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斯范文10篇

克拉伦斯•艾尔斯的名字在国内学界鲜为人知，但他在经济思想史上却是制度主义中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美国制度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凡伯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义在美国学界曾取得过支配性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制度主义逐渐被坚持新古典传统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所取代。在制度主义销声匿迹的时期，正是艾尔斯一直坚持着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将其系统化，建立了一个明晰的理论体系，为后来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此，艾尔斯被视为制度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代表人物。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克拉伦斯•艾尔斯的名字在国内学界鲜为人知，但他在经济思想史上却是制度主义中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美国制度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凡伯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义在美国学界曾取得过支配性的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制度主义逐渐被坚持新古典传统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所取代。在制度主义销声匿迹的时期，正是艾尔斯一直坚持着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将其系统化，建立了一个明晰的理论体系，为后来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此，艾尔斯被视为制度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代表人物。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社交中受人欢迎、具有魅力的人，一定是掌握社交口才技巧的人。社交口才的基本技巧表现在适时、适量、适度三个方面。

一要适时。说在该说时，止在该止处，这才叫适时。可有的人在社交场上该说时不说，他们见面时不及时问候；分手时不及时告别；失礼时不及时道歉；对请教不及时解答；对求助不及时答复……

反之，有的人该止时不止。他们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唠唠叨叨诉说自己的不幸；在别人悲伤忧愁时嘻嘻哈哈开玩笑；在主人心绪不安时仍滔滔不绝发表宏论；在长辈家里乐不可支地详谈“马路新闻”。

请设想一下，假如你在社交中遇见了上面这种人，你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二要适量。捷克讽刺作家哈谢克的名著《好兵帅克》里有一个克劳斯上校。此人以说话罗嗦闻名。他有一段对军官的“精彩”讲话：“诸位，我刚才提到那里有一个窗户。你们知道窗户是个什么东西，对吗？一条夹在两道沟之间的路叫公路。对了，诸位，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沟吗？沟就是一批工人所挖的一种凹而长的坑，对，那就叫沟。沟就是用铁锨挖成的。你知道铁锨是什么吗？铁作的工具，诸位，不错吧，你们都知道吗？”克劳斯上校的这番话，虽然是作家加工过的，但生活中、社交场上说话罗嗦也不乏其人。因此说话适量也是社交口才的基本技巧之一。

适量既指说话的多少适当，也包括说话的音量适宜。应该指出的是，适量并不是都是少说为佳，更不是指那种语量没有变化的老和尚念经，适量与否应以是否达到了说话目的为衡量的标准。

在人类的艺术史上，史前考古发现的岩绘、壁画等向我们证明了动物是最早进入人类审美视野的形象，但是，在文学研究中，动物形象长期被忽略。“文学是人学”，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在题材上只能写人。许多为人们熟知的著名作品主要是描写动物形象的，例如：拉封丹的《寓言诗》、阿里斯托芬的《鸟》、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维尼的《狼之死》、波德莱尔的《猫》、麦尔维尔的《白鲸》、高尔基的《海燕》、卡夫卡《变形记》、海明威《老人与海》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动物形象的塑造，已经成为文学世界中一个不可轻忽的现象。就我阅读所及，认为文学世界中的动物形象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象征型”动物形象

恩格斯曾说过：“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它实体的支持，但是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1］动物崇拜是远古时期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一种古老的情感，如狼是古代罗马的象征。这种情感投射到艺术上就形成了动物神话和动物图腾。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中，动物都“不是以现实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作为象征意象塑造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中的动物形象很多都是“象征型”形象，如维尼的《狼之死》。《狼之死》是维尼的著名诗集《命运集》里的一首诗。这首诗1838年10月写于他的庄园梅纳－吉鲁特堡，发表于1843年。这时的诗人生活上爱情上正遭受不幸。他郁郁寡欢，离开社交界，退居自己的庄园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特别是诗人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欲横流、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感到窒息和不满，因而他用象征化的手法，塑造了“狼”的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二、“兽形人格型”的复合动物形象

“兽形人格型”动物形象的文学典型是“动物的物种＋人的意识、思想、情感”的复合体。它是人和动物的统—，是现实和幻想的统一。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这种“兽形人格型”的复合动物形象。西方最早的寓言集《伊索寓言》、法国17世纪著名的诗人拉•封丹的《寓言诗》、还有莱辛、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列那狐传奇》、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卡夫卡的《变形记》、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等；戏剧方面只有阿里斯托芬的《鸟》等少数杰作。在创作中，它们可以是人变身为兽的荒诞形象，当然最常见的当然是现实中的特定的动物形象。人变身为兽的荒诞形象在卡夫卡《变形记》中可以看到，卡夫卡有意让人无端地变成虫子，从而启发人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人生，揭示了人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异化。他笔下的甲虫，是人变身为兽的荒诞形象。现实中特定的动物形象，就是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动物，不是凭空捏造的。在此基础上，作家塑造了“兽形人格”的动物形象。这种动物形象的例子数不胜举。阿里斯托芬的《鸟》一剧以离奇形式讲述了一个包含严肃内容的故事。两个雅典人不满生活的混乱，逃至鸟的国度。珀斯忒泰洛斯设计建造鸟城（“云中鹁鸪国”），使飞鸟成为宇宙的主人，接受了众多来访者，最后天神终于将王权交给鸟国的故事。《鸟》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这种返璞归真的社会政治理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也蕴涵着步入文明不久的先民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作品中的鸟类，像斑鸠、云雀、啄木鸟、沙鸡、猫头鹰、八哥等，均能像人一样谈话，有思想，是“兽形人格”的形象。还有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小说中农庄里的动物都是“兽形人格”的复合形象。

三、“本体型”动物形象

摘要：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如铁矿石、铜、铝、煤炭、天然气等。澳大利亚是个幸运的国度，可以利用其天然资源发展经济，充分发挥其经济优势，形成了贸易的相对优势和贸易合作的基础。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传统经济结构的弊端逐渐凸显，这个国家需要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更好地展现本国的经济优势。

关键词：澳大利亚经济;机遇与挑战

一、幸运的国度还是香蕉共和国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经济的运气被不确定性取代，这使得这个国家有成为香蕉共和国的风险。失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上升，并且从未消退。“这个国家出口专业化失败，并陷入负债、失业、政治不稳定和腐败的螺旋式下降。”澳大利亚的经济衰退源于其过度依赖出口产品的单一产品，固有的不可持续性源于资源储备及资源再生和再循环的局限性。对森林和矿物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使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海外出口订单和投资加速了经济增长，但无休止的开采对澳大利亚的环境造成了损害：砍伐森林中的所有树木，生产用于出口的木片进入林业，从本地采伐木材的速度森林开始超过再生。澳大利亚种植外来针叶树和露天采矿，特别是煤和铁矿石，均以破坏当地植被为代价来满足出口需求环境，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明智选择。此外，仅依靠出口的经济会受外部风险的严重影响：国际需求波动、资源产品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打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非常依赖初级食品和资源的出口，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出口使得澳大利亚经济陷入被动地位。“幸运之国”一词来源于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唐纳德•霍恩的书《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他在书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即“Australiaisaluckycountry,runbysecond-ratepeoplewhoshareitsluck.”(Horne8)霍恩说此话并不是要赞扬澳大利亚丰富的物质资源，而是要指出这样一个现实：澳大利亚的权力和财富几乎都是基于其运气而不是其良好的经济政策，并对澳大利亚缺乏创新而感到遗憾。事实上，澳大利亚拥有可以创造财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优势，但如果它只通过出口有限资源的产品发展经济，那么将难成为香蕉共和国，其不平衡的经济仍受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限制，并使该国没有资格获得国际发展信贷。

二、澳大利亚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澳大利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有能力和潜力使其经济结构多样化并改变其经济体系，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一个以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和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优秀国家。澳大利亚需要寻求经济多样化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时保持资源出口增长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澳大利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限制方面，澳大利亚国土面积较大，人口稀少，国内市场较小，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不足。从地理位置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国，缺乏土地邻国，严重依赖海上贸易，运输存在一些弊端。在投资科技研发方面，澳大利亚的投资能力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经济规模有限，研发投入高，风险大。从国际形势看，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澳大利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挑战。挑战和机遇始终并存，澳大利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其中之一体现在澳大利亚与欧洲和美国的良好关系，这可以帮助澳大利亚从欧洲和美国引进大量技术和人才来发展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也开辟了新的机遇。它将继续为市场带来新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澳大利亚消费者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多选择。对于产品来说，也有可能扩大机会，新技术提供了通过创新和适应来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澳大利亚还可以提高其资源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扩展其产业链并增强其在产业链国家中的地位。例如，澳大利亚曾经出口铁矿石；现在可以考虑开发钢厂，通过将原材料转变为成品出口来增加利润。此外，澳大利亚也可以发挥其处在印太中心点的地理优势，发展贸易服务业。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构成是服务业，包括教育、商业、金融、交通、旅游和娱乐。在澳大利亚，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的70％以上，足以说明在这个国家发展服务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可根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选择目标产业。如政府开发航运服务和相关的金融服务以及旅游业，将会受益匪浅。同时，旅游服务业和国际教育业也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美丽自然景观的岛国，如大堡礁，黄金海岸，艾尔斯岩石等，政府可以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这个美丽的国家度假。某种程度上，旅游业可以刺激消费，吸引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外国投资。澳大利亚也适合发展其教育服务业，特别是以出国留学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服务业。中国是其主要的来源市场，每年有许多中国人选择在澳大利亚学习。澳大利亚旅游业和国际教育的发展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仅旅游业就使煤炭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并成为澳大利亚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应注重创新，努力开展技术服务和海洋产业技术创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海洋技术的创新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和稳定而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经济时，澳大利亚将遇到一些挑战，也将迎来一些有益的机会，困难和机遇总是相得益彰。澳洲政府需要发挥良好的作用，作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使产业结构多样化，如发展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旅游业，延伸产业链，并注重技术创新，澳大利亚成为具有适当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国家。

当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了它34年的风雨历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于其他诺贝尔奖，是在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时，由当时的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经瑞典皇家科学院批准而设立的，全称应该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人们习惯上称它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它已具有和其他诺贝尔奖一样的权威地位。每年金秋十月，人们都会猜测谁会获奖，并翘首等待评奖结果，获奖者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名人。这些说明，它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经济学最高奖。

1968年在决定设立这项奖时，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各界，都存在疑虑，对这项奖的客观公正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今天，当诺贝尔经济学奖走过34年的历程时，争论仍然存在，但这项奖的权威性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

1969年颁发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今年为34届，共有51位经济学家获奖，其中美国经济学家37人，英国经济学家6人，挪威、瑞典经济学家各2人，荷兰、苏联、法国、德国经济学家各1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获奖者的重大突破代表了20世纪、尤其二战后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与进展。这些经济学家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宏观经济学的进展

谁都无法否认，20世纪经济学的最重要突破是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多位是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论文摘要：将崇高与生态观结合起来，是用生态意识对传统崇高概念的再认识，亦是对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整合。本文以康德等人的崇高美学概念为参照，结合部分在生态语境下对“崇高”做出新理解和阐述的批评家和作品，指出了崇高概念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正典建构作用，并同时阐述了生态意义上的崇高在颠覆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科学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论文关键词：崇高观念；生态意识；文学批评；自然；梭罗

自朗吉努斯阐释崇高与自然的结构性关系以降，文艺批评家们总是以自然对象和在自我与自然力量的落差中用相互矛盾的表述去思考崇高。譬如面对自然时体验到的谦卑和虔诚一直是构成自然崇高感的一个根本要素。英国美学家博克在《关于崇高与美的两种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中认为，在自然面前，“我们自己的本性变得微不足道并化为虚无”。博克讨论崇高体验的文学例子几乎都与自然世界的情景与意象有关，即便在专门讨论修辞学意义上的崇高即语言的崇高效果一节里也主要以自然为对象。后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述自然的崇高体验时写道：“我们对它们抵抗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它的威力之不可抵抗性使我们认识到自我的无力。”然而康德却试图调和人与他性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崇高感“是一种间接产生的愉快；它经历着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之后，同时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体验产生了。”康德虽然使用了“瞬间”和“同时”等词，但却暗示了崇高体验是一种继之而起的心灵升华运动，是历时的而非共时的伴随性响应。针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表述崇高瞬间体验的虚假倾向，德·曼指出，“与其说《判断力批判》是一部结构严谨的分析性论著，毋如说它是一个故事，它揭示出心智力活动的戏剧性场景。”尽管如此，这种瞬间体验范式却为我们思考崇高似是而非的特征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用的整合策略。

美国评论家维斯凯在《论浪漫主义的崇高》中阐述了康德的“浪漫主义超越的结构范式”，他将康德的崇高霎时体验分成“三个阶段”：1．精神正常的、处于前崇高体验的阶段，“此阶段的心灵与对象处于某种明确的关系之中”；2．继而是某种分离使心灵与对象之间的失衡；3．最后是“回应阶段”，即平衡恢复阶段。该结构形态有助于我们把突变的瞬间体验从康德的叙述中离析出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崇高体验源于自然对象的恐惧超越我们的想象力并导致我们在知性上的不协调，即感知力与对象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接着又被理出场所征服，并最终向我们指出“自我的崇高性超越了自然”。

事实上，康德的崇高模式体现了欧洲人认识崇高体验的大致轨迹。这一轨迹具有19世纪浪漫文学中表现崇高的特征。譬如英国浪漫诗人华滋华斯在《序诗》里就曾写道：诗人的成长要“同时得到美和恐惧的孕育”，“在那给人印象深深的恐惧里／在那愉悦和幸福的重复中”去学习。

诗人在《序诗》中用亦此亦彼、又相互矛盾的两可方法去寻觅自然中的崇高，并把它视为自己的“使命”。然而我们注意到，直至《序诗》末尾诗人最终所获得的却是“人的心智如何变得／比大地还要美丽一千倍／大地也因他的寓居而变得更加神圣”。因此济慈称他的崇高为“个人主义的崇高”，算是对华滋华斯崇高体验的中肯之言，尽管济慈本人从未阅读过《序诗》。华滋华斯诗中的自然显然缺乏济慈主张“诗人个性”中所应有的“消极感受力”，因为后者反对无处不在的诗人意图，诗人天赋就是“消极的感受力”，诗人没有“自我”(identity)o华滋华斯的矛盾体验也见于爱默生的《自然》一诗：我们应该“跨越平庸”，去感受“欢乐直到恐惧的边缘”，直到“所有卑微的自我情感消弭。我变成一个透明的球体，我化为虚无”。同样，诗人的自我萎顿毕竟是短暂的，因为他接着写道：“我看到一切；永恒的存在似电流贯注全身；我成为上帝身上的微粒”。最终谦卑的自我羽化登仙，个体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支配——“自然浑然成了中介，它成就了自我，却受到人的支配，如驴子温顺地驮着拯救者。它把它的王国托付与人，人把它当做工具役使并铸成实用的东西”。爱默生原本谴责视自然为“他性”的人类，殊不知这种谴责却落在他自己头上。因此，巴巴拉·帕克指出，《论自然》“读起来像《圣经》的‘启示录’，人是‘站在废墟中的神’，自然是异化的意识，这意识因为他不断涌现出的创造力未能生效而凝结成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只是自然却预示着人将会重新获得被他抛弃了的神秘力量，并随着‘精神的注入’，世界的创伤将会愈合，‘人对自然世界王国的驾驭’将给他‘比上帝还要巨大的权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