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权范文10篇

摘要：罢工权设置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罢工和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会的独立性、配套法规的完善、劳动者的罢工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价值标准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将罢工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国家移植罢工权制度，与我国当前的实际不相符合，罢工权应该缓行。

关键词：罢工；价值证明；价值实体；价值标准；自由权利；社会秩序

罢工作为一个事实概念在中国无疑是客观存在的，自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罢工现象就一直存在，近年来罢工已经成为一个愈来愈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分析，从1995年到1999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以平均每年26.9%的速度在递增，根据劳动部专家的分析，我国从1990年到1994年五年中参加罢工的人数分别为24.3万、28.86万、26.84万、31.03万、49.56万，五年中增加了一倍，在统计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增长率最高。可以肯定的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行为上升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快。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民或动者的罢工权，这一法律规定上的不明确，加之实践中对罢工具体处理方式上的不统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缺少应有的预期，势必有损于法律的权威，造成不应有的混乱。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罢工现象？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规定是否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规定是否又有漠视公民权利之嫌？当前我国关于罢工的立法又该如何地与我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中的关于罢工权的规定相协调？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在理论上首先给出进一步的回答。

一理论争议与证明方法

当前我国学界在罢工问题上的观点，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上加以分析，在应然层面上，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主张应该赋予公民以罢工权；在实然层面上，即对当前我国罢工现象的认识评价以及所应该采取的立法措施上则分歧较大：部分劳学者主张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我们称之为修宪说；[1]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对待罢工权应该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我们称之为缓行说。[2]

摘要:本文聚焦罢工权立法要点----保护性规范和限制性规范，阐述通过罢工权立法实现劳动合同关系中的权力制衡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罢工权保护性规范限制性规范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内容提要]罢工权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利。这一权利对于平衡和协调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法律所保障之罢工，是合法罢工。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契约化、多元化趋势逐渐增强，劳动争议尤其是罢工事件的发生大量增加。本文通过对罢工现象的分析，认为有必要在法律中确认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同时完善保护合法罢工和限制、取缔非法罢工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实施机构负责处理罢工案件，将罢工现象纳入法制轨道，并且提出了实施罢工立法的方案。

[关键词]劳资矛盾集体争议劳工权利罢工权规范

由于劳资矛盾激化和劳工权益的被侵害，我国目前的集体争议和罢工事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罢工，但也没有明确规定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罢工权。这种状况致使罢工的发生和处理都难以规范。面对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目前亟需完善罢工权立法，适时明确地规定中国的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并规定合法罢工的要件。

一、罢工的概念

罢工是一个缺乏公认内涵的概念，一般认为，广义上罢工指相当数量的劳动者有组织地中止劳动义务的行动，然而这个概念仅仅为罢工行动的事实描述，难以成为罢工问题研究的基本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区分为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特定政治主张实现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罢工或劳动法上罢工，通常是指“多数之被雇人，以劳动条件之维持改善或其他经济利益之获得为目的，协同的为劳动之中止”。

二、确立罢工权的紧迫性

美国西海岸29个港口因罢工而关闭的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以至于美国总统布什不得不利用《塔夫特与哈特里法案》赋予总统法律权力——“在劳资争议影响国家经济的时候，可以下令工人暂时返回工作岗位八十天，让劳资双方获得一段冷静的时间”——命令美西港口重新开放。布什是二十五年来首位以对国家经济与安全造成危害为由，援用《塔夫特－哈特里法案》干预劳资纠纷的美国领袖。

但是，危机发生的十一天里所积压货物的清理需要六个星期、八个星期至一百天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美国西岸二十九个港口处理约半数美国海运货物，这些货物大多来自东亚，每年总额在三千亿美元左右。

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件，似乎显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会只不过组织了十来天的罢工，就已经让头号资本主义帝国摇摇欲坠了！这真可以让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们兴奋一场：现在简直用不着“武装革命来夺取政权了，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堪一击，衰败到罢它几天工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岂不快哉！

但问题没这么单纯。

首先，在欧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调整收差别过大的情况，制定了保护性的“最低工资标准”，大中型公司企业也给予职工一定的福利保障，并且，工人所组建的工会，聘请专门律师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样，工人的生活水平客观上是在不断提高的，工会的力量也不断强大。

法制日报2004年8月5日第三版社会新闻版刊登一篇文章。其眉标为“银川出租车恢复营运，自治区法制办主任就事论法-”，正标为“司机罢工有悖宪法”。文章引用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制办主任任高民的话称：“现行《宪法》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时，没有规定公民的罢工自由，尤其是通过政府特许取得的涉及公共事业经营权的经营者，必须履行为公众服务的法定义务。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以不妨碍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为前提。银川市出租车司机的一些做法与《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有悖。”

有关银川出租车停运风波已在贵报8月4日第三版报道，具体情况我不想重复。我只想就任主任的观点谈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司机罢工行为与宪法并不相悖。理由如下：

第一、对于公民来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

这同行政机关执法不同，行政机关的行为准则是：“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大家都知道，法律特别是宪法，是无法也没必要对公民的任何一项自由都做详细规制的。而公民只要不违反禁止性规范，就可以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纵观中国近代史，罢工的事件少吗，那是那些人的自由。再看有关国际法规定，罢工同样也是人的自由。当代的中国人难道就突然地失去了这种自由吗？请任主任去查一查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哪一条剥夺了公民罢工的自由？“法无明文禁止”的领域就是“自由”的领域，“法无明文禁止”的行为自然也不可能是“违宪”-“有悖宪法”的行为。

第二、自由和权利不完全一致。

任主任在谈话中却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如前所述，自由就是可以做一切法律不禁止的事。权利的范畴就相对小了，权利是经法律确认并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而任主任先说公民没有罢工的自由，而后却大讲起公民该如何如何行使权利来。既然罢工不是公民的权利，甚至连自由也算不上，干嘛大谈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以不妨碍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为前提”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以宪法对权利行使的约束条款拿来约束公民的自由，法律没有赋予任何人这样的权利或权力。谁这样做，谁就“有悖宪法”。

大家都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简称五一节，在每年的5月1日。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

五一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49年12月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此节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20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工人运动，1889年7月14日，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把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这一决议得到世界各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从此，每逢这一天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要集会、游行，以示庆祝。

中国人民庆祝劳动节的活动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向群众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49年12月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

1921年“五一”前夕，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等人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工人们学唱《五一纪念歌》。其歌词是：“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这首雄壮有力的歌，是由长辛店劳动实习学校的教员和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共同创编而成的.

【内容提要】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工会都是劳资分立的产物，二者在组建之后均加强了各自阶级的组织整合，也使劳资关系更具有阶级政治的特点。不过，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性的雇主组织，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与工人及其工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在政府的劳资处理机制、劳资合作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摘要题】社会·经济

【关键词】雇主团体/劳资关系/同业公会

【正文】

近代之劳资关系一直为政治史研究的中心议题，早期在“阶级斗争”的视野之下，主要关注的是劳资矛盾及政党领导下的劳工运动。在此类研究之中，对于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府、团体剥削压制工人阶级的行为给予了足够的抨击。在抨击的对象之中，既包括资产阶级性的商会组织，也包括国民党管制下的工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政党、政府、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既研究其矛盾和冲突，也关注其协调与合作。在雇主团体方面，已有较多学者分析了商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关注到“资产阶级”性的商会在解决劳资纠纷方面的作用。不过，对于行业性的工商同业公会在近代劳资纠纷处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还缺乏全面认识，尚有探讨的必要（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朱英、马敏、彭南生、郑成林、魏文享等合著：《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中国的行业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浜正子：《南京国民政府の民众掌握——上海の工会と工商同业公会》，《人间文化研究年报》（日本ず茶の水女子大学），1991年第14号；[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本文以档案和报刊资料为基础，试图从同业公会之兴起及其在劳资关系处理过程中的作为，来分析作为雇主团体的同业公会与阶级政治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分析的过程叶，试图将同业公会、职业工会及政府同步纳入研究视野，以三方互动的格局来演示同业公会在劳资冲突及劳资协调机制中的复合角色。

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发展的特殊形式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今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80周年。80年来，中国工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0年来，中国工会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联系本阶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始终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始终是组织动员职工群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重要力量。

今日的工会，将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紧紧围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理念，一路高歌前行，惟进步，永不止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工会在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发挥国家政权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切实维护职工各项合法权益，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

这是可喜可贺的成绩，这是工会灿烂的辉煌。记得工会的负责人在年终述职报告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坚守工会维权职能，这需要的只是一种坚持、一种勇气、一种执着和一种奉献精神，惟有从一而终的坚持，才能成为工会中的佼佼者。是呀，追忆昨天的工会的艰辛历程，看看工会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展望工会明天更灿烂的辉煌，工会成员就会舒心一笑，工会的明天一定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下去！回顾过去，征程荆棘丛生，展望未来，工会信心百倍！说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党和工会领导一起带领全体工会成员与时俱进，敢于争先的不懈脚步，仿佛看到了工会乘风破浪，勇立潮头的坚定背影，仿佛领略到了工会为维护职工权利站起来大声呐喊，努力抗争的顽强拼搏，负重奋进的实干精神。

广东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的地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诞生地。在民主革命时期，广东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罢工运动，如香港海员大罢工、广州沙面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更是世界工运史上斗争时间最长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罢工斗争。我国召开过6次全国劳动大会，其中前3次都是在广州召开的，在1925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

总工会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工人运动的重大事件。回顾历史，工会80多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组建和发展阶段，主要是组织职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作用逐步发挥出来。二是“”十年的困难曲折阶段，工会组织遭受严重挫折，工会工作受到很大冲击。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阶段，广东工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广东工会工作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目前工会工作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运作、各方配合的大格局。在工会组建、依法维权、帮扶困难、开展劳动竞赛、职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等方面取得可喜进展，工会管理干部人员正在积极地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工作的路子。工会正逐步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阶段。

摘要：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依法治国的深度推进，需要借助法治化的手段针对集体劳动争议问题进行处理，通过对集体劳动争议实施法律调整，使争议处理过程中能更好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本文从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法律调整入手，在对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特点和原因进行明确的基础上，对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法律调整处理措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希望能促进集体劳动争议表达机制和反应机制的完善，能提高集体劳动争议法治化发展进程。

关键词：企业并购；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

集体劳动争议具体指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参加的涉及到罢工、集会、游行、怠工等方面的产业行动，在社会舆论体系中一般称之为突发群体性事件，而在法学领域则被定义为集体劳动争议行为，也可以称之为产业行为。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即资本主义早期将集体劳动争议定义为违法行为，对参与劳动者实施刑罚；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严格限制和镇压，并从政府角度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有效控制；法律承认劳动者有参与集体劳动争议行为的自由，并且随着世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法治化发展，劳动者集会、游行方面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能得到宪法的承认。在我国社会建设发展进程中，为了能全面推进法制国家的建设，促进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就要重点针对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进行分析，把握企业并购中涉及到的集体劳动争议进行细化的研究，从而借助法律调整为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提供良好的支持，为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助力。

一、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的主要功能

集体劳动争议的法治化发展是社会法治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体劳动争议法律调整工作的开展核心思想在于将可能会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经济领域矛盾冲突问题，通过法律程序的限定对其实施去政治化的处理，从而将其转变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按照集体劳动争议法治化处理工作的需求制定法律调整的方案，能在运行法律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构建虚拟的冲突协调空间，从而按照法律拟定的博弈规则在虚拟空间中对冲突进行处理，确保在调解集体劳动争议问题的过程中能使其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得到合理化的控制，避免对社会政治秩序造成冲击，并且在法律设定争议解决路径的作用下，能引导社会或者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到集体劳动争议冲突中，能促进冲突双方争议处理共识的构建，对于集体劳动争议冲突的化解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一般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集体劳动争议的出现几率相对较大，并且矛盾冲突一般相对较为复杂，特别是在没有形成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情况下，现实生活中集体劳动争议会表现出无序化、突发化的发展状态，难以在争议处理方面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而如果一旦处理不合理，引发劳动者与另一方矛盾主体的冲突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系统，就会导致集体劳动争议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处理难度和影响范围会随之加大。因此为了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降低企业并购中集体劳动争议的不良影响，在对集体劳动争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就要有意识的借助法律调整措施的制定使集体劳动争议行为能脱离政治活动，保障集体劳动争议能在法律规制范围内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也能让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维护，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建设发展的稳定性[1]。

二、企业并购集体劳动争议的主要特点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