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范文10篇

摘要：产业组织学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框架(即SCP框架)已被运用于分析多个行业。文章以SCP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安徽文化产业的现状。文章认为，安徽文化产业市场结构的特点是市场集中度不高、区域集中度较高、差异化程度将继续加大、行业进入壁垒逐步交由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市场行为表现为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资本不断壮大、集聚效应逐渐体现、融资渠道广泛多元，市场绩效显现出技术创新贡献率增强、资源配置率上升、规模结构效率需提高的特点。

关键词：安徽文化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产业组织理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至今，已逾八十载。不管是芝加哥学派强调“完全竞争”的“行为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竞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都不曾离开产业组织理论中SCP理论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这一理论范式被广泛用于分析多个行业，但是运用该理论分析文化产业，还鲜有涉及。本文以安徽文化产业为例，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管窥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近年来，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连续五年保持30％以上增幅，明显高于全国22％的增长速度。2008年，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汽车工业，达到260亿，领跑行业增加值，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从规模上看，安徽产业规模还较小，占GDP比重也较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文化产业的市场结构

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划分标准，文化产业结构维度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核心产业层主要包括新闻业、出版发行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演艺业等，外围产业层包括网络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会展业等，文化用品的生产与销售、文化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构成相关产业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为2038亿元，占整体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2％；外围层增加值为874亿元，占18％；相关层增加值为1920亿元，占40％。可见，以新闻出版、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文化艺术服务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仍是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以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相关层所占比重较大。安徽文化产业还处于发展时期的以核心层为主导的格局，同全国总体水平类似，外围层和相关层与核心层发展不够协调。

一、传统民间艺术的民间嬗变

安徽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所以民间艺术在安徽的起源和发展较早，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艺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萌芽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安徽的传统民间艺术就已经有了萌芽，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了有安徽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其次，发展阶段。从秦朝起始，直到唐代结束，这段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有了较好的发展，在唐代时期，民间艺术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再次，兴盛阶段。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利于商品交换的纸币，从而促进了商业发展的繁荣，而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达到兴盛阶段，许多安徽地区的人们，为谋生计会发挥自身的才能和技能，制作工艺品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最后，压力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无数次的融合与发展，传承至今，面临过巨大的考验和挑战。需要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以促使传统文化能够迅速提升，以新的精神面貌面临现阶段的挑战。

二、传统民间艺术的艺术再现

传统民间艺术经过不同时期的考验和挑战，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其艺术的再现具有四点特征。首先，具有历史传统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发展至今，虽然融入了一些现代色彩，但是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其次，具有生活娱乐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主要来源于生活实际，因此，民间艺术更彰显生活的特色。此外，民间艺术的创作体现出创作艺人的情感。再次，具有多样性。安徽地区的各地各县的多种多样艺术门类都不断融合，使安徽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多样化。最后，具有独特性。随着安徽地区传统民间艺术的不断发展，徽式特征更加凸显。

随着传统艺术的不断交流和融合，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萌芽和发展时期，也经历了成熟和压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民间艺术并没有消退于历史舞台，而是以其特有的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陶李单位:安徽大学

论文关键词:安徽卫视营销战略困境营销创新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以作为中部地区的安徽卫视异军突起的现象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其营销战略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创新其媒体营销的策略。

从1997年上星发展至今，安徽卫视一直把自身的定位紧紧锁定在打造电视剧频道上，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受众推出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电视剧场，不断盘活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并以此为营销的基础，不断创新广告营销的方式、方法，培育了稳定的客户群、忠实的受众群，打造了属于安徽卫视独有的电视品牌，在业内形成了所谓的“安徽电视现象”。那么，安徽卫视在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之后，现在又面临着哪些困境?未来将如何突围?

一、安徽卫视面临的困境

竞争对手。①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喉舌和政府核心的舆论阵地.央视在政策、资源等多方面拥有其他电视台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在中国电视界第一巨头的地位牢不可摧，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电视剧方面，中央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的精品战略以及电视剧战略的陆续和实施，令包括安徽卫视在内的国内省级卫视倍感竞争压力。②其他省级卫视。电视剧在省级卫视的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越来越多的省级卫视投人到这个竞争战场上来。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一切创新手段都会被竞争对手迅速模仿，进而不断蚕食市场占有率，几集连播、多种剧场等已经成为业内的普遍手段。

③境外传媒。从最初的广告贴片到整体频道的进人，境外传媒的渗透力度和速度都在急剧加快。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媒体了解了中国，海外传媒进人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境外传媒对中国电视市场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资金运作、节目制作、营销方式、人才战略等。

一、安徽省粮食大幅增产、农民大幅增收

2004年以来，安徽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加之在整个农业生产期间，天气条件总体较好，除去年秋种涝害、春季部分地区风雹灾、秋季局部地区旱灾以外，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出现近年来少有的好形势。全省预计年粮食总产达到550亿斤，比去年增产100亿斤，增长23％以上，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作物平均单产655斤，比上年增加108斤，增长19．8％。全省79万亩的撂荒地全部复耕，转包费由过去的每亩几十元甚至不要钱提高到200至300多元，过去转包不掉的撂荒地成了抢手货。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超过300元，增幅在15％以上，为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增加绝对值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超过300元的年份。初步测算，粮食增产100亿斤，可为农民增加收入73亿元，粮食均价每斤上涨0．23元，可为农民增加收入102亿元，安徽省对农民增加的补贴以及降低和取消的税费合计为农民带来增收29亿元，人均58元。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加，预计今年全省农村劳务输出人数达到900万人以上，同比增长5％左右。

安徽省的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取得如此好的“三农”形势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好、粮价高、天帮忙”。

二、最主要的困难以及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1、县乡财政极为困难，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严重制约农村各方面的发展。2004年舒城县本级财政预算收入大约2．3690亿元，其中国税0．6490亿元，地税0．76亿元，农业税0．3716亿元，非税收入0．59亿元，完成上解任务之后的县可支配收入为1．6亿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2亿元，县的可用财力总共为3．6亿元。预算支出情况大致如下：发放工资2．8亿元，由财政全额供养和领取定额补助的人员18800多人，其中教师11000人；转移给村的补助0．12亿元；县里安排的专项经费0．45亿元，用于县里的多方面开支，其中支农资金不到1000万元，多为项目配套资金；省里下达的主要用于安排教育、科技、农业等方面项目的专项资金不到0．3亿元。

舒城县的乡村两级总债务3．588亿元，其中，乡镇债务1．86亿元，实现教育达标以及兴办和建设企业、道路交通、小城镇、办公用房产生的债务分别是0．26、0．62、0．5、0．2、0．25亿元；村级0．75亿元，企业、农田水利、教育达标、管理费、垫付税收分别是0．16、0．06、0．28、0．06和0．16亿元；全县中小学校的债务0．97亿元，两基达标、危房改造和其他分别是0．43、0．46和0．07亿元。

这个暑假,我随本系社会实践团在安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活动地点有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分院,凤阳县小岗村等,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了解到了兄弟学校,兄弟院系的教学科研情况,看到了本专业的相关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活动,也接触到了曾作为农村改革先锋的小岗村.

我们主要活动地点应该算是中科大,它是我国内陆省份里少有的几所中国顶尖大学之一.经过前往合肥后30年的建设,科大现在已拥有东西两个校区,校内环境十分幽雅,尤其是其新建成的西校区,以十几层高的图书馆为中心,周围绿草如茵,绿树池塘错落有致,中间掩映这各个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公寓,颇具一流大学风范.

科大致属于中国科学院,虽说学校历史无法和一些百年老校相比,但她和中国科学技术的渊源却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中国科学院的许多院士都曾在科大进行过领导和教学工作.与我们系一道,科大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现在,科大承担着科学院许多基础项目和子项目,同时每年还为中科院输送大批研究生和博士生.

基础实验设施先进是科大的一大特点,仅以我们参观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为例:这个实验室占地10万平方米,由20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800MeV电子储存环,六条同步辐射光束线和六个试验站组成.这个实验室是80年代末开始兴建,90年代初完工并投入使用的,它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国际同步辐射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完工实现来,这个实验的用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科大的同学可以如此近的接触到本专业最前沿的进展和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其在科研能力上占的优势确实是其他学校不能比拟的.

超常儿童教育又是科大办学的一大特色.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而后至今的20几年了少年班已桃李满天下,少年班的学生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在与科大少年班的老师同学座谈时我们更加感到了这一点.少年班的同学并不因为年纪小课程多就放弃其他能力的培养;相反,学校特别重视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的培养.他们尤其重视情绪在学生学习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学校专门安排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跟班进行调研,及时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少年班的学生功课虽然比其他学生重,但各种活动却并不显少,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学生们的兴趣广泛,思想开放又不乏深度.在座谈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些大好几岁的师兄师姐却没有好好想过.

在中科院合肥分院的考察更是让我们这些以前很少接触尖端物理实验设备的人大开眼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我们此行重点参观的一个研究所，该所主要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受控核聚变技术和相关技术的研究。其主要实验装置包括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他又我国唱腔最高的20万高斯混合磁体和我国最大规模的低温液氦液氮系统。HT_7的作用主要是研究核聚变等相关理论。看这一个个经典的物理理论变成一组组实验仪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试验设备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我们终于看到了几年来学到的物理理论真正发挥了作用。这样的经历真是太好了，对于以前学的物理知识，我们更深入理解了一步。与等离子体物理所一道，中科院合肥分院的许多所都坐落在一个三面环水风景优美的小岛上。同志亲自为小岛题字"科学岛"。现在这个岛正越来越成为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瞩目的焦点，一批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应特别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近年来，安徽旅游产业的发展取得了飞速的发展，2015年安徽省旅游总收入4120.2亿元，增长20.4%，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2.6亿美元，增长23%，国内旅游收入3980.5亿元，增长20.3%。而支撑安徽旅游较快增长的资源要素正在逐步转换，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行趋势，但本质是旅游产业结构问题。在过去10多年里，安徽旅游业发展相对不充分，旅游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效率和质量。随着安徽省旅游产业比重提高，大量资源流入旅游业，如果不加快现代化步伐，就会导致安徽省劳动生产率的整体下降。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提高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是必由之路。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常态时期，笔者拟借鉴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影响因子和全国或区域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相关研究，以C-D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运用索洛余值法从供给侧测算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要素贡献，探讨要素贡献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原因，为安徽省旅游产业的高效持续增长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1,2]。

二、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

（一）索洛余值法模型

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的增加，科技进步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1957年，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并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剩余是指除劳动和资本投资贡献外，由综合要素生产率带来的产出的增长[3]。为了研究供给侧各要素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C-D生产函数的索洛剩余值法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要素贡献进行测算[4]。基本思路是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要素的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设总量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Y=AKαLβ（1）其中，Y为实际总产出，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α、β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为估计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β，对方程（1）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有：ln（Y）=ln（A）+αln（K）+βln（L）（2）在规模收益不变的约束条件α+β=1下有：ln（Y/K）=ln（A）+αln（K/L）（3）估计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β后，带入下面方程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ΔA/A=ΔY/Y-αΔK/K-(1-α)ΔL/L（4）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关键词：微风皖韵学校艺术教育文化传承

摘要：通过对徽文化中有关音乐方面内容的阐述，提出在安徽省艺术教育中，加强对“微风皖韵”的介绍和学习，不但可以丰富艺术教育的内容，而且可以促进徽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进而提出在艺术教育中，必须重视本民族、本地区艺术形式的学习。同时也对“微风皖韵”如何进学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国家教育部2002年针对学校艺术教育相继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年一2010年)》两个文件，强调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学校艺术教育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除了缺乏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艺术教育师资缺乏，教学设施建设滞后，教学理论和实践无法紧密结合以外，笔者认为要想发展和完善学校艺术教育，还必须要重视开发和利用学校所在地域的各类艺术形式，将其作为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加以利用。

笔者以为，安徽地区的学校在进行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结合其深厚的徽文化底蕴，把本地丰富多彩的地方艺术形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仅从音乐艺术教育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求抛砖引玉，求得大家商榷与指点。

一、源远流长的“徽风皖韵”

(一)“徽风皖韵”是一种文化

1引言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奋斗目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除贫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俨然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阻碍。为此，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以此拉开了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役。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关于精准扶贫方面的研究众多，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不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帮扶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方面，精准识别是基础，精准帮扶是关键，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是保证。精准识别，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识别出贫困人口和主要致贫原因等具体信息，主要包括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信息录入等程序。自Riskin于1996年提出扶贫资金集中于贫困县会加大资金被挪用的风险以来，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以县为主的扶贫政策广受诟病，而后王春华（2006）通过研究发现：以县为瞄准单位的扶贫机制使得扶贫资金漏出严重，扶贫项目于扶贫目标的不一致使得贫困人口很少得到资金的帮扶，为此，广东省率先在扶贫工作中实行“双到”工作，即规划到户，责任到人，进而推广到全国，使得精准识别微观到农户。精准帮扶，就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根据贫困户的主要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人。顾仲阳（2014）、张笑芸（2014）指出我国的扶贫工作定位不准，针对性不强，扶贫资源指向不清，扶贫不能只是“撒撒胡椒粉”，邢成举（2013）认为，为了制定有效的扶贫策略，必须重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差异性，而后学者开始注重研究其差异性，并根据差异性进行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瞄准，如罗江月（2014）根据不同贫困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总结了四种针对性的扶贫方法：个体需求评估法、指标瞄准法、自我瞄准法、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法，邓维杰（2013）则通过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将贫困村分为资源可用型、资源不可用型和无资源型三类，进而分而对之，采取符合当地或个体状况的有效措施实施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即信息的管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信息的动态管理，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实时更新。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精准扶贫渐渐演变成了“精准填表”，由于贫困农户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对于表格上的经济学名词往往难以理解，更别提完整正确的填完，以安徽省为例，仅2016年一年时间，贫困户的信息统计就进行5次以上，极大地浪费了时间与精力，致使帮扶责任人和驻村工作队进入贫困户家中，仅仅只是为了填表。精准考核，就是政府对精准扶贫效果的量化考核，并以此对相关人员奖优罚劣。陈前恒（2011）通过研究发现村干部的治理机制会大大影响扶贫的效果，因此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有利于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率。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后发现，目前学者的研究还多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而缺乏大量实地调研下的数据支撑，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先后多次赴安徽、甘肃、宁夏等省份进行实地调研，并以安徽省为视角，组织10只队伍下乡调研，前往安徽省10个县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最真实的数据，以此来考察安徽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实践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2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地跨长江与淮河流域，是著名的农业大省，同时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也居国家前列，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仍有20个国家贫困县与308万多的贫困人口，位列全国第8位。不可否认，安徽省自2011年实施新一轮扶贫攻坚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显著成果（如表1），2011～2015年，安徽省贫困人口连续下降，五年间共下降60.92%，同时贫困发生率由14.7%下降到5.72%，共下降61.09%，扶贫攻坚效果显著。然而，当前安徽省贫困人口依然众多，大量分布在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地区，且当地人口文化水平低，据统计，贫困人口中初中以下学历所占的比例超过88.59%，致使贫困程度深，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同样也比较突出，扶贫攻坚任务依旧任重道远。此次调研的10个县，包括阜南县、颍上县、萧县、灵璧县、蒙城县、怀远县、凤阳县、肥东县、岳西县和金寨县，每个地区都进行入户调研，最终分别收集到54、52、51、50、53、52、51、55、54、50份有效问卷，共522份。10个县的总体状况如表2，可以看出，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与各地区的人均GDP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截至2016年初，安徽省整体的贫困发生率为5.72%，所调研地区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7.5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属于全省贫困地区的“重灾区”，因而，研究这些地区的精准扶贫实施情况，并因地制宜的提出政策建议，对安徽省的脱贫攻坚战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另外，在致贫原因方面，呈现出致贫原因多元，但主要致贫原因单一的特征，以实际调研的522户农户的总体情况来看，如表3，总体来看，致贫原因趋于多样化，包括因病、因残、因灾、缺土地、缺技术、缺资金等原因，但主要致贫原因单一，522户贫困户中因病残致贫的有359户，占比68.77%，病残成为贫困的最直接原因。

3精准扶贫实践困境

3.1精准识别

编号：

劳动合同书

（全日制用工使用）

（示范文本）

甲方：

乙方：

2003年夏，在对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实地调查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税费改革中“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层层“逼税”的现象——即本文所称的“逼税效应”有增无减。安徽作为最先进行全省范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验区，到2003年夏，试点已历经3年有余，为什么税费改革还会使“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如果站在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问题，这种一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那就是，“逼税效应”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而带来的体制锁定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

一个简单的制度经济学模型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制度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因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它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制度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模式。但是，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迁——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变迁可能是自发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

在制度变迁中，参与变迁路径选择的社会力量形形色色。为了分析这“形形色色”与“路径选择”的关系，必须对这“形形色色”进行理论抽象，建立起简单的分析模型，这是经济学的惯用手法。现有文献提供的分析模型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决策模型，另一种是博弈模型，我们选择后者。在博弈模型中，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各种社会力量被概括为国家（治国者或执政者）、官员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函数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博弈模型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三方的基本关系。国家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公民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官员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公民通过纳税“购买”国家的公共产品，二者形成供求关系；国家又把生产公共产品的责任委托给官员，二者形成委托关系；官员负责把公共产品“销售”给公民，二者形成直接“买卖”关系。三方的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基础。

（2）三方有各自的目标函数。国家或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它的统治义理性的最大化，所谓义理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和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通俗地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其政权的存在，尽可能扩大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和减少官员“生产”、“销售”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以争取公民的拥护，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呵护官员的利益，以尽可能多地取得官员的支持。公民则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他们一方面追求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越小越好，即以最小的纳税义务换取最多、最美的公共产品。而官员们一方面希望国家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以使他们的业务和寻利机会同时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国家因超量生产公共产品而导致最终“破产”，致使他们失去“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