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范文10篇

忘了谈过多少次恋爱,快30岁了,我依然是个没有爱情温暖的女子.许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

把自己定位于女人还是女孩,说是女人吧,没家没孩子不说,还成天疯疯癫癫没点女人样;女孩呢

,又老大不小了,跟走在街上故意坦胸露腹满脸稚气的阳光小女子有天壤之别.

那就随便了,反正也没人管得着,最多招徕多事的太婆背地里撇着嘴数落一番.

城市的单身女人是寂寞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名叫"燃情"的酒吧,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

猫在那里一个临街的位置,一边喝苦涩的咖啡,一边饶有兴致地观看晃来晃去的行人和车辆.

再见到云的时候，已是心如止水。我知道，我的爱情一去不回头，她在我心中已不可能再掀起波澜了。

刚进大学时，心中还充满着对大西北的挚爱和对光明前程的美好憧憬，根本感觉不到生活的单调与寂寞，于是整天快乐地生活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发现新疆对于我不在新鲜，我才猛然发觉全班九十个人中我是唯一形影相吊的。像乍发春情的阿Q一样，我也开始盘算给自己找一个女朋友了。

第一次见到云是在学校旁的福利院，那里有七八个孤儿和三十多位无依无靠的老人。像许多心眼儿不坏的年轻人一样，我随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去过一次后就觉得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了。于是我常去那里，陪老人聊天，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跟他们玩儿。

一个偶然的下午，我遇到了云。当时我正挖空心思地给黄小娇解一道数学题，鬼才知道为什么小学六年级的题竟会这么刁。束手无策的时候，云走进来。

“云姐姐，快来帮忙，冲哥哥不行了！”黄小娇冲她直嚷嚷。

她走过来，有些疑惑的看了我一眼。我不好意思的把椅子让给她：“你看，我们学中文的就是缺少数学细胞，还是你来吧。你……不会也是中文系的吧？”

幸福对我来说已不再是憧憬，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遥望南方那片静蓝的星空，让我感受你挚纯的情愫和星月争辉，耳边不再想起邓丽君的那首《星夜泪痕》。

幸福是你和我的心灵彼此倾诉，她从情感的天空里倾泻而出，我用整个身心承受那自己所爱的人表诉的这绵延不绝的情意，那就是幸福。

幸福的每段都曾经历着期盼，焦渴地等待，同时还可能蒙生着幽怨，带着爱意的嗔怪，有大悲，有大喜，还有着情感的起伏和交融。

幸福是经过苦恋的两个人，内心纯净后的一种洗礼，可以感受到彼此内心的所思所想，让镜里看花变得更澄，让水中望月变得更昀，让幸福变得颇具味道，那挣破时空障碍而来的幸福，使相爱的两个人更加弥足珍惜。

幸福是你我对深情的呼唤，是爱恋的双方相互钦佩与崇拜，传递世界上最美妙最和谐的声音。

幸福是彼此思念对方时沉浸在甜蜜的旋涡里，不断地搅动对方的心灵，时而会泪水翻涌，时而会欣喜若狂。

欧洲人认为玫瑰花是和爱神维纳斯同时诞生的,故常以玫瑰花象征爱情。将玫瑰花鲜红的颜色，比作火一般炽热的爱情；用带刺的花梗，暗喻美好的爱情不是轻易能得来的，需要经历艰难与忠贞不渝地追求才能获得。

在英国、保加利亚、意大利、卢森堡等国家，都将玫瑰花作为国花。

在日本，樱花被定为国家花，是爱情与希望的象征。相传在很久以前，日本有位美丽的仙女，名叫“木花开耶姬”（意为樱花），她于前一年11月从日本的冲绳出发，途经九州、关西、关东等地，第二年5月到达北海道。沿途，她将象征爱情与希望的花朵撒遍各地，从此日本国便盛开樱花，永不衰败。

自古以来，莲花就被埃及誉为国花。相传，古埃及的智慧之神托特的妻子埃赫.阿慕纳，奉献给丈夫一束莲花，以示对丈夫的忠贞与爱情。后来，在古埃及的社会交往中，莲花便成为爱人、朋友在宴会上互相馈赠的典雅饰物。

在菲律宾，将洁白芳香的茉莉花作为国花。茉莉花，在菲律宾语中称作“山吉巴达”，是青年男女之间表示爱情的话语，意为“我们誓约”，所以茉莉花在菲律宾又被称作“誓爱花”，这中间还有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相传在菲律宾有对真情相爱的青年男女，他们的爱情遭到周围人群的反对，这对相恋男女便逃往深山野岭。在逃跑途中，姑娘不慎失足跌下悬崖，男子一遍一遍地呼叫“山吉巴达！山吉巴达！”可是，美丽的姑娘却没有从悬崖下爬上来。后来，在姑娘殉难的山崖上，到处长满了芳香的小白花，也就是茉莉，从此人们便将茉莉花看作是姑娘的化身，是纯洁爱情的象征。

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人民一年一度的盛会日子。会场一般设在开阔的橡胶林里，头上绿叶蔽天，脚下“叶毯”铺地，幽邃、凉爽、安谧。难怪“三月三”就成了当地人自由选择配偶而被称为“爱情节”。

传说远古时代，聚居于昌化江畔的黎族百姓遭受了一次大洪灾。只有一对恋人坐在大葫芦瓢里幸免于难，被漂流到燕窝岭边。三月初三，洪水退去，俩人结为夫妻。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相濡以沫，辛勤劳作，又渐渐使黎族繁衍发展起来。后人奉他们为祖先，每逢三月三便隆重纪念。

节日里男女老少身着盛装，带着糕点、粽子，小伙子们捕鱼，姑娘们做饭烤鱼，然后把祭品供于有天妃和观音化石的岩洞口。拜祭毕，青年们来到活动会场，进行射箭、爬竿、摔跤、拔河、荡秋千等。夜幕降临，岸边燃起堆堆篝火，小伙子撑开花伞，姑娘们的银饰及贝壳饰物在火光下闪闪烁烁。情歌婉转，舞蹈渐起，由平缓抒情而进入欢乐奔放。有时一对对情人悄悄离开篝火旁，小伙子把耳铃挂在姑娘耳朵上，把鹿骨做的发钗插在姑娘的发髻上，姑娘把自己亲手精心编织的七彩腰带系于情郎腰间，双方信誓旦旦，相约明年三月三不见不散。因三月三从其来历和主要活动内容来说，都与婚恋有关，故而也称为爱情节。

我在一个小区租了一个套间，一个人住太大了，决定找个哥们一起居住，于是特地在出租启事中注明了自己的身份。

出租启事贴出的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了。打开门一看，是个不认识的女孩。我以为她敲错门了，说道：“你找错门了。”

谁知，女孩笑道：“没有啊，我看了好几遍，是这个号要出租房子的。”

我多少有些吃惊，上下打量着女孩：“你搞错了，我是想找个人合租。”

女孩听了，咯咯咯笑了起来:"都什么年代了?男女合租很正常啊!"

就这样，林琳成了我的合租伙伴。她不是属于十分漂亮的女孩,但她的到来让我收益非浅.一是她烧得一手好菜,我这个从来都是不吃方便面就是进餐馆的人一开始在垂涎于色香俱全的佳肴时,还扭扭怩怩在她的再三邀请下才一品滋味,后来竟厚着脸皮每月扔给她几百元钱,毫不客气的大快朵颐;二是林琳是个有情趣、爱整洁的女孩,她不仅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还不时买些鲜花和饰物,把屋子装扮得很有情调,比起我以前满沙发脏衣服、臭袜子的"脏乱差"，简直是天壤之别.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重庆来到北京，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经理助理.我是在一家名叫琪琪的咖啡屋认识阿键的,他20岁时只身离开湖北老家到北京闯荡，希望成为一名歌手。他在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唱了几年,仍然没有艺术公司看上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上阿键,也许是欣赏他前卫又有点傲气的性格吧！因为他的缘故，我不再去琪琪咖啡屋,每天晚上,我都会在阿键唱歌的酒吧，不喜欢热闹的我甚至喜欢上了这里的乌烟瘴气.

一年后,我和阿健住到了一起.为了他便于到三里屯唱歌,我在三里屯附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他要从晚上九点一直唱到十一点半,我就喝着咖啡坐到十一点半,有他的歌声陪伴,我永远都不会无聊和寂寞.

2001年元旦,天气特别的冷,我因有事,没有跟阿健一起去酒吧.我来到酒吧的时候,手冻得拉门的力气几乎都没有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高个子男人为我拉开了门。我感激地冲他点点头后,径直走进了酒吧.在舒缓的音乐中,我一边喝咖啡,一边向台上的阿健挥手致意.不经意扭头,我发现那个为我开门的男人竟然就坐在我不远的地方独自喝酒,他脸上带着微笑,坦诚的眼睛没有我经常看见的男人的贪婪和欲望.

我端起咖啡走过去,对他表示谢意。在友好的交谈中,我知道他叫王凯,是南方某公司驻北京分公司经理,巧的是,他竟然也是重庆人.老乡见老乡,浓浓的乡音很快就将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阿健演唱结束了，我不得不起身告辞.我像往常一样，迎上去想挽住阿健的手时,他却不信任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摔头出了酒吧。我莫名其妙,赶紧跟了出去.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一个劲儿追问我王凯是谁.我告诉他只是一个刚刚认识的普通朋友,他哪里肯信.

【论文关键词】鲁迅；爱情；小说创作

【论文摘要】本文的创新点是将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分为相识、相恋和结婚三个阶段，并结合鲁迅在这三个阶段中的小说作品来分析鲁迅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对鲁迅的小说创作而言，就像一把双刃剑，推动鲁迅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最高峰，后来也是婚姻让鲁迅的小说创作失去了应有光芒。

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永久课题，从宏观到微观，由内到外，中国文坛已经形成了一门“鲁学”。其中，鲁迅的小说研究更是经久不衰。80年代以来，对鲁迅爱情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是将鲁迅的爱情与他的小说创作结合起来的研究还不多。笔者将鲁迅的爱情分为相识、相恋和结婚三个阶段。并分别结合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来研究，试图分析鲁迅的爱情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1918年发表的小说开始到逝世，鲁迅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作品风格迥异。笔者在本文中主要是讨论爱情生活（即在1925年3月到1927年10月与许广平共同生活这段时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从爱情的影响来看鲁迅的创作，可分为恋爱前的创作（1918年5月—1925年）；恋爱中的创作（1925年—1927年十月）；共同生活后的创作（1927年10月到逝世）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许广平闯入了他的生活。从此，与许的二人生活冲撞着鲁迅独自生活的孤独和苦闷。其创作抛物线也较明显。为了便于阐述，笔者将鲁迅恋爱前的创作称为苦闷的爆发，恋爱中为苦闷的沉淀，共同生活后为苦闷的转换。

一、孤独苦闷的爆发

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安静女孩，生日那天，还是被朋友的热情“拖”进了酒吧。酒吧里的

人很多，红男绿女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下或歌或舞，极尽疯狂地享受城市的夜生活。作为主角，

我不得不千般推委万般赖皮，总算以周末请他们全体出游为代价，将他们打发进了舞池。

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捧着红酒愉快地呷着，不时向狂欢的朋友挥手致意。不经意间，我

注意到邻桌的那个男人一直沉默着独自喝酒。那个男人约莫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红体恤

，给人一种随意又不失高雅的感觉，一张英俊中带着坚毅的脸，是很令女孩子着迷的那种。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80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80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50年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

5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发韧以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不断在转移。“思想焦点”的转换可归纳为：在择偶时，重视政治立场的一致→重视思想观念的一致→重视双方间的心理相容。《青春之歌》中，男女间因政治立场的相同或歧异，实现感情上的结合（林道静与余永泽）、分离与重组（林道静与江华）。到了韦君宜的《洗礼》，作家们注重的已经是思想观念的一致。当王辉凡盲从上司、官气日重、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刘丽文愤然离去。王辉凡经过“”那政治风浪的洗礼后，反思了自己只对上级负责、只想保住官位的生活态度，恢复了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精神联系，刘丽文又回到他身边，他们复婚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的这对恋人，女方一心求闻达，男方却只想做个平凡而散淡的人，有一个充实、有益的人生。二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只好分道扬镳。再往后，作家们把思想焦点转向了男女双方的心理相容性。《何处是港湾》中，追求者李来来太重视恋人（华晓妮）是否已失贞，这使华对他总有抵触心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第看到丈夫田根才在其他女性面前的“馋样儿”，内心极为轻蔑，不肯与他同床。可见在爱情小说家心中，“心理相容性”的价值日重。

下面扫描一下当代观的频频变更。就“观的演变”来说，“婚外恋”，是个需要专题论述的话题。70年代末，张洁发表了《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作品中，张洁让钟雨那越轨性的情感，伸展到最大限度，却仍以“维护传统的观，否决婚外恋”为自己最终之立场。而仅仅六年后，张欣在自己的《何处是港湾》中，已经是在鼓吹婚外恋，怂恿婚外恋了。在这篇小说中，由于乔斯贝与其妻太不般配（他的妻子几乎是只雌老虎），令知情者均抱不平。同事华晓妮对乔说：“‘乔总，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多么突然和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漠然地摇了摇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应该有第三者！’她噙着眼泪责备他，‘你没有精神上的挚友，没有灵魂的支柱，终日无人倾诉，没有使心灵宽慰的地方，这日子太苦了！’……‘你有权利安排自己的生活’。”至此，在作家们心目中，某些婚外恋已变得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华晓妮的激切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乔斯贝所身历的家庭生活，简直是对他的慢性谋杀。再往后则不同了。《无梦谷》（叶文玲）和《情爱画廊》（张抗抗）中所描写的，并非无爱的婚姻、并非不和睦的家庭（楚涧与鲁越之间、秦水虹与老吴之间），当碰到更投契的异性，情感满意度更高的婚配关系时，即弃旧图新。总之，作家们不再为笔下的婚外恋找借口。作品中观的更新换代，不止于对婚外恋态度的改变，还有其他种种。如：人们不再张扬“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古典观，《小仙女》、《不系之舟》、《浪漫注解》等作品中，都不追求“天长地久”，亦不渴望“长相厮守”，他们只看重“曾经拥有”，只欣赏“潇洒走一回”和“过一把瘾”的洒脱态度。对爱情期待值不大，评价也不高。将其凡俗化、家常化、临时化。

当代爱情小说由集中表现作家们的共性，发展到突出显示每一人的个性。文学，原是差异性远胜一致性的：爱情，又是最个性化的一种情感。但新时期前半的爱情文学，仍是共性远远大于个性。那时，人们热情拥护当时的“话语霸权”，顺应“话语中心”的意向，甘受共同语境的局限，以从众性的群体思维模式，参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集体发言”，体现出文学军团的集体意向。在《月食》、《墓场与鲜花》，《我应该怎么办？》、《三生石》、《土壤》、《天云山传奇》、《土牢情话》等一大批作品中，表现出对“”共同性的愤慨，对左倾专制一致性的批判。而在《未亡人》、《爬满青藤的木屋》、《山道弯弯》、《银杏树》、《心祭》、《枫林晚》、《井》等同样也是一大批的作品中，同一性地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不愿再一遍遍复述已成为教条的社会公理，不再肯当“时代的传声筒”，或“精神权威的学舌者”，他们要自己推理、自己判断、自己求证出不重复别人、也难为别人所重复的独家观点。他们也确实夺得了自我独享的话语权。他们于是标新立异，甚至搞异端邪说。张笑天在《公开的“内参”》中，借大学生康五四之口，做了显得简单明了，因而很有迷惑力的推算：婚外恋仅伤及一人，而成全了两人，这种二比一的关系，实质上不是更道德吗？张抗抗则在《情爱画廊》中，声称一夫一妻制太走极端，不可能真正实现。真有旁门左道之嫌！显然，这时的作家们，表现的已不是“群我”的思想认识，而是“单我”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他们思想的独特性。新生代更加不趋同、不从众，他们极力求异。他们自觉地游离于群体之外，有意避免当“时代的传声筒”或“人民的代言人”。不愿人云亦云，不愿按早已成为公理的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心理决定论等演绎故事情节。为了避免重复和雷同，为了免当应声虫，他们总是绕开前人已有的结论，自己独辟蹊径，找出一些很冷僻的理由，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大热天》这个短篇小说，以某一大热天气温的升降变化，解释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升温和冷却。《太阳很好》中的女主人公宁洁丽，她那受伤的心灵，按作者何顿的安排，竟是“被十月的阳光医治好了”。宁洁丽自称是“刚刚受过阳光教育的我”。在作者看来，人类所存身的大自然，尤其是太阳，使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情感再生能力。再不幸的人，受到欣欣向荣的整个自然界的感召，也会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总之，新生代以“边缘化的立场”、“私人式的写作”，显示“私语化的倾向”，得出的，当然也就是享有专利权的结论，可以说是“个性化”到家了。这种“个性化”，当然，主要展露的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而是作者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