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范文10篇

【摘要】关于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别，理论与司法中都存在不少争议。对于传统的“三面关系”的区分标准，拟通过对行为性质有争议的一类行为——立即对在场第三人实施暴力相威胁，胁迫他人交出财物的行为，从抢劫罪的“胁迫”的内容以及立法精神在抢劫罪和绑架罪中的体现，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这类同样涉及“三面关系”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抢劫罪。从而，对“三面关系”的标准进行一定修正，提出以是否存在“人质”作为两罪的最关键区别。

【关键词】绑架罪；抢劫罪；三面关系；人质

【正文】

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这三种情形。本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尤其与抢劫罪的区分标准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难区分的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与以胁迫为手段抢劫他人的抢劫罪。对此，我国大陆学界鲜有文章专门论及，台湾学者林东茂先生认为其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

去年轰动一时的大学生黎力“抢”银行案，其案情为：2009年7月12日，北京科技大学延期毕业生黎力手拿一瓶矿泉水走进校内一家中国银行，将一张写有“我身上绑有炸药，给我十万块钱，否则将此处夷为平地”的小纸条递给柜台里的营业员。营业员看后吃惊的打量着这位清瘦带着学生气的男孩，没有动。情急之下，黎力突然拉过旁边柜台前的一位顾客，以瓶中装有硫酸为威胁，向柜台内的营业员索要十万元现金。得逞后逃走，事后5小时被警方控制。检察机关最初以抢劫罪批准逮捕，后来提起公诉时将罪名改为绑架罪。再例如：一对母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现一名男子，拦住他们的去路，并对母亲说：“快把所有值钱的都交出来，否则杀了你儿子。”（下文简称“母子案”）

关键词:绑架罪/绑架杀人/绑架抢劫/人身自由

内容提要: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危害行为，因此，该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重点关注，这从一贯的刑事政策与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可以推知。鉴于绑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理论界对该罪做了深度探讨和诠释。纵观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总体上而言，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探讨的余地和空间，比如对绑架杀人犯罪形态的理论解析、对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对绑架罪构成要件中的剥夺人身自由应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几个角度，对绑架罪做了具体翔实的探讨和解读，以期能更好地解决绑架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绑架杀人行为的犯罪形态辨析

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可知，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以绑架罪论处。对该条中的绑架杀人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和论证，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看，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此，还需对绑架杀人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以达到对其形态进行准确认定之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是指除了绑架行为以外，还存在着故意杀人的行为，故是结合犯，但立法者对绑架杀人行为并没有设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绑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与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结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强盗强奸罪、德国的强盗过失杀人罪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6条将实行强奸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两个罪行合并而成强奸故意杀人罪，这也是结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国1997刑法典中没有结合犯。其实，国内有关结合犯的种种观点仅是学者将大陆法系的理论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条文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结合犯。从国外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来看，结合犯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对行为人不以结合犯的罪名论处，就不能达到准确、适当量刑之目的。“也就是说，从立法上看，由于结合犯涉及到的各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适用其它罪数理论则达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将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规定为一个构成要件，是考虑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对实施该数罪的行为人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处理，就会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满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从这个角度而言，结合犯是为了弥补可能导致罪刑不适应而出现的一种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另外，从国外刑法典的规定考察，结合犯的具体形式其实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虽然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结合犯形式，但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例予以印证。有的学者也对此做了明确诠释：“结合而成的新罪，应当是与数个原罪均有区别的新的独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结构上与数个原罪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罪名上也与数个原罪不同。”[3]实质上，学者们谈到的一些结合犯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犯。因此，结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从结合犯产生的原因与结合犯的具体形式考察绑架杀人行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为结合犯的论断。首先，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故意杀人罪，也可以达到对行为人适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设置结合犯来解决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下文中论者的观点也从侧面表明，就绑架罪而言没有设置结合犯的必要，以牵连犯处断即可。“故在二个犯罪行为之间（结合犯所结合的两个犯罪行为——笔者注），亦常具有牵连之关系，视其情节，本亦有可成立牵连犯，但因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达到刑罚之平衡，法律乃将其结合成一独立罪名，成为实质上一罪，并科以较重之法定刑，与牵连犯之独立成立数罪名，就其中较重之罪处端有异，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惩处。”[4]其次，刑法典第239条明文规定，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而非以绑架杀人罪处。这种形式不过是理论界所谓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结合犯，而不是国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结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总之，根据上文分析，将绑架杀人厘定为绑架罪的立法形式视为结合犯是存有疑问的。

案例一被告人甲在服刑期间为了达到脱逃的目的，以暴力、胁迫的手段劫持扣押监狱干警，在劫持过程中向监狱领导提出索要手枪、子弹、车辆、手铐等，如不满足其非法要求就杀害人质。甲在绑架过程中用刀捅伤被绑架干警，并在武警解救人质时仍持刀行凶反抗，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被告人甲在前罪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在监狱内重新故意犯罪，应数罪并罚。一审法院判处被告人甲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被告人甲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被告人吴德桥因生活琐事经常与妻子谭财莲争吵、打架，谭财莲因此搬回娘家住并提出离婚。吴德桥不同意，多次到谭家要求谭财莲回家，均遭拒绝以及其岳父谭崇森的驱逐。吴德桥认为是谭崇森挑拨了其夫妻关系，遂蓄意报复谭崇森。1998年11月2日下午，吴德桥携带一只空酒瓶及一根长布带，在南康市坪市乡中学门口，将放学回家的谭崇森的孙子谭亮绑架至自己家里关押。后吴德桥给谭亮的堂姑谭小兰打电话，让谭小兰转告谭崇森与谭财莲，要谭财莲一人于当晚7时之前带3000元来赎人，不许报警，否则杀死谭亮。谭亮的家属报案后与公安干警于当晚7时许赶至吴德桥家，吴德桥见谭财莲未来，即用刀在谭亮的脖子上来回拉割，并提出要谭崇森弄瞎自己的眼睛、自残手足等才肯放人。因其要求未得到满足，吴德桥便不断用刀在谭亮身上乱划致谭亮不断惨叫，后又用刀将谭亮的左手拇指割下并扔下楼。其间，谭亮因失血过多而多次昏迷。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公安干警冲入室内将吴德桥抓获。经法医鉴定，谭亮的面部、颈部、肩部、膝部、小腿、脚、指等部位有20余处刀伤，伤情为重伤乙级。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吴德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吴德桥为勒索钱财、泄愤报复而绑架无辜儿童，并将被绑架人伤害致重伤乙级，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且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应依法严惩。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绑架罪只有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才能判处死刑，吴德桥在绑架中并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吴德桥死刑不当的辩护意见成立。据此，二审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上述判决来看，二审改判或维持的法律依据就是一审判决对“杀害被绑架人”的适用是否正确，这就是现实中的“活法”；二级四个法院对“死法”（杀害被绑架人）存在不同的理解。问题出在哪里？究竟谁对谁错？一审法院判决被改判就是错，一审法院判决被维持就是对，还是原本就没有对与错？终局性的二审法院判决仅是一种“法律拟制”，是“法律真理”，并不意味着二审法院就掌握“客观真理”（同是二审法院就作出不同的判决，就是佐证）。

正是“因为绑架罪是一种较为常见被法律规定了极其严厉处罚的犯罪，对其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和掌握，可能导致司法适用上的不平衡，使同样的行为受到罪与非罪或者畸轻畸重的对待。对绑架案件的处理，可能因为‘一念之差’导致极为悬殊的结果，以致司法人员在处理绑架案件时每每有如履薄冰之感”，因而“不能不重视绑架罪构成要件的合理统一的解释”。但是，“立法者死了”之后，“立法原意”的探求是否真的可行？谁最终享有“立法原意”的话语权？

立法原意何处寻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的合法性重要基础就是符合“立法原意”。

对于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的定性，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在不同的时期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绑架罪，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第三款中规定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勒索罪。此后，司法实践中对于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的处理有的以绑架罪定性，有的以非法拘禁罪定性，有的则以非法管制罪定性，定罪量刑极不统一。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执行〈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以索债为目的，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定非法拘禁罪，不能定绑架勒索罪。”这一司法解释的精神被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第238条第3款所吸收和沿用。这样，对于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的定性有了统一的刑法规定。但是，实践中债务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人们对于债务的理解也有分歧，从而导致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法规定的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的“债务”只包括合法债务。有人则认为，此“债务”不仅包括合法债务，也包括赌债、高利贷等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作出了《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而为正确理解和执行刑法的规定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在各种各样的索债型案件中，当事人所索要的债务可分为五种情况：第一是合法债务；第二是超过合法债务数额的“债务”；第三是非法债务；第四是根本不存在的债务；第五是难以查清的债务。下面对以上五种情况犯罪的定性作出分析：

一、索要合法债务

这种情况是以存在合法债务为前提的，行为人为了索取合法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行为，应定非法拘禁罪。如张某因做生意向刘某借款3万元人民币，张某因生意亏本而到期未能归还借款。刘某多次催要未果，张某为逃债长期在外打工。刘某打听到张某的下落后，邀集几个朋友将张某捆绑后押到某处。然后刘某打电话给张某的妻子，要其在三天内归还3万元，否则张某性命难保。张妻当即报警，刘某及其朋友被抓获。此案是一起典型的以索债为目的而实施的绑架、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从刘某的目的来看，其是为索要自己的债务，且该债务是合法的，并非是勒索他人财物。该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有关规定：“为索取债物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

二、为索取超过合法债务数额的“债务”

如果行为人为索取超过合法债务数额的“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应具体分析行为人索取的数额与合法债务的数额之间的差价，分别不同情况以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如：合法债务为10万元，行为人绑架了债务人并要现金30万元，最后债务人之妻交出30万现金后，才将人质赎回。本案的定性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对所索要的30万元“债务”应分成两部分，其中行为人为索取其合法债务10万元而绑架他人的行为应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其索要的超过合法债务的20万元实为勒索他人财物，而其以绑架方式实行，构成绑架罪，故应定两罪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犯罪人既有索取合法债务的目的，又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不存在目的转化，而其实施了一个绑架行为，又同时触犯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由于我国刑法中一罪与数罪是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作为划分的标准，且主要是以行为为定罪的依据，对同一行为不应重复评价，即一个行为不能构成数罪。所以，对此不应数罪并罚，而是应以想像竞合犯从一重处，以绑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债务10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摘要：目前由于我国的立法对敲诈勒索罪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各地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引发了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敲诈勒索罪各构成要件中最具争议的方面进行分析,并对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罪名进行辨析,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惑和问题。

关键词：敲诈勒索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敲诈勒索罪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财产犯罪,它发案率高,严重侵犯了我国宪法和刑法所保护的公私财产权利。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和恰当的处罚更是不容忽视。然而,我国目前的立法对本罪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加之敲诈勒索罪手段行为更是与抢劫罪存在相似之处。对于两罪相交的中间地带,各地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本罪与勒索型绑架罪及诈骗罪等都极易混淆。此外,在本罪的客观方面、主观目的及犯罪对象的内容界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也是目前造成司法界在本罪的法律适用上还比较混乱的原因。下面将就上述方面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

一、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一)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还是复杂客体

一般认为本罪的客体不仅包括财产权利还包括人身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财产权利是敲诈勒索罪的唯一客体,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并不包括人身权利。其理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即行为所针对的,不再是被害人应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利,而是其不能曝光的非法利益;或者以就被害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财物相威胁,进而索取某种价值相对较低的,或者被害人无关紧要的财物。这两种情况都没有体现对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侵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有失偏颇。虽然在两种情况下,行为人威胁的内容都是针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或者不法利益,但由于“恶害的实现并不要求其自身的违法性,即便是包含正当权利的事项,如果作为使他人交付财物的手段来使用时,也可能成为胁迫行为。”即刑法之所以要把行为人将被害人不能曝光的非法利益予以揭发这样一个行为作为威胁的行为,不是因为揭发他人的行为本身不合法,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本意并不是真的想揭发他人,而是以此为手段来使被害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惧来达到自己勒索财物等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威胁的内容针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还是不法利益,其性质都是使被害人心理产生恐惧和强制,都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本罪的客体不仅应包括财产权利,还应包括人身权利。

内容摘要：在基层司法机关涉及的案件多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案件，虽然罪名不多，但因涉及社会基层矛盾聚焦的问题，所以处理上也会棘手一些，尤其中国地域广阔，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农村习惯法的宗族传统在一些偏远农村仍根深蒂固，人们对一些违反伦理情常的危害行为的处理带有很大的私法性，对法律认识错误，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比如因索债而扣押他人，因为悔婚而强行索回聘礼。比如民间纠纷中为索回债务而强行扣押他人，因事前摩擦而后起意报复，虽然司法解释对某类犯罪专门做了解释或某些典型案例做了明确的回复。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同一个条文却对情节相像的多种行为作出解释，在司法实务中理解上难免有偏颇的地方。本文就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案例谈一点自己的的认识。

关键词：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抢劫未遂

一案由及实务中的分歧

甲、乙因为偷窃被公安机关查获并罚款，甲一直怀疑是丁所为。某日，甲与乙合计找丁，给他个教训并要他赔偿，并告诉了甲1和甲2。于是甲、乙、甲1三人（甲2后来赶到）携带钢管窜至丁家，将丁带上车到某处，拘禁其8个小时，并逼其签下一张13000元的欠条，抢走玉器一件，价值1000余元。

关于此案，实务中存在多种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抢劫罪。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1]。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此案中甲等人携带器械将丁哄骗上车，意图很明显即若其不肯合作将对其采取暴力，后因丁没带现金，甲等将丁随身所挂金器“拿走”，其并非自愿交出，而是甲等人有可能当场“教训”的情况下交出，因此应定抢劫罪。至于迫其签欠条，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案由及实务中的分歧；对案件的理解及学理的延伸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从非法拘禁罪实质看，非法拘禁罪是继续犯，犯罪行为的继续状态存在于既遂后、倘若行为人在非法挟持被害人前就已有侵占他人财物的故意、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而牵连犯是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其方法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等，具体资料请见：

内容摘要：在基层司法机关涉及的案件多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案件，虽然罪名不多，但因涉及社会基层矛盾聚焦的问题，所以处理上也会棘手一些，尤其中国地域广阔，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农村习惯法的宗族传统在一些偏远农村仍根深蒂固，人们对一些违反伦理情常的危害行为的处理带有很大的私法性，对法律认识错误，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比如因索债而扣押他人，因为悔婚而强行索回聘礼。比如民间纠纷中为索回债务而强行扣押他人，因事前摩擦而后起意报复，虽然司法解释对某类犯罪专门做了解释或某些典型案例做了明确的回复。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同一个条文却对情节相像的多种行为作出解释，在司法实务中理解上难免有偏颇的地方。本文就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案例谈一点自己的的认识。

关键词：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抢劫未遂

一案由及实务中的分歧

甲、乙因为偷窃被公安机关查获并罚款，甲一直怀疑是丁所为。某日，甲与乙合计找丁，给他个教训并要他赔偿，并告诉了甲1和甲2。于是甲、乙、甲1三人（甲2后来赶到）携带钢管窜至丁家，将丁带上车到某处，拘禁其8个小时，并逼其签下一张13000元的欠条，抢走玉器一件，价值1000余元。

关于此案，实务中存在多种意见。

内容搞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一、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摘要:刑法谦抑是少用或者不用刑法的一种思想或理念，是刑法应有的价值之一，具体来说就是刑法无效果、可代替、不经济时不适用刑法。近年频发的类似“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亲属相犯行定罪量刑，理论上存有争议，实践中认识不一。本文在刑法谦抑性的视角下，梳理分析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为完善亲属相犯行为刑法制度提供建议或者思考。

关键词:谦抑性;亲属相犯;定罪量刑

一、问题提出

据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报道，2017年13日晚上，江苏泰州警方接到陕西延安朱先生的报警电话，朱先生说自己的孩子小朱被绑架。泰州警方接警后立即出警，对人质进行解救。但是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事情缘由，朱先生的儿子感觉父母不爱自己，这次来到泰州打工，没找到工作，带来的钱也用完了，就和伙伴商议，想试探父亲是否关爱自己。上述朱先生的孩子小朱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不管法院对该小朱处以何种量刑，对于犯罪人、受害人和国家来说都难以实现刑罚的预期目的。近年发生类似“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亲属间的犯罪行为逐渐增多，不仅有盗窃、抢夺、敲诈勒索等侵害财产权益犯罪行为，还有遗弃、虐待、婚内强奸、家庭暴力等侵害人身健康的犯罪行为，我们把这类发生在亲属间犯罪行为称之亲属相犯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难以实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果按照刑法定罪量刑，又违背刑法罪行法定、人人平等、罪责相当等基本原则。因此，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成为当前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焦点之一，本文在刑法谦抑的视角下对亲属相犯行为进行梳理分析，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粗浅完善建议或立法思考求教于同仁。

二、刑法谦抑性与亲属间犯罪制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概述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对刑法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权利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犯罪的一些条文作了修改，并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总之，这次对刑法的修正，贯彻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强化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到统一。

一、宽严相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刑法修正案(七)很好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加重了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犯罪的处罚力度，也同时降低了某些犯罪的法定刑，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定秩序。

(一)宽严相济降低绑架罪法定刑

与以往刑法修正加重对重点犯罪的处罚相比，这次修正案的一大亮点就是根据司法实践，对绑架罪增加了一款从轻处罚的量刑规定。修正案出台前，刑法第239条对绑架罪规定的最低刑期是10年，如此之重的刑罚没有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轻罪不能轻罚。处罚过重，刑期起点过高，无法给犯罪人以后退的余地，使刑法失去感召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绑架行为后又因为某种原因释放被害人的情形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但法律没有将其规定为减轻情节，不利于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谈判，进而也不利于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增加了一个“情节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刑罚略重于普通抢劫罪的法定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刑法的规定相一致。《刑法修正案(七)》在对绑架罪处以较轻刑罚的设置上，不像其他国家的刑法明确规定要求行为人要主动释放人质，而是采取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的规定“情节较轻”。在《刑法修正案(七)》通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没有对“情节较轻”作出统一的、权威的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量刑不均衡等司法适用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只能委任于司法人员的个案判断和学者的各自解释。

(二)彰显反腐决心扩大受贿罪主体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