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小说范文10篇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80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80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50年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

5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男女间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林道静与余永泽）、分离与重组（林道静与江华）。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这对恋人，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华晓妮）是否已失贞，这使华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观的频频变更。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那时，人们热情拥护当时的“话语霸权”，顺应“话语中心”的意向，甘受共同语境的局限，以从众性的群体思维模式，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集体发言”，体现出文学军团的集体意向。在《月食》、《墓场与鲜花》，《我应该怎么办？》、《三生石》、《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太阳很好》中的女主人公宁洁丽，她那受伤的心灵，按作者何顿的安排，竟是“被十月的阳光医治好了”。宁洁丽自称是“刚刚受过阳光教育的我”。在作者看来，人类所存身的大自然，尤其是太阳，使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情感再生能力。再不幸的人，受到欣欣向荣的整个自然界的感召，也会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80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80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50年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

5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男女间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林道静与余永泽）、分离与重组（林道静与江华）。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这对恋人，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华晓妮）是否已失贞，这使华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观的频频变更。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

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启蒙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文学以来，以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的沃土上疯长，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启蒙主义”，既尔九十年代末又有了“后启蒙主义”的旗帜。在其成长的历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新时期爱情小说仅是文学大豹之一斑，借此谈点自己的陋见和浅识。

一、启蒙运动的发展脉络

在论述启蒙的概念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文化界接纳康德的启蒙主义，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1936年底，以还原五四启蒙精神、承传五四民主传统的新启蒙运动在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进取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说：“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再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都必要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2]艾思奇在同题文章中解释说：“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来一个新启蒙运动，作者的回答是：“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3]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王元化为龙头的“新启蒙”就是在这个时期顺应潮流，并被推到浪尖上的。[4]

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经过热情的实践和冷静的反思后发现，新启蒙主义也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开始了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被称之为“后启蒙”时代。

一、通俗小说的文化商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通俗小说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庞大的通俗小说作者群和动辄百万册的销售量直接反映了通俗文学市场运作的情况。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Mitchell）的爱情小说《飘》自1936年出版之日起，便打破了当时所有的出版记录，成为最早的畅销小说。马里奥•普佐（MarioPuzo）描写黑手党内幕的小说《教父》，1969年出版，当年也曾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1996年出版的《廊桥遗梦》（原名《麦迪逊县的桥》）是美国作家兼摄影师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JamesWaller）的力作，问世后引起轰动，高居美国各大报刊畅销书榜之冠，目前销量超过千万册。《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一部小说，2003年3月18日出版。在上架的第一个礼拜，它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排名第一，在《华尔街杂志》上名列第一，在《出版家周报》上名列第一，在《旧金山年鉴》上也排名第一。该书荣登过全美所有主要书刊排行榜的榜首，当年就以七百五十万本的成绩再次刷新美国小说销售记录，目前全球累积销售量更已突破六千万册，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上面所举的几部尽人皆知的小说都是销售量高居榜首的通俗小说。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TopBestsellers）显示销量逾五百万册以上的“顶级畅销书”基本上都是通俗小说。正如托马斯•英奇（ThomasInch）所说：“通俗文化的服务对象是普通人，是人口中的多数，因而只有凭借消费者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评价。作品的成功与声誉取决于发行范围之广或欣赏该作品的人数之多。销售量统计表及作者赚得的酬金是评判作品价值的唯一途径。”①在商业社会中读者的评价永远是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声音早已被湮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畅销热潮中了。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通俗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使其影响力直接扩展到了严肃的文化艺术领域。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②。而激进的通俗文化拥护者则更进一步宣称“：高雅艺术与流行（即通俗）艺术并不相互对立。除了主流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之外，流行艺术往往是它所存在的时代中最富有精神价值的现象。当今美国的流行艺术能供人消遣，很有趣味，地位也很重要。”③由于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审美评价尺度让位于商业销售尺度，于是就出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通俗文学最终摆脱了“亚文化”地位，不但在文学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了严肃文学的创作。以至于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在作家群、作品和创作方法上都出现了交融的现象：“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④很多在经典文学史占有一定地位的美国作家，在其早期创作生涯中都曾经创作过通俗文学作品。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就是因为擅长撰写报章杂志所需要的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而获得《南方通俗文学使者》杂志的编辑职务。《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Alcott）早期曾创作过大量不为人知的通俗小说与故事，她通常是使用巴纳德（A.M.Barnard）的笔名来发表这些作品。例如《亡爱天涯》与《波林的激情与惩罚》，被认为是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快餐读物”（potboilers）。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KurtVonnegut,Jr.）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写科幻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家，直到《第五号屠宰场》发表以后，才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一些著名的美国通俗小说由于受众面极广、影响巨大，而且保持了长盛不衰的销售纪录，被奉为经典，从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例如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飘》、描写黑手党内幕的小说《教父》，都是突出的例子。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在艺术手法、题材等方面互有借鉴，很多小说作家既写通俗小说也创作严肃小说。通俗小说中的一些创作方法也为严肃小说所借鉴。例如哥特式小说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有很大的影响：“福克纳的名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哥特式小说的一切要素：一座破败的大宅，一位怪僻的女人，一个莫测高深不苟言笑的佣人，一具死尸，以及笼罩一切的神秘气氛。然而，福克纳大大超越通俗小说的局限，塑造了一个戴着大家族旧观念的枷锁度过痛苦一生的老处女，使这个故事成为反映旧秩序的消亡、世家望族的衰败的传世佳作。”⑤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实验派作家罗伯特•库弗（RobertCoover），他通过戏仿通俗传统的叙事形式并颠覆神话，试图提醒他的读者注意新的重要的文学模式⑥。

二、通俗小说题材上的商业取向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通俗小说的题材一直在不断地变换，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美国通俗小说在战后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酝酿、反拨、高潮、回归的过程：50年代的墨守传统（历史言情、硬派侦探小说、传统西部小说的继续）；60年代的反叛与创新（新历史小说、新哥特小说、反西部小说、反科学小说、讽刺幻想小说、灾难小说、高科技恐怖小说的产生）；70年代的喧嚣与暴露（色情历史小说、暴露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宗教小说的繁荣）；80年代的回归与复苏（历史言情小说、英雄幻想小说、家世小说、家庭小说的复兴）。”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小说的题材，就会发现基本上可以将其归入以下两类：一是惊悚类小说，以恐怖、惊险、出人意料的情节取胜，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间谍小说、黑帮内幕小说、巫术小说、灾难小说、科幻恐怖小说、科幻探险小说、西部小说、硬汉小说、暴力小说都大致可以归入其旗下。二是情爱类小说，言情小说、色情小说、家庭小说、家世小说可以归入其门下。通俗小说的题材选择是直接与商业销售额挂钩的，而商业销售额又反映出消费者的欲求，所以如何娱乐读者的感官、满足读者的诉求是通俗小说首先考虑的问题。人的欲求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采取马斯洛的分析方法，人类有五种主要的需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低层次至高层次依次排列……不难发现，一般通俗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大都与、情爱、安全、竞争、同情、报复等初级需要有关，大致称之为基本性情感。”⑧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为了以世俗化审美情趣配合大众的接受能力，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在题材的选择上大致也没有越出通俗文学情感表达的范围。读者感官上的欲望包括：（一）经验扩张欲，（二）求知欲、替代性满足欲，（三）精神调剂。大胆地表现经典文学所不屑表现的世俗化情感，使读者的欲望得到宣泄是通俗小说最主要的目的⑨。通过对美国通俗小说的分类，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上面这两大类小说，其实都是在满足人类的三个基本层次上的诉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20世纪美国通俗小说将满足受众的基本诉求作为创作的基点，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例如60年代，被称为悬疑惊悚大师的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Miller），她的推理小说以善于挖掘犯罪心理而著称。70年代流行西部色情小说、色情幻想小说、色情暴力小说，公然将色情与暴力作为那个时期的两大主题。以罗丝玛丽•罗杰斯（RosemaryRogers）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甚至将强奸的暴力行为描写成一种“甜蜜的、野蛮的”体验。80年代，侦探小说、犯罪心理小说大行其道，以斯蒂芬•金（StephenKing）为首的一批作家，长于挖掘变态杀人狂的犯罪心理。还有流行于80年代、90年代的家庭小说和言情小说，例如埃里奇•西格尔（ErichSegal）的《爱情故事》和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以家族和爱情为主题。这些通俗小说在选题上充分表现出商业化的目的。

三、艺术手法与大众文化消费诉求的贴近

从文学价值上看，传统理论将文学价值划分为教育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作为一种贴近读者———消费者的期待视野的文学，通俗文学片面强化了娱乐功能。“娱乐性作品和教益性、审美性作品的外部区别，在于前者仅仅从表面题材样式上即可肯定读者能够得到什么，后者却几乎需要通过整个阅读过程见出分晓。内在的区别则在于情感方式和情感力度，一般说后者情感力量的发散缓慢、含蓄、隽永，前者多在开首便制造出强大的情感诱惑，并在以后过程中始终保持足够的情感张力，直到在结束后的瞬间彻底松垮下来……娱乐文学以情感强度取胜，必然以牺牲情感深度为代价，致使题材范围受到局限，恐惧和成为经常的主题”⑩。由于通俗小说是以情感强度取胜的，所以就需要不断设计惊险刺激的情节，吸引受众。譬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是一本博学而充满悬念的小说，堪称是惊险小说和智力解迷结合的典范之作。小说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分别用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奈芙、天主事工会、警方三条线索交替叙述，但是从惊心动魄的开篇到难以预料的结尾，小说中一直贯穿着一环接一环的悬念，紧紧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畅销书作家丹•布朗充分证明自己是个善讲故事的大师。但这部小说刻意追求惊险情节与悬念的痕迹过于明显，为了吸引读者，作者甚至不惜牺牲故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比如故事中提彬这个人物的设计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提彬在教堂被他的仆人绑架以后直到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自暴身份，让人觉得这个人物的设计过于牵强。营造或神秘或恐怖的气氛，加入过于暴露的描写也是通俗小说用来刺激受众感官的重要手段。例如侦探小说，这类小说的鼻祖其实是埃德加•爱伦•坡，他对心理活动和神秘事件极感兴趣，写过一些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动的作品，如《失窃的信件》、《莫根街的凶杀案》等。这一开创了利用以凶宅、古堡鬼怪、血腥的犯罪现场为内容营造的哥特式的恐怖氛围的独特手法，对后来的通俗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正是通俗文学作者的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产生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而保证其商业上的成功。大众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通俗小说只是在某一模式的框子中显示自己对故事的独特构思。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者认为通俗小说可以分类，严肃小说很难分类：“比方斯坦贝克、马克•吐温的小说，很难给它们分类。但通俗小说就可以分类了，这是言情小说，这是历史小说……因为每一类型里，基本的写作方法，它的素材，它的处理，都有一个套子。”輯訛輥由于在创作上高度程式化，很多通俗小说作家创作能力可观，不但多产，且速度惊人，一些作者为了营利常常以一周一本的速度进行创作。以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为例，他创作力丰沛，产量惊人，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他经常在头脑中同时酝酿三四部作品，一生写了两百多部科幻小说。只有程式化的创作模式才能造就商业上的成功，因为成功的模式为通俗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范本，程式化使得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作模式成为可能。

亦舒是香港著名的爱情小说家，她走的虽是流行路线，但她的小说在讲述女性的婚恋故事中，表达女性的真实情感体验和她自己对于爱情婚姻的矛盾心理。从而表现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发展。

一、现代开放的爱情

新的社会形态，使得女性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恋生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所取代。女性不再需要把全部精力用于反抗父母的包办、干涉上。而是有了自己的选择权。那么，如何使用这种选择的权力，就取决于女性本身的观念意识了。可以说追寻真正、纯真的爱情是所有女性、包括过去和现代的女性的梦想和重要的精神支柱。但期待的爱情、婚姻到底能为女性带来什么，现代女性在爱情、婚姻面前保持怎样的立场。亦舒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亦舒小说中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爱情。表现出她们充满现代气息的爱情观。有勇敢、全力追寻爱情的，亦舒笔下的女子在爱的选择权上很宽广，不存在所谓爱的对象的唯一性，并强调在情爱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你仍然是属于你自己“亦舒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不因为有了爱而把爱作为唯一的寄托，也不因为爱的风浪而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溃。

爱情是每一个女子不变的梦想，爱上了就勇敢地、主动地追求，而不是消极地等待。《香雷海》中的香雷海是以冷峻跋扈的形象出场，她对关大雄的爱情是主动出击的，敢爱敢做，她甚至无视于关大雄已有女友叮当，而是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和价值取向决定自己的行为，将世俗的礼法视为无物。即使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不久于人世，也不放弃追求爱情，享受爱情甜蜜的权力。与传统的那种被动的、依附的、自我压抑、自我牺牲的爱情观完全不同。《曾经深爱过》中的邓永刚对周至美说了这样一段话：“一切都走过时了……女人已经不再哭哭啼啼渴望一嫁再嫁，我们有工作，有地位。并不希企在男人身上获得什么恩惠……”①亦舒还在《她比烟花寂寞》中两个女人不同爱情观来表达她的态度。姚晶通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在娱乐圈中成为名人。也收获爱情，但失去爱情之后，却心碎而是死。由于爱人离弃了自己，曾经炽烈的爱情消逝了，于是顿感人生无意义。这在女记者徐佐子看来实在是不合时宜，不可接受的。亦舒通过徐佐子的话否定了姚晶的爱情观。徐佐子说：“对配偶抱那么大的寄望是太过幼稚天真了。”“我的终身早已托给我自己，”“伴侣也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人，他不是爱的奴隶。”②她认为自由是重要的、可贵的，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他人的身上。这里亦舒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爱情上的自主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因素。如果女人不能将自己正确定位，不具备自主的意识，有了经济保障，依然会在两性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可悲地位。

《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当丈夫提出离婚时，她不知所措。她吵过、闹过，但她毕竟已不再是鲁迅时代的女性了，她从婚姻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在婚姻中，她只是作为妻子、母亲这样一个家庭角色而存在，并不是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独立的，承担社会责任和使命的一员，可以说没有参与社会活动，也与社会脱节致使女儿都看不起她。从婚姻的围城走出来之后。工作与生活的严酷现实深深地震撼了她，她经历了同事的挤兑、上司的苛刻。工作的繁重、薪水的低微、这使她痛苦，同时也使她坚强和成熟。她不再将爱情、家庭视为生活中唯一的内容。也不再惧怕逃避困难，倔强地自立门户，学陶艺、找工作。即便为衣食发愁时，也不向前夫涓生求助，更不是急于转投另一男人的怀抱求庇护。于是她可以和前夫成为朋友，也更理智地决定第二次婚姻，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务实而清醒的，两人相伴而又有互相依赖，相爱但又不互相牵绊。还有不为爱情牺牲自我的，当爱情与事业，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矛盾对立时，大多男性去放弃爱情而选择事业是天经地义的，而女性多半是放弃事业去选择牺牲自我。这样符合社会中的规则，而亦舒笔下的女人们都会对这一规则说“不”。她们象男人一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比可抛”。她们宁愿放弃爱情，而去选择自我。如《特首小姐，你早》中的王庭芳，她与周启之有一段美好的感情，但面临两难选择时，她还是放弃了爱情而选择了事业。同样《印度墨》中的刘印子为跻身演艺圈争夺一席之地也必须放弃一份至纯至真的感情。《爱情之死亡》中的伊娃，与有妇之夫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当爱情归于平淡之后，平静地选择分手。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去了。不会因为自己曾经的激情而付出自己的全部，或者说顾忌舆论而牺牲自己。《两个女人》中的任思龙、虽然爱着施扬名，却不能苟同他的观念而选择分道扬镳。亦舒向世人昭示：爱情不再是女人生命的最高目的，婚姻不再是女性人生的第一要义。

对于无爱的婚姻，女性会选择勇敢地离开。《曾经深爱过》中的利壁迦，结婚八年，丈夫却对她、对家一无所知，一直疏忽她。夫妻虽从不吵架，却也没有交流。在这样一个冰冷的家庭氛围中，她虽衣食无忧，但她没有应有的关爱和重视，她不想乞求感情，只有不舍，不甘，却是无奈地离开了，决然地离开了。去读书，去充实自己，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和未来。这是放弃，是逃离，实际也是另一种新的开始。意味着她不想沉沦，不想放弃自我，更不消极地对待生活，或者麻木地生活下去。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比困死在死亡的婚姻生活中有意义得多。亦舒告诉我们，爱一个人，首先自爱，从速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真正珍惜你的人会顾及你的感受，不会轻易让你去做你不乐意的事情。即使割舍不下也要理智处理。亦舒批判了姚晶那种为爱而牺牲的观念。

[摘要]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无名氏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从零开始，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无名氏研究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纪的无名氏研究。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无名氏；研究；考察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因种种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无名氏就是其中之一。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及其代表作《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无名氏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无名书》不仅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潜在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最独特的小说作品。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作一历时性考察，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思考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名氏研究。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中国大陆对无名氏其人其文无人知晓，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从文、张爱玲一样，国人知道无名氏也是先从海外开始。无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港台及海外的无名氏之风逐渐传入大陆。

（一）无名氏作品的出版情况。

文学是由语言、思想、情感、意象、情境等等这些如同瓦砾片羽的细碎元素架构而成，无论怎样对文学进行改良，文学都是以同样的步骤“锻炼”出来，具有普遍性。这很容易让人忽视文学对个体性的作者的独一无二的诉说，也容易让人忽视作品对不同社会、地域、风俗习惯等等的个性化表达。换句话说，人们忘记在共性中找到个性。所以对于高中学生来说，要想提高语文素养就必须多方涉猎，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进行涉猎阅读。然而，有许多学生仍对涉足异域文化充满芥蒂，无法激起热忱的阅读热情。这就导致学生无法晓知外国文学的丰富性、特殊性，也使得学生所建构的文学知识体系很容易被瓦解。因此，教师要督促学生将外国文学纳入阅读范畴，并能从共性中看到特殊性。

一、从外国文学典型形象切入，让学生从共性中看到个性

郭沫若说，文学对社会具有规范作用。这是从文学的实用价值来看。文学还具有它的美学价值。一个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是一项美的艺术，吸引着读者进入人物的世界，感受人物的人生，获得情感及思想的审美感受。由于文学是以社会为土壤孕育而出的，所以文学必然反映着社会的某种存在状态，不同的社会、地域，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文学风格、内容、不同的思想观念。我们对文学多种多样形象的涉猎也是在进行文学知识的累积。因此，高中语文教材愈来愈趋向内容的丰富化、个性化特点，各种体裁，各种题材，中外古典、经典著作长短相杂，错综排列，无不让人眼花缭乱。但受阅读习惯影响，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冷落外国文学，忽视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民族性价值。因此，教师要改变这种文学观念，将外国文学重视起来，丰富学生内在的文化底蕴。从外国文学典型人物切入，彰显文化、习惯等差异，从共性中找出个性，激发学生阅读欲望。以《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为例，它是莎士比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样表现着永恒的主题，爱情，这与很多作品都存在着某种共性。但如果将其看做平常的爱情小说，便抹杀了这一伟大作品的深刻内涵，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共性中找到特殊点。最佳的途径是从典型人物的塑造切入，分析人物的状态，了解其悲剧状态。对此，教师可以设计这样一些问题，如作者表现罗密欧对朱丽叶那种此志不渝的感情的？大部分悲剧实质上都是性格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又是什么造成的？等等。从一些语言和行为上可以看出，当朱丽叶躺在坟墓，罗密欧暴躁狂怒，恐吓仆人、咒骂坟墓、立志殉情、与帕里斯决斗，以此来表现自己对朱丽叶的依恋。其爱情悲剧除了封建世仇及家长制，还与罗密欧的急躁性格分不开，在这里，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罗密欧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深入探讨。虽是节选，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物却血肉饱满，表现出美学艺术力量，感染着读者。从人物切入，学生更自然的亲近对文本的阅读，并充分挖掘一字一句，充分理解人物的情感、思想。

二、围绕同一结局对比中外不同观念，从共性中找到特殊点

七情六欲是人类都在历经的，不论古今，不论中外，这是人类的生存共性。这些共性也表现在作者的文章中。虽然如此，但受生活环境、知识经验、价值观、世界观等等的不同影响，我们又会在共性中看到某种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形成差异，构成丰富点，让整个世界多彩纷呈。所以，在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要让外国文学以一种与中国文学观念对比的姿态展现出来，这可充分体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让学生在对比中对外国文学形成深刻印象。当然，一篇文章不仅仅是个人情感、地域文化背景的结晶，还是社会习惯、时代背景、社会观念等等孕育而生的，所以，对比，在共性中找到特殊点更显得十分重要。以《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为例，莎士比亚借助这两个中心人物为我们展现了一幕爱情悲剧，促成这一幕悲剧的是封建世仇及家长制，朱丽叶的父母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和势力，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让朱丽叶嫁给帕里斯。这实质表现出保守狭隘的旧观念、旧道德与新观念的强烈碰撞，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也如此。一些家长讲究“门当户对”，不惜“棒打鸳鸯”，造成男女为爱殉情。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等等。在这里，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共性中找出特殊点，让《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这些中国关于爱情的文学结局形成对比，如比作磐石和蒲草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再如双双化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对比的方面可由学生来选，可以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结局的编排方式、读者可能获得的审美体验等等方面进行。

三、从作家的生活轶事切入，从共性中找到个性

在某个书店中，我看到了一本书《再见，苏菲斯》，这不是言情小说么？打六折！我的眼中发出了奇异的光，可是摸了摸口袋，已经所剩无几了。之后，我在另一个书架发现了《苏菲的世界》，莫非这和《再见，苏菲斯》有联系么?好像很神秘的样子……好，就买这本书了。

我突然发现我在自己找麻烦，这么烦的一本书，我为什么会买？但是，随着阅读，我似乎发现这本书有一个特点——麻烦是肯定，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入迷，我甚至从中午十二点一直看到午夜十二点。虽然没有汲取多少知识，这里的知识太丰富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光是人名就让我头昏眼花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方面还是有限的，比如书中很少谈及中国哲学（如果要谈及中国哲学史估计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很喜欢希腊神话，我认为希腊的神离我很近，因为他们拥有普通人所拥有的特性。而中国的神读我来说太遥远了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感觉。

《苏菲》一书中介绍了西方的哲学史，我看到了人类是如何进步的，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哲学就是关于智慧的学习，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新的名词，我一直以为哲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就是讲道理的，和科学历史等等没什么关系，自从看了《苏菲》我才知道哲学是一种包含所有学科的中和性课程，但是必须用一辈子的时间用心学习。

乔斯坦贾德是一个十分称职的教师，十分幽默的教师，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比如书中有几幕中加入了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童话人物，像小红帽，爱丽丝之类的，很可爱的想象。还有他的授课方式——写信，对话(至于那影碟，我们看不见，只有苏菲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与其他哲学书相比之下特别多姿多彩，我想他一定思考了很久很久了。

至于《苏菲》一书究竟写的是什么？可以有很多答案，可以是西方哲学史，也可以是科学的发展概述，也可以是神秘类小说……

论文关键词：鲁迅新式爱情伤逝疑虑

论文摘要：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启蒙运动倡导的主要内容之一。《伤逝》等文本充分展示了导致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各个方面的原因，表现了鲁迅对于个性解放和新式爱情前景的深刻疑虑。这是他对现代文化和启蒙运动疑虑的一个方面，也体现了鲁迅对于自己和许广平未来的种种担忧。

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撐逅臄启蒙运动倡导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我们从鲁迅创作的一些作品以及他和许广平恋爱、同居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极度的谨慎和低调，就不难发现，对于这一现代性命题，从其在中国诞生之日起，鲁迅就始终抱有深刻的疑虑。

1918年，胡适翻译了《玩偶之家》，将易卜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从此，娜拉成为年轻的知识女性崇拜的对象，成为撐逅臄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于是，有机会接触到启蒙思想的新女性纷纷挣脱旧家庭的锁链，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式爱情。“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1）

然而，鲁迅很早就对这一现代性理念的虚妄性和乌托邦色彩表示了质疑。

1920年，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里，就通过主人公N先生之口，明确指出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改造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给人家作媳妇去：忘却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2）

俗话说得好，“男不看红楼，女不看西厢”。其意白见。但碍于《水浒》、《三国》等从牙牙学语起就阅读，再读已无多大意义。无奈之中，捧起那“石头”硬啃起来，倒别有一番“胭脂”味。下有几条真（天真）知拙（笨拙）见，以供茶余饭后消遣。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并不只是单单一本爱情小说所能概括。作者为写此书，寒窗几十载，对医药、园林、建筑、书画、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都有所研究。整部书对研究探讨青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助，它仿佛是当时生活的小百科，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红学家专门研究此宝。此书所现之人情世故，官场是非，在今天都屡见不鲜内涵之深，可真谓看一遍两遍不少，读十遍八遍不多。对于我精读此书是对吾之文学素养起巩固、提高，以致于升华之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其次，这也是一部悲剧，我细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大凡流传下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全是悲剧。从卡西莫多到宝玉，从羊脂球到阿Q，以致于今日泰坦尼克中的杰克和露丝，都是悲剧人物。正义战胜邪恶只能在动画片中存在，没有哪朝哪代的赞歌流传下来。特别是中国的《水浒》、《三国》、《红楼》都遵循着开业艰难后，强劲攀升，接着平稳走势，最后直线下跌的原则。这又恰与工商管理硕士MBA教程中所描述的一般产品发展规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生的规律又仿佛与此紧密相连。一种文明当其跃上顶峰就必将走向衰亡。的确，照现在的环境发展，人类终究有个尽头，难道这是宇宙亘古不变的定理吗？难道这是继柏拉图哲学中“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一定”理论之后，又一种新模式。待以后

有时间再细细思考此问题，作个中国的苏格拉低。

第三，我以为程伟元、高鹗的续写不成功。虽基本符合上面的曲线原则，没有生搬硬套强加于前文之嫌，但终究是焊接产物。他俩根据原作的暗示，追踪前80回的情节，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安排了其他一系列人物的命运结局，使《红楼梦》成了一部完整的书，从而推动了《红》在社会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可是，后40回写了宝玉中举和家业复兴，违背曹雪芹的原旨；在人物描写和情节构思方面有一些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和曹雪芹的原著有很大距离，近来又有人写了后40回，竭力鼓吹完美，但再怎么样也只能阿里基斯追乌龟，红楼梦的后40回将是一个永远的迷。

第四，也就是《红楼梦》鲜明的人物形象。就拿王熙凤这个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来说，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目光四射，手腕灵活日理万机，指挥若定。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特意邀请她去主持操办，她一去就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整顿措施。王熙凤威重令行，旁若无人，形成“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能人”的局面。这位王夫人的内侄女争强好胜、追慕虚荣，具有很强的权势欲。贾府这位年轻俊俏，素有“凤辣子”之称的女当家伶牙俐齿，处处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喜，曲意奉承，插科打浑，无所不至。总之，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杂形象。作者还按照生活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但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能体现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刘姥姥的一进大观园安排在小说的第六回，当时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作者借刘姥姥这一辅助人物，从社会最底层这样一个视角，来写贾府的显赫气派。通过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的穷老婆子的眼睛，写出了凤姐的虚骄、矜持。刘姥姥第二次进入大观园的时候，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阶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于繁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太太作了巧妙的对比。贾母趁此机会极大的满足了自己的优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些封赏，心甘情愿的出乖露丑，充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贾府盛极而衰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