004年达到11354种，具体引进、输出情况如表1。表1图书引进、输出情况引进输出比13∶18∶115∶18∶1年度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引进数量(种)8226102351251610040输出数量(种)63512978111314合计8861115321332711354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04年间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平均约为10∶1，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在2003年，引进与输出比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15∶1，一度引起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到2004年，版权贸易逆差有较大回落。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现状，现列出2001年和2004年版权引进地和输出地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摘要：反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版权制度建立已有相当的时间，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了调整，结构趋于成熟，丰富的建设经验对于我们的版权制度建设是非常有利的。美国作为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加强版权的立法保护，除了有其司法实践的需要之外，重点在于通过制度的调整促进其国内的产业变革及其经济发展，版权制度的改革最直接的经济目标就是促进其国内的版权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版权制度版权产业版权经济

一、美国的版权制度发展简析

美国是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主要扮演一个“仁慈调节者”的市场管理的角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性影响，在版权保护等制度性变革方面，美国也同样是起着“领军”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不断的调整其国内的版权法律体系，通过对于版权法的修订加大对版权所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其协调版权经济与版权市场中“版权人”、“版权产业”和“版权产品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美国于1998年10月颁布了《数字千禧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yrightActof1998，缩写为“DMCA”)。这一法案是数字化时代下网络著作权立法的尝试，同时也是网络形成的初期著作权利益冲突折衷的产物。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著作权人为中心，加强对其权益的保护，同时又对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简称ISP)的责任予以限制，以确保网络的发展和运作。美国国内版权保护立法的改进以及美国积极推动世界的版权立法活动，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对版权制度是很重视的。

面对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市场的变化也越来越快，各种针对于版权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出版商和美国政府的工作惯例推动之下，美国版权保护的立法工作也加快了速度。自1978年美国的现行版权法实行以来，大概每年都要进行修改。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自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的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制定的法案、修正案等就有33个。立法速度的加快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特殊立法机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现代新技术对于版权保护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各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加快了加入国际公约的脚步。1988年，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为了适应1996年12月公布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的要求，美国又对其版权保护的法案进行了修订，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便顺势而生。该法案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衔接两个公约。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度发展，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对原有的版权保护方式带来了冲击，怎么解决当前高技术发展情况下出现的版权纠纷问题就成了美国国内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版权保护法案修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将新形势的版权产品扩展到版权保护法案的框架之内。美国的版权保护立法比较及时，并且及时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作出调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整个的立法保护制度运行直接并有效率。另外，美国的立法保护中对于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的及时调整以平衡作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这一点更是对我们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自1992年中国加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版权贸易日益繁荣，图书版权贸易逐渐成为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甚至是重点工作之一。要做好版权贸易工作，需要在出版社版权贸易长远规划与整体思路的指导下，运用一些操作原则与技巧，保障版权贸易的顺利开展，取得最佳效益。

一、重视整体规划

1，树立国际出版意识，挖掘战略合作伙伴在中国出版积极走向国际化的今天，出版社应加强国际出版意识，将版权贸易工作纳人出版社发展整体规划之中，以版权贸易的繁荣开展增强出版社参与国际出版竞争的能力，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资源和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出版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根据出版社自身的发展方向和产品特点，发掘出版领域相同或相近的海外出版社作为长期合作伙伴，是保障版权贸易高效开展、促进出版社国际化转型的有效战略之一。由于出版领域相同或相近，双方版权合作的几率就高.而在长期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双方又会不断增进了解与信任，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比如，上海辞书出版社是一家以辞书出版为特色、涵盖传统文化出版的大型出版社，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也是一家以中华传统文化出版为特色，兼及汉语工具书出版的出版社，因此，两家出版社从《学生同义词典》、《学生反义词典》等汉语语词工具书开始开展版权贸易项目，在彼此增进了解的基础上，逐步将合作范围扩大至《袖珍图文本•四大名著故事》等传统文化读物，至今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版权贸易合作关系。由于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与信任，双方在版权贸易条件磋商、合同订立、版税支付等环节节省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有力保障了出版物在最短时间内推向市场，使版权贸易项目带来的效益实现最大化。因此，寻求与自身发展规划相契合的合作伙伴，是出版社制定版权贸易整体规划时尤需考量的问题。

2.注重品牌建设，提升品牌效应版权贸易规划应注重品牌建设，以强势产品、规模效应打造出版社在国际出版市场上的地位，提升出版社品牌产品在海外同行中的认可度，以专业品牌促进版权贸易。上海辞书出版社作为汉语工具书出版的重镇之一，其版权贸易的规划目标是逐步建立其汉语工具书的品牌地位。近年来，围绕这个目标，该社哪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古汉语大词典》、《新词语大词典》等品牌工具书为主推对象，将其多语种版本及电子版权输往韩国、日本、越南、美国等国家，逐步建立、巩固其汉语工具书在全球图书市场及数字出版领域的品牌地位，在国际图书市场打造其汉语工具书专业出版社形象。相应地，逐步累积的品牌效应自然会为出版社赢得更多的版权项目合作机会，扩大版权贸易的广度与深度。

二、讲究操作原则与技巧

1.‘.以我为主，，原则

一、家纺市场发展催生版权保护。

在市场发展初期，传统的织造工艺、单一的花色花型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1996年8月，台湾东帝兴公司林氏兄弟带着已在台湾注册版权的100多个新款花型来到志浩市场，很快热销，开业一个月就赚了几千万元，然而好景不长，毫无版权意识的当地农民布商迅速盗版，并以低价倾销。利益受损的东帝兴公司向刚刚挂牌的××市版权局投诉，正是这次投诉将版权保护和××家纺联系在一起。市版权局接到投诉后，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就相关问题及时请示江苏省版权局和国家版权局。省版权局和国家版权局明确指示，印花布美术图案作为美术作品，其版权理应加以保护。于是，市版权局组织相关部门前往志浩市场展开联合执法。对侵权盗版的查处震撼了当地商户，使他们认识到版权保护的力量，经营户们开始主动寻求建立有序的市场环境。

对于印花布、床上用品等家纺产品来说，新颖独创的花型就是产品的生命力。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家用纺织品花型设计这一智力成果，逐渐成为这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上的经销商们常常面临着保护自己花型和盗用他人花型的矛盾，而政府机构也在积极寻求有效途径来规范和治理无序的家纺市场。走过不少弯路之后，双方共同选择了版权管理与保护之路。

在市版权局的扶持培育下，1997年3月，通州市川港镇政府成立了由川港镇镇长任组长的志浩市场版权管理领导小组，同时组建了全国第一家镇村级版权管理基层组织--通州市志浩市场版权管理办公室，受市、县两级版权管理部门的委托，开展著作权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建立起包括花型版权登记初步审查制度、著作权纠纷调解制度、侵权盗版初步认定制度等一系列家纺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2002年10月，受志浩市场版权保护成功实践的启示，相邻的海门市三星镇党委、政府主动将版权管理引入叠石桥床上用品市场,也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的版权管理领导小组，同时组建海门市三星镇版权管理办公室。至此，通海两大家纺市场版权管理机构得以建立健全。

2002－2007年，两大市场共收缴盗版印花布160.89万米，收缴盗版绣花成品611套，调解侵权纠纷1267起，赔偿经济损失728.6万元，行政处罚10起。

二、版权保护促进家纺市场发展壮大

摘要：近年来，随着新的媒体形式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涉外版权的法律适用问题逐渐增多并引起立法界和学界的重视。对此，我们必须从涉外版权法律适用的学说和相关立法入手，对我国有关涉外版权法律适用的立法实践进行审视和分析，进而提出完善涉外版权法律适用的建议，这样才能清楚地理解和掌握涉外版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将涉外版权的法律适用规则从一般性的涉外法律适用体系中提炼出来，形成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涉外版权法律适用规则。

关键词：版权；涉外冲突；法律适用

涉外版权的法律适用，实质上是指利用冲突规范来援引准据法，用以解决涉外版权法律冲突的过程，即选择何种法律来调整跨越国界的版权法律关系。由于版权在法律上的特殊性质，冲突法制度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是十分有限的，已有这种立法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大多数国家均无这方面的专门规定。关于版权的法律适用，因为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只注意到版权的地域性，其结果便如著名国际私法学者马丁•沃尔夫所指出，在这一类权利最早出现时，流行的旧理论认为它仅具有君主或者国家所授予的个人特权或独占权的性质。后来这种理论虽遭抛弃，但其结果之一却被保留下来，即任何国家只保护它自己通过特别法或一般法所赋予的那些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任何国家都不适用外国的法律，也不承认根据外国法律所产生的这一类权利。一个在甲国取得的版权，只能在甲国受到保护。如果权利享有人想要在乙国求得保护，他必须到乙国并根据乙国法律去申请第二个版权。这样，同一件作品，虽然可以在不同国家申请几种版权，但每一种版权都只能在它取得的国家的领土内有效，从而其准据法当然只能是各该版权授予国家的法律。这也就是版权法律适用上严格的“属地主义”观点。目前尽管这种观点仍是版权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则，但它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法国国际私法学者巴迪福（H．Batiffol）指出，由于各国都认为版权的承认一概得有国家的干预，如法国及多数拉丁语国家，均以版权的国家授予为权利请求的必要条件，所以版权所适用的法律，理所当然应该是权利授予国的法律。据此理论，法国法院对于由在外国取得版权的所有人提起的有关伪造的诉讼，是不予受理的。但是根据法国1844年的一项法律的规定，在法国授予版权，如果原来也在外国取得了版权，则在法国的这一版权，应称之为“输入版权”，只是其保护期限，不得长于已在外国取得的版权。因为这种输入版权，并非授予新的权利，而只是对外国既得权利的承认，因此，即使采取专利独立保护的原则，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其在国外取得的原始权利。法国学者巴丁（Bartin）便曾主张，原始权利失效，输入权利也同样失效。法国最高法院在19世纪后半叶的几个判例中也有此说，并且认为即使原始权利和输入权利分属于不同的两人，如果这一权利是同一的，也应适用上面的理论。〔1〕

总的说来，传统版权领域的法律选择遵循严格的地域性原则，法院必须求助于行为发生地来确定是否存在侵权行为。这一基本原则也已经整合进了相关的国际公约，例如伯尔尼公约底5条（2）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以地域性为基准的法律选择规则在版权案件中仍广为接受，尽管此类规则在其它领域已经逐渐失宠。这种规则的普遍存在源于版权法自身具有的地域性特征。所以一般地认为，版权权利通常“位于”权利诞生地，也只能因发生在该地的行为而受到侵害。〔2〕在跨国侵权诉讼中选择适用权利诞生地（来源地）法之外的法律不仅有可能导致商业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一种不适当的做法，即由一国的法院对根据另一国法律创设的权利及其范围进行裁判。至少就目前来看，在涉外版权侵权案件中，最好是由内国的法院适用有关的外国法。也就是说，创设和界定涉嫌被侵犯的权利的国家的法律应该起支配作用（这取决于侵权行为发生在多个外国国家）。〔3〕应该说，版权的法律适用经历了一个完全由国内立法调整到由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共同调整的发展历程。随着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创作的不断丰富和创新发展，在媒体传播技术不断进步的促进下，以外国法或者国际条约来解决涉外版权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是大势所趋，由此在涉外版权法律适用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学说和主张。

一、涉外版权法律适用的学说和相关立法

对版权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目前有四种不同的主张：

一、复制权问题

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对电子信息作品进行复制行为，除了所谓“暂时复制”，还有应用计算机本身“复制”功能进行操作以及应用下载软件执行下载程序等方式。用计算机“复制”功能操作，一般很难予以控制，不论是因特网服务商还是电子信息化作品作者本人，均无法得知进行复制操作的行为人是否有权复制，更无法得知其复制行为是否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个人欣赏、使用或学习等“合理使用”的情形。这样，给对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控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有人认为，应由因特网服务商履行实质审查的义务，防止自己的用户非法复制。理由是因特网服务商从版权人处获得许可发行其作品，后服务商又与用户签订因特网服务协议，本着我国民法理论及《民法通则》中阐述的权利的行使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因特网服务商应保证其用户不损害版权人的合法权益。从法理上看，这种做法确实有道理，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行。这种做法意味着服务商承担了更多的审查、监督义务，作为平等主体的用户完全可以拒绝非行政主体的服务商对自己的资质和实体权利予以调查了解。由此，等于把服务商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可能面临版权人一方主张版权权利，一方面又可能面对用户的拒绝而致使审查不能。“两面不讨好”的角色是绝对不利于因特网服务的发展的。

其实，“双赢”的方法还是有的。近些年火爆异常的bbs(网络论坛)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在论坛上，各版主为了防止网民们散布非法言论以及从事一些其他不法行为，会采用屏蔽技术对非法信息及不法言论进行屏蔽遮盖，以维护网络文明。各因特网服务商也可借鉴这种做法，可以在与用户的服务协议条款中约定，如果用户进行违法活动或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民事行为，服务商可直接将相关内容予以屏蔽；或者版权人要求任何复制其作品内容的行为均需得到其许可，则服务商亦可采取屏蔽的办法对该类作品予以保护，待用户征得许可后再单独对该用户撤销屏蔽。二、“侵权”与“合理使用”的区分认定问题

合理使用的问题其实就是由复制权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涉及复制权问题时，最困难的环节就在于区分复制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特别是对电子信息化作品而言，行为主体、主观意图及损害结果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合理使用”与“侵权”之间的差别往往微乎其微。讨论“合理使用”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侵权”的认定问题。

针对“因特网服务商是否应对其用户进行非善意复制行为负责”的问题，曾有人指出，网络服务商应当因其用户从事非善意复制行为而代为承担责任。主要理由是用户的侵权行为是通过因特网服务商的设备实现的，服务商和用户有业务关系，最可能了解用户的身份和行为，进而阻止侵权行为；而且，相对于版权人而言，对于防止及遏制侵害处于有利地位；无人为因特网付钱，但用户为服务商的中介商的中介服务付钱，无人管理互联网，但服务商可以管理自己的仿网络系统。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由服务商承担替代责任的观点。服务商承担替代责任，就意味着服务上的行为侵权。而在我国民法对一般侵权行为认定的四个构成要件中，可以看出，其实服务商并没有违法行为存在。违法行为是“复制”，版权人主张权利是因非法复制行为而引起，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是用户而不是服务商，只有用户的行为才满足侵权行为四大构成要件。在我国民法理论及实践当中，只有存在雇佣关系或监护关系才可能出现承担替代责任的情况。显然，这里不存在雇佣关系和监护关系，法律无法因一种服务协议而确定一方应为另一方承担替代责任，尽管可能设立追偿制度以尽量地挽回服务商的经济损失，但于合同义务，于版权侵权之债的相对性来看，对服务商都是显失公平的。

专有出版权是出版者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地域范围内享有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一切人再次出版该作品的权利。出版社基于最大化利益的追求，往往在与作者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中就专有出版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据此独占性地享有在约定期限、约定地域范围内专有出版的权利。当专有出版权遭受侵犯时，出版社可寻求民事保护、刑事保护和行政保护，至于选择何种形式的保护，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本文从一个一审法院判决已作出的案例出发，分析几个与专有出版权有关的问题，以期阐明专有出版权的民法保护。

1案情简介

原告：法律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被告：河北大德图书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2010年3月1日，原告与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签订《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修订版）》出版合同，约定由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享有以上作品的著作权，在合同有效期内同意将该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原告，授权原告出版、发行该作品。原告在合同有效期内对该作品享有排他性的专有出版权，合同有效期为1年。被告是一家长期从事图书批发的个体书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86号图书批发市场开设了一家登记为“石家庄市桥西区文渊阁图书发行社”的书店。原告经调查发现，被告从事销售原告享有专有出版权的《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系列图书的盗版图书。2010年7月5日，原告委托人李虹炎到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86号图书批发市场被告书店，在河北省石家庄太行公证处的公证员党青、公证员刘静的监督下，以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了《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1卷1本，取得书店名片1张。以上购物过程，公证员党青制作了《工作记录》1份，李虹炎在上面签字，购物取得的收据、名片由公证员刘静进行了复印，所购书籍由公证处密封。被告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原告对《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系列图书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而且使原告出版的《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正版图书销售量减少，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也扰乱了正常的出版物发行秩序。原告为制止被告的侵权行为，支付了购书取证费、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住宿费、复印费、邮寄费等费用共计909元，原告的上述合理维权费用依法应由被告赔偿。2011年1月12日，原告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停止销售原告享有专有出版权的《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系列盗版图书的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1万元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开支909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2法院判决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家庄中院）受理原告起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1年5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石家庄中院认为，原告经合法受让取得涉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属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被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行侵权复制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且不能证明其发行的涉案图书复制品的合法来源，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对于被告赔偿损失的数额，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者被告的违法所得。在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者被告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石家庄中院根据涉案图书作品的类型、被告侵权行为性质及销售该图书的销售价、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事实情节，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元。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河北大德图书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法律出版社《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修订版）》（第1卷）著作权的行为；

版权保护的刑法应对网络版权犯罪并非是刑事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独立罪名，而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手段所实施的网络犯罪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交叉形态，即犯罪者利用互联网获取手段便捷性、信息传播及时性等特征，所实施的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并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这种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犯罪形态不仅严重侵害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因传统刑法管制缺位造成维权困境，极大影响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1］。当下，我们亟须正视网络版权犯罪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厘清当前刑法保护的主要争议焦点，并以此为立足点，构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新秩序，从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新问题

互联网丰富了版权的内涵和外延，即传统的印刷版权逐渐向数字版权转化的过程中，不仅版权主体范围更加宽泛，比如，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之间混合成为版权人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版权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比如，多媒体作品、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数据库和集成电路等新的版权作品出现，同时也衍生出了更加多样的版权，诸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技术保护权等。与版权内涵和外延的扩展相适应，侵犯版权犯罪也呈现与传统犯罪不同的特点。一是犯罪主体多元化。网络环境中，版权侵权行为的参与者十分广泛，他们在侵权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及作用均不同。互联网背景下，版权侵害一般会经历上传、储存、检索和下载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作品提供者、网络连接服务者和作品下载者等主体，这些主体的存在都使版权享有者对作品的专有性受到削弱。二是主观目的不明确。对版权进行保护的宗旨在于适度保护版权人的权利，合理划分版权人和社会公众对作品的使用范围，从而激励知识传播和创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会公众出于学习、借鉴和研究等目的使用作品是不能被认定为侵权的。然而，在网络环境下，版权犯罪目的和动机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有的版权侵犯主体是为了实现网络共享，有的版权侵犯主体是为了提升个人声望或是降低作品作者声望。这些行为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严重损害了版权人的权益，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三是犯罪行为新型化。传统模式中对版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复制、发行他人的作品［2］。在网络没有普及之前，公众对作品的获取只能通过在市场中购买、租借作品的有形载体来实现，而在网络普及之后，信息的数字化大大简化了犯罪流程，降低了犯罪成本，行为人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轻而易举地对作品进行上传、下载、复制或修改等，甚至还会采取技术规避措施，给版权保护带来巨大威胁。四是犯罪后果难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侵犯版权行为的危害后果认定主要是依据违法所得数额这一有形标准来确定，而网络环境下对版权的侵犯并非都是为了营利，很多侵犯版权行为可能根本就没有违法所得或者是数额很少，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的无限性，实施侵犯版权犯罪的范围和影响突破了传统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犯罪的破坏力惊人。

二、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及主要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制定之初，由于社会环境限制以及立法技术等原因，不可能预见网络环境下版权刑法保护可能产生的新问题，自然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予任何回应；而后我国虽多次颁布《刑法修正案》，也并未对版权的刑法保护规则做出修正。我国对版权的刑法保护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关于“侵犯著作权罪”以及第218条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相关规定，立法滞后明显。当下，关于如何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版权刑法的保护，进而对刑法规范做出调整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1．互联网时代版权刑法保护现状梳理近年来，为应对互联网的冲击，我国在版权刑法保护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对策。一方面，我国通过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首先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明确了对利用互联网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了对信息网络侵权的刑事保护，列举了可能构成犯罪的版权侵权行为。此外，我国在2002年1月1日生效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及2006年7月1日生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明确了对计算机软件以及软件以外的著作权与邻接权作品的刑事保护，以及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出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处理网络版权侵权犯罪行为、保护网络著作权的需要，2004年与2007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解释（二）》，其中都有涉及互联网版权刑法保护的相关规定。2．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理性反思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问题都给予了一定回应，对规制版权犯罪行为，保护版权人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问，需要我们反思并审慎待之。首先，版权刑法规制的范围是否需要调整。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版权的刑法保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存在严重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版权保护的范围过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版权的保护实质上只局限于复制权、发行权和美术作品的署名权，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所规定的八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有一定的差距。在现有的刑法保护体系下，版权犯罪一旦与网络相结合就会导致刑法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定性难。社会公众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行为和侵权行为、合法所得与非法所得全部混杂在一起，侵权行为与侵权金额的认定难度很大。其二，调查难。网络的无形性、隐蔽性给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困难，尤其是电子数据极易被复制，权利人难以查找到最初的侵权人，再加上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人数众多，调查取证更是难上加难。其三，适用难。由于网络虚拟性、技术性的介入，侵犯版权犯罪的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极易被异化，传统刑事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形，使得版权刑法保护的弱化更为明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版权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等必然会进一步扩张，现有的刑法保护体系亟须进一步完善。其次，对侵犯版权犯罪行为的界定是否需要重构。传统模式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规制的侵犯版权行为主要有两种，即复制和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复制主要是指以印刷、复印、录音、录像和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成一份或多份的行为；发行主要是指以出版、出售、出租、出借或赠予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印件的行为。相比之下，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复制、发行行为应当让位于网络传播行为，在实践中，网络传播侵权行为已然呈现比复制、发行侵权行为更加巨大的社会危害性。2004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将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作品的行为视为“复制发行”，这为网络侵犯版权行为犯罪化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最后，当前版权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否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218条之规定，认定构成版权犯罪，必须要有“以营利为目的”这一犯罪动机。我国刑法之所以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版权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为了营利而非法复制、发行他人作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不仅侵害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国家对文化市场的管理秩序；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侵权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似乎并不大，不作为刑法规制的对象和重点，这也比较符合刑法谦抑主义精神［3］。

三、互联网背景下版权刑法保护的应对思路

一、我国版权困境

与英美等版权贸易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版权贸易产业起步较晚。而版权贸易产业中版权体制还不完善。目前，经国家批准成立的专业版权机构有28家，从业人员也不过百余人，而其中23家都只限于图书版权的，而真正能在版权贸易中发挥作用的只有三四家。

除此之外，在整体质量上，我国的版权机构还存在以下问题：

1、在体制方面，中国的版权公司大都是事业单位，个别是企业单位，工作人员大都是地方版权局或是版权处的公务员兼任，体制缺乏灵活性，制约行业发展；而国外的版权公司大都是企业单位，由专门且专业的版权人负责版权工作。

2、在范围方面，国内的工作涉及提供版权咨询、版权纠纷和诉讼等，同时也逐步参与前期的图书选题策划和后期的营销发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出版；国外，主要是作者，与作者签订委托协议，代表作者这许可或出卖版权给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媒体，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作者的权益。

3、在内容方面，国内是以图书版权为主，内容比较单一。也一些音像、影视版权及相关版权；欧美国家版权涉及各个版权相关领域，发展得比较成熟完善，青睐于小说和非小说畅销作品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